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A分子双螺旋结构的确立和证实、遗传密码字符所代表的生物学意义的确定、基因重组技术的成功、基因定点突变的实现和PCR技术的飞速发展，把人类的生命科学迅速推向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爆炸边缘；作为一个“扳机点”，克隆羊“多莉”的出现，一夜之间就把人类社会弹射入以生命科学技术为核心的新的一场技术革命浪潮之中；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顺利实施和生命科学家们在未来10年内完成对神秘的全套人类生命密码的彻底破译，人类必将首次拥有操纵生命的全部能力。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冷静、理智、严肃、认真地面对生命科学的成果呢？
首先，一如历史上任何一次技术革命浪潮是推动人类社会由低层次文明向更高层次文明跃进的动力一样，生命科学技术浪潮是一股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强大力量。
随着生命科学技术的进步，可以肯定在未来社会里，预防医学、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康复医学都将有更大的改观，我们将能治愈许许多多在现有医学条件下大夫们目前还无能为力的疾病，我们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能力都将大大增强，我们将从分子遗传学的角度重新定义“疾病”和“健康”这两个概念，社会保险制度、医疗卫生制度等等都不可避免地有重大变革。甚至连人的种类也将会有明显的改变。例如，肥胖是冠心病的一个危险因素，为了消除肥胖引起冠心病的危险，今天无可奈何的生命科学家们还在提倡所谓科学减肥。1994年，生命科学家们就发现并鉴定出了“肥胖基因”，当然，用基因疗法解决肥胖问题还有一段距离，但这种疗法一旦用于治疗肥胖，很快就会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它可以使胖子在大吃大喝的前提下成功地减肥，而不必像今天的胖子们一样，把自己饿得头晕眼花还收不到什么疗效。但是，一旦基因疗法治疗肥胖大规模用于临床，就意味着我们的社会里，胖子将急剧减少乃至消失。同样，随着生长激素的应用，未来社会很可能再也没有侏儒和矮子。有的人担心，没有胖子和矮子的人类，在体格上是否显得过于单一？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在詹纳发明种牛痘以前，麻子是常见的，随着生命科学的进步，种牛痘的普及，今天我们走到大街上能数出几个麻子？的确，大街上行走的麻子减少了，人类脸蛋的多样性也减少了，但我们能说麻子少了是生命科学的错误吗？
生命科学技术的进步，同样也会深刻地影响着未来的政治生活。在未来社会里，选民们投票前的第一件事可能就是要看看政客们的“基因图谱”，所以，像希特勒那种目前看来是严重的精神病患者和杀人狂的人恐怕不会再进入政治领袖的行列——至少得把病态的基因修理好后才能获得大部分选票。
在经济生活方面，以生命科学技术为核心，一系列更新的高技术产业群，如酶工程技术、蛋白质工程、农作物工程二畜牧工程及新的制药工业、生物计算机开发等等，必将为任何一个国家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和国民收入。
然而，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带来一些难以解决，又必须解决的问题。
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有些犯罪和寻衅行为是有其遗传学基础的。不少生命科学家和法律工作者认为，把遗传学解释和遗传因素的检测作为处理犯罪时需加以考虑的因素将变得更加引人注目。罪犯也可能要求从遗传学角度来考虑，决定他们的结局。1994年，在美国佐治亚州一名因谋杀罪而要被判处死刑的男子要求他的判决要以遗传因素为根据，即他可能是因与生俱来的遗传因素而犯罪，因此他的行为不是受他的自由意志所支配的。众所周知，界定有意和无意犯罪一直是犯罪－司法系统用于量刑的主要依据，如果法院要考虑这个犯罪分子的要求，即以遗传因素作为判罪的根据，我们这个时代的犯罪－司法系统将重新改建。目前，还没有人具有充足的理由来说明那犯罪分子的要求是正当的还是不正当的。
科学，是一把锐利无比的双刃剑。
犯罪分子、恐怖集团也可以利用现代生命科学的成果，制造出一系列比目前其他任何作案工具威力更大的武器，如烈性传染病病毒，甚至介于人和动物之间的怪物等等，用来残害人类。所以，一大批社会学家和伦理道德学家正在大声呼吁：趁早停止“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施行，立即停止对人类生命密码的破译，以维持人类现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法律体系的稳定，否则，人类会打开那只足以把人类社会推向死亡边缘的、给人类带来一系列天灾、瘟疫、生物战争的“潘多拉盒子”！
然而，与生命科学大踏步前进的隆隆声相比，这种呼吁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1972年，第一个基因在实验室被分离出来并能够进行自我复制。回想当时，社会学家、伦理学家和部分生命科学家对这项研究成果所包含的意义都惊恐不已，以致出了一股要强行暂停所有形式的基因重组的研究的思潮。现今，人们每周都要分离、繁殖、扩增出大量基因，基因的重组用来治疗某些疾病，即把一些非人类的基因插入人体细胞中用来治疗疾病的方法，正在为广大患者逐步接受。
到80年代末，40000～100000个人类基因中已有5000多个被鉴定出来，其中2000多个已找出了它们在染色体上的具体位置。而且生命科学家们已成功地为人类基因组30亿对碱基对中的约1000万对碱基对排好了顺序。
在这20多年间，生命科学给人类带来的是干扰素、白细胞介素、单克隆抗体、重组链激酶、高纯度的人胰岛素等等大量造福人类的生物工程制品，并未给人类带来烈性传染病病毒等可怕的灾难性后果。
20世纪初人类进入核科学时代时，社会学家、伦理学家和部分科学家就一直担心链式反应释出的巨大能量足以产生毁灭人类的核武器。“曼哈顿计划”的实施，产生了顷刻之间就能摧毁一座城市的核武器。但是，如果当时不动用名叫“胖子”和“小男孩”的原子弹去震慑疯狂的日本军国主义武士们，第二次世界大战要拖到何时才能结束？这又要意味着多少无辜的生命白白地流血、牺牲？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集团和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两个意识形态上尖锐对立的两大军事集团之间，展开了一系列疯狂的核军备竞赛，在冷战的顶峰年代，世界核武器库内的核弹头爆炸当量平均下来，相当于当时世界上每个人头上都摆着3吨烈性炸药的量。由于北美防空司令部和前苏联地面战略指挥中心的计算机的失误，有几次导致携带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井都已打开，差一点点就把人类推向了全面核战争的深渊。然而人类的理智和国际发展进步的潮流最终冲淡了这种“冷战”格局，今天，一个个核弹头正被纷纷卸下，送入造福人类的原子能发电站……
80年代初，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又发生一次给当地居民带来了深重灾难的爆炸事故，然而，没有哪个国家会因为此次偶然的非人为因素的事故而中止本国的和平利用核能计划。在我国，80年代兴建的秦山核电站和大亚湾核电站目前也在正常运行之中……
任何一项技术发明的本身是没有好与坏的本质属性的，好与坏的属性只有看掌握在什么人手里才能表现出来。因此，犹如原子核科学这把锐利无比的双刃剑始终是掌握在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正义力量之手一样，生命科学这把已露锋芒的更厉害的双刃剑终究一直会掌握在正义的、为人类谋福的人手中。
早在1975年，在一次世界性的生命科学学术会上，近200位来自世界各地的生命科学家和社会学家就对生命科学可能对人类产生的影响展开了为期数天的激烈争论。最后，与会的绝大多数科学家认为，生命科学的发展给人类带来的利益是无限的，任何阻止生命科学发展的手段和措施，都是“因噎废食”的蠢举，但各国政府必须制定出相应的、严厉的“科学法律”，采取正确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把生命科学的发展纳入正确、健康的轨道。
这就是科学家们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对人类负责的态度。在这种态度的驱使下，各个国家都已先后出台了一些相关的法律。
现在，我们回到本书开篇的克隆羊问题上来。
由于克隆羊的出现比任何未来学家们所预测的结果都要早许多年，而且克隆羊技术与人类以往任何技术发明有质的区别：以往任何技术发明生产出的产品都是没有生命和智力的东西，但克隆羊技术的产品是有独立生命的个体——哺乳动物。因此，克隆羊技术的成功使人类在一夜之间陷入一阵精神错乱状态就显得不足为奇，它使人们开始思索：既然可以克隆羊，那么可以克隆出人吗？“克隆人”会进入人类社会的生活吗？“克隆人”将对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产生怎样深刻的影响呢？
首先，世界其他各地的科学家必须重复威尔姆特博士等人报告的克隆羊技术过程，在别的实验室能重复这一技术过程并能成功地克隆出另外的羊后，我们才能说人类已经掌握了克隆羊的技术，因为技术发明的特点就是要有重复性。不过，从现代生命科学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来看，克隆羊技术并不是很难，人们已很少怀疑克隆羊技术成功的真实性。因为克隆羊技术应用的是科研方法中的“黑箱”方法，即把生命科学家们现在仍未搞清楚的哺乳动物几万个基因的一系列极其复杂的调控、表达过程，细胞的生化过程看做是一个“黑箱”，把“黑箱”内一切远未搞懂的中间过程放到卵细胞质环境中去，由卵细胞质环境来启动完成这一复杂的过程。克隆羊技术事实上只注重了“信息的输入”——即把羊乳房细胞中的遗传密码放入卵细胞质中；同时注重了“结果的输出”——胚胎发育成羊并生下来的过程，绕过了“黑箱”中的复杂中间过程，所以说该技术本身并不难。也正因为该项技术并不难，所以才使人们想到克隆人的技术也并不难。当人们进一步想到一排排的“克隆人”从实验室向我们的社会大踏步走来时，会不会使人们产生精神错乱？
虽然人是莎士比亚赞叹的“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但从生命科学角度来看，人和羊毕竟都是哺乳动物——如果克隆羊的技术一旦被其他生命科学家成功地重复，哪怕只有一次，就说明这样的技术应该对一切哺乳动物都适用，其中当然包括对人类也适用。
目前，重复克隆其他哺乳动物的试验已成功地实现。
尽管人是远比羊更高级的动物，但在飞速发展的生命科学技术面前，我们就再也没有更多的时间像“算命先生”一样去预测“克隆人”是10天、10个月还是10年以后出现，而是应该冷静地分析“克隆人”技术对我们的社会可能带来的后果及考虑我们的对策：
第一，除生殖的方式不同以外，“克隆人”与我们现在所有的人——经爸爸、妈妈各自提供一半遗传物质而生殖下来的人无本质的区别，都有23对46条染色体内所含的40000～100000个基因组成的一套遗传密码。和我们每个人一样，“克隆人”一旦生下来，就拥有适应社会、改造社会的潜力。一旦“克隆人”走出实验室，就具有社会属性。因此，无论是从生命科学角度还是社会学角度来看，“克隆人”和我们一样。
第二，“克隆人”与其模型（提供出体细胞的那个家伙）因具有完全相同的遗传密码，所以他（她）们的生命行为、社会行为等极其相似，如外貌、长相、胖瘦、个性、为人处事等。
第三，由于基因的表达受环境的影响，除遗传密码对人的生命行为做了先天的规定外，后天获得的人性必然要受情爱决定论、环境决定论、文化决定论的制约和影响，所以“克隆人”与他（她）的模型也可以不同，甚至大相径庭。例如，一个文盲提供体细胞克隆出一个人后，如果这个“克隆人”从小就被送到哈佛大学，并由一对教授夫妇收养，那么这个“克隆人”长大后不但会说一口地道的美国英语，而且说不定还能成长为一名科学家呢！理所当然，这个“克隆人”和他的模型——原来那个文盲在事业、爱情、婚姻、学识等方面会完全不同，甚至连长相的差异都较大，因为俩人长期的食谱都不同。
作为一个人，“克隆人”对社会做出的贡献或危害与我们任何一个人一样，主要是取决于后天的环境、教养。那么“克隆人”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多人的忧虑和担心呢？
引起人们普遍担心和忧虑的并不是一个“克隆人”生命的本身，而是这项技术及这项技术的后果对未来社会的冲击。
如果克隆人技术被犯罪分子或恐怖集团利用、掌握，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呢？
我们这颗蓝色的小星球本来就显得十分拥挤，一个又一个和我们一样要吃饭、穿衣、娱乐、接受教育的“克隆人”从实验室中走出来，由谁给他们提供这笔庞大的费用呢？
按生命科学的观点，为我们提供生命密码一半的男性，才是我们的爸爸；提供生命密码另一半的，才称为妈妈。“克隆人”的爸爸、妈妈是谁呢？“克隆人”与他（她）的模型之间的关系究竟是父子、母女关系还是兄弟姐妹呢？怎样定义和确定有“克隆人”组成的家庭及家庭关系呢？
能否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克隆”一个自己放在一旁，当我们遇上意外情况需要进行器官移植时，用我们的“复制品”克隆人为我们提供器官呢？这显然是一种愚蠢的想法：克隆人同样是有社会属性的、独立的、有人格和尊严的人，他（她）尽管是你的“复制品”，岂容你随意移植他（她）的器官！他（她）的器官给你后，他（她）的生命怎么办？你不成了杀人犯，大夫岂不成了帮凶了吗！由于所处的环境、所受的教育不同，你的“复制品”克隆人可能比你更自私、更凶险，当他（她）需要器官移植时，不也会盯着你那对他（她）来说既无排斥又不需用环孢霉素的器官吗？
更有自私的人会想：把“克隆人”关在实验室，让他（她）天天吃饭、睡觉，不让他们接触社会，他们不就没有社会属性了吗？我们不就拥有了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器官库”了吗？如果是按这样的思路发展下去，我们的实验室不就成了“集中营”了吗？我们不就成了像希特勒一样的恶魔了吗？人类不就退回到奴隶社会了吗？人类和科学的道德原则永远不会允许这样的事发生！
目前，许多国家已采取了强硬的态度，明令禁止“克隆人”的试验。
是啊，我们必须做出我们不曾做出过的选择，我们也必须对我们的后代负责。
承接着20世纪生命科学取得的惊人成果，我们即将迎来21世纪的黎明，这个世界正在昂首迈向生命科学的世纪。尽管领路的生命科学家们甚至也无法预计我们能走多远，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征服恶性肿瘤、攻克艾滋病、制服对我们威胁最大的心血管疾病曙光就在前面；尽管生命科学的技术成就也为我们提出了一些严峻的问题，但业已清楚，随着我们进入21世纪，生命科学技术的新成就将为人类历史创造出更加锦绣的前程！
人类文明的理性之光——正义、科学、法制、真、善、美也必将随生命科学的健康发展，为我们开创出更加光辉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