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中国媒介批评体系的智慧资源与应用架构(2)

百家争鸣最终以秦王朝一统天下而告终结。秦朝统治者片面强调“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8]也即奉行法家学说以治国，对其它学派的思想尤其是其中的儒家奉行焚其书、坑其人的灭绝政策，给后世学术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破坏。秦朝的残暴统治激起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强烈反抗，最终秦朝也仅二世即亡。在秦汉之间的乱世中，各个学派又出现了短暂繁荣。而在各家思想中，道家清静无为的理念与汉初统治者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想吻合，成为当时的官方正统思想。虽然随着汉代国力的日益强盛，道家思想的正统地位逐渐被儒家所取代，但却在汉武帝之后逐渐由政治思想转变成宗教理论，并于东汉时期出现了道教，道家思想也依托宗教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也许相比儒家，道家和道教更强调顺乎自然、自在洒脱，也更符合智者的特征，[9]历朝历代对道家思想或者对道教感兴趣乃至坚定信仰的统治者和知识分子也绵延不绝且为数众多，而道家尤其是道教在民间的影响力则更是强大，可以说道家在中国古代是除儒家之外最受到普遍认可的另一个思想体系。逮及武帝之世，国力强盛，汉武帝为满足其“大一统”的统治需求，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从此儒学正式成为中国延续二千年之久的官方统治思想。汉代统治者先尊道家、后尊儒家，看起来是对秦朝严刑峻法统治思想的拨乱反正，但实际上汉代对法家的思想是采取了改其头面、用其内涵的策略，也即所谓的儒表法里、外儒内法。汉代这种统治策略基本被历代统治者所沿袭，可以说法家思想一直和儒学相表里，深深影响着中国的古代乃至近现代社会。两汉期间，佛教从印度经中亚传入中国则中国智慧发展历程中的又一件大事，它既给中国的思想与智慧注入了全新的元素，又从传入中国的第一天就开始了它的中国化历程。

秦汉以降，中国依次经历了三国、两晋、南北朝，直到隋唐五代，是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前期阶段。其间，虽然出现过战乱和分裂，以及相应造成的经济、文化的停滞或衰退，但总体来说社会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到了唐代，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更是都发展到了当时世界的最高峰，并最终形成了儒、释、道三教鼎立的格局。儒学在西汉武帝之后，处于被独尊的地位，其它思想受到压制。这种局面虽有利于儒学官方思想地位的巩固，但也导致了儒家精神的僵化，其自身的不足在汉末动荡中更是被充分暴露出来。单凭儒家的智慧已不足以解决各种社会危机。释、道思想在此时趁虚而入，无论是在学界还是在社会大众中间都拉拢了相当一批信众。三种思想和智慧互相抗衡，但也互相吸收。先是魏晋时期玄学思潮盛行，它是儒、道思想相混合、但以道家思想为基础的产物，非常强调哲学论辩，体现出儒、道智慧的融合借鉴。其后佛教也逐渐找到了被中国各阶层接受的方式，即努力将佛教教义加以调整，使其与儒家的人伦理念不相冲突，同时也吸收了不少道家、玄学的概念、仪式和思维方式。儒家、道家也从佛教思想中汲取了许多养分，尤其是它的心性观，以及追求不执著和超脱的智慧，从而分别修补了自身的不足，最终形成了三教鼎立、却又三教相融的结果，并一直延续到近世。在这个过程中，各家各派都充分展现了各自独到的哲学智慧。即便是外来的佛教，在此期间也最终实现了完全的中国化，从而成为中国智慧宝库中的有机成分。

宋元明清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这个时期中国的思想与智慧基本沿袭之前形成的框架向前发展，虽然在整体格局上没有产生大的突破，但也呈现出很多新的特点。宋代儒学复兴，但这种复兴并非是单纯的历史循环，而是以“理学”的崭新形式呈现出与汉儒完全不同的面貌。这个复兴运动发轫自隋末的王通，唐代韩愈排佛卫儒，扬其后绪，至两宋则蔚为大观，产生了“道学”、“心学”和“气学”三大派别，并至明代彻底定形，使得儒学近世的面貌得以最终形成，其影响不仅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后期阶段、直至近现代，还辐射到东南亚诸国。宋明理学是中国信奉儒家的知识分子对面对的社会现实问题以及释、道二教长期挑战的积极回应，并收到成功效果，走出了汉末以来儒学一直存在的官方虽尊、而民不信的困境，重新确立了儒学在社会、国民中的信仰与道德的正统地位。而这个过程虽然力排佛道，实际上却吸收借鉴了佛、道思想中的精华元素，可以说是一个儒学佛道化的改造过程。宋明儒学的复兴反映了中国古人在思考和解决社会现实问题与面对不同文化挑战时具有极为高深的哲学智慧。研究这一智慧，不仅可以了解儒学在当时的发展面貌，更重要的是可以启发我们思考怎样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这一至今愈显重要的哲学课题。而对于目前以舶来理论为学术构架的中国媒介批评学而言，中国古人的这种智慧将给我们树立起自己的学派体系以至为重要的指导和启迪。

明末社会又进入大动荡时期。理学在经过几百年的发展、革新之后，面对这一时期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理学逐渐显得力不从心。实学应运兴起。实学是对理学的反思和批判，核心内涵是强调务实、注重实用。然而明清易代，满清统治者以高压手段维护理学的正统地位，使理学日益沦为统治者桎梏人心的政治思想工具，同时也扼杀实学中出现的民主、变革等启蒙元素，最终使实学走向不甚关注社会现实、仅重在考证校勘的朴学。

清末社会再次动荡，内忧外患齐集。野心勃勃的西方文明对古老东方智慧发起的挑战更是中国之前从未面临过的困境，当时有识之士称之为“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10]。这些困境是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智慧一时间无法迅速应对与解决的。为避免亡国灭种，各种学说流派相继而生，并最终形成需要积极吸收西方先进思想的共识，也即基本可以将这个时期的主流思想概称“新学”。新学内容驳杂，虽然奠定了中国智慧向近现代转型的基础，但很多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并在今天愈演愈烈，这也充分证明仅靠拿来西方的思想是无法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的。而包括媒介批评学在内的以舶来理论为基础的学科想要真正实现本土化、可持续化发展，就必须回归传统，从中国智慧中寻找答案。但这绝不意味着完全照搬古人的理论，而是要像上述中国古代历次思想发展那样，保留中国智慧的传统内核，批判吸收外来智慧之可用者，最终将外来智慧有机圆融进入我们的中国智慧之中。

第二节中国智慧思维方式的类型与特征

在人类智慧的发展过程中，中西方民族由于面对的自然环境和其它生存条件不同，最终在认知智慧和思维方式上也产生了巨大不同。中国智慧的思维方式以其早熟、发达与鲜明的特征，在世界上影响深远、独树一帜。媒介批评作为一项“在解读新闻及媒体的过程中评价其内在意义及对社会的影响”[11]的智慧活动，无疑要受行为主体思维方式的制约和影响。虽然一个个具体的行为主体在思维方式上也会表现从各个不同的细微差异，但从宏观上看，我们民族的思维方式又体现出某些相当明显的共同特征，研究这些共同特征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关于中国智慧思维方式的特点和与西方的区别，历代多有论者。本文立足于构建中国本土化的媒介批评学体系，结合媒介批评实践必不可少的具体运用与需求，对中国智慧思维方式的主要特征进行简要的归纳和总结：

1、强调“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

一般认为，“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是中国智慧的核心特征，中国传统智慧所蕴含着的各种独特思维方式大都是由此所生发而来。在人类的蒙昧时期，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人类的思维方式都是相似的，都是主客不分、物我同一的。而随着人类的发展进化，中西方的原始人都突破了思维的混沌性，能够将自我从其它事物中加以区分，也即产生了自我意识，但也就是从这个阶段开始，中国智慧和西方智慧走向了不同的前进方向。中国智慧的思维方式是沿着原有的主客不分、物我同一方向继续前进，但上升到了更高的层次。也即，虽然中国智慧认识到自我与外物是有所区别的，但并不认为这种区别是对立、分裂和对抗的关系，而是继续认为世界是一个圆融的整体，自我是世界的一个部分，应该和谐地融合在世界之中。《易经》作为集中体现中国智慧特征的元典，于三千年前就奠定了中国智慧这种“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方式的基础。《易经》通过类比、联想的方式，建立了能够综合解释自然现象和社会活动的思维模式。在这种思维模式下，世界是有机的整体，万物遵从共同的规律。其后，儒家和道家从不同的角度发展了这种思维模式。虽然儒家是将自然人化，而道家是将人自然化，但“天人合一”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经过儒、道两家的发展，“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方式走向进一步的成熟，成为中国智慧思维方式的最核心特征。这种整体思维方式将人作为整体的一部分，认为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人间秩序与宇宙秩序都是不可分割、互相联系、相互对应的，并且将人作为天地间“最贵”或者说最有能动性的元素，认为人有必要把追求和维护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圆融作为己任。[12]

“天人合一”整体思维的最大价值在于，首先是把主体对于问题思考和研究的基点，建立在无限宏大的宇宙天地之上，从而具有了最高的境界和无限开阔的思路，也就不至于被局限在个别的事项或者狭隘的教条之内。媒介批评作为一种超越性的评判认知活动，必须能够在精神高度和理性方位上居高临下。对于媒介批评来说，如果不具有高境界、大智慧，那就只能相当于那些卖狗皮膏药的江湖术士，对媒体挑挑小毛病，专业上耍点小聪明，完全没有雄才大略和高瞻远瞩。这样的媒介批评又能有多少现实价值和社会意义呢？所以，以“天人合一”的思维胸怀“天下”，是媒介批评主体首先必须具备的基本人格素质和思想境界。

在我国传统智慧的集大成者中，往往在他们流传百世的经典典籍内散发出这样的大气和胸襟。以墨子为例，墨子所处的时代，群雄蜂起，战乱频仍。而墨子正是站在平民立场，为维护民众与弱小国家生存，提出“兼爱”、“非攻”的主张。他认为民众互爱互让，是顺应天意；而互相残害则是违背天意；诸侯间的攻占是天下混乱的根本原因。这就把思想基点立于“天”之上。从这种最高的思想基点出发，进而针对传统的世袭官爵俸禄制，墨子站在时代潮流前面，提出了实行贤人政治并使天下归于一统的“尚贤”、“尚同”的政治思想。“尚贤”也就是让凡通晓治理之道且有才的人，无论贵贱，均可参政。“尚同”，即在尚贤基础上求得全社会思想的一致，使社会由乱至治。为使自己的主张能引起人们的重视，墨子一方面借助上帝鬼魂的威慑力量提出了“天志”、“明鬼”说，另一方面又强调身体力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于是提出了“非命”说。墨家学派的宗旨是兼爱非攻，安定民生，发展经济，改革政治，实现大同。墨家学说的异军突起，主要就在于他能够以天下为己任，提出了一套具有宏大抱负的社会学说和政治方案，如王天下、正诸侯、尚贤能、等贵贱以及以功利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认识为基础而提出的“法”、“术”思想，从而形成百家争鸣中的重要一家。

2、立足伦理秩序的德性思维。

相比西方智慧更关注对自然奥秘的认知而言，中国智慧思维则更关注现实社会政治与伦理道德，这是与中西方智慧发展的环境与过程不同而相互关联的。中国的地理环境属于半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自然条件也很适合开展农耕，这些都使古代中国人民相对容易地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必然把维持温饱的依托绑定在脚下的那块土地之上。以此为基础，并与“天人合一”、追求圆融和谐的整体思维方式相结合，中国人民就发展出重乡守土、追求稳定的思维方式，智慧的关注点也从周时代开始就定向于如何维护伦理秩序与社会规范的有序和稳定。周代确立、为儒家继承并进而在其后三千余年时间中一直处于中国社会关系构成基础的血缘宗法关系就是这一思维特征的具体体现。在这种特征的思维方式下，人们探索自然主要是为解释社会政治问题提供例证，并且人们认为“天人合一”，所以需要从自然现象的规律中寻求对人类社会关系与秩序的启示。因为人类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就必须要遵循共同的秩序。这就使得中国人的思维落脚于伦常治道，落脚于确立和论证社会的道德规范与人伦关系。或者说中国人对于智慧的应用，最终为了安邦治国，稳定伦常。这样的思维特征虽然有一定的保守性，但也无疑是脚踏实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