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1)

历史的脚步与规律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概述

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至今，中国已走过了176个春秋。这是一段由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着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

历史需要被铭记。学习本课程的主要目的是认识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内在的规律性，深刻体会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一、中国的封建堡垒必须拔除，但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行不通

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及其与中国封建势力相结合，使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遭受着深重苦难，必须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争取民族独立，实现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就已经成为先进的中国人思考和探索的问题。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的失败证明了农民阶级领导的革命不能救中国。百日维新和戊戌变法的失败证明了不触动封建统治根基的改良运动不能救中国。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中国的先进分子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试图按图索骥，依照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来改造中国，把中国富强的希望寄托于实行和发展资本主义。但辛亥革命的失败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也不能救中国。

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是无产阶级争取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简言之，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学说。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广泛传播并迅速地扎根，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先锋与桥梁作用分不开，也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及其斗争的实践需要密切相关。近代中国各种社会思潮错综复杂，但百川归海，在各种思潮的相互较量中，在各种主义的推求比较中，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经验中，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中国所需要的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出路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进而取得了主导地位。

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它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观察世界的方法是一流的，用好了它，无往而不胜。

三、中国共产党带来中国革命面目的焕然一新

中国共产党的出现是中国近代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将救亡图存、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担于一肩，是她义不容辞的使命。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最大考验，是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鉴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性，要使来自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挥作用，不仅要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解决现代中国革命中的各种问题——包括有许多是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面前从来没有出现过和解决过的问题。如果认为只要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加以熟读、背诵和摘引就能成功，显然是对中国革命的误读，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出色而成功地进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科学思想体系，既是中国共产党人长期浴血奋斗的经验总结，更是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反映。

四、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其独特的优越性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巩固和发展，体现了中国近现代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100多年来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得出的必然结论。所以，邓小平指出：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中国现在还会是四分五裂，没有独立，也没有统一。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混乱状态就不能结束，贫困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

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

经典导读

经典一

《盛世危言》自序[1]

郑观应

《中庸》曰：“君子而时中。”孟子曰：“孔子，圣之时者也。”时之义大矣哉！《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故中也者，圣人之所以法天象地，成始而成终也；时也者，圣人之所以赞地参天，不遗而不过也。中，体也，本也，所谓不易者，圣之经也。时中，用也，末也，所谓变易者，圣之权也。无体何以立？无用何以行？无经何以安常？无权何以应变？

60年来，万国通商，中外汲汲，然言维新，言守旧，言洋务，言海防，或是古而非今，或逐末而亡本，求其洞见本原、深明大略者有几人哉？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此言虽小，可以喻大。应虽不敏，幼猎书史，长业贸迁，愤彼族之要求，惜中朝之失策。于是学西文，涉重洋，日与彼都人士交接，察其习尚，访其政教，考其风俗利病得失盛衰之由。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凡司其事者，必素精其事：为文官者必出自仕学院，为武官者必出自武学堂；有升迁而无更调，各擅所长，名副其实。与我国取士之法不同。善夫张靖达公[2]云：“西人立国具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其驯致富强亦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八卷本增：诚中的之论也。〕

然我国深仁厚泽，初定制度尽善尽美，不知今日海禁大开，势同列国，风气一变，以至于此。《易》曰：“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圣人乎？”年来当道讲求洋务，亦尝造枪炮，设电线，建铁路，开矿，织布以起而应之矣。惟所用机器，所聘工师，皆来自外洋，上下因循，不知通变，德相卑士麦谓我国只知选购船炮，不重艺学，不兴商务，尚未知富强之本，非虚言也。彼西人之久居于中国者，亦曾著《局外旁观》、〔十四卷本增：《变法自强》〕、《中西关系论略》、《中美关系续论》、《四大政》、《七国新学备要》、《自西徂东》等书。日本人论中外交涉，更有《隔靴搔痒论》十三篇。事杂言庞，莫甚于兹矣。

夫寰海既同，重译四至，缔构交错，日引月长，欲事无杂，不可得也；异族狎居，尊闻扭习，彼责此固，我笑子胶，欲言无庞，不可得也。虽然，众非之中必有一是焉，江海不以大涵而拒细流，泰、华不以穹高而辞块壤。今使天下之大，万民之众，凡有心者各竭其知，凡有口者各腾其说，以待囗轩之采。不必究其言出谁何，而第问其有益乎时务与否，应亦盛世所弗禁也。

蒙向与中外达人哲士游，每于耳酣酒热之余，侧闻绪论，多关安危大计，且时阅中外日报所论安内攘外之道，有触于怀，随笔札记。历年既久，积若干篇，犹虑择焉不精，语焉未详，待质高明以定去取。而朋好见辄持去，猥付报馆及《中西闻见录》中。曾将全作邮寄香港就正王紫诠广文[3]，不料竟为付梓，旋闻朝鲜、日本亦经重刊。窃惧丑不自匿，僭且招尤，复倩沈谷人太史、谢绥之直刺，将原稿三十六篇删并二十篇，仍其名曰《易言》，改杞忧生为慕雍山人，意期再见雍熙之世。迄今十有九年，时势又变：屏藩尽撤，强邻日逼，西藏、朝鲜危同累卵。而我国〔八卷本增：学校未兴，教育未备，〕工艺之精，商务之盛，瞠乎后于日本，感激时事，耿耿不能下脐。自顾年老才庸，粗知易理，亦急拟独善潜修，韬光养晦，爰检旧箧，将先后所论洋务五十五篇，请家玉轩京卿[4]、陈次亮部郎[5]、吴瀚涛大令[6]、杨然青茂才[7]，先后参定，付诸手民，定名曰《盛世危言》。

自知愤激之词，不免狂戆僭越之罪。且管窥蠡测，亦难免举长略短，蹈舍己芸人之讥。惟圣明在上，广开言路，登贤进良，直言无隐。窃愿比诸敢谏之木，进善之旌，俾人人洞达外情，事事讲求利病。如蒙当世巨公，曲谅杞人忧天之愚，正其编弊，因时而善用之，行睹积习渐去，风化大开，华夏有磬石之安，国祚衍无疆之庆，安见空言者不可见诸行事，而牛溲马勃，毋亦医国者所畜为良药也欤！

光绪十八年岁次壬辰暮春之初，罗浮山人香山郑观应自序于五羊城[8]居易山房。

［导读］

启蒙与呼喊

郑观应（1842—1921）本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署罗浮偫鹤山人等，祖籍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雍陌乡。他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理论家，揭开民主与科学序幕的启蒙思想家，也是实业家、教育家、文学家、慈善家和热忱的爱国者。

曾引起洛阳纸贵的《盛世危言》，是郑观应花了7年左右时间，对自己从青壮年起根据亲身体验和思考撰写的一系列旧作进行了系统的修改增补，于1892年春天在广州写下了提纲挈领、要言不烦的《初刊自序》后基本定稿的。《盛世危言》刊印问世后，马上引起了全国的热烈反响。郑观应自己排印的书，很快求索一空。“都中各处求者”仍“络绎不绝”（《郑观应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三十日）。三位大臣把这本书荐呈光绪皇帝。光绪读后命令总理衙门印刷二千部发给大臣阅看。在1894年、1895年、1896年、1897年连续4年每年出了3种版本，而1898年更由4家出版商，出版了8种版本。上自皇帝，下至青年学子，争相阅读。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都吸收过他的思想。毛泽东在向斯诺讲述自己生平时，就说在他少年时代，曾“在深夜里把我的屋子的窗户遮起，好使父亲看不见灯光”，满腔热情地读完了《盛世危言》，这本书“激起我想要恢复学业的愿望”，对他的生活道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政治上，郑观应是最早提出政制改革的人。在《易言》中，已提出设议院的主张，以“通上下之情，期措施之善”，并“体察民情，博采众议”，目的是谋求“长治久安之道”。在洋务派只热衷购买洋枪洋炮、轮船机器，而不敢触动封建统治体制一根毫毛的时代，而早在1880年之前，郑先生提议立宪，知识分子参政，在当时是相当新颖而大胆的主张。他批评洋务派丧权辱国的外交政策，而主张把“攘外”作为救国首要任务，把“速立宪法”作为达到富强的政治保证。

在经济上，郑观应有许多实际的体会，因而能提出许多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和政策，这是他的改良主义维新思想体系中的核心，也是他较为突出的贡献。郑观应堪称中国第一代民族资本家的精英。他17岁厕身商界，从杂工开始，31岁成为“腰缠十万”富商；从外商洋行买办到投资贸易、航运、矿务、电线、机械等行业，跃为中国第一代的实业家，其才干和胆识不但使他的事业有不断的成就，其识见和经验更为洋务派所赏识，先后得到盛宣怀、李鸿章等的器重，委办官方商务和军事活动。在中法战争时，被委派向美国购买枪炮军火，被派到南洋诸国暗探敌情，到港澳查缉私贩军械案，可见他是洋务派中一位精明实干人才。他也忠心耿耿地从爱国感情出发，向洋务派提出许多有见地的建议，例如反对挂洋旗的货船仅纳子口税，建议铺设长江、浙江电线，献议天府之国——四川建筑铁路干线，提议引进美国优种棉籽，在发展大海轮之前预购码头用地，等等。这一系列的主张和活动都是见闻广博、信息灵通而有远见、有魄力者的表现。他认为要救国，首在富强；要攘外，主要靠在商业上打胜仗。要在商战上取胜，必须建立工业作为后盾，政府有必要扶助民族资本，发展资本主义。到了晚年，郑先生看透了官办洋务的种种弊端，非常气愤，提出企业“不由官办，专由商办”的主张。1895年他提出：“专制之国，政府动施压力，且现无商律。纵有商律，尚无宪法。”这反映了郑先生的法治思想。他还认为中国的工商业者应效法西方，组织商会，团结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要求政府实行护商政策，收加海关，保护关税，裁撤厘金，自由投资等。当年，这些主张是很先进的，今天也很有参考价值。

《盛世危言》自序，是郑观应对《盛世危言》主要内容、主旨以及成书经过的一个提纲挈领与说明。

注释

[1]翦伯赞、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

[2]张树声，淮系将领，光绪年间曾任两广总督，谥靖达。

[3]王韬，字紫诠，一作子潜。广文，为儒学教官别称，王氏曾主持格致书院，故有是称。

[4]郑如藻，字玉轩。京卿，称太仆寺卿等堂官。

[5]陈炽，字次亮，官户部郎中。

[6]吴广霈，字瀚涛，以曾官知县，故称大令。

[7]杨毓辉，字然青，茂才，为秀才之别称。

[8]五羊城，广州的别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