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营：一个牲人和兽人的世界
徐贲
英国历史学家和纪录片导演劳伦斯·里斯（Laurence Rees）的《奥斯维辛：纳粹与“最终解决”》（Auschwitz： The Nazis and the“Final Solution”）是为英国广播公司BBC录制的一部六集纪录片，以对奥斯维辛集中营前囚犯和看管的访谈来呈现和还原相关的历史真相。这部为纪念战胜纳粹德国60周年而制作的系列纪录片，于2005年1月在BBC一台首次在英国播出，同年年初又在美国播出，题目改为《奥斯维辛：纳粹国家内幕》（Auschwitz： Inside the Nazi State）。《奥斯维辛：一部历史》（下简称《奥斯维辛》）这本书就是基于此纪录片。对史实求证，里斯采取的是“孤证不引”的方法，他说，这部纪录片“没有剧本作家（screenwriter），每一个说出来的字都出自两个——有的地方是三个——历史记录”。[1]纪录片里的奥斯维辛建筑图属电脑生成，所用的建筑图样来自1990年代前苏联档案解密的材料。这些建筑图纸在BBC Horizon 1994年的纪录片《奥斯维辛：大屠杀的蓝图》中作了介绍。
历史的回顾必须以揭示和再现真相为宗旨，但不能仅仅停留在历史事实上，我们回顾历史，是要从历史中得到对我们今天有用的经验和教训。里斯在与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的访谈中说，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一桩“罪恶”，“历史学应该致力于引导人们懂得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罪恶，还有什么比这个目的更为重要呢？倘若不能懂得为什么发生这样的罪恶，你就不能环视这个世界，思考为什么它还会再次发生”。里斯还特别强调，这部纪录片不只是关于奥斯维辛的，“我们用奥斯维辛来讲一个更大的故事，用奥斯维辛为棱镜来认识灭绝屠杀的全过程，并对犯下这一罪恶的人们的心态有一些了解”。[2]
里斯要揭示的犯罪者心态不是少数虐待狂或变态者的心智失常，而是无数心智正常者的心灵黑暗之地。他们是社会中普通的“好人”，他们当中不乏受过良好教育，拥有博士学位的社会精英。上个世纪60年代之后的许多社会心理学研究，如斯坦利·米尔格伦（Stanley Milgram）的“对权威的服从”实验和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G. Zimbardo）的“斯坦福监狱”实验，揭示的正是“好人”如何能在特定的环境下变成恶魔。津巴多称之为人性中的“恶”，对此他写道：“我们曾目睹透露人性残酷面的各色症状，惊讶于善人如何轻易被环境改变，成为十分残酷的人，而且改变程度可以多么剧烈……虽然邪恶存在与任何环境中，但我们更近距离地检视了邪恶的繁殖地——监牢及战场。它们总是成为人性的严峻考验，在这两个地方，权威、权力及支配彼此混杂，受到秘密的掩饰时，这股力量会让我们搁置自己的人性，并从身上夺走人类最珍视的品质：关爱、仁慈、合作与爱。”[3]奥斯维辛是一个被纳粹既当作监狱又当作战场的地方（当然还是一个供应奴工的地方），但事实上那既不是监狱也不是战场，而是纳粹统治下经由“累积式激进”形成，并作为永久“例外状态”而存在的“集中营”。
一、集中营的“累积式激进”
《奥斯维辛》史学贡献最著的部分是它所还原的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真相——让人们了解奥斯维辛是什么和不是什么，在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又是怎么一步一步演变、发展而成。这个规模庞大的集中营从1940年开始正式运作，1945年被苏联红军解放，期间被杀害的遇难者达100万以上，百分之九十是犹太人。然而，建立这个集中营的最初目的却并不是要在那里屠杀犹太人。奥斯维辛的第一批囚犯并非犹太人，“而是德国人——准确地说，是30名从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转来的刑事犯”。奥斯维辛后来成为关押纳粹认为有危险的波兰人和苏联战俘的地方。纳粹用它来“威吓当地人”，囤积奴工，“按照最初的设想，奥斯维辛只是在犯人被送往帝国其他集中营之前暂时关押他们的场所，用纳粹的术语来说，一座‘隔离’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奥斯维辛的功能明显发生了变化，这里将成为有进无出的人间炼狱”。
通过揭示奥斯维辛的演变过程，里斯要告诉读者的是，纳粹并不是从一开始就精心设计，并按部就班地要把奥斯维辛建成一个杀人魔窟。这个现在恶名昭著的集中营乃是纳粹在不断出现新问题的过程中，一次次临时调适和改变所累积的结果。它的演变成为纳粹极权统治“累积式激进”（cumulative radicalization）的一个缩影。累积式激进指的是，灭绝屠杀犹太人并不是希特勒一个人下达的命令，而是“许多纳粹分子都为此尽心尽力。下层的主动性和推波助澜，是灭绝朝着越来越激进的方向发展的重要原因”。战争结束之后，那些以各种方式参与灭犹的纳粹“试图让这个世界相信做出决定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阿道夫·希特勒”，不少历史学家作出的也是这样的解释。
《奥斯维辛》的目的和重要意义就在于，它用揭示累积激进的过程来纠正一个历史解释的常见错误。里斯指出，“战争让一切都朝着激进化的方向发展，集中营也不例外”。犹太人隔离区也是一样，它后来成为纳粹迫害波兰犹太人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成为把犹太人送进集中营的先导，但是，里斯同样也指出，“它建立之初的用意并非如此。与奥斯维辛和纳粹‘最终解决’发展历史上的很多事情一样，它们都朝着最初没有预料到的方向演变”。
里斯详细叙述奥斯维辛集中营和波兰犹太人隔离区，都是为了说明，纳粹一开始并没有屠杀犹太人的计划，更不用说消灭所有犹太人的“最终解决”了，大屠杀本身也是一个“累积式激进”的结果。里斯指出，即使是纳粹的首脑人物——如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开始也没有大屠杀的计划。他们甚至不同意“从肉体上消灭整个民族的做法——因为那从根本上很不德国（un-German），也不可能实现”。但是，纳粹面临的许多具体问题——从解决因德意志人迁移而造成的住房短缺，到战时的粮食短缺——使得他们在制定应对政策时越来越极端，越来越残酷，也越来越邪恶。这种“累积式激进”是纳粹极权制度的暴力统治逻辑所无法避免的，也只有在这个制度中才会如此迅速地加剧和恶化，奥斯维辛就是纳粹制度的一个产物。
奥斯维辛是纳粹集中营的缩影，那么什么是“集中营”呢？意大利政治哲学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在《无目的的手段：政治学笔记》一书里对集中营（camp，中译作“收容所”）的存在做了本质的分析。他指出，收容所中所发生的事件超出了关于犯罪的司法概念，收容所是一个例外的空间，它被置于监狱法以及刑法的权限范围之外，是被置于正常法律秩序之外的一片领地。收容所与这些法律无关，“达豪以及后来很快增设的其他收容所（萨克森豪森、布痕瓦尔德、利希滕贝格）实际上一直在运作……这类收容所已经在德国成为了永久现实”。[4]在这样的地方，合法的居民“已经被剥夺了所有政治身份，并被完全还原为赤裸生命”，他们也因此成为“牲人”，“人类被完全剥夺他们的权利和特征，以至于达到对他们做任何行为都不算是犯罪的程度”。[5]
集中营并不是纳粹的发明，但是集中营在“累积式激进”过程中变成死亡营和灭绝营，却是史无前例的纳粹邪恶罪行。阿甘本指出，历史学家一直在争论，到底是1896年古巴的西班牙人为镇压殖民地人民反抗而创设的campos de concentraciones，还是20世纪英国人用于集中管理南非布尔人的concentration camps，才应该被确认为最初出现的集中营。但是，关键问题是，这两个事实都是“与殖民战争相联系的例外状态向平民人口的扩展”。换言之，“收容所既非诞生于普通法律，也非……监狱法的某种改造和发展产物；毋宁说，它们诞生于例外状态和军事管制。这在纳粹集中营（Lager）的例子中表现的甚至更为明显……法律制度能出于使国家安全免于威胁的目的，对个人进行‘拘留’，所以纳粹法学家常常视此法律制度为预防性的管制制度”。[6]
纳粹统治时期，最早的达豪集中营建于1933年3月（即阿道夫·希特勒成为德国元首后不到两个月），从概念上便与特雷布林卡这种在战争期间才建成的灭绝营不同。被关进达豪集中营的第一批囚犯大部分是纳粹的政敌，他们被视为对纳粹国家安全的威胁，而犹太人还不是。当时的德国民众也为此而支持建立集中营。里斯指出，“在所有接受我们拍摄的德国人当中，没有一个（包括当年狂热的纳粹分子）公开表示他们对灭绝营的存在‘满怀热情’，但很多人在20世纪30年代对于集中营的存在感到相当满意”。他们将集中营视为一种防卫性的，正当的例外措施。正如里斯指出的那样，他们所不清楚的是这样的集中营可能多么暴力和残酷，“达豪集中营的管理制度不仅残酷无情，更能摧毁囚犯的意志”。尽管肉体虐待已经十分残酷和恐怖，“但更可怕的是精神折磨”，这是为了彻底摧毁反纳粹人士的抵抗意志。
当犹太人被关入集中营的时候，纳粹也以犹太人威胁德国国家安全为借口，这使得例外状态成为纳粹迫害的常态。对此阿甘本说：“阿伦特曾经指出，收容所暴露出来的是支撑着极权主义统治，而常识又顽固地拒绝承认的一条原则，也就是说，是那条使一切都成可能的原则……仅此一条原因，就使得在收容所里一切都能真的成为可能。如果不理解收容所（的本质）……那么收容所中发生的那些难以置信的事情就永远是难以理解的了。”[7]《奥斯维辛》中党卫队看守和“卡波”对犹太人的酷刑残害会让读者毛骨悚然，难以置信——人怎么能这样残害他人。如果不是因为里斯为我们提供了详细的证据，读者一定难以想象，怎么短短的几个月间奥斯维辛就能从一个集中营累积激进为一个死亡营，而在那里执行杀戮任务的看守们又是如何在心理上迅速适应这一剧烈转变的。《奥斯维辛》一书中讲述得最多的鲁道夫·霍斯（Rudolf Höss）——那位党卫队中的模范和奥斯维辛的指挥官——本来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他在家里是一个慈爱的父亲，在集中营里却如魔鬼般冷酷和残忍。这样的人格分裂也会让人觉得难以置信。里斯指出：“最重要的或许是，奥斯维辛和纳粹的‘最终解决’证实了一个事实：人的处境（situation）对个人行为的影响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集中营正是这样一个可以发生难以置信的变化的非人化境地。
在集中营这个特殊的非人境地里，囚犯变成了阿甘本所说的“牲人”，而看守则变成了“兽人”。极权统治把人要么变成牲口，要么变成野兽，或者既是牲口又是野兽。这就是制度性的去人性，它逼着人变成动物，而集中营更是一个浓缩的牲人和兽人世界。这个地方浓缩了阿伦特所说的“恶”——那种人不再是人，人不被当人的“恶”。阿伦特在致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一封信里，把恶简洁地定义为“把人变为多余”。[8]1945年，随着纳粹集中营被解放，大量发生在那里的恐怖事件开始被披露，阿伦特的强烈反应是，“恶的问题将是战后欧洲知识分子生活的基本问题”。[9]当有人问她对灭绝营的看法时（她第一次听说是在1942年），她说，就像打开了一道深渊，“对过去发生的某些事件，我们不可能与之达成和解。任何人都不能”。[10]
对此，美国政治学家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J. Bernstein）写道：“阿伦特感到，集中营所发生的事件是最极端的，最根本的恶的形式。‘奥斯维辛’变成了集中体现这场浩劫的名词，并变成了20世纪爆发的其他恶的象征。我们还可以谈到柬埔寨、乌干达、波斯尼亚——这些名称和地点是如此不同，但所呈现的都是可怕的事件，我们将尽全力去理解这些事件，但我们不可能与之达成和解。”[11]也就是说，无论这样的事件如何被某些人说成具有“正当”“合理”的原因，我们都永远不能原谅和宽恕这样的事件。对这样的事件，我们必须在道义上永远关闭所谓的“历史合理性”和“历史正当性”的大门。
20世纪之后，恶已经不再只是一个神学的概念，也不只是撒旦的别名，而是现实生活中一种至今尚未被充分认识的残害性暴力。我们所遭遇到的恶和我们对恶的认识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安德鲁·戴尔班科（Andrew Delbanco）在《撒旦之死》一书里就此写道：“我们的文化在恶的可见性与可以获得的对付它的知识资源之间已经裂开了一道鸿沟。恐怖的景象从来不曾如此广泛地散播，也从来不曾如此骇人听闻——从组织化的死亡集中营，到儿童在饥荒中饿死，而这些本来是可以避免的。”[12]20世纪，这个世界上发生了许多本来可以避免的大规模人道灾难，千百万无辜者死于非命，恶造成的罪孽从未如此之多，但我们对恶的反应和认知却长期停滞不前。
恶普遍存在于20世纪的专制和极权制度中，大屠杀只不过是极权之恶的一个显例而已。极权之恶不只是少数虐待狂和疯子的事，而且更与众多以各种方式参与其中的普通人都有关联，对此里斯警告道，不要忽视了纳粹统治环境对千千万万普通德国人的人性改变效应，正是这种环境效应生产了无数心甘情愿跟随希特勒作恶的普通纳粹，他们有的甚至一辈子都无悔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