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涵
1988年蒋经国去世时，他刚完成为时二十年的改革，更于生前最后一年开启自由、多党民主的大门。他晓得在民主体制内，人性的奇想怪行，不论好坏，全都会释放出来，但最后仍能去芜存菁，只有没有监督制衡的社会才会落到最坏的地步。所以能有今天，除了归因于反对党人士持续不断的压力和正面批判，另一就是蒋经国及其同僚的智慧。蒋经国早就了解，国民党及蒋家要能延续，只能朝向一人一票的民主体制；反对党人士也晓得时间站在他们这边，使用暴力只会适得其反，会破坏岛上正在进展的“经济奇迹”。
台湾政治火炬的传递，等同要少数的外省人权力交棒——他们曾经以残暴威权掌权，造成与台湾本省人的长期对立。蒋经国晓得，由于许多台湾本省人向往“台独”，这种转变将威胁到一个中国的原则。可是，诚如本书指出，蒋经国也相信，唯有台湾人民支持，与中国大陆的统一才能完成，而且只有中国大陆变成一个民主、开放的社会，这才有可能——直到1989年前这似乎是进行式，其中有部分正是受到台湾政治自由的催化。
此后二十年，中国大陆的经济增长成绩亮丽，1997年全国七十三万四千个村级单位也开始选举，让一些中国人学到自由的代议制度的规范和程序。
中国领导人相信儒家的观念——良好社会应奠基在和谐之上，若无稳定和纪律，就不可能有和谐。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领导人，包括先前的蒋介石，都以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文化的光荣作为国家的道德、伦理基础。当然，蒋注重的还有“反共”，一场要到他死后才结束的战争；但蒋介石更声称国民党的长期政治目标是自由民主。结果他宣示的理想使旧政权处处受敌，必须对不民主的作风自圆其说，同时也把体制推向渐进改革之途。
儒家也相信，要使社会和谐、井然有序且欣欣向荣，在位者除了要有强大魄力，也必须开明、泽被四方。在这样的体制下，统治者自然偶尔感觉到需要宽容或假装宽容一个相对开放的公民社会。蒋经国时期，甚至他父亲的晚年，也变成越来越“软性”的威权主义。之所以会如此转变，有几个原因，诸如断绝“外交关系”后，蒋氏有需要安抚他们最重要的美国盟友；蒋经国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体认到外省人的独裁体制最多不会再存续超过一个世代；20世纪70年代及80年代初期，中国大陆已结束孤立状态；台湾退出联合国之后“外交困厄”。凡此种种因素之外，台湾人民日益富裕、教育发达、城市化，也都有助于政治改革的推动。台湾——而不只是蒋氏政权——必须找出另一个存在的理由。
与台湾情况相若的是，大陆在经济起飞之际，公民社会也相当蓬勃发展。我20世纪70年代到大陆旅行、80年代长住中国大陆，当时公开存在的组织无一不是党、政、军的机关工具。今天，中国一般老百姓其实能够随心所欲地生活，私底下讲话也相当自由。2009年，中国号称有近二十九万个非政府组织、二百七十万种期刊、一亿五千万网民。
目前促使大陆自制、没对公民自由设限，且主张起码的软性威权主义，有一个既独特又讽刺的因素，就是他们需要去说服海峡对岸的人民，大陆尽管近来改革怠驰，实际上却和蒋经国时代的台湾一样，在个人自由方面，曲折、缓步迈向更加开放的社会。
马英九曾是蒋经国的亲信部属，他在2008年以极为悬殊的选票当选，反映出族群趋于谐和、台湾民主更加成熟。台湾完成第二次政党和平轮替。马英九赢得绝对多数票，意味着2008年绝大多数台湾人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追求“独立”是不可行或危险的事。同时，两岸的经济愈见统一，台商在大陆设立七万家公司、投资逾一亿美元（译按：原文如此），有一百万名台湾员工和眷属长住大陆。在马英九主政下，相信此项重要关系还会成长，也有助于双方克服漫长的世界经济危机。更重要的是，它将有利长期的临时协议，或甚至在两岸政治关系出现有创意的正式协议。毕竟儒家不断反复教育的，正是在棘手的争议中寻求符合双方原则与利益的精妙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