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人在商海：我的一周掠影(4)

上午10：15　阿兰·格林伯格来电，因为股市开盘一小时之后下降了25个百分点。阿兰说现在人人都在抛售股票，所有股票都在跌，但是假日酒店的保持平稳。这个消息让我喜忧参半。我既希望假日酒店的股票能跌，这样就可以再廉价买入一些。可我又希望它的股票能升，因为股票每升一个百分点，我都能轻松坐收不少钱。

上午10：30　负责美国橄榄球联盟反垄断案的律师哈维·梅尔森，到我办公室开会。哈维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辩护律师，他接手了我们这起并不为人看好的官司，虽然只获得了一些象征性的赔偿，但我们还是成功赢了这起案子。

然而，从上次辩护结束，我就开始担心，哈维会不会在庭上对陪审团某些成员的言词过于尖锐了。每天他都穿一身漂亮的条纹西装上班，西装的上衣口袋里放一块小手帕。我不清楚，他的风格是否受人欢迎。

总的说来，他跟其他员工一样能出色完成工作，而且，对于反垄断一案，我在他身上寄予厚望，我比较欣赏他做事热情的态度。他自己对上诉也充满信心，认为我们一定能大获全胜。

上午11：30　史蒂芬·海德来电。自从6月份我将假日酒店的股份全部买下，并将其转入特朗普赌场酒店之后，我就聘用史蒂夫为我管理赌场酒店的生意。史蒂芬以前为史蒂芬·永利效力，是金砖大酒店的副总裁。永利先生是经营赌场业的高手。我有一条用人哲学，就是从高手中挖掘高手，史蒂芬正是这样的可贵之才。经过一段长时间的交涉，我给史蒂夫开出更高的职位和薪酬，于是他答应投奔我。我觉得他是心甘情愿为我工作的，他倒不在乎离开永利。

永利先生为人圆滑，又有点无厘头。几周前，他给我打电话说：“唐纳德先生，我跟我妻子要离婚了。”我说：“史蒂芬，想开点儿。”他说：“没什么的，我们还爱着彼此，只不过不做夫妻了，她现在就在我旁边，你想跟她打个招呼吗？”我婉言谢绝了。

海德在电话里向我汇报刚统计出来的酒店8月份财政收支情况。他说，本月我们经营酒店的毛利是903.8万美元，而去年同期毛利是343.8万美元，当时还是假日酒店跟我合伙经营的。

“情况还不错。”我听后跟海德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停车场嘛，建好后也能取得收益。”不过我也没忘督促他一下，“现在你要做的，是努力提高酒店的卫生质量。”我是一个对清洁程度要求严格的人，上次实地考察的结果让我不太满意。

史蒂芬温和地回答道：“唐纳德先生，我们已经在下功夫了，而且也小有成效。”

中午12：00　我步行到沃尔曼溜冰场，今天是浇筑混凝土的日子。早上，所有的报纸都报道了我们的新闻发布会。

我到了溜冰场，看到外面停满了装水泥的车队，像是在准备一场军事行动。负责这项工程的建筑公司任务一直完成得不错，不过，今天才是重头戏的部分：看到几千磅湿混凝土一卡车一卡车地倒在溜冰场上，就像在看全世界最大蛋糕的制作过程。

虽然新闻发布会昨天已经开过了，但是今天还是有很多摄影记者从四面八方赶来，见证这个令人期待的时刻。

下午1：30　《财富》杂志的记者来采访我有关房地产和新税法的问题，报道刊登后，我也将成为同期的封面。很多人认为我喜欢跟记者打交道，恰恰相反，我总是被不同的记者反复提问同一个问题，而且，我也不愿意在媒体面前曝光自己的个人生活。不过我知道，登上报纸、杂志可以扩大我生意的影响力，所以我从不介意在记者面前谈论生意方面的事情。但是，我对采访我的记者要有所选择，诺玛每星期都会替我推掉20几个世界各地的采访邀请。即使我接受的采访，也要在短时间结束，今天采访我的记者前后共用了不到20分钟。如果我不加限制的话，恐怕他们感兴趣的话题，我一辈子也说不完。

下午2：45　一位知名的画家朋友，来电邀我参加一场开幕仪式。跟这位朋友在一起让我觉得很开心，因为他不像某些艺术家那样喜欢自吹自擂。

几个月前，他邀我去他的工作室。我们正站着聊天，他忽然问我：“午饭前我能挣25000美元，你想看我怎么挣吗？”我嘴上说着“可以啊”，却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拎起一只颜料桶，往平铺在地上的油画布泼了一些颜料。然后又拎起一只，跟上一次颜色不同，泼了一些倒在油画布上。这样一共泼了4次，每次换一种颜色。不到两分钟，“作品”完成了。他跟我说：“看吧，25000美元到手了，咱们吃午饭去。”

他虽然笑着，但口气却是认真的。他是想告诉我，现在一些所谓的收藏家，并不能辨别收藏作品的真正价值，他们可能只认画家的名字。

我也有同感，总觉得很多的现代艺术充满了欺骗。最成功的画家倒不是在艺术上有多少成就，反而是因为他们销售和吹捧自己的“画作”有方。如果那些收藏爱好者们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他们会作何感想呢？如果我朋友把这件事情揭露出去，他的画作有可能被炒作得更加值钱——艺术圈就是这么荒唐。不过，朋友是不愿把自己牵连其中的。

下午4：00　我们几个主要负责人在会议室审核西区地块工程的计划书，打算明早将其呈给城市规划委员会。委员会的赫伯特·斯高茨明天因故不能出席，但是他的主要负责人会来。

今天大约有15个人到会，包括我的两位副总裁兄弟，亚历山大·库珀和他的团队。亚历山大是两周前我聘用的一位城市规划设计师，负责西区地块工程的设计工作。我原来聘用的那位设计师，海尔姆特·扬的设计方案不符合城市设计的总体要求。我不知道他的方案哪里不行，可能是因为太德国化了，也可能因为他是芝加哥人而不是纽约本土人，要么就是他的方案太老套了，总之，城市规划委员会不同意他的设计方案。

亚历山大跟海尔姆特不同，他原来就是一名城市规划设计师，当时在城市规划委员会小有名气，炮台公园的成功设计让他名声大噪。从政治角度考虑，我也应该选他，我就是这么实际的人。

为了制订出一个达成共识的计划书，过去几个月里，我们每周开一次这样的会议。计划书的内容要涉及到居民区、街道、公园和购物中心的具体位置。今天，亚历山大把大家一致通过的计划书初稿带了过来。我们打算在地块最南端建全国广播公司的办公大楼，紧邻我们的世界第一高楼。再往北，是一个居民楼，居民楼东侧是一个林荫大道，西侧是一个有八个街区那么长的大型购物中心，而且在楼上可以欣赏哈得孙河的景色。每一处建筑都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这对我们至关重要。

我对计划书非常满意，亚历山大也是。我认为，我们的高层建筑是工程里的亮点，但我不会只沉浸在幻想的喜悦里。我们肯定要在城市规划委员会面前做出一些让步，但是，我认为有些很有经济价值的规划，我不会轻易妥协，等新一届委员会上任之后，再拿去让他们审批。地块只会越放越升值。

下午6：00　因为要参加一个重要晚宴，我提前下班，准备按时参加。这场晚宴是纽约区大主教约翰·卡迪内尔·奥康纳主办的，他邀请我和伊万娜共同出席，地点在纽约圣派翠克大教堂（St. Patrick's Cathedral）。

晚上7：00　不管一个人一年里跟多少叱咤风云的人物打过交道，当坐在圣派翠克大教堂，跟红衣主教和一些重要的主教、神父在单间里共进晚餐的时候，心里还是会有肃然起敬的感觉。

我们谈论了政治、城市发展、房地产等话题，整晚都过得非常愉快。我们回去的路上，我告诉妻子，跟红衣主教的谈话让我受益匪浅。他不仅是一位有虔诚信仰的信徒，也是一个有着高度政治敏锐性的商业家。

星期五

早上6：30　我在翻阅《纽约时报》的时候，看到一张沃尔曼溜冰场混凝土浇筑的巨幅照片，刊登在报纸头版的中间部分，关于溜冰场的报道才刚刚拉开帷幕。

上午9：15　负责西区地块的人和城市规划委员的人见面，昨天来开会的人今天基本到场。跟我们碰面的是四位城市规划设计师，其中两位瑞贝卡·罗宾逊和科恩·豪直接负责我们项目的评估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