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竞技体育与体育产业在公共体育服务中的地位作用

长期以来，公共体育服务都被认为是在群众体育领域，而竞技体育与体育产业在公共体育服务之外。无疑，群众体育是公共体育服务最基本的部分，但竞技体育与体育产业也不可或缺。尤其是，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 《意见》要求积极扩大体育产品和服务供给，推动体育产业成为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促进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加快体育强国建设，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因此，竞技体育与体育产业在公共体育服务中有其一定的地位与作用。

一、 竞技体育在公共体育服务中的地位与作用

在服务型政府建设引领下，构建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已成为我国体育领域的中心工作、重点工作。而构建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则需要在理论上理清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的内容到底应该包括哪些？目前，无论是理论界或是政府工作部门基本都认为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构建的主要内容是建立“促进群众参与体育活动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较少有人研究竞技体育在公共体育服务体系中的地位、作用问题。那么构建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是否应该纳入竞技体育？竞技体育在公共体育服务体系中又起什么样的作用？明确这些基本问题，对新时期推动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改变竞技体育发展方式，乃至建设体育强国都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 竞技体育是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构建的重要内容

1．竞技体育的公益性是其纳入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的学理基础

竞技体育是否应该纳入公共体育服务体系，首先应该在学理上明确竞技体育是否符合公共服务的特性。而关于什么是公共服务，目前对其概念及内涵的解释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物品解释法”，是根据公共物品理论，通过公共物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来解释和推演公共服务，把公共服务等同于公共物品。二是“价值解释法”，认为公共服务是政府运用公共资源，根据权利、正义等公共价值，积极回应社会公共需要，为社会福利最大化而提供的社会产品和服务。三是“主体解释法”，认为公共服务是政府利用财政提供社会所需，运用公共权力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的过程。四是“职能解释法”，将公共服务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公共服务就是政府所从事的所有公共性活动，甚至可以推演到政府的四大基本职能，狭义的公共服务就是政府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实际生产活动或者职能之一。五是“利益解释法”，将公共服务界定为以公共利益为目的提供各种物品（包括有形物和无形物）的活动，甚至包括提供私人物品。以上对公共服务的定义是对同一事物从不同的视角对其内涵的界定，有的将公共服务作为一种静态的产品，有的是将其作为一种动态的活动或行为。在上述观点中，我们倾向于把公共服务作为一种活动或者行为，因为这比较符合服务的词义解释（服务是指为他人做事，并使他人从中受益的一种有偿或无偿的活动）；从视角上倾向于利益解释法，因为利益解释法突破了传统的依据物品属性界定公共服务内涵的限制，能较好地解释客观现实。综上所述，可将公共服务的概念解释为：公共服务是为实现公共利益，利用政府资源和权威，以提供有形和无形的物品为载体的各种行为或活动。以上释义中，判定公共服务规定性的依据不是提供的物品属性，对公共利益的判断才是利用政府资源和权威提供物品的根据，而判定公共服务的内在依据则是公共利益，只有与公共利益相联系（具有公益性）的那些活动或行为才具有公共服务的特性。因此，要判定竞技体育是否具有公共服务的特性，实质上是要证实竞技体育是否与公共利益相联系，即是否具有公益性。

公共利益，是一种惠及政治国家特定时空内社会群体生存与发展、与个体或局部利益相对并相关的价值体；是一个涉及主客体关系的比较范畴，是一种超乎个人利益并与个人利益相关的一种价值形态，具有开放性（非排他性及动态性）、差异性及受益主体的广泛性与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是必需的）等特点，其核心是公共受益性。竞技体育作为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是在全面发展身体，最大限度地挖掘和发挥人在体力、心理、智力等方面潜力的基础上，以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和创造优异运动成绩为手段，以追求利益为主要目的的一种组织化的活动过程。简单地说，竞技体育是通过竞技来追求利益的一种活动过程。竞技体育活动的基本构成有训练活动、竞赛活动和为训练竞赛服务的支持保障活动，其中训练活动和为训练竞赛服务的支持保障活动都是围绕竞赛进行的，竞赛是核心活动，是竞技体育与外部环境作用的界面，竞技体育社会功能的发挥都是通过竞赛活动实现的，是竞技体育向社会提供的重要价值体。这种价值体的价值（产生的效用）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竞赛过程中运动员优美的动作，精湛的技艺，运动中所展现的身体的灵巧性、稳定性、协调性，操纵的准确性、定向能力、反应时间、柔韧性、弹跳力、爆发力、耐力等能满足人们的特殊观赏性需要；此外，竞赛结果的不确定性，赋予它无穷的魅力，满足人们探索未知事物的心理，丰富着人类的文化生活，这正是竞技体育在满足人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中为任何其他艺术类产品所不能取代的原因所在。二是竞赛成绩所产生的价值，优异的竞赛成绩往往会给竞赛获胜方带来巨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方面的收益。因为，在国际大赛中，优胜者将获得升起其所代表的国家国旗，并奏响该国国歌的待遇，从而提升优胜者国家的国际形象和地位，振奋民族精神，同时也提高了该运动员或所在的运动队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产生示范效应，从而带动更多的人热爱体育、参与体育。此外，现代竞技体育的发展越来越需要在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教育方面的综合实力，参与国际体育竞赛取得的竞赛成绩不仅体现的是运动员的意志、体力、运动技术的高低强弱，同时也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荣誉，具有体现一个国家政治制度优劣、经济实力强弱、科学技术水平高低、文化教育进步快慢的重要功能，因而有的人把国际的运动竞赛称为“随着人类文化进步而发展起来的一种特殊的礼仪化的战争”，国际的竞赛也成为对外展示国家形象的窗口，实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利益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奥运会、足球世界杯这样的大型体育赛事观赏已呈现出“全民性”特征。据统计，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体育节目收视率一般情况下在0.5%—1%之间，但奥运会期间的体育节目收视率和市场占有率往往会大幅攀升。如悉尼奥运会收视率最高达到了9.5%，收视份额最高达到了50%，雅典奥运会的乒乓球男子单打决赛的收视率更是达到了12.8%。此外，奥运期间不同人群观看体育节目的比例与平时相比也大幅上升，女性观众平时观看体育节目的比例不到30%，而雅典奥运会期间京沪穗三地的女性观众比例增高到40%以上，每个女性平均收看奥运节目的时间达45分钟，与男性1个小时的收视时间相差不大，个别场次的比赛女性观众比例甚至超过了男性；不仅是女性，儿童和青少年等群体奥运期间对体育节目的收视也有极大增长，与平时相比收视率增长了2倍 。可见，观看大型体育比赛，特别是我国运动员的比赛已成为民众的公共需要，具有公共受益性。竞赛成绩具有公共受益性。因此，参与国际体育竞赛涉及公共利益，具有公共服务的特性。此外，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过程中，通过在青少年中推广竞技运动，可以提高青少年的体质，塑造青少年健全的人格，培养青少年良好的社会道德和行为规范，乃至培养更多的全民健身积极参与者，这对民族的伟大复兴，培养健康合格的社会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都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也具有公共受益性。因此，竞技体育具有相当程度的公益性。

2．竞技体育纳入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是历史演进的自然选择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经历了初期“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竞技体育发展模式，20世纪60年代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发展模式的初步形成，20世纪80年代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发展模式的强化与完善，以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探索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竞技体育发展模式几个历史阶段。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的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发展模式，从本质上看是一种政府垄断型的竞技体育模式，该模式以实现国家利益为最高目标，利用公共资源，通过政府设立的事业单位（各专业运动队），包揽了运动员培养的各个环节，完全进行纵向一体化的生产，政府扮演的角色集资金供应者、生产组织安排者和具体的服务生产者一体。该模式的优点在于政府可以集全社会之力，并通过制定相关政策使竞技体育公共物品的供给集中体现国家的意志，实现公共利益。因此，该模式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发挥了其他模式无可比拟的作用和优势，保证了我国竞技体育的超常规发展，并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政治需求，我国在北京奥运会上取得的辉煌成绩无不是该模式优越性的体现。当然，该模式也有缺点，如忽视了个人利益，垄断导致的效率低下、服务的供需结构不一致、服务的不可持续性等问题。特别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整个社会发生分化，在竞技体育利益多元化的情况下，政府垄断供给的弊端更为突出。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根据整个社会对竞技体育公共需求的变化以及竞技体育发展外部环境的变化，把竞技体育纳入公共体育服务体系进行整体设计，以此来完善竞技体育“举国体制”模式，这既是我国竞技体育发展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我国竞技体育公共服务历史演进的自然选择。

3．竞技体育纳入公共服务体系是世界竞技体育强国的共同经验

（1） 美国

美国的体育管理体制是典型的分权型，即社会管理型。政府中没有设立专门的体育管理部门，主要依靠民间和社会力量来组织管理体育事业。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主要通过学校系统和公共休闲娱乐系统完成。特别是以学校为基础培养优秀运动员成为竞技体育发展的重要途径。此外，国家休闲与公园协会（The National Recreation and Parks and Recreation）也经常利用假期给青少年提供训练的机会来培养有运动天赋的孩子提高竞技水平，一定程度上承担了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责任。美国政府虽然不直接介入竞技体育人才的培养，但政府要通过政策导向、法律制度进行宏观调控。在竞技体育发展的资金支持方面，根据美国税收法案，在2005年国会财政预算中，美国奥委会获得了1.182亿美元的拨款，经费使用的范围包括：给各个国家竞技体育管理机构和运动员的直接资助（5070万美元）、奥林匹克训练中心维修与运行（2320万美元）、国际性比赛费用（380万美元）及教练员的培养（39.2255万美元）。此外，美国奥委会按照下属各个竞技体育管理机构的业绩（以奖牌为主）每年划拨25万美金。

（2） 俄罗斯

俄罗斯的竞技体育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一直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冷战时期，竞技体育作为显示社会主义国家强大的工具，成为前苏联大力发展的对象，一度雄踞世界顶尖位置。叶利钦时期的政治经济变革，极大地冲击了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使得俄罗斯的竞技体育发展出现了徘徊不前和竞争力下降的趋势。近年来由于“俄罗斯新思想”逐步渗入人心，社会状况逐步好转，俄罗斯国民的国家和民族意识逐渐增强，竞技体育成为重振俄罗斯世界大国地位和高扬国威的重要政策手段。2001年，普京总统就曾说过：“高水平竞技体育的成绩从来都是一个民族和国家发展水平的指标之一，在现代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它都是一个国家的名片。”基于这种认识，俄罗斯在整个层面加强了国家对体育的管理，脱胎于原国家体委的体育运动署的职能一步步得到加强，重大资金的投入以及国家体育重大规划的制定基本都由体育运动署负责；原来那种将大部分权力都放给以奥委会为代表的社会性组织的做法逐步收敛，俄罗斯国家和政府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俄政府对竞技体育管理的回归也使得俄竞技体育获得的联邦财政拨款有很大增长，2003年俄对竞技体育的预算拨款达到40亿卢布（1美元兑30卢布），比2002年增加一倍，2004年来自联邦发展体育运动的预算是50.7亿卢布，2005年为70.9亿卢布，而2006年达到100.2亿卢布。2006年颁布《2006—2015年俄联邦体育运动发展计划纲要》，拟财政投资1066.55亿卢布发展俄罗斯体育。

（3） 德国

德国的竞技体育发展建立在俱乐部体制的基础之上，从青少年运动员的选材、培养，到国家级运动员的管理、训练都通过俱乐部体制来实现。政府部门主要通过经费投入、场馆建设和训练基地建设等方式支持俱乐部的发展，具体的组织和管理都通过奥林匹克体育联合会及其下属的各单项协会来完成。在场地设施建设方面，很多国家级或州级的训练基地都是与俱乐部相结合或设在俱乐部里，同时可以促进俱乐部的发展。在投资方面，政府每年给体育领域支付大约65亿马克，其中，大约有2.2亿马克由联邦政府支付，主要用于高水平竞技体育，州政府提供25亿马克，其中包括体育教师的工资，剩下的大约36亿马克由各地方政府支付，体育协会和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联邦、地方政府的支持和援助。俱乐部除了从政府的财政投入中获得大约10%的直接经费补贴外，还通过以非营利组织身份享受免税待遇，以极其低的费用，甚至免费使用公共（主要是社区）的体育场地设施获得间接投入。

（4）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政府设有专门管理竞技体育的组织机构—澳体育运动委员会，澳体育运动委员会对优秀运动员的培养和相关运动项目的发展，主要通过与澳体育联合会、奥委会、英联邦运动委员会等社会体育组织开展广泛的合作来共同实现。澳体育运动委员会在竞技体育发展的目标规划、竞技体育的组织设置、教练员的培训进修以及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发现等方面均起着决定性作用，而且对竞技体育的操作层也有监督和指导作用。在运动员成长的不同阶段，澳政府在和社会的结合过程中做到有所侧重，有的放矢，确定了不同的体育扶持政策。澳大利亚基层政府主要任务是推动大众体育的发展，侧重于大众体育场地和设施的建设和维护；澳大利亚的州政府在为青少年提供体育场地和设施的同时，开始直接资助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那些具有运动天赋的青少年一般会由体育俱乐部流向单项运动协会，并在州政府的资助下由单项运动协会负责提供相关训练和竞赛服务；澳大利亚体育学院是澳大利亚高水平运动员的主要训练基地，受澳体育运动委员会的领导和管理，其经费主要由联邦政府承担，并直接通过澳体育运动委员会进行管理。奖学金是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对澳大利亚优秀运动员提供财政支持的主要方式，那些在奥运会、联邦运动会中获奖及在国际比赛中有巨大成就的男女运动员，包括进入NBA的篮球运动员、获得大满贯的网球明星及世界板球冠军、重要联盟俱乐部的足球运动员都可以获得奖学金的支持和培养。澳大利亚体育学院主要通过实施竞技运动奖学金计划和运动精英计划这两项奖学金计划对优秀的高水平运动员提供奖励和支持，使其能获得更高水平的科学训练。

（5） 法国

法国是个中央集权国家，法国的竞技体育与大多数西方国家不同，是由政府机构主管，法国政府主要为竞技体育提供经费和高水平的教练员，但不参与具体工作。青年体育部是法国主管体育的行政部门，部长由总理任命，直属总理领导。青年体育部代表政府，依据《体育法》和有关体育政策，对全国的体育工作行使领导和管理职能，并与社会体育组织进行广泛的体育合作；各类体育协会接受政府的财政补贴和监督指导，负责组织开展各种体育竞赛与活动，培训高水平选手代表国家参加国内外的体育竞赛。青体部与法国奥委会和单项协会的关系表现为：在职能上不直接监督或领导，主要是通过建立评估体系检查各个运动项目的发展过程；通过资金投入影响竞技体育的发展方向；通过培训教练员、管理人员改变竞技体育的结构，并把监督一直深入到操作层面。而且中部连接层的组织做出的决定也要依赖于青体部制定的相关政策和法规，因为各个单项协会在经济上主要依靠法国青年体育部，所以他们必须依照法国青年体育部制定的方针、政策和评估的依据行事。法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公共部门对体育的资助是法国体育运动开展的重要基石，2004年法国政府用于体育方面的总预算为7亿欧元，占国家财政预算的0.1%，整个经费的支出27%用于高水平运动员的培养，18%用于保障体系开支（主要包括运动员伤残保险、卫生医疗、反兴奋剂等费用）,48%用于体育发展（包括兴建体育场馆等）,7%用于行政费用开支。许多俱乐部和联盟在发展体育运动中都或多或少地依赖于国家的资助。

（6） 英国

由于英国政府认识到在国际竞技体育舞台的成功能够带来包括诸如促进国家认同、经济发展、大众体育参与以及提升国家形象等方面的作用。所以，政府非常重视竞技体育的发展，并设置了专门的管理机构，通过强化竞技体育的发展规划和政策引导，以及增加资金投入来积极介入竞技体育的发展。政府对竞技体育的管理采取“一臂之距”原则，英国主管全国体育工作的政府部门是文化、媒介与体育部（DCMS），但其只负责制定竞技体育的相关政策和财政拨款，并没有设立直接管辖竞技体育的事业机构，主要委托中介非政府公共机构—英国体育理事会（UK SPORT）来负责具体的竞技体育管理事务。英国体育理事会（UK SPORT）通过与全国性体育组织的合作、发挥地方政府和各地区性组织的作用、发挥体育院校的作用以及与教育系统合作建立后备人才的培养通道等方式来实现政府的竞技体育发展目标 。在竞技体育的资金投入方面，政府通过财政拨款和彩票公益金的方式来保障竞技体育的发展，政府财政资金通过英国体育理事会（UK SPORT）管理，主要用来辅助与支持彩票公益基的不足，帮助各单项运动协会及相关的合作伙伴提供运动员训练竞赛等必要的支持与服务，其补助的重点着眼于竞技体育组织的管理与支撑各单项体育协会的运动成绩表现计划。彩票公益基金主要用于资助世界级表现计划（World Class Performance Programme）及世界级赛会计划（World Class Event Programme），世界级表现计划以一个奥运为周期通过两种方式来资助运动员参与奥运会和残奥会，一是资助单项运动协会使之为运动员提供支持服务，保障运动员获得最好的训练、竞赛和支持保障服务；二是对运动员进行个人资助（Athlete Personal Award or APA），为运动员提供个人生活消费，使运动员能有更多的时间用于训练。比如在里约周期，夏季奥运项目的各单项协会获得总资助为283600989英镑，夏季奥运会残疾人运动项目获得的总资助为70327009英镑。世界级赛会计划主要用于资助申办和举行各类大型体育竞赛。

美、俄、德、澳、法、英等国在世界大赛特别是奥运会上无论是金牌榜还是奖牌榜排名都长期占据前10的位置，是世界公认的竞技体育强国。以伦敦奥运会为例，美国以46枚金牌列金牌榜第1,104枚奖牌列奖牌榜第1；英国以29枚金牌列金牌榜第3,65枚奖牌列奖牌榜第4；俄罗斯以24枚金牌列金牌榜第4,83枚奖牌列奖牌榜第3；德国以11枚金牌列金牌榜第6,44枚奖牌列奖牌榜第5；法国以11枚金牌与德国并列金牌榜第6,34枚奖牌列奖牌榜第8；澳大利亚以7枚金牌列金牌榜第10,35枚奖牌列奖牌榜第7。在国际体坛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这些国家根据自己本国对竞技体育的需要出发，结合各自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条件，建立了符合自己国情的竞技体育发展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这些国家的发展模式各有不同，但也存在着一些共性，那就是政府高度重视竞技体育的发展，或设立专门公共机构，或直接投入公共资金，或利用公共政策积极介入竞技体育，通过与市场和社会组织合作，在促进群众普遍参与体育活动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能发现和培养高水平竞技体育人才的通道使之发挥最大的潜能为国家和社会实现公共利益，这是这些国家的竞技体育能在国际竞技舞台取得成功的共同经验。从本质上看，政府以实现国家利益为目的，利用公共资源和权威建立的竞技体育人才培养通道，就是公共体育服务体系。

4．竞技体育纳入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内在要求

竞技体育发展方式的选择依赖于其存在的社会生态环境，从当前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政治环境看，随着经济社会的纵深发展，建设“服务型政府”已成为时代发展的核心命题之一，而“服务型政府”建设，最根本的任务是“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扩大公共服务，逐步形成惠及全民、公平公正、水平适度、可持续发展的公共服务体系”，从而更好地推动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和促进和谐社会的实现。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既是衡量服务型政府名实相符的重要标志，也是服务型政府实现经济社会治理目标的重要中介。正因为公共服务体系在服务型政府自身建设及其经济社会治理目标中的重要地位，社会各个领域内就如何构建公共服务体系进行了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在此背景下，在体育领域内着力开展有关“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构建”的理论与实践已然成为体育行政部门与学界之间的共识。如国家《体育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了“以建立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为重点”的体育事业发展指导思路，以及“加快完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提高公共体育服务水平，切实提高全民族的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促进我国群众体育发展迈上新台阶”的体育事业总体发展目标。《青少年体育“十二五”规划》中也明确提出“初步建成符合国情、较为完善、受益面广、服务均等，社会、学校、家庭相结合，以各级各类学校、体校、公共体育场地设施及社会各类性质场地设施为载体，以青少年校外体育活动中心、青少年体育俱乐部、体育传统项目学校、青少年户外体育活动营地和社会其他服务机构为组织形式，以体育教师、教练员、家长、社会体育指导员和体育志愿者为组织指导人员，以健身活动、竞赛交流、技能培训、健身咨询、体质监测等为主要服务的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国家体育总局刘鹏局长在2010年、2011年全国体育局长会议和2012年全国体育发展战略研讨会上的讲话中都将“构建公共体育服务体系”作为体育事业发展的方向，作为当前工作的重点。从国家及体育领域内的诸多政策变化可以看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以满足广大民众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已是一件需要认真对待并着手解决的事情。竞技体育作为一个国家和地区体育实力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间交流、竞争、合作的重要平台，是展现国家形象和综合实力的重要窗口，让广大人民群众欣赏到高水平的竞技体育比赛，尤其是看到我国体育健儿在国际大赛中取得好成绩，不仅能培养审美情操，满足人们的观赏性需要，而且能提高国民文明修养和道德水准，激发群众的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增强凝聚力。可以说搞好竞技体育，是人民的需要，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需要，是中华民族实现和平崛起战略的需要。因此，在构建公共体育服务体系作为时代潮流的宏观背景下，把竞技体育纳入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来满足这种公共需要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内在要求。

5．竞技体育纳入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是实现体育强国战略的需要

北京奥运会后，我国提出了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战略，建设体育强国，要求我们必须全面提高我国体育的整体发展水平和社会影响力，是在更高起点上向体育现代化的伟大进发。在“体育强国”实现的众多要素中，竞技体育是评价一个国家是否是体育强国的重要因素，在体育强国建设中具有引领和辐射作用。从目前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现状看，尽管我国在北京奥运会上取得了金牌第1的好成绩，但从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来看与世界体育强国还有很大的差距，例如，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的发展缺乏有机的对接；竞技体育项目发展还很不均衡，田径、游泳等基础大项和群众喜爱、社会影响广泛的“三大球”等集体球类项目以及冬季项目水平较低；优势项目提升空间有限，优势保持困难；潜优势项目发展的基础比较薄弱，尚未形成项目和人才厚度，整体缺乏后发优势和潜力；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不足；以全运会为龙头的国内竞赛体系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运动员文化教育、退役运动员就业安置和伤残保障等长远性、根本性问题尚未得到系统、全面的解决；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还不够等。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和完善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坚持的核心是要坚持政府在竞技体育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坚持公共资源对竞技体育的投入；完善的核心是打破垄断，要根据竞技体育生态环境变化，合理利用公共资源，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充分整合市场和社会的资源，合理发挥政府、市场、社会在竞技体育发展中的作用和功能边界，形成竞技体育发展的合力，最终形成政府主导、市场自主、社会自治的新型举国体制。以此解决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现存问题，在保持我国竞技体育特点和优势的基础上，不断挖掘潜力，培育新的金牌增长点，优化结构，提高效益，推动竞技体育内部均衡发展，增强中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而坚持和完善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在本质上与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更好地利用利用公共资源和权威、更好地利用市场和社会力量提高竞技体育公共服务的效率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等相一致。完善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既是体育强国的重要标志，也是实现体育强国的重要基础。因此，坚持和完善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路径选择，更是实现我国体育强国战略的内在需要。

（二） 竞技体育对公共体育服务内涵的提升

1．竞技体育能引领群众体育的发展

群众体育是公共体育服务的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方面，是“体育惠民”的具体体现。竞技体育的公益性除了表现在其作为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特殊物品，为人民群众共同享用，满足人民群众欣赏高水平竞技体育，感受民族凝聚力等公共性的需要外，同时，竞技体育公益性还体现在其应该对群众体育的兴起与发展产生引导与示范作用，推动一些体育项目的普及和群众参与，使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相互促进、协调发展。所谓竞技体育要“到群众中去”即指竞技体育依靠群众得到发展之后，还必须做到“一切为了群众”，要把竞技体育的一些长处投入“到群众中去”，其目的是为了推动群众体育的发展。实际上，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就呈现出提高运动技术水平与开展群众体育活动高度结合与相互促进的发展特色，如1954年国家体委的报告指出：“在训练运动员的工作中必须明确迅速提高我国在国际体育活动中的地位，应与我国人民体育运动的加强相适应，这些受过训练的运动员应在国内成为体育运动的宣传员、组织员和指导员，通过他们到各地进行巡回表演，以推动各地群众性体育运动的开展。”并强调了运动竞赛要为开展群众体育更好地服务，1959年中央对新中国第1届全运会提出了三项任务，在给国家体委的批示中指出：“运动会的目的，是推动群众体育运动的发展，是要团结全国体育工作者和在若干运动项目中创造出优异的成绩，把体育运动的提高和普及密切结合起来。”因此，竞技体育服务于群众体育发展既是“体育惠民”的具体体现，是实现竞技体育公益性的客观要求，也是竞技体育发展历史经验的总结。

从当前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服务群众体育的现实看，竞技体育服务群众体育的作用还比较有限，主要表现为：

一是竞技体育的项目布局与全民健身的重合度低。我国竞技体育优势项目主要集中在乒乓球、羽毛球、跳水、射击、体操、举重和女子柔道7个项目上，截至2004年，上述7个项目在夏季奥运会共获奖牌214枚，占奖牌总数的74.83%，共获金牌92枚，占金牌总数的82.14%；而在拥有119枚金牌的田径、游泳和水上项目基础大项方面，我国仅获金牌12枚，仅占总数的10.71%；在世界上影响大，民众参与广，受各国关注深、群众喜欢的集体项目方面，除女排获得2金1银1铜具有相当的竞争力以外，其他诸如女足、女垒、女篮和女子手球都是昙花一现，男子篮球最好的成绩是前8名，男子足球则是每每被阻挡在世界杯和奥运会的大门之外。奥运会和足球世界杯等国际大型体育竞赛往往会吸引本国国民的广泛关注，在各类世界大赛取得好成绩也会激发群众对该项目的参与热情，如20世纪80年代我国女排在全国掀起的排球热。而我国竞技优势项目除乒乓球、羽毛球外，其他项目的市场化程度都较低，难以推广，竞技体育项目与全民健身的重合度低，对群众体育的普及推广作用就比较有限。

二是竞技体育资源服务群众体育开发不力。体育资源是群众体育开展的基础、条件、内容和手段，其质量的优劣、数量的多少及利用效率的高低，是影响群众体育发展的重要因素。据《2007年中国城乡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现状调查公报》显示，在影响人们参加体育活动外部条件方面，“缺乏时间”和“缺乏场地设施”仍然是当前妨碍全国城乡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的主要因素，在内部因素方面“没兴趣”则是影响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的主要障碍。要解决这些障碍，则需要多渠道开发各种体育资源，包括竞技体育资源。从竞技场地设施资源开发服务群众体育看，据统计，我国省（区）市各类竞技体育训练基地大约有300多个，这些基地的使用效率大多不高，除国家队、省队驻训外，有大部分的时间基地是闲置的，使用率很低。从各类大型运动会的场馆赛后利用来看，在场馆的设计阶段，受长官意志、投资不足、建设周期过紧等影响，过多地考虑了竞技体育需求，忽视了赛后大众的体育需求，使体育场馆的造价偏高而又不实用；或虽有考虑，但由于研究不够深入，从而造成赛后实际操作上的困难和经营上的被动，体育场馆成为“弃之可惜，用之不变”的城市包袱。在后期利用过程中，尽管各个体育场馆的性质、功能和服务对象不尽相同，但总体来说，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利用率低下的问题。不少场地器材经常处于闲置状态，周一至周五的白天表现尤为突出。每天早晚和周末是全民健身的最佳时间，但由于体制等各方面的原因，许多场馆开放时间不够，难以满足群众健身休闲要求，还有些场馆单纯从经济效益出发，把健身休闲视作高消费，制定了过高的收费标准，使群众难以承受，从而造成场馆的利用率下降。从竞技体育人力资源服务群众体育情况来看，通过竞技体育明星的宣传来激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参与体育的兴趣，是世界体育强国的通用做法。以英国为例，针对青少年普遍的体育明星崇拜，英格兰体育理事会会定期组织英国的顶级运动员和体育明星，组成“冠军宣传团”，和青少年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以启发和激励他们参与体育运动。作为激发青少年体育参与的“运动化”项目的一部分，由100名运动员组成的“冠军宣传团”在2011年6月至2013年3月就参加了“运动化”项目的222个活动计划，开展了354次宣传活动，“冠军宣传团”成员根据各自的项目和能力，与青少年进行互动和交流，致力于激励青少年参与体育。这些体育明星对青少年参与体育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和带动作用。与国外相比，我国体育明星参与公益活动很少，近几年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存在运动员参与的比例小、参与意识落后、参与形式单一、参与渠道缺乏等问题，整体上还处于初级阶段。

三是竞技体育发展模式的缺陷导致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有机联系的割裂。竞技体育发展模式是为实现预期的竞技体育目标所采取的途径、方式、方法、手段等要素的综合。从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模式的形成与演变来看，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普及与提高相结合”方针的指引下，形成了在广泛开展群众体育的基础上提高运动技术水平的竞技体育发展模式，这个时期优秀运动员从群众体育活动中产生，并服务于群众体育；开展群众业余体育运动的“普及”与培养少数优秀运动队伍的“提高”是相适应的，也是相得益彰的。到20世纪后期，有“缩短战线，保证重点”的战略指导，及后来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对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发展模式的强化与完善。因此，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开始分离，专业队伍在训练、竞赛与人才选拔都自成系统，并逐步与业余拉开距离，与一般群众体育脱钩。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方面，突出表现为早期专门化，整个培养过程中基本没有以培养儿童青少年对体育运动的兴趣为目标的基础训练阶段。显然，这样的后备人才培养模式，不仅不利于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对青少年参与体育锻炼也不能起到很好地带动作用。从我国职业体育发展的模式来看，也没有建立起从底层到顶级联赛的多层次、分区域的金字塔开放式联赛模式，无法对基层群众的参与起到促进作用。反观国外的一些成熟职业联赛模式，采取金字塔式的开放性联盟，从底层的草根联赛到顶级的联赛，那些低等级的业余球队都有机会走上联赛的顶端。以英国为例，英国足球体系就是采取的足球金字塔，该体系包括在英格兰境内所举行的各个级别、相互连接的足球俱乐部联赛。拥有一套对不同级别的联赛之间的升降级的层次结构，甚至可以让小球队也有机会通过努力最终跨入顶级联赛的行列。该体系有超过140个联赛包括了超过480个不同的分区，有超过7000支球队。处在金字塔前五级联赛都只拥有一级低于自己级别的联赛，这五级联赛以下，各个级别的联赛拥有的低于自己级别的平级联赛如同金字塔一样不断增加，每一级都会根据地理区域划分成不同地区联赛。在一些人口重镇甚至有多达20级的联赛 。这样的联赛模式对群众足球的开展所起的推动作用就不言而喻。

针对上述问题，为更好地发挥竞技体育对群众体育的带动作用，要重新谋划竞技体育的项目布局，在保持和巩固现有优势项目的基础上，把资源投入到田径、游泳等基础大项和群众喜爱、社会影响广泛的三大球上。要积极利用竞技体育资源弥补群众体育资源的不足，各类训练基地在完成竞技体育训练任务的同时，要向群众开放，大型运动会的场馆建设要结合人们的健身需求，立足于多种体育功能的充分利用，做到比赛与训练相结合，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相结合；要充分利用体育明星服务社会公益事业，组织开展体育明星进学校、进社区活动，使体育明星能“沉”到基层社区，向民众普及全民健身、推广从事的运动项目，特别是在当下社会正面临着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水平20多年持续下降、青少年的体育活动量日渐减少的危机，中国的体育明星更应该走出竞技场、走向社会，为引导、推动青少年体育的开展发挥应有的作用。要改变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模式，广泛开展以培养儿童、青少年体育兴趣为目标的竞技体育活动，把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建立在青少年广泛参与的基础上。

2．竞技体育能在民众的思想道德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

民众的思想道德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它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和方向。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深入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呈现出积极健康向上的良好态势，公民道德建设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思想日益深入人心，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不断发扬光大，追求科学、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已成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崇尚先进、学习先进蔚然成风，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体现时代要求的新的道德观念相融合，成为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发展的主流。与此同时，我国的公民道德建设方面也存在不少的问题，社会的一些领域和一些地方道德失范，是非、善恶、美丑界限混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见利忘义、损公肥私行为时有发生，不讲信用、欺骗欺诈成为社会公害，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现象严重存在，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解决，必然会损害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损害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竞技体育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理应在民众的思想道德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契合竞技体育本身的特性和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历史实践。从竞技体育本身来看，竞技体育活动是主体之间在身体运动能力方面进行的比较性竞争，这种竞争所遵循的基本道德准则是在一种公开状态下，强调公平竞争、有序竞争、公正评判。竞技体育活动摒弃一切与人类社会基本生活道德准则相悖的行为，它所提倡的公平、公正、公开、和谐和友爱，是人类美好愿望的一种理想化追求。这种理想化的道德规范有助于创造规范有序的竞争环境，促发民众的公平竞争意识，形成符合现代市场经济所需的法治意识、文明自律等良好道德品质 。此外，竞技体育精英，也就是体育明星，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往往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较强的社会影响力。随着大众传媒和体育商业化的不断发展，竞技体育精英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大众面前，从而使公众对他们产生了偶像崇拜，而这种现象在青少年群体中更加明显，越来越多的体育明星通过媒体走入青少年的生活。据对北京、上海两市中学生问卷调查统计结果，约有71.4%的学生有崇拜的体育明星 。从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历史实践看，在长期的竞技体育实践中，通过我国运动员和优秀运动队的努力，凝聚、荟萃成了以爱国主义精神、英雄主义精神、乐观自信精神、公平竞争精神、团队精神、辩证实用理性精神为核心的竞技体育精神。竞技体育精神在很大程度上与公民道德建设所倡导的“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相契合。因此，应该积极发挥我国竞技体育精神的对公民思想道德建设的引导、促进作用。

当前，从竞技体育在民众思想道德建设中发挥的实际作用看还比较有限，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存在消极、负面的影响，表现一为竞技体育社会责任的缺失。我国竞技体育承担社会责任的现状不容乐观。竞技体育的核心参与者（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频频曝出球场暴力、假球、黑哨等丑闻。竞技体育社会责任意识也尚未深入人心，大多数媒体和政府官员只关心竞技成绩，很少关注竞技体育的社会责任，而公众又不知应如何让竞技体育履行其社会责任。竞技体育社会责任的缺失，是我国当前整体社会责任缺失的一个缩影，同时又会对普通民众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观产生冲击，不利于公民思想道德建设。二为竞技体育文化的异化。一方面，竞技体育是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展示综合国力的重要手段，所以竞技体育往往被披上政治的外衣。另一方面，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竞技体育所创造的经济和文化价值是有目共睹的，因此，竞技体育又具有浓重的功利性色彩。在众多利益的驱使下，竞技体育成了某些利益团体谋取私利的工具，造成竞技体育文化的异化，具体表现为金牌至上的思想、假球、黑哨、兴奋剂问题等，致使竞技体育失去了其原有的价值和魅力，竞技体育文化脱离了道德的约束，必然对公民思想道德建设产生负面影响。三为运动员思想文化教育的缺失。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传媒业高速发展导致的曝光率的提高，使竞技体育精英具有了非凡的社会影响力。姚明在NBA的成功、刘翔雅典奥运会夺冠、李娜的法网冠军都深深吸引着国人对竞技体育的关注，尤其是使无数青少年投身于他们的偶像所从事的体育项目之中。而竞技体育精英们的行为、思想、品德也会对普通民众尤其是青少年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运动员偏离了运动成绩和文化学习全面发展的轨道，必然会对发挥体育明星偶像和榜样作用会产生不利影响。另外，对金牌运动员过分的物质奖励，也不利于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金钱观。

为使竞技体育在民众的思想道德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首先，应该加强竞技体育行业作风建设，运动员、体育管理者和各类体育组织要一起推行良好的体育道德和行为，切实采取措施杜绝当前竞技体育发展中的腐败和不良风气，保障竞技体育发展的公平、公正。其次，要防止竞技体育文化的异化。最后，要大力挖掘和弘扬竞技体育精神。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竞技体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这与我国运动员和优秀运动队塑造的伟大的竞技体育精神是密不可分的，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乐于奉献的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以和为贵的和平精神、不断超越的创新精神，这些都是我国竞技体育精神的内核。弘扬竞技体育精神要发挥竞技体育明星的示范效应，把竞技体育明星作为竞技体育精神的传承者与实践者，定期组织竞技体育明星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充分发挥着明星的模范带头作用，引导人们积极参与体育锻炼，传承和弘扬竞技体育精神。因为竞技体育明星融高超运动技能、爱国主义情怀、顽强拼搏精神为一体，是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偶像，甚至是精神支柱，易于成为人们特别是青少年模仿的对象。要充分利用媒体的多重宣传功效，推动竞技体育精神的发扬和光大，特别是在举办竞技体育活动的过程中，要注重发挥媒体的作用，不仅利用报刊、电视、广播，也要利用互联网，多方面、多渠道、多层次、全方位进行体育宣传，传播时代所需要的竞技体育精神。

3．竞技体育能服务国家形象构建

国家形象是存在于国家传播中社会公众对国家的认识和把握，是公众作为主体感受国家客体而形成的复合体，以及国家行为表现、形状特征、精神面貌等在公众心目中的抽象反映和公众对国家的总体评价和解读。作为国家力量和民族精神的展现与象征，国家形象对内表现为凝聚力和向心力，对外表现为影响力和辐射力，深刻影响着一国的内政外交，直接关系到该国国际地位的高低以及在国际竞争中力量的大小。随着我国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国家形象也不断提升。尤其是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中国的国家形象更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展现。通过不同的渠道和方式来展示和构建良好的国家形象是我国政府的中心工作和重要任务。奥运会、足球世界杯等大型体育比赛不仅是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体育盛会，也是全世界最为瞩目的“媒介事件”，媒介事件作为举世瞩目的文化表演和大众仪式，从举办之前特别是举办期间将牢牢地吸引着大众的目光，占据着大众的闲暇时间，并将在一定时间内改变着人际、国际的关系和态度，为全球关注和国内民众的关注提供一个“机械的团结”，也为国家形象的展示和构建提供了良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是一个根本性的政治原则问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为人民谋幸福，是党和政府的唯一宗旨，也是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立足点和出发点。竞技体育要为社会主义政治服务，为党的基本路线服务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服务，是为人民服务的具体体现。在国家形象构建作为我国政府中心工作和重要任务的情况下，利用竞技体育这一特殊载体为国家形象的构建服务是时代赋予竞技体育发展的新任务。

竞技体育发展服务于国家形象构建，首先要发挥竞技体育对国家认同的形成与强化作用。国家认同感是个人承认和接受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政治身份，并产生的归属感。就个人而言，国家认同指的是个体在主观上认为自己属于国家这个政治共同体，心理上承认自己具有该国一员的身份资格。竞技体育比赛的结果不仅是代表运动场的胜利，还代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优劣，国际体育比赛的成就很容易被当作是国家社会条件优越的象征。良好的竞技体育成就会给一国的公民带来自豪感，这也是公民形成与强化国家认同的重要原因。如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当中国选手许海峰获得我国在奥运会史上的第一枚金牌时，海内外中华民族感到无比光荣和自豪，大量的、高度的“国家情感”—认同感、归属感和团结感无论是在奥运赛场，还是在海内外华人的现实生活中，或是在国内外大众传媒，尤其是国内的大众传媒，都得到了尽情的呈现。此外，在国际体育比赛中，体育典礼和仪式，如奥运开幕式和颁奖典礼升国旗、奏国歌等，也都会给体育带来超出其作为有组织的竞技体育的象征意义，促进社会的整合 。其次，要通过国际竞技体育舞台向世界全面展示我国改革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展示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形象；展示中国人民坚持实行改革开放的形象；展示中国人民爱好和平的形象；展示中国人民为维护安定团结和实现繁荣富强而不懈奋斗的形象；展示中国人民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形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