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辩证思维，高瞻远瞩(1)

1.辩证思维和辩证概念

辩证思维如果用通俗的语言来表达，就是对事物要看得全、看得深、看得远、看得活、看得真实，简言之，即看得具体。掌握辩证思维是运用高瞻远瞩战术进行辩论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根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人的思维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总的看来，人类思维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即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初级阶段的思维可称之为普通思维，高级阶段的思维可称之为辩证思维。普通思维是对外在相对不变状态下的事物的认识，它反映的是事物的相对稳定性和质的规定性；辩证思维是对变化发展着的事物的认识，是对客观事物的辩证法的反映。恩格斯说过：“辩证的思维，不过是自然界中到处盛行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而已。”

辩证思维的任务是为了把握客观辩证法。辩证思维要完成这个任务，一般应具备这样几个特点：

（1）全面性

辩证思维在考察事物的时候，不仅要看到事物的正面，而且还要看到事物的反面，不仅看事物的某些侧面，而且还看事物的各个方面，它是把事物作为由各个方面组成的统一体来认识的。尤其重要的是，它总是力求找出决定事物本质和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矛盾，即找出事物的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的两个根本方面，把事物当成对立面的统一体来把握。

（2）灵活性

辩证思维在考察事物以及事物在人脑中的反映时，不是把它们看作是凝固的、静止的和永恒不变的，而是把它们看作是一个不断运动变化的过程。它不仅考察事物的现状，而且考察事物的历史，还要想到事物的未来。辩证思维的这一特点，正如马克思所说：“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对每一种既定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就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就是说，辩证思维对任何一个已知的事物，都是把它们当作其历史发展全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或环节来考察。

（3）系统性

辩证思维在考察事物的时候，不是把事物看作孤立的、单独的，而是看作一个具有内部和外部联系的有机整体或系统。它不仅考察事物外部的诸方面的相互联系，而且考察事物内部的诸因素的相互联系，还要考察事物同周围其它事物之间的相互制约、相互影响。总之，它把事物置于一个特定的系统中来认识，可以说它是一种立体的思维。在辩证思维看来，任何事物如果脱离了它所处的系统和诸种因素间的条件联系，它的存在及其性质都是不可理解的。

（4）实践性

马克思主义第一次把实践的范畴纳入认识论，同时也纳入辩证思维。辩证思维是获得关于认识对象的具体真理的思维。因而作为人和被认识事物的联系的“实际确定者”的实践，必须要制约着辩证思维的全过程，成为辩证思维的源泉、动力和真理性的标准。辩证思维在观察任何问题时都牢记实践的观点，把实践范畴作为思维运动的基石，用实践的观点去看待任何思想、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凡未经实践证实的东西，它决不轻信和盲从。这是唯物主义的辩证思维同唯心主义的辩证思维以及一切诡辩论的根本区别。列宁在谈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应用辩证的分析和综合的方法时指出：马克思“在每一步的分析中，都用事实即用实践来进行检验”，经不起实践检验的所谓“辩证思维”，不是真正的辩证思维。

在论辩中，我们需要运用具体辩证思维。这是因为，客观世界是非常丰富和具体的，每一具体的对象都包含着差别和矛盾。我们要正确地认识客观事物，取得论辩的胜利，就必须把握事物的差别和矛盾。

2.最好与最坏的发散思维

著名的古希腊寓言家伊索，年轻时给贵族当过奴隶。有一次，他的主人设宴请客，客人都是当时希腊的哲学家。主人命令伊索备办酒肴，要做最好的菜招待客人。于是伊索专门收集各种动物的舌头，准备了一席“舌头宴”。开席时，主人大吃一惊，问：“这是怎么回事？”伊索回答说：

“您吩咐我为这些尊贵的客人办最好的菜，舌头是引领各种学问的关键，对于这些哲学家来说，‘舌头宴’难道不是最好的菜吗？”

客人们都被伊索说得频频点头，哈哈大笑起来。主人又吩咐伊索说：“那我明天要再办一次宴席，菜要最坏的。”到第二天开席上菜时，依然全是舌头。主人一见此状，便大发雷霆。伊索却镇定地回答道：

“难道一切坏事不是从口中而出的吗？舌头既是最好的，也是最坏的东西啊！”

主人被弄得无言以对。

从一个方面去考察讨论，舌头是最好的，从另一方面去考察讨论，它又是最坏的，舌头是“好”与“坏”的统一体。伊索正是把握了“舌头”这一事物的矛盾属性进行辩论，因而征服了对手，并给了人们以深刻的理性思考。

上面这个例子说明，具体辩证思维应当是一种多角度思维，也就是发散式思维，求异思维。

我们知道，事物往往是立体的、多侧面、多层次的，正如苏东坡庐山诗中所写的那样：“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对如此复杂的事物，如果我们采取单向的线性因果思维法，只从某一个点上去把握事物，总不免要失之偏颇，犯片面性的错误。因为只从某一点上来看事物，犹如“管中窥豹”，虽然“可见一斑”，但这一“斑”显然不是豹子的全貌，更说不上是豹子的实质。因而，我们要把握一个事物，就要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思维。辩论也是这样，同一个问题，你可以从这个角度看，说出一番道理，我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对你的说法进行肯定和否定。在对一个论点进行论证时，也要尽量从多角度进行思考，从多层次进行观察，探究事理。只有这样，才能使论辩沿着追索真理的路途前进，否则，常会发生“论而未辩”或“辩而不果”的现象。

3.突破定式，多角度思维

美国哲学家詹姆士讲过一件事，他说，一次，他的学生去露营，从山上下来时发现学生们在热烈争论。他们争论的主题是：一只松鼠绕着一株树干转动，一个人站在树干的另一面，也绕树和松鼠作同向等速转动，人始终看不到松鼠。人们就争论：这个人是否绕松鼠跑？大家都固执己见，双方势均力敌，谁也说服不了谁。詹姆士对学生说，哪一边对，要看你们对所谓“绕着松鼠跑”是怎样理解的。要是你们的意思是说，从松鼠的北面到东面，再到南面和西面，然后再回到北面，那么这个人显然是绕着松鼠跑的；因为这个人确实相继占据了这些方位。相反的，要是你的意思是说先在松鼠的前面，再到它的后面，再到它的左边，然后回到前面，那么这个人显然并没有绕着松鼠跑；因为松鼠也相对在活动，它的肚子总是朝着这个人，背向外面。所以我说你们两边都又对又不对。詹姆士虽然是力图得出实用主义的结论，但就思维方法而言，倒是多角度思维的例证。

辩论时，同是一件事，从不同方面看，会得出不同的看法。

战国时，秦赵两国间曾有一个“协定”，规定从今以后，秦国想做的事，赵国要尽力协助，赵国想做的事，秦国也要尽力协助。“协定”签订后不久，秦国便发兵攻打魏国，赵国以某种原因，却发兵救魏，秦王为此派人责备赵王：咱们有约在先，现在秦国要攻打魏国，赵国却去救魏，这是不遵守“协定”啊！赵王一时被难住了。公孙龙知道后，出主意说：也可以派人去责备秦王，就说：赵国救魏，而秦国却不来协助赵国，这也是不遵守“协定”的。结果，秦王没办法，只好停止向魏国进兵。

1902年元旦，教育家蔡元培与黄仲玉在杭州举行结婚典礼。婚礼上，来宾们侃侃而谈，就社会问题展开了讨论。陈介石阐述了夫妻平等的理论，宋恕则认为夫妻不存在平等，高低应以学行相较。还说，假如黄女士学问高于蔡先生，则蔡先生应以师礼对待黄女士，这怎么能说是平等呢？假如黄女士的学问不及蔡先生，则蔡先生应以弟子礼对待黄女士，平等又从何谈起呢？陈、宋二人相持不下，最后请蔡元培表态，蔡先生说：“就学行言，固有先后；就人格言，总是平等的。”

在夫妻是否平等的问题上，宋恕的观点是错误的。简单的“是”或“非”的判断难以反映事物的复杂关系。蔡元培先生则首先对规律关系进行了分解，区分出“学行”、“人格”两个方面，然后才以“是”与“非”作出结论。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进驻井冈山区，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起初，人们对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战略决策不了解，认为不如去攻打城市。1928年4月，毛泽东在井冈山某北山脚下的战地，发表了一次演讲，批评了这种错误认识。他说：“有人嫌井冈山高，嫌井冈山大，今天东山，明天西山，爬山爬厌了，不愿意再爬它，想打到城市里去，这种思想错了。要知道，井冈山，虽然它磨破了我们的脚，爬酸了我们的腿，但是，它们给我们存粮食，给我们作根据地，便于我们机动，便于我们打击敌人。”

某些人只见眼前困难，看不到井冈山对于发展革命的重大意义，这是见害而不见利，毛泽东对井冈山生活进行了剖析，揭示了利之所在，纠正了人们的错误认识。

长期以来，人们形成了一种传统的思维定式：不管争论如何激烈，真理只有一个。因此，当论辩发生时，人们总习惯于去追究到底是甲对还是乙对，而很少去注意论辩过程中双方思维方式的多角度、多层次性，这种传统的思维定式，致使我们今天的辩证思维科学，处于认识论方面的低水平，也使我们的论辩，成为一种单向度的或平行线式的论辩。即论辩的双方由于观察问题缺乏多角度、多层次的透视，虽进行了没完没了的争辩，向对方倾泻了许多“炮弹”，然而结果却不了了之，双方均自以为得胜而归，而事实上却根本没有发生“撞击”。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人们的思维缺乏多角度、多层次性，从而造成不少“论”而未“辩”的争辩。

比如对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所进行的一场论辩，“丑陋的”和“俊美的”一般都不难从字面看出，这是一对内涵针锋相对的反义词，问题在于，当这对反义词被引入了以“中国人”为题的一场大辩论时，是否仍保持这种针锋相对的撞击关系呢？正确答案是：没有，它们并未发生真正的思想交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