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秋天，蒋经国与其他四人被选拔进入培训红军干部的列宁格勒托马契夫中央军政学院（Central Tolmatchev Military and Political Institute）深造。头一年，他研修军事战术、行政管理、交通运输、地形学和火炮原理，游击战争也是一项主要课程。蒋经国的军事战略老师是红军传奇人物，内战英雄图哈切夫斯基（Mikhail Tukhachevsky）元帅。托马契夫中央军政学院的课程还包括马列主义，以及政治指导员在武装部队中工作的技巧等。
蒋经国还未在托马契夫中央军政学院安定下来，中国方面已传来许多恼人的消息。斯大林下令中共在广州发动暴动，遭到挫败，牺牲了许多共产党员。两星期之前，经国的父亲在上海大华饭店举行盛大婚礼，迎娶孙中山先生的小姨子宋美龄为妻。宋氏姊妹的父亲宋查理（宋嘉树），在美国受教育，回到上海后以刊印《圣经》和生产干面发财致富。他对孙中山的革命活动踊跃捐输，但是乍闻次女庆龄要嫁给年纪大、刚离异的孙中山，却极力反对。（宋嘉树的长女蔼龄嫁给孔祥熙，孔氏日后财富犹胜岳父。）蒋介石公开宣称，他和经国亲近的“上海姆妈”陈洁如从未有正式婚嫁关系，他已经像对待其他侧室一样，付钱给她，结束一段感情。
苏联报章抨击蒋、宋联姻是政治婚姻，这位“国民党独裁者”的军事力量与中国新兴的资产阶级财富、权势结合起来。蒋、宋联姻不仅在中国，在全世界都产生作用。除了宋家的财富和人脉关系之外，蒋的新娘子家世地位高，身为现代中国领导人，他需要有美龄这样美丽、聪慧、留学美国的美眷来匹配。不过，不容讳言，蒋对宋显然也有浪漫情愫。即使最挑剔的传记作家，也举出蒋氏有许多情书给美龄，充分显露出对她的爱慕之意。
蒋经国虽然在1927年夏天已不再积极参与中国学生支持左翼反对派的活动，翌年1月仍然签署一份正式声明，表明放弃托派思想。“由于当时我本人也不认识托洛茨基理论是否真实，遂遵照‘军校同僚’劝告，终止我和这个团体秘密活动的关系。”显然，他发表这份声明，才得以留在托马契夫中央军政学院。他的档案中从此看不到任何他涉及托派运动的记录。
蒋经国告诉我们，他在托马契夫中央军政学院进修期间，曾在一份历史杂志上发表了好几篇探讨“哲学”的文章。毫无疑问，就和当时苏联境内发表的所有文章一样，经国的文章反映出对生命与政治的唯物辩证诠释。第一年，托马契夫中央军政学院就指派经国担任学生连连长；他也成为苏共青年团正式团员，反映出他的政治、军事及学业表现都相当优秀。可是，苏联当局依然密切监视他的言行举动；据说经国同寝室的室友就是安全部门特务。[25]
1928年5月25日，冯氏兄妹终于获准回中国。蒋经国自从进入军校研修后，显然已不再和冯弗能通信往来。冯弗能兄妹回国之后，洪国与父亲和好；冯玉祥把儿子送到日本去念军校。
1928年初某时，中山大学几位学生写信给在托马契夫中央军政学院深造的蒋经国，拟议筹组一个江浙同学会，邀请他担任会长。他的安全部门特务室友发现了这封信，向上级呈报。王明此时已是中国共产党旅莫支部首脑，他指责筹组的这个组织是反革命团体。然而，共产国际展开调查后，却找不到颠覆作乱的任何证据。
蒋经国倒是花费心思，培养他和同乡同学的革命感情。当年在中国，有心出头作为全国领袖的人，传统上都会结合盟友；经国从他父亲那里学到这套做法。蒋经国偶尔会变卖个人东西，襄助同学，尤其这些同学来自浙江、江苏，更是他交好、伸援的对象。他的一位同学严灵峰1995年8月25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就提到经国有一次卖掉收音机，接济一位同学。
1928年是中国肇建共和以来，第一次出现一个政府，得到全国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地区承认为当政者。1月间，国民党再度委派蒋介石为总司令，蒋氏新婚夫人的兄长宋子文出任财政部长。蒋介石借着得自上海资本家的资金和冯玉祥结成同盟，恢复北伐军事行动。
1928年6月4日，在日本军人阴谋下，奉系军阀张作霖乘坐的火车遭到炸弹攻击而丧命。日本希望借机寻衅，得以在东北扩张势力。取代张作霖成为奉系领袖的，正是他比较开明、较富国家意识的儿子——“少帅”张学良。少帅素以花名在外的纨绔子弟形象著称，而且在1926年染上鸦片烟瘾。然而，若有必要，他也会心狠手辣。他的民族主义意识胜过军阀的自满。在日本人要求下，他宣布东北维持非正式的“自治”，可是10月10日南京国民政府改组，少帅宣布东北易帜，接受出任国民政府委员。
现在，中国由乌苏里江以迄东南亚国境，似乎终于完成统一。蒋介石成为全中国的领袖——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者控制的少许地区，以及中共在江西及其邻省建立的一小块“苏区”则不在其节制之下。然而，实质上，蒋介石的势力只及于上海市，以及江苏、浙江、安徽和江西四省。
其他省份的地方及区域掌权者只是表面上服从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实则继续维持独立王国运作。接下来数年，投入国民党阵营的许多军阀，又分裂出去自立政权。冯玉祥就是最著名的一个例子。不过，包括冯玉祥在内，没有任何军阀具强劲实力足以掌握全国大权。有实力足堪威胁、挑战蒋介石全国领袖地位者，只有中国共产党。
1928年，中国共产党由于在国内已无一处安全落脚之地，转到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当年稍早抵达俄京的周恩来，是出席六大的一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年仅三十岁的周恩来在六大召开的前一年，可谓饱经忧患，几度死里逃生。1927年4月，上海“清共”，周恩来几乎丧生；7月间逃往武汉；8月间参与策划南昌暴动，没有成功，随着起义部队退到汕头，染上疟疾；被送到香港，又于12月间潜回上海。
周恩来滞留莫斯科期间，至少曾见过一次蒋经国。他告诉经国，批判蒋介石固然是一件正确的事，但仍不应忘掉随时给他父亲写信。蒋经国在回忆录里提到，6月至8月这段时间，他曾经提笔给父亲写了好几封信，但是没有付邮寄出。王明和莫斯科的一些中共斯大林派分子并不相信蒋经国，把他当作潜在的敌手。然而，周恩来像斯大林一样，显然认为小蒋日后或许可以派上用场，因此最好留个活路，说不定有朝一日他会和父亲、国民党尽弃前嫌，恢复关系。
这时候中国共产党内的两个主要领导人是唯斯大林之命是从的李立三和王明。可是，中共最重要的活动据点是江西苏区。朱德和毛泽东结合，组成红四军，口号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进，敌疲我打。”同时，邓小平也在广西省实行此后他和毛泽东奉行不渝的原则——革命不只必须流血，而且必然不可不流血。
到了1930年，世界上绝大多数政府都承认南京的中华民国是代表全中国的合法政府。散布在山区的中共只是小问题；但是，蒋介石鉴于中共有共产国际撑腰，认为若要巩固国民党政权，一定先得肃清中共势力。
1928年初，托马契夫中央军政学院学生自报纸上读到托洛茨基被斯大林赶到土耳其的消息。稍后几个月，蒋经国的导师拉狄克认错，接受斯大林的领导；斯大林宽恕了他，拉狄克得以回到莫斯科。这些发展都没有撼动蒋经国对新社会主义世界理想的向往。同年夏天，斯大林号召党的干部“消灭富农阶级”。托马契夫中央军政学院学生很少听到农村大批斗争富农的消息。经国入校的第二年，成为苏联共产党的候补党员。[26]
此时东北却发生一项外交危机。1929年1月，少帅张学良邀请两位亲日派高级干部赴宴，托词必须注射吗啡离席，遣人把这两人击毙，巩固住对东北地区的控制大权。4月间，张学良又派军警搜查苏联驻东北的领事馆，暴露莫斯科利用其外交单位及中东铁路，搞颠覆及间谍活动的文件。中东铁路自1896年起依合约即由中、俄共管，7月间，张学良以国民政府名义接管中东铁路，逐走俄国主管。
苏联政府认为张学良这么做，侵犯其条约权利，也抵触国际法。11月中旬，苏军越过国境，稍作交战，大败张学良部队。蒋介石坚持先安内、后攘外政策，不与列强发生不必要的冲突，于是下令张学良撤退。稍后，中、苏达成伯力协议，恢复原先状况。中国共产党支持苏联动用武力恢复它在东北经济利益的举动。
中国全境此时普遍动荡不安。由于国际贸易崩溃，中国刚萌芽的丝、烟草、棉花、黄豆之出口生意巨幅衰退。若干农村地区，成千上万老百姓因闹饥荒而饿死。南京政府原本就是由国民党民族主义派、资本家及各色军阀勉强结盟组合，面临艰困情势，更难实现口头上高唱的财政改革和农村改革。世界经济大恐慌产生的政治、心理冲击效应，远比经济效应更为重要。斯大林见到危机当前，认定世界革命高潮更加不稳定，必须加紧自己的内部革命及整肃步伐，在国际政策上（包括对华政策）也必须更加激进——令人觉得讽刺的是，这正是托派的主张。
经济大恐慌因而对全世界左翼、右翼意识形态的勃兴，产生推波助澜作用。这是社会大解体和日常生活大动乱交互作用的乱世。旧体制正在消逝，新危机似乎处处浮现。纳粹主义的怪兽似乎令左翼振振有词可以采取极端立场。纳粹德国萌生征服欧洲的野心；意大利法西斯党人视非洲和巴尔干半岛为禁脔；日本则成为当时时代精神——历史修正论——的沃土。日本右翼国家主义者既痛恨西方列强在亚洲作威作福，又不满美国等地禁止日本移民，遂以白人种族主义作为攻击之目标，也作为本身推动帝国霸业及大和民族兴盛的样板。日本已于1895年占领台湾，1910年掌控朝鲜；军方开始以俄罗斯及中国为进一步扩张的对象。1930年11月，日本一个极端国家主义派青年，狙杀政策温和的首相。从此之后，日本的政治权力落到激进的帝国主义派手中。
蒋介石也开始更加右倾。当他越发依赖德、意军事顾问、教官和器材设备，他就越趋右倾。中国此时别无其他外援来源，就和蒋介石早先依靠俄援在意识形态上染上红色一样，他现在自然会偏向新的支持者之观点。蒋介石虽然用不上种族主义，但法西斯主义的教条鼓励效忠领袖、服从国家，却令他大为激赏。此后数年，他利用若干法西斯主义及共产主义，试图替国民党建立强大的知性及哲学基础，并提振党员无私无我的理想主义。
蒋经国1930年5月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每一科都是“优等”，自托马契夫中央军政学院毕业。他的毕业论文是探究游击战争。他的个人资料档案上，记载他“非常聪明……全校最优秀的学生”。毕业之后，蒋经国再度申请准予回国，不过他的第二志愿是申请准予加入红军担任军官。事实上，他申请留在苏联，颇有在军中求发展的期望。[27]斯大林本人可能认为蒋经国不应出任苏联红军军官，因为这将有损他是中国民族主义者的声誉，有碍他在未来的用处，因此未准许他如愿从军。
蒋经国在军校念书，使他体魄强健。可是，1930年回到莫斯科时却生了一场大病。这是他在留俄期间几度重病之一次。这些病毫无疑问与他的糖尿病有关联，又因他大量喝伏特加酒而更加恶化。蒋经国酒量好，还教俄国朋友划拳助兴。
10月间，蒋经国病愈，奉派到莫斯科一个重要工业设施——迪纳摩电厂（Dynamo Electrical Plant）当见习生。起先，他要担任机械工具操作员，每天八小时以上繁重的体力劳动，月薪只有四十五卢布。共产国际要他“亲身体验无产阶级的生活”。他每天清晨7时起床，夜里还要到列宁国际学院研修工程科学至深夜11时。农村动荡引起食物短缺的现象，此时已蔓延到城里，经国有时候早上没有饭吃就得上工，然而他善于发挥课堂所学，在电厂里提议做了若干技术改革。五个月之内，薪水加倍。加薪，反映出斯大林突然改变主意，谴责“齐头式的平等”，在工厂内导入论件计酬制，鼓励技术官僚的精英制。依照蒋经国的自述，他热情投入工作，除了在工厂工作、上学研修，他每星期还抽出七个小时，在工厂讲授军事学。
大约在这个时期，蒋经国在列宁国际学院一次会议中批评王明，导致共产国际要他离开莫斯科，到西伯利亚阿尔泰（Altai）一个矿场工作。经国以身体虚弱为由，向苏联共产党中央申诉，得以取消此一派令。1930年夏天，王明和一批亲斯大林的中山大学毕业生，秘密潜回上海。这批学生号称“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构成中共党内所谓的斯大林“回国学生派”，此后数年与毛泽东争夺对中国共产党的掌控权。同一时期，蒋介石从与党内政敌斗争的倥偬百忙中抽暇，与宋美龄在上海一处教堂，依基督教仪式再办一次婚礼，并宣誓今后一生谨守基督徒原则。婚礼之后，蒋介石针对江西省红军，发动第一次“围剿”作战。毛泽东和军事指挥官朱德，运用大胆巧妙的游击战术，躲过政府军的攻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