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何谓纯政治?

想了解民主应是什么,比起想知道民主能是什么要容易得多。据说这是政治现实主义的一项发现——假如政治现实主义是指对马基雅维里的verità effectuale(真实状况)所作的清理工作的话。我有意重提马基雅维里的用语,是因为对政治现实主义的误解可以追溯到他那里。自马基雅维里时代以来,政治现实主义的方法一直被两条应当明确加以区分的解释路线掩盖着:(1)它的意思是,政治就是政治,不是别的什么东西;或(2)政治现实主义是以被称为纯政治的特定的政治和政策行为的形式来体现自身的。在较晚近的时代,纯政治又获得了Machtpolitik(权力政治)的名称。纯政治或权力政治一般是指那种不顾理想,只以权势、欺诈和无情地运用权力为基础的政治。人们普遍认为,这就是政治现实主义所提倡的政治和政策。我不赞同以上大部分说法,所以有必要以一个由来已久的争论,即有关马基雅维里说了些什么以及他的解释者让他说了些什么,作为起点。

一般认为,这位佛罗伦萨的国务秘书是政治现实主义之父,因为他使政治学脱离了伦理学和宗教。这不仅是说他是个不动感情的观察者——亚里士多德也是位出色的观察者。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与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在古希腊人的世界观里,政治学、伦理学和宗教是浑然一体的,因此我们可以用近来时兴的方式说,马基雅维里是价值中立的,而亚里士多德则不是。拉斯维尔和卡普兰(H.Lasswell&A.Kaplan)对亚里士多德和马基雅维里之间的不同作了如下说明:对三百个句子的抽样分类……得出政治哲学(要求性陈述和价值判断)和政治科学(事实陈述和经验性假设)的比例为: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是25:75……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则全部(在抽样中)是由现在意义上政治科学的陈述组成。见其Power and Society:A Framework for Political Inquiry(《权力与社会:政治研究的架构》),New Haven:Yale Univ.Press,1950,p.118,n.15。

当然,马基雅维里并不像马克斯·韦伯的追随者那样,是从价值中立的现代意义上所说的价值中立。但是他所生活的时代正好是中世纪的respublica christina(基督之国)的观念已失去意义,而“国家”一词获得了其现代意义的时代。在马基雅维里之前,“国家”(state)的含义一直是“状态”(status)。这个词在《君主论》的第一句中首次用来指一种政治实体:“从古至今,统治人类的一切国家,一切政权,不是共和国就是君主国。”这一新的涵义在下面这段话中再次出现:“当罗阿诺枢机主教说,意大利人不懂战争,我就回答他说,法国人不懂国家。”(第三章)不过,无论是在《李维史论》还是《佛罗伦萨史》中,马基雅维里都是从中世纪的含义上使用“state”一词。见O.Condorelli,“Il Nome‘Stato’in Machiavelli”(康多莱利:“马基雅维里著作中的‘stato’一词”),in Archivio Giuridico,6(1923),pp.77-112;F.Chiappelli,Studi sul Linguaggio del Machiavelli,and Nuovi Studi sul linguaggio del Machiavelli(夏佩里:《马基雅维里语言研究》和《马基雅维里语言再研究》),Firenze:Le Monnier,1952&1969。在这个时代,国家的创立已表现为最突出的问题。简言之,马基雅维里记录下了新型君主创立文艺复兴时代公国的现象。这并不是说过去的政治都是由一些文雅的统治者用道德语言写出来的。但是,甚至在幻想破灭的同代人和牺牲者看来,恺撒·博尔吉亚也是个史无前例的惊人现象。部分地由于马基雅维里所观察到的是一种政治上“价值真空”的现象,他才成了不顾价值的观察家。这一变化是政治世俗化造成的结果,它使意大利同其他地方的情况出现了差别: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君主不再以任何神圣的或超凡魅力的属性作为权力的伪装;在他看来,使他享有权威的是权力,而不是相反。见F.Chabod,Del“Principe”di Nicolò Machiavelli(查伯德:《马基雅维里的“君主”》),Milano,1926。这有助于解释马基雅维里为什么是坦言政治不服从道德戒律,从而确定了所谓政治学独立性的第一人。

在解释马基雅维里时须臾不可忘记,文艺复兴时代的君主国(principalities)是一些独特的政治微型世界,这尤其表现在以下方面:当时政治与君主是一回事,可以认为这也适用于一切专制统治。但亚里士多德所描绘的专制政治是建立在民众的支持上的:古希腊的专制者都是以煽动起家的。恺撒就是以类似的方式结束了罗马共和国的生命,他是一位受到万众欢呼的统治者。在纽曼对独裁的三分法中,“恺撒式独裁”是指得到群众赞成的独裁者(这与“纯独裁”不同)。见Franz Neumann,The Democratic and the Authoritarian State(《民主国家和威权国家》),Glencoe:Free Press,1957,pp.233-247。而恺撒·博尔吉亚之流既不是依靠民众欢呼的煽动家,也不是祈求某种先天正当性的人。就ex defectu tituli(因为缺少名号、缺少正当性)的专制与quoad exercitium(顾及用权方式)的专制的区分而言,恺撒·博尔吉亚是这两方面兼而有之的专制者,因此是一种新人。结果便是马基雅维里看到了一种特殊现象:政治与“君主的天性”相一致,并同这种天性融为一体。从这个角度看,一个最根本的区别,即政客与政治的区别,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政治不仅仅是政治家和政客。我们说政治或某项政策是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或民族主义的等等,这意味着现代的君主不管如何有权势,他是与一个比他的个人意志更强大的行动过程联系在一起的。斯大林处在几乎可以为所欲为的位置上,但就算他想放弃对共产主义的认同,他也很难做到这一点。所以我们必须小心,不要把政治同政治家混同起来。在谈论政治家时,我们大可以建立一种类型理论,其中纯政客处在一个极端,理想主义政客处在另一极端,前者是蔑视理想的玩世不恭的决策者,后者则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理想。我们同意,很有可能遇到一个纯政治家或一个完全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但我们能由此断定存在着“纯政治”或完全“理想主义的政治”吗?我的回答是不能。我们若只提马基雅维里的君主,则可能倾向于回答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约束自己,不要从马基雅维里实际说过的话中草率地得出结论。

他确实说过政治不是伦理,但他并没有说过政治本身是什么。因此,从马基雅维里的前提应当得出的结论是,政治“在道德上是不纯洁的”。政治本身是什么还有待于我们发现。这方面的研究见Sartori,“What Is Politics”(“什么是政治”),in Political Theory,I(1973)。在这件事上马基雅维里只告诉我们某种类型的决策者如何行动。然而,即或是“纯政治家”,他若是很敏锐的话,也会认识到不能低估那些他认为不纯但有助于他的政策成功的因素,因为真正的政治家很清楚,观念就是力量,理想也是武器。正如马基雅维里本人所说,甚至主祷文也是对国家有用的保障。

关键在于,纯政治同其对立面即完全理想化的政治一样,都是不切实际的。每一项政策都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混合物。如果其中一个因素占了压倒优势,如果太多的理想主义消灭了现实主义或者相反,一项政策就有可能失败。永远不会有人能成功地制定真正纯粹的政策或严格的理想或道德的政策。它们的失败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今天在纯粹的“权力政治”的旗号下进行的事情,只是在受到ethos(民族精神)滋养的条件下发挥作用。当然,Machtpolitik(权力政治)追溯起来,是以黑格尔的Sittlichkeit(道德),以他的更高的道德形式为基础的。ethos却可能以野蛮的面目出现。事实上,现代的大放血和大屠杀不是以法西斯的民族理想的名义执行,就是在无阶级社会的理想这种旗号下出现的。事实是,所谓纯政治也建立在理想和价值之上。人们甚至可以这样说,政治越纯,它就越是Sache(一项事业),也就是说,它就越是献身于一项事业。总而言之,权力政治就是Sachepolitik(事业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