帝国税收

罗伯特·彭斯就是一位曾经想到大英帝国广阔的疆域中碰碰运气的人。事实上，1786年，由于感情受挫，他曾认真想过到牙买加闯荡的问题。但最后，他误了航船，在仔细思量了一番之后，又决定留在苏格兰。他的诗歌和信件都为我们审视18世纪英国的政治经济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视角。

彭斯出生于1759年，时值七年战争的激战期，他是阿洛韦一位贫穷园丁的儿子。早年在文学上取得的成功虽然给他带来了成就感，但却没带给他金钱。他曾尝试过种田，但是生活并未改善多少。不过，第三个机会朝他打开了大门。1788年，他向一个消费税委员会申请成为收税员。这份工作比他那广为人知的酗酒和斗殴等不良习气更令他尴尬。正如他向一个朋友坦白的：“我并不否认……我坐下来在这张可憎的，沾满了‘像马背上的寄生虫一般受诅咒的消费税’的血腥气息的纸上，给你写信……为了光荣的赚钱事业，我会做任何事，成为任何人。”但是，“一年35英镑的收入对一个贫穷的诗人来说，确实是个不错的最后选择。”他承认：“做一名收税员确实有辱门楣，可是我也没打算让我的职业为我争光；虽然工资比较微薄，但是我25年的人生经历告诉我，我不可能期望比这更多的奢侈了。”“人们言谈间可能会表露出对收税员的不耻，但是对我来说，支撑我的家庭，并让我在这世上成为一个独立的人，也是非常重要的。”

为了收税员的收入而压抑自己作为诗人的成就感，彭斯由此成为帝国伟大的金融链条中的一环。英国对法国的战争是靠一而再、再而三的举债支撑的，英国的实力也是国家负债所支撑的。这笔债务随着大英帝国新领地的扩大而相应增加。当彭斯开始为消费税委员会工作时，英国的政府负债高达2.44亿英镑。因此，消费税委员会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征收必要的税负，以支付这笔债务的利息。

那么，谁来缴税呢？当时主要的应税货物包括烈酒、红酒、丝绸和烟草，还有啤酒、蜡烛、肥皂、淀粉、皮革、窗户、房屋、马匹和马车。理论上说，所有税负都是向应税商品的生产商征收的，但实际上，这些税负都转嫁给了消费者。人们喝的每一杯啤酒、每一杯威士忌，以及每根烟的价格实际上都含税了。正如彭斯所说，他的工作就是“用征税这一无情的车轮碾碎酒店老板和无赖们的面子”。但是，好的东西也要被征税。人们看书时点的每支蜡烛，甚至洗东西用的肥皂都得纳税。当然，对暴发户来说，这些税负微不足道，但是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这笔税负就占到了相当大的部分。因此，大英帝国海外扩张的成本——确切地说，就是国家债务的利息——实际上是由英国的贫困家庭负担的。那么，谁收取了这笔利息呢？那就是少数精英阶层，主要是英国南部的一些债权人，约有20万个家庭，是他们将其财富的一部分投入这个高收益的“基金”之中。

18世纪80年代最大的疑问之一，就是为什么当时的政治革命会在法国——那里的税负更轻，实行递减税的情况也更少——而不是在英国爆发。彭斯本人就是一个深受革命思想吸引的人。事实上，他的诗作《无论何时都要保持尊严》就为革命年代谱写了一曲永恒的赞歌。作为一名文化精英，彭斯极其憎恶“自负乡绅的极度愚蠢，或者一步登天的暴发户们的极端傲慢”。虽然他自己是收税员，但他还是写过一首鞭挞收税工作的流行诗《魔鬼也要远离收税官》。但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彭斯还是放弃了他的政治信仰。在邓弗里斯郡的一家剧院里，当他被人看到献唱一首革命歌曲后，他不得不向苏格兰消费税委员会写了一封表示悔过的解释书，发誓今后将在革命的问题上“封上自己的嘴”。

艾尔郡可怜的饮酒者和吸烟者，远非大英帝国中最惨的人。在印度，英国征税所带来的冲击更大，因为扶摇直上的印度军队的经费不算在英国纳税人需要支付的帝国开支之列。不幸的是，在孟加拉税收增加的同时，一场严重的饥荒正在肆虐，孟加拉1/3的人口（约500万人）在这次饥荒中丧生。吴拉姆·侯赛因·汗认为，“每年向英格兰输出的大量金钱”与这个国家的灾难之间存在明显关联：

各地区产出的减少，进一步增加了被饥荒夺走的无数生命，死亡率继续攀升，导致这个国家的人口不断减少……如今英国人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和主人，在这个国家只有他们是富人，穷人们辛苦劳作后却只能指望富人们施舍劳动的果实，穷人们付出却让富人们得益？……无数的手工业者……如今除了乞讨和偷窃之外别无活路……许多人已经背井离乡，而那些不愿意离家的人，只能忍受饥饿和疾病的折磨，最后在自己的草舍中死去。

英国人不仅把他们在印度赚的钱悉数运回了英国，甚至他们也仅购买英国商品，而非印度商品。情况并非如此，1783~1784年间又发生了一次饥荒，夺去了印度平原上1/5人口的生命。紧接着，1791年、1801年和1805年又发生了物资大匮乏。

而伦敦的股东们也甚感不安，这从东印度公司的股价上就能清晰地看出来。在克莱夫任总督期间，公司股价曾经飙升，而黑斯廷斯在任期间，股价却大幅下挫。如果孟加拉的牛市不再，那么公司丰厚的利润来源也将枯竭。黑斯廷斯也不能再依靠军事行动充实公司的金库了。1773年，他同意接受奥德邦的行政长官的请求，以4000万卢布的报酬帮后者出兵攻打罗赫拉斯人——定居罗赫康德的阿富汗人，最终的结果是，这次行动的成本并不比黑斯廷斯收取的报酬低多少，何况，他最后压根没拿到这笔报酬。1779年，马拉塔人击退了前来挑战其印度西部统治地位的英国军队。一年后，迈索尔的海德尔·阿里和他的儿子提普苏丹攻击了马德拉斯。在收入急剧减少，而成本急剧上升的情况下，公司不得不依靠短期借贷和出售债券勉强维持其经营。最后，股东们不仅减少了每年的分红，还不得不依靠政府的资助——这引起了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反感。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1776年）中轻蔑地说道：

他们的债务不减反增，他们欠了财政部……40万英镑，在海关那里又拖欠了一大笔关税，在银行的巨额贷款也未及偿付，还有来自印度的账单，粗略计算，数额可能达1.2万英镑。

1784年，公司债务达840万英镑，一个强大的政治家阵营，包括亨利·邓达斯和埃德蒙·伯克——前者是一位顽固的苏格兰权力经纪人，后者是一位爱尔兰的雄辩家——也加入了批判黑斯廷斯的行列。1785年，黑斯廷斯辞去总督职务回国，这两人又对其发起了弹劾。

对黑斯廷斯的审判没完没了地持续了7年，实际上就是一群牢骚满腹的股东对一个首席执行官的公开羞辱。事实上，这也是对公司在印度的整套政策基础的审判。英国议会对弹劾黑斯廷斯的理由展开了激辩，黑斯廷斯因以下罪行被诉：

雇用英国士兵攻击无辜无助的人……罗赫拉斯人……犯下了违背道义的暴行，背叛了祖国的信仰。

多次敲诈勒索印度瓦拉纳西王公，并犯下暴力统治的行径。

导致了奥德皇族陷入无数不可容忍的灾难。

让奥德的整个国家陷入贫穷，人口减少，让这个昔日园林般的国家变成无人居住的荒漠。

他肆意、恶毒、不公正地滥用权力，利用印度对他的信任，推翻了这个国家多年的统治基础，纵容不公平的合约和不合理的薪酬，造成了广泛的恶劣影响。

违背公司规定、议会法案和他自己神圣的职责，收受钱财，并用这些钱进行完全不恰当和不合法的挥霍，以及在贸易过程中行贿，让自己的亲属和亲信可以在做生意时中饱私囊。

虽然并非所有的罪行都被认定，但这些也足以使黑斯廷斯以“滔天大罪”被控诉并逮捕。1788年2月13日，这个大英帝国历史上被闹得沸沸扬扬——同时也是旷日持久的案件在一种类似于伦敦西区戏剧首映晚会的气氛中开审了。在无比兴奋的观众面前，伯克和剧作家理查德·谢里登用一种艺术夸张的语言开始了起诉。

伯克：我以国家的名义弹劾他，他侮辱了这个国家古老的荣誉。我以印度人民的名义弹劾他，他将他们的权利践踏在脚下，将他们的国家变为荒漠。最后，我以人性的名义，以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地位的大众的名义弹劾他，他是所有人的公敌和压迫者。

谢里登：他的脑中尽是混乱的、模糊的、邪恶的、卑鄙的东西。所有朴实的外表实质都是虚伪的掩饰；他是矛盾的混合体，罪孽深重、一无是处，但是他的心思甚至比他的罪行更加卑劣，是他堕落败坏、卑鄙无耻的明示，是他之所以被称为叛徒和骗子的明证。

相比而言，黑斯廷斯的辩词就显得苍白无力，甚至他还常常忘词。但另一方面，戏剧成功的要素毕竟还是不同于起诉成功的要素。最后，黑斯廷斯被筋疲力尽，观点也完全不同的下议院判决无罪。

不过，英国统治下的印度也已不同于以往。甚至在审判开始之前，就有人通过议会提交了一份新的《印度法案》。提交人叫威廉·皮特，是七年战争中的那位英雄（也叫威廉·皮特）的儿子，也是“钻石”皮特的曾孙。该方案的目的在于整顿东印度公司，终结暴发户们为非作歹的日子。从此，印度总督不再是公司的官员，而是直接由王室任命的贵族。当改制后的第一任总督康沃利斯伯爵到达印度（刚从美国战败归来），他立即着手改变公司的管理风格，增加了工资，减少了补贴，有意逆转了“老利登霍尔大街（东印度公司的总部）的经济原则”。这为一个以杜绝腐败而著称的体制——印度文员制度的建立打下了基础。1793年制定别称“康沃利斯法规的《永久居留法》废除了黑斯廷斯时期任意征税的做法，而将英国式的土地私人产权和土地的土地固定主人以年金方式承担税负的方式引入了印度；这样做的效果就是让农民变成了佃户，从而巩固了新兴的孟加拉贵族的地位。

康沃利斯的继任者摩林顿伯爵理查德（后来成为韦尔兹利侯爵，他也是未来的威灵顿公爵的兄弟）在加尔各答建立了总督的新宫殿，这充分彰显了沃伦·黑斯廷斯之后的几年内，印度的英国人要的是什么。东方的腐败被清除了，传统的美德得到发扬，虽然专制仍是他们最喜欢的政治制度。正如霍瑞斯·沃尔波尔多少有些虚伪地说道：一群“和平安静的商人”成了“罗马的继承人”。

但是，有一件事却没有改变。在康沃利斯和韦尔兹利在任期间，英国人在印度的政权仍是靠武力维持。不间断的战争将英国的统治扩张到了孟加拉之外——延伸到了马拉塔、迈索尔，以及旁遮普省的锡克。1799年，提普苏丹在首府塞林伽巴丹沦陷后被杀。1803年，随着德里的马拉塔人被击败，莫卧儿皇帝本人最后也接受了英国人的“保护”。到了1815年，约有4000万名印度人被英国人所统治。名义上，统治印度的只是一家公司，但东印度公司此时已经不仅仅是一家公司。它成为莫卧儿王朝的继承人，而它任命的印度总督实际上就是南亚次大陆的皇帝。

1615年，英伦诸岛还是一个经济上缺乏活力、政治上四分五裂的二流国家。而200年后，大不列颠却掌控着有史以来最大的帝国，在五大洲建立了43个殖民地。帕特利克·科尔坤的著作《财富论：大英帝国的权力和资源》（1814年）就描述了这一切。他们掠夺西班牙、偷师荷兰人、击败法国人、劫掠印度人。现在，他们成为最高统治者。

难道这些都是“在不经意间”完成的吗？显然不是。从伊丽莎白一世开始，旨在争夺其他帝国领土的战争就从未停息过。

但是，不论英国人的金融和军事力量有多么强大，仅凭他们自己的商业发展和征战是不足以取得这些成就的，他们还需借助殖民统治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