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写作这本书，其目的是为了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大众进行解读，刻画出他们内心的各种冲突、焦虑和痛苦，以及他们在个人生活和同他人交往过程中所遭遇到的各种障碍。这里，我要探讨的不是哪种类型的病态人格，而是以不同形式出现在人们身上的性格结构。
我的研究重点在于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冲突，以及人们为消除这些冲突所作的尝试；在于人们内心实际存在的焦虑，以及他们为抵抗这些焦虑所建立的防御机制。当然，看重实际处境，并不是说我对精神分析学家所说的，病态人格形成于童年时代的早期经验的观点持排斥态度。但是，我与精神分析专家的不同之处在于，我反对片面地把注意力聚焦在童年时代，而把人们后来的反应视为早期经验的重演。我要指出的是，童年时期的经验同后来的冲突两者之间的关系，远比一般精神分析专家所设想的要复杂得多。他们只注意到一种简单明了的因果关系，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尽管童年时代的经验对于病态人格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可是它们却并非导致后来各种心理障碍的唯一原因。
当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实际的心理障碍时就会发现，病态人格可以源自于偶然的个人经验，也可以由我们所处的特殊文化环境造成。实际上，文化环境不仅为个人经验增加分量和色彩，而且最终决定了它们的特殊形式。例如，一个人是有一位独断专行的母亲还是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母亲，是个人无法选择的，然而只有在那些特定的文化环境中，我们才能够看到这样的母亲出现。同时也正是因为存在着这些文化条件，这种经验才会影响这个人以后的生活。
如此一来，曾被弗洛伊德当作病态人格形成根源的生物与生理因素，就马上从主角沦为了陪衬。而这些次要因素产生的影响，只能通过分析大量精确的事实材料才能知晓。
因这种特别的思想倾向，我对病态人格中众多基本问题进行了全新的解释。尽管这些解释涉及的领域广泛、问题也各不相同，例如受虐狂问题，爱的病态需要的内涵，病态的罪恶感的意义等，但它们离不开一个相同的基础，那就是认同且强调焦虑对产生病态性格倾向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由于我的很多解释都与弗洛伊德的观点截然不同，所以某些读者可能会疑惑：这还是精神分析吗？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取决于你是怎样看待精神分析中最本质的东西的。假如你坚信精神分析全然是由弗洛伊德所提出的那一套理论构成的，那么，我在此处所提及的一切就不能够算作精神分析。然而，假如你认为精神分析的本质在于探索无意识过程的作用和表现方式，并按照心理治疗的形式将这些潜在的过程意识化，那么，我在此处所说的就算得上是精神分析。在我看来，如果只拘泥于弗洛伊德的理论，那么我们在对病态人格进行分析时就会只能看到弗洛伊德希望我们看到的那些东西，这只会让我们故步自封。我相信，只有继续巩固弗洛伊德所奠定的基础，才是对弗洛伊德伟大成就真正的尊敬，经由这种方式我们才能携手完成精神分析的未来使命，促使精神分析既成为一种治疗实践，又成为一种指导性的理论方法。
这一说法也一并回答了另外一种可能会出现的疑问，即我的理论是否与阿德勒（Adler）式的理论同属一类。不错，我的理论同阿德勒曾经所强调过的某些观点是有相似之处，但从根本上来说，我的理论还是以弗洛伊德为基础的。实际上，阿德勒的理论恰好是一个最佳的例证，它说明：即便是对心理过程的颇具创造性的洞察，假如只是从片面的角度去探索，而不以弗洛伊德理论为基础，也会变得枯燥乏味。
由于本书并不是以界定我与其他精神分析专家观点的异同为目的，所以从整体上而言，我只把讨论范围局限在与弗洛伊德的观点有重大分歧的问题上。
在此，我所提及的一切都是对病态人格进行长期精神分析研究所获取的各种印象。为了证明我的理论不是无的放矢，我在书中列举了很多详实的例子，如此一来，就不可避免地使得叙述过程显得有些冗长累赘。而事实上，即便没有这些材料，专家乃至外行也仍旧能够检验我的结论正确与否：假如他是一个擅长观察的人，就可以将我的假设同他的观察结果和经验放在一起作对比，并根据对比的结果，来选择是否拒绝或接受甚至是修正我所说的一切。
本书用词力求简洁。为了确保叙述清晰明了，我会尽量避免过多地讨论细枝末节的问题，与此同时，我也尽可能不去使用过于技术性的专业术语，因为人们可能会过于依赖此类术语而无法进行清晰的思考。可是，这样一来，很多读者，尤其是外行，或许就会认为病态人格是一个浅显易懂的问题，这个结论是错误甚至危险的。我们不得不承认，所有心理问题都必然是极其复杂与微妙的。假如哪位读者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事实，那么他最好还是不要读这本书，否则他就会发现自己被越弄越糊涂了，同时还会因不能找到现成的公式而大失所望。
本书既是写给那些对病态人格感兴趣的外行看的，也是写给那些以治疗病态人格为职业，因而对本书所涉及的种种问题非常熟悉的人看的。这些人中不仅有此方面的专家，同时还包括教师、社会工作者，以及那些开始意识到心理因素在不同文化研究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人类学家与社会学家。除此之外，我希望本书对具有病态人格的人自身也能产生某种积极的意义。假如这些人在原则上并不把心理学思想视为某种对个人的侵犯和强加的负担而加以排斥的话，他往往能够根据自身的切身感受，比其他人更敏锐也更准确地领略错综复杂的人类心理活动。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仅靠阅读本书本身并不能让他们摆脱病态人格的困扰；在所阅读的内容中，他们或许更容易发现他人的影子，而非自己的影子。
我希望借此机会，表达我对本书编辑伊丽莎白·托德女士的感谢。至于其他那些我必须对其表示感谢的作家，我将在本书的正文中分别提到。此外，我特别要向弗洛伊德致以最诚挚的谢意，正是他为我们今天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工具。同时我也要向我的研究对象表示感谢，我对他们的了解都得益于他们的配合。
Karen Horney
卡伦·霍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