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白天与他的史学研究
2009年初秋，我由文友董炳月博士带路，到北京西山去拜访暌目多年的著名画家张仃及其夫人、诗人灰娃。席间，我问起灰娃的个人口述历史之书进展如何，灰娃答曰：“在整理之中，拟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简体字版，依前约，将繁体字的完整版交由你出版。”张仃在旁意味深长地说：“希望能给灰娃出一本好书。”此后就埋头在他的《篆字大辞典》中。他的卧榻之旁，除了几巨册辞典之外，就是等身之高的《鲁迅全集》，灰娃说：“张仃每天都要读鲁迅、研究他的篆字，他说一天不读好像就不舒服似的。”在貌似平淡的语气中，我却感受到这二位文化老人自青春时代燃起的理想热情依然炽热如故。
饭后，张仃先生去小憩，我们就听灰娃说她的往事，临别之前，张老为我题了“天道酬勤”四个篆字，笔力雄健，毫无苍老之态，没想到这一次分手竟成诀别。在我们见面后不到两周的9月21日凌晨，张老突发脑溢血住院。我于10月初赶到北京，却受阻不能去探望他。只好不断地打电话与灰娃聊，听她诉说张老的病状、她的揪心以及旧事种种。那年的冬天也特别冷。我在年底又去了一趟北京，想去探望灰娃，但大雪封山，路不好走，也只能在电话里聊聊。
张仃先生是去年2月21日辞世的，享年九十四岁。在中国美术馆为他举办纪念个展时，我终于与灰娃见面，她强忍悲痛，却淡定地在开幕式上做了一个简短而又令人动容的发言。然而，此后她却病倒了，失眠不断地折磨着她，旧疾复发，苦不堪言，我们几位朋友相约着经常打电话去与她聊聊，想借此排遣她心中的悲痛。而我与她谈的最多的，还是她的那本个人传记。
有一次，她与我谈到了她的三段婚姻。她十二岁就到了延安。那时，张仃就是教她们这些“儿童艺术学园”的老师。抗战胜利后，灰娃和一位二野的年轻军官武昭峰结婚了。他们有了一个儿子，即我在后文提到的武壮白先生。朝鲜战争爆发后，武昭峰奔赴朝鲜战场，是百战不殆的常胜将军王近山司令员最喜爱的战将之一。王近山，据说就是几年前内地最具人气的电视连续剧《亮剑》的主角李云龙的原型之一。武昭峰时任二野三兵团四十九团的参谋长，在抗美援朝的第五次战役中牺牲了，时年二十三岁。灰娃因此成了烈士遗孀。
她的第二段婚姻是1964年与共和国开国少将白天共结连理。自武昭峰于朝鲜牺牲之后，灰娃辗转于病榻、北大未名湖畔，因患有肺结核，儿子武壮白长期寄养于部队老战友苏力大姐处。她又因不理解当时政治运动的频繁，遂罹患郁忧症。直到1960年代初，因老战友的说项，她认识了白天将军。1964年他们正式结婚，儿子武壮白才回到她的身边，一家人也能过上安定的小日子了。在灰娃眼中，白天是个大好人，性格突出，爱憎分明，特立独行，好读书，善思考，说话理直气壮，心安理得，又有担当，极为正派，是一个文雅、懂礼貌、尊重女性的儒将军，不足之处是过于理性，宁折不弯。
在她的这些断断续续的言谈中，不知怎地我对白天将军大感兴趣，可惜的是灰娃在她的口述史中有关他的文字太少，这不能怪她。因为白天是个沉默寡言的军人出身的学者，从不在他们母子俩前显摆自己的赫赫战功和个人的传奇生涯。而且，他们结婚没两年，“文革”就爆发了。白天作为一个职业旧军人，又因彭德怀介绍他加入共产党，从事的又是历史研究，所以就得整天交代问题。不久又因摔断了腿而一边接受批判，交代问题，一边缠绵病榻，1973年终因病去世。一代战将，竟在生命的最后岁月中遭受如斯折磨，抱恨辞世，能不为之嘘唏不已乎？！
关于白天的更多细节，读者可以参阅灰娃所撰《我额头青枝绿叶》（繁体字版，天行健出版社，2011年10月初版中的第十六篇“我的婚姻”）。
但是，我还是要据史料及武壮白先生提供的数据，将白天将军的简历做一个较为全面的介绍，武壮白在答笔者问中说：“‘文革’中，我的继父白天曾让我为他誊抄他给革委会的‘交代材料’，现在，据我所能回忆，记录如下……”我综合了几方面数据，对其行状作一个述略。
白天（1907—1973），原名魏巍，字浩然，湖南隆回县人。十七岁（1924年）投考黄埔军校，为第四期学员。同学之中，有中共名将林彪、刘志丹等，更有国民党军中赫赫有名的将领张灵甫、谢晋元、胡琏、李弥、文强、高魁元等。他虽思想左倾，却没有参加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他一度感苦闷彷徨，隐名埋姓，在上海流浪。后在国民革命军中从军一段时间，1933年到南京陆军大学学习。
“1936年驻军江西时，国民党蓝衣社在青年军官中发展势力，白天被列为对象。但他在参观一次该社组织的集会后，认为该组织有法西斯气氛而予以拒绝。此举没有遭蓝衣社报复，完全得益于他的革命军嫡系军官身份。”（引自武壮白答笔者问）。
白天又是一个抗日名将，曾任国民革命军83师团长、师参谋长。1933年3月，他协助刚刚失利的刘戡的83师在古北口、喜峰口一带取得对日战役（又称长城战役）胜利。第83师隶属中央精锐第17军（军长徐庭瑶），以德军装备在古北口以南的南天门构筑阵地，3月14日投入战斗，从4月28日到5月上旬，第83师连续在372高地、425高地、车头峪、大小兴开岭、上堡子、笔架山、香水峪等地与日军血战，伤亡惨重，抗击了武器装备占优势的日军近七十天。长城抗战是中日十四年战争的第二次大规模主力抗战。白天因表现英勇，被召至南京授予中将军衔，任国民革命军第93军参谋长，刘戡为军长。随后，93军进驻山西泗水、沁水一带进行抗日。白天甚得刘戡倚重。此时，白天以考察名义赴延安，受到延安卫戍司令肖劲光的接待。毛泽东与罗瑞卿分别会见了他。他回到山西后，就与八路军太行总部取得联系，并和彭德怀进行了会面。回93军后即组建干训大队，团结东北流亡青年及进步青年军兵参加抗日活动，因而引起军统的怀疑与监视。
1938年，白天在武汉会见了周恩来，并就中国抗日战争战略问题进行了交流。
1940年，白天与中共中央的联络人在河南洛阳被捕，据说当时白天刚托他带一封信到延安去。不久，蒋介石电召白天去重庆，白天怀疑此去凶多吉少，刘戡对白天十分义气，他亦同意放白天离去。他不仅设宴相送，泪洒宴席，而且相约今后不以兵戎相见。白天于是带领四个进步青年离开93军，奔赴延安。这四个人分别是：杨公素（“文革”中驻尼泊尔大使、外交部亚洲司司长）、余克坚（“文革”前北京市外贸局局长）、刘峰（二机部某局局长）、余纳（某飞机制造厂厂长，后被打成右派）。
白天抵延安后，被派至太行山八路军总部任参谋处处长。1941年，在彭德怀、申伯纯的介绍下入党，中共中央直接批准他入党，他也从原名“魏巍”改名为“白天”，并担任八路军前委参谋处长、军委高参室副主任。
百团大战前夕，因意见不合（白天认为该计划将完全暴露中共多年积蓄的军事力量，并必招致日军的残酷报复行动，不同意该计划），在自己的意见不能得到应有的重视之下，白天离职返延安。
解放战争时期，白天奉调往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参谋处工作，在他的老同学林彪手下任四野教育处处长、补训师副师长。参与策划并实施长春第一次攻坚战，为以后的辽沈战役攻坚做了重要工作。辽沈战役中，白天担任四野第13纵队（炮兵纵队）参谋长。在长春之战中，国民党第60军起义后改编为四野第50军，被调派与二野配合进军大西南，白天任该军副军长兼参谋长，参与指挥对川西地区的三十万国民党军残部的清剿。
1949年后，白天任解放军50军副军长兼川西军区副司令员。朝鲜战争爆发，彭德怀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后，找白天谈话，准备委以赴朝参与指挥的重任。但是，白天被要求对当年反对百团大战一事做出检讨。白天在书面检讨中承认在百团大战时期对领导的态度不好，却因在括号中注有至于领导同志的问题“在这里就不提了”一句，未能赴朝参战。
解放军军事学院于1950年10月30日在南京成立，刘伯承为首任院长。白天被委任为该院战术教授会主任，后又调任总参军训部训练局副局长。
五十年代前期，中国全面倒向苏联，“反苏”亦是一个很可怕的罪名。白天又一次在这个问题上独树一帜。在和苏联专家的合作中，他坚持己见，认为以当时的国情，对设想中可能爆发的战争之战略安排上，应以游击战作为指导思想，从而与苏联专家意见相左，并产生了尖锐矛盾，以致难以相处，可见他个性之耿介。
此后，白天被调任丰台炮兵学校校长。1955年，白天被授予少将军衔。
1960年代初，白天向中央军委提出申请，欲转业到地方工作。我们不知道，这位戎马一生、素有军事学涵养的传奇将军，怎么会想到要离开部队呢？是因为他反对苏联专家的意见而被扣上“反苏”的帽子，或是因看不惯什么而萌生去意？这一切都无从知悉。军委派叶剑英元帅找他面谈，表达了部队缺少科班出身的高级军官，希望他继续留在军队工作的意见，予以挽留。这位老军人却固执地坚持自己的请求，结果是不欢而散。
我们没能从文字数据中去找出一些蛛丝马迹来证明白天当时的心境，他会不会是因彭德怀的“庐山事件”而受到牵连呢？“文革”中，曾有一张大字报指摘说：“大反党分子、大野心家彭德怀说过‘我就喜欢白天，他能当面和人吵架，却从不背后说人一句不是’。”这张大字报将白天定性为“彭德怀的黑干将”。想来，这样的指责亦非空穴来风。
中共中央派邓小平出面处理白天转业到地方的事，将他下放到哈尔滨任副市长兼市委组织部部长。
大概没过多久，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同意调白天回北京工作。在征求他的意见时，白天就提出，想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历史研究所做军事史研究工作，中央批准了他的请求。1963年，他被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
1964年，白天被任命为历史研究所副所长，也在这一年，他同灰娃正式结婚。当时的历史研究所集中了一批中国最好的历史学者。在历史所工作后，白天潜心于中国农民起义的历史研究之中。白天所在的是历史所还是近代史研究所，这一点存疑，我想有机会还是要核实一下，就他的研究状况，应当是在近代史所，当时的所长是范文澜先生。
在谈到1964年的这个细节时，我曾多次问灰娃，白天有没有留下什么研究著作？一开始，灰娃说记得有篇文章是研究黄巢农民起义的，但好像没有著作。我不死心，说能否在他的遗物中找找看。她说得问问她的儿子武壮白。壮白就这样与我联系上了。上文说过，在“文革”中，壮白一直陪着这位继父去街道“革委会”交代问题，而白天却从不与他谈论过去的那些事儿。但壮白肯定地说，在历史所工作期间，他撰有唐末黄巢、王仙芝为主的农民起义及失败的研究论文，明确提出该义军拥有根据地的论点。由于这一观点与毛泽东的“黄巢、王仙芝是典型的流寇主义”（大意）的论点相悖，因此在历史所里受到某专家的批判。但白天坚持实事求是的观点，还是从军事史研究的角度完成了《唐末农民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论稿，这在当时可是一件不好玩的事，他竟敢与毛主席唱反调。凭这一点就可以挨批判，被打倒的。
使我感到异常高兴的是，武壮白先生告诉我，白天曾留下一部《太平军战略失误初探》的遗稿。不久之后，他就将这部当时用打字机打的全稿以电子扫描文件寄来给我。封面是白天将军用苍劲的毛笔自题的书名，更令我意外的是，其中竟附有十五张他以红蓝笔手绘的军事地图与战役图，按图中的编号，应有十九张，但现在由白天手编的原著中却只有十五张，毫无疑问，这是一部珍贵的军事史研究著作。
然而，当今浮躁的学术风气甚嚣尘上，有兴趣钻研史学的更属凤毛麟角，还有多少读者愿意去读这样的一部索然无味的军事研究史著作？而文稿中所使用的是充塞于60年代的政治术语，且动辄以毛泽东军事思想来做分析，不脱当年个人崇拜的论调和阶级斗争的主旋律。平心而论，在那样的语境下与政治范式中，这样的历史研究究竟还有多少价值？
但是，我们还是决计将之付梓，我想，理由还是因为它是一份尚未面世、不为人知的学者之作，本书的学术价值在于下述三方面：
一是本书填补了太平天国研究的一个空白。适如上文所指出的：白天是解放军高级将领中的科班出身者，军事学学殖深厚，且带兵打过仗，有丰富的军事斗争实践，而其古文根底也好。他与另一位解放军的军事学家郭化若将军常切磋研讨，灰娃回忆道，“文革”后，她曾听郭化若先生说过：白天投入八路军之后，虽然入了党，但党内某些人一开始就怀疑他是国民党派过来的，于是就派人暗中监视他。他喜读书、研究问题。多年来养成一个习惯，每晚必读书，必做笔记。这就被人怀疑是在写情报，于是紧密监视，然而又从没有发现他往外投递过什么邮件。当然，这是白天至死也不知道的。
作为一名正直的职业军人，他在和平时代倾注全部心血写成的论著所具有的重要史学价值不可言喻。众所周知，太平军其实是一个农民起义的武装集团，他们所建立的太平天国并无在全国真正实行过“均田”思想及其治国方略。而研究太平天国的史学者，从简又文、罗尔纲、范文澜等一直到后来的戚本禹，都是文人学者。像白天这样的军事学家来研究这个军事战略失误的问题，其实也是抓住了太平天国为什么走向失败的历史教训，这不仅仅是填补了一个空白，而且提供了一种新的史学研究角度。
其二，单纯从字面上看，此书充满了政治八股的术语以及枯燥的军事理论，不值一哂。然而细读下去，有些观点却发人深思。此书写作在1964年至1965年间，正是“文革”前夕。而正是在1963年8月，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历史研究》杂志发表了戚本禹的史学论文《评李秀成自述》一文，指出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的自述是一个革命变节者的自白书，因而否定了解放以来将《李秀成自述》说成是农民革命英雄“坚定的革命立场”的表现，云云。一石激起千层浪，史学界、文学界乃至全国到处都有议论纷纷，赞否二方激辩连连，中共高层及当时的史学权威都介入了这场论争，甚至连周恩来、毛泽东都予以关注。直至1964年春天，毛泽东在研究了关于太平天国的资料之后，做出了十六字批示：“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终，不足为训。”因而一锤定音，李秀成被判为农民起义革命的叛徒（详情参阅戚本禹撰著的《评李秀成》一书）。
然而，白天却在这部书稿中坚持了他的观点。譬如主张对洪秀全要给予全面评价。他尖锐地指出，太平军在进入南京建立天朝后，就开始了腐败变质的过程，洪秀全忙于称帝封王、营造天朝皇苑，享受后宫佳丽，养尊处优，缺乏远见，政治上的蜕化变质才是军事斗争失败的根本原因，洪甚至连李自成都不如，在天京未失守之前不能同将士浴血守城，而竟以自杀而结果。书中的后半部分对忠王李秀成的军事指挥做了细致的分析，有肯定也有批评，他虽不同意有些人将之称为“卓越的军事统帅”，但也公允地指出：“读史至此，我们虽不能不批评李秀成，但也绝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他，像某些学者说他是叛徒那样予以盖棺论定……（他的）功还是大于过的。”试问，在“文革”前夕，在毛泽东已指责李秀成是叛变革命的定评下，他还敢“逆龙麟”而不作违心之说，确是需要有难能可贵的学术勇气的。
其三，2011年是太平天国起义一百六十周年，正好与辛亥革命隔了一个甲子。而没有太平天国对清王朝的动摇与大伤元气，就没有辛亥革命的成功。对于太平天国革命的评价，这一百多年来有两种对立不同的评判。作为一场农民起义，一定会有它的合理性与进步性。太平天国革命发生于晚清时代，其实是迎合了民众对腐败的晚清政府的反动。它的造反之所以能在南中国引起如此巨大的震动，以至于各地有捻军等的相呼应义军的蜂起等等，都说明了它所赋有的正义性及受到民众的拥护。因而，始有“金田奋旅，朱旗既举，应若兴云……不三载而瓦解金陵，奠都江左”的大变局。当然，太平军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摧毁与破坏，对佛道等宗教之排斥，是应当受到否定的。这也是其不得人心之举，即所谓“有兵而无民，曰有政而无教” 也。它的失败与以前的黄巢、李自成的农民起义殊途同归，说明其历史的局限性。当然，太平军不同于黄、李等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是，太平军与清军的对抗中加进了列强势力的干涉与参战，西方的坚船利炮开始在实战中被运用，这也使得历来以冷兵器为主的农民起义的传统战争模式变成了现代化战争的初级形式。太平军失败的另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帝国列强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开始干涉中国的内政所致。这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一个重要课题。白天的书稿就以相当的篇幅分析了上述原因及结果。
笔者并非历史研究者，对太平天国研究产生兴趣肇自与武侠小说家梁羽生的结缘。梁羽生本名陈文统，广西蒙山人。他的家乡就是太平军揭竿起义强攻下的第一个县城，太平天国也是在城中的武庙前宣布开国封王的。抗日战争时，梁羽生拜来他家乡避难的太平天国研究专家简又文为师。梁的老同学、广西师大教授钟文典先生早年在北大为郑天挺教授门人，五十年代院校调整后调回广西，以研究太平天国史著名。他曾多次带我去蒙山看太平军的一些遗迹，说到这段历史时更是如数家珍。而梁羽生毕生创作了三十五部武侠小说，以清代历史为背景的竟占了一半。他一直想写一部以太平天国为背景的历史小说，终没有成事，引以为憾。也许是受到他的影响，十几年来，笔者编辑过王元化先生及其父亲合译的太平军友人、英国人呤唎的《太平天国亲历记》（上、下二册）；复旦大学教授潘旭澜先生的《太平杂说》；今年8月又推出戚本禹的《评李秀成》一书。包括白天这部论稿，已经编辑出版了有关太平天国研究的论著四部，其中对太平军有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这还不包括其他由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的《石达开》、《曾国藩》、《太平天国》（电视连续剧集）等文学作品。在香港这个蕞尔小岛上，天地图书有限公司有幸出版了这么多部有关太平天国研究之书，也算是为这一段中国近代史留下一些“以史为鉴”的文本。
国学大师饶公宗颐曾在五十三年前为简又文先生的《太平天国典制通考》（香港，简氏猛进书屋，1958年）撰序，语曰：“结悲异代，叹息弥深，犹忆一灯如豆，无废铅椠于中宵。”我今编此书，想起白天将军当年埋头坟典之中，写出这部心血之作，苍天有眼，终让这部书稿在尘封近五十年之后不致以埋没无闻。
谨以此书奉献给本书的作者、已故的白天将军的在天之灵，也向为保存这本书稿不至于被销毁的灰娃女士、武壮白先生表示深深的敬意。
本文系由孙立川先生为《太平军战略失误初探》（白天著，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2年2月）一书撰写的长文《寻找一部湮没的史著》修订而成，经孙先生同意，在《温故》全文刊出，以期向读者展示白天先生的生平事迹和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