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年前，在党校学习时，观看了一部纪录片《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其中印象特别深的是关于苏共特权对政权垮台的消极影响的分析。当时联想到自己周围的一些现象，深感我们也应当居安思危，从制度设计到具体运行的各个环节都高度重视特权的危害。
美国经济学家大卫·科兹曾经说过：“苏联体制的瓦解源于其自身的统治精英对个人利益的追逐。”对比现实，令人忧心的是，我国各种特权现象似乎有增无减，一些公权力部门的人士“对个人利益的追逐”已经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党内的有识之士必须尽快行动起来，采取有效措施反特权，赢回民心。
习惯和观念一旦形成，人们往往浸淫其中而不易察觉其危害，特别是当整个社会已经向市民社会发展时，如果统治者仍然不能与时俱进，那么过去的合法性就不一定能保证现在的合法性，过去对特权的敬畏之心就会变成今日的强烈反感。若如是，可想一面是民众的公民意识在觉醒，另一面却是特权阶层照样肆无忌惮地自行其事，并以掠夺底层福利、藐视草根权利为能事，焉有不撕裂执政党和民众的血肉联系、造成彼此之间的巨大鸿沟之理？
中国是一个封建特权思想和观念源远流长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每一个阶级、每一个政党、每一个个体都很容易染上特权思想。因此，要在全社会特别是统治阶级内部普及民权思想，树立平等意识。没有这样一种文化，任何一个群体和个体，都会在骨子里喜欢权力，喜欢高人一等。我最近在荷兰国会参观时，去了一个议员的办公室，她的办公室墙上有一张他们党的议员在国会开完会后的集体合影，大家很随意，总理站在第二排的最右边，当我问她为什么总理没有居于核心位置时，她对我的问题似乎有点费解，摇摇头说她也一时想不出准确的答案。再看看那位总理笑容可掬，我相信他绝不是为了收买人心而装出来的，而是完全习惯这种做法。这在我们的国度可能吗？换成我们的领导，能毫不心存芥蒂地像这位总理这么做吗？因此，必须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改变我们的特权文化。
反特权最关键的是要驱除政治生活的神秘化和暗箱操作，推进公权力行使的透明化、阳光化。我在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国家曾旁听过他们的议会开会（包括一些州和县的议会）。记得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的一个县议会旁听时，他们正在就该县准备新修一所监狱的预算进行讨论，工程承包方要到现场来回答议员们关于各项开支的详细质询。与此同时，电视向全县现场直播。这事过去好多年了，但我依然记得自己当时的感慨：不是美国人比中国人廉洁，而是他们的这种制度防止了某些潜在的贪腐。
最近我在荷兰国会参观时，正遇他们的下院在开会。我出示护照，通过安检后，即可到二楼的旁听席旁听，周围还有专门的媒体席位，看着那些记者们把长长的镜头对准正在接受议员们质询的总理，联想到外面的电视和网络也在现场直播，我似乎理解了为什么有的看重个人隐私和自由的国外人士不愿意从政。我曾经在《参考消息》上看到过韩国首尔大学的某位教授主动放弃总理职位的报道，后来我到首尔大学开会，就问他们这位教授是谁，结果他们说这样的教授在首尔大学不止一位，不知我说的是哪位。在中国，为什么官本位思想盛行？为什么不能实现各种职业的价值多元化？就是因为当了官就有了一切，他占有的资源太多了。当官就意味着发财，当官就意味着在用车、住房、医疗等各方面都有特殊的待遇，甚至“一人得势，鸡犬升天”。这与国外当官就意味着受监督、当官就意味着要牺牲更多的个人利益和个人隐私相比，的确有天壤之别。
我也旁听过不少国家和地区的法院开庭，即使我是一个外国人，即使正在审判的是他们的前国家（地区）领导人，只要我出示证件（护照）、通过安检，就可以到旁听席上听审，更不用说本国公民了。一切证据都提交法庭，一切证人，包括办案警官、鉴定人等，都要到法庭上接受质询，法官定案的唯一根据就是在法庭上根据证据所得出的结论。可以想见，在一个如此透明的司法环境里，司法腐败的念头自然难以滋生，腐败的机率也就大大减少。
反观我国当前的政治生态，应当承认，公开化是远远不够的，有的即使表面公开，真正的、实质性的决策过程或内容还是没有公开。与之相对应，我们动辄把本来应当属于公民知情权的信息盖上国家秘密的大印，这就为权力的暗箱操作提供了空间。
政治生活的不透明，特权的大行其道，根源还在体制机制上。虽然我国的政治民主化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必须看到，与时代的要求相比，还有不小的距离。那么多的官员“带病提拔”、“前腐后继”，那么多的腐败大案窝案发生，足以警醒我们：内部监督的效果是有限的，有时甚至是流于形式的，我们要更多地寄希望于外部监督。现在我们的干部为什么只对上不对下？就是因为他们的升迁不取决于老百姓满意不满意，而是取决于上级满意不满意。哪一天如果我们的官员的命运真正掌握在老百姓手中，相信他们就不会有特权意识了，也不敢耍特权了。
（原载《中国新闻周刊》2012年1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