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艺术论（6）

巴敦说，在他所知道的非洲的黑人那里，音乐底的听觉，几乎没有发达，但在他们，对于韵律，却敏感得至于可惊。“水手合着自己的楫子的运动而唱歌，挑夫且走且歌，主妇在家里，且舂且歌。”[43]凯萨里斯关于他所很加研究了的巴苏多族的卡斐尔人，说着同样的事。“这一种族的女人们，两手上带着一动就响的金属制的环。她们为了用手推的水车来舂自己的麦子，常常聚在一处，而且合唱着和自己们的手的整齐的运动时，从环子所发的韵律底的音响，精确地相一致的歌，[44]同一种族的男人们，当鞣皮的时候，和那一举一动相应，——凯萨里斯说，——发着我所不能懂得意义的奇怪的声音。”[45]在音乐之中，这种族尤其爱那韵律，而且这在所与的调子中，愈是强的，这调子于他们就愈是愉快。[46]跳舞之际，巴苏多用手和脚来拍板，但因为要增强拍出的声音，他们的身上挂着发响的器具。[47]巴西的印地安人的音乐里，韵律的感情也一样地显得很强，而反之，他们对于谐调，却非常地弱，关于调和的概念，则似乎连一点也没有。[48]关于澳洲的土人，也不能不说一样的话。[49]对于韵律的感性，大抵恰如音乐底能力是如此的一样，是成着人类的心理底本性的基本底诸特质之一的。也不独限于人类。“纵使并非喜欢拍子和韵律的有音乐性，但至少，认识这些的能力，在一切动物却分明是天禀的，——达尔文说，——而且为他们的神经系统的一般生理学底性质所规定，也无可疑。”[50]从这点看来，恐怕便可以假定为人类和动物所通有的这能力的发现之际，那发现，和他的社会底生活一般的条件以及尤其是他的生产力的状态，是没有关系的罢。但这样的假定，一见虽然好象很自然，然而禁不起事实的批评。科学已经明示了有这样的关联存在了。而且，敬爱的先生，请你注意。是科学使最卓越的经济学者之一人——凯尔·毕海尔来做了的。

就如从我引在上文的事实看来，便见分明那样，感到韵律而且以这为乐的人类的能力，则使原始生产者喜欢在那劳动的历程中，依照着一定的拍子，并且在那生产底动作上，伴以匀整的音响或各种挂件的节奏底的响声。然而原始生产者所依照的拍子，是被什么所规定的呢？为什么在他的生产底动作上，谨守着正是这，而非这以外的韵律的呢？那是被所与的生产历程的技术底性质，所与的生产的技术所规定的。原始种族那里，劳动的样样的种类，各有样样的歌，那调子，常是极精确地适应于那一种劳动所特有的生产底动作的韵律。[51]跟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历程上的韵律底活动的意义，便微弱了，但虽在文明民族，例如，在德意志的村落里，每年的各时期，据毕海尔的话，就各有特别的劳动者的热闹点缀，而且各种劳动——各有其自己的音乐。[52]

一样地应该注意的，是和劳动是怎样地施行——由一个生产者，还是由全集团呢相关联，而发生了给一个歌者或给全合唱团的歌谣，而且这后者，又被分为几个范畴的事。而在一切这些之际，歌谣的韵律，是往往严密地被生产历程的韵律所规定的。不特此也，这历程的技术底性质，对于随伴劳动的歌谣的内容，也有决定底的影响。劳动和音乐以及诗歌的相互关系的研究，将毕海尔引到如次的结论了，“在那发达的最初的阶段上，劳动，音乐和诗歌，是最紧密地相结合着的，然而这三位一体的基础底要素，是劳动，其余的两要素，仅有从属底意义而已。”[53]

许多随伴生产历程的音响，那本身就已经是有音乐底效果的，加以在原始民族，音乐中的主要的东西——是韵律，所以要懂得他们的无技巧底的音乐底作品，怎样地由劳动的用具和那对象接触所发的音响而生成，也不是烦难的事。那是由于增强这些的音响，由于将或种的复杂化，放进这些韵律里去，而且由于使这些一般地适应于人类底感情的表现，而被完成了的。[54]但为了这，首先必须将劳动用具变形，于是这就变化为乐器了。

生产者仅只敲着那劳动的对象的那样的用具，是应该首先经验这种变化的。大家知道，鼓在原始民族之间，非常普及，他们中的有一些，竟至今还以这为唯一的乐器。弦索乐器在原始底地，也属于和这同一的范畴，为什么呢？因为原始音乐家是一面演奏，一面敲弦的。吹奏乐器在他们那里，退居于副次底的地位，笛子比别的东西常常较为多见，但那演奏，往往是随伴——于或种协同底的劳动——为了将韵律底正确，传给他们——的。[55]我在这里不能详述毕海尔关于诗歌的发生的见解，在我，不如在后来的信札之一里来说之为便当。简单地说罢，毕海尔相信，势力底的节奏底的动作，尤其是我们所称为劳动的动作，催促了它的发生，而且这不但关于诗歌的形式，是对的而已，即关于那内容，也一样地对。[56]

如果毕海尔的值得注目的结论是对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下文似的话，人类的本性（他的神经系统的生理学底性质），给与了他认得韵律的音乐性，并且以此为乐的能力，但他的生产的技术，则规定了这能力的此后的运命。

很久以前，研究家就觉到所谓原始民族的生产力的状态和他们的艺术之间的密接的关联了。然而因为他们是站在观念论底见地之际居多，所以虽然勉强承认了这关联的存在，而于这却给以不当的说明。有名的艺术史家威廉·留勃开就说，原始民族的艺术作品，那上面打着自然底必然性的刻印，反之，文明民族的那个，则为精神底自觉所贯穿。这样的对比，除了观念论底迷妄以外，什么结果也没有。在事实上，文明民族的艺术底创作——其被从属于必然性，是不下于原始底的东西的。差异之处，只在在文明民族，艺术之于生产的技术和方法，消灭了那直接底凭依。固然，我知道那是极大的差异。然而我也一样地知道，这是正为分配社会底劳动于种种阶级间的，社会底生产力之发展这事所引出来的。那岂但没有推翻唯物史观，还贡献着于它有利的一个新而有力的证据。

还来讲讲“均齐的法则”罢。那意义，是伟大的，而且也丝毫不容疑惑。那是在什么上生根的呢？大概，是在人类的身体，还有动物的肢体，那样东西的构造上的罢。在肉体上，只有对于平常的人们，一定常给以不快的印象的跛者和残疾者的身体，是不均齐的。喜欢均齐的能力，也由自然给与着我们。然而，倘使这能力，未尝为原始人的生活样式所巩固，所养成，则能够发达到什么程度呢，是不知道的。我们知道原始人——大抵是狩猎人。这生活样式就如我们所已经知道那样，使在他的装饰艺术上，大抵是取自动物世界的意匠。而这则使原始艺术家——已从很早以来——很注意地考察起均齐的法则来。[57]

人类所特有的均齐的感情，就这样地而被养成的事，从野蛮人（不但野蛮人而已）在自己的装饰艺术上，尤重水平底的均齐，过于垂直底的均齐的事看来，也就明白了。[58]去看任何人类或动物的（当然并非不具的）形体罢，那么，你便会看出他所特有，是第一类而非第二类了。并且，于武器和器具，单从那性质和使命上，就屡屡要求了均齐底的形态的事，也有注意的必要。临末，倘如完全正当的格罗绥的意见，以为装饰自己的盾的澳洲的土人，其识得均齐的意义，程度和已达了高的文明之域的集灵宫的创建者们之所识全然相等，那便明明白白，均齐的感情这东西，在艺术的历史上绝未有所说明，因而在这里也和在别的各处一样，不能不说，自然给人类以能力，而这能力的练习和实际底应用，则为他的文化的发展行程所规定了。

我在这里故意又用了不精确的表现，文化。读了这，你会热烈地叫起来罢，“什么人，而且什么时候，将那个否定了呢？我们只是说，限定着文化的发展者，不仅生产力的发展，也不仅是经济罢了！”

悲哉！我太熟悉这样的反驳。而且言其实，为什么连贤明的人们，也不觉得横在那基底上的可怕的论理底错误的呢？无论如何，我不能懂。

其实，你是在希望文化的发展行程，同样地也被别的“诸要因”所规定的。我请教你：那些之中，艺术在内么？你将答道：当然，在的。那时候，你那里会有这样的命题罢。文化的发展行程，从中，为艺术的发达所规定，而艺术的发达，为人类文化的发展行程所规定。而关于一切别的“诸要因”，经济，公民权，政治组织，道德，等等，你也将不能不说和这全然一样的话了。那将成为怎样呢？成为下面似的：人类文化的发展行程，为一切上揭的诸要因的活动所规定，而一切上揭的诸要因的活动，为人类文化的发展行程所规定。那岂非就是我们的父祖们曾经犯过的旧的论理底错误么——地站在什么上面呢？——鲸鱼上面，——鲸鱼呢？——水上面。——水呢？——地上面。但地呢？等等，同一的可惊的顺序。请你赞成：当研究社会底发达的真切的问题时，临末要能够，而且也应该更真切地论议的。

我确信从今以后，批评（精确地说，则科学底美学说）只有依据唯物史观，才可以进步。我又以为批评在那过去的发达上，那些代表者们距我所正在主张的历史观愈近，我们便愈是获得了确实的基础。作为那例子，我将给你指出在法兰西的批评的进化来。

这进化，是和一般底历史底观念的发展，紧密地相联系的。十八世纪的启蒙主义者，就如我已经说过那样，从观念论的观点，观察了历史。他们将知识的蓄积和普及，看成了人类的历史底运动的最主要而比什么都埋伏得深的原因。但倘若科学的进步和大抵的人类底思想的运动，在事实上是成着历史底运动的最重要而且最深的原因的，那就自然不得不起这样的疑问，思想的运动本身是被什么所限定的呢！倘依十八世纪的观点，则对于这只有唯一的回答，曰，由于人类的本性，由于他的思想的发展的内在底法则。但是，如果人类的本性，是规定他的思想的全发展的，那么，文学和艺术的发达，就分明也被它所规定。于是人类的本性——而且惟独这个——是能够将领会文明世界上的文学和艺术的发达的钥匙，给与我们，并且也不得不给的了。

人类底本性的诸特质，使人类经验种种的时期，少年期，青年期，成熟期，等。文学和艺术，也在自己的发达上，经过这些的时期。

“什么民族，并非首先是诗人，其次是思想家的呢？”格林在他的“Correspondance Littéraire”里，想由此来说诗歌的盛时，和民族的少年期及青年期相应，哲学的发达——和成熟期相应，而问着自己。十八世纪的这见解，为十九世纪之所继承。连在斯泰勒夫人的有名的著作“De la litérature dans ses rapports avec les institutions sociales”中，我们也会遇见，虽然在那里，固然同时也有全然别种见解的极明显的萌芽。“研究希腊文学之发达的三个不同的时代的时候，——斯泰勒夫人说，——我们在那些之中，看见人类底知识的自然底行程。荷马给第一个时代以特色；沛理克来斯的时代，戏剧艺术，雄辩和道德，都显示着绚烂的隆盛，而且哲学也跨开了最初的第一步；在亚山大的时代，则哲学底的学术的更深一层的研究，成着文学界中的人们的主要的工作。不消说，诗歌要发达到最高的顶上，人类底知识之发达的一定阶段，是必要的。但是，文学的这部分，虽以进步和文明及哲学之赐，订正了幻想的或种的错误，而同时也不能不失其灿烂的容姿的有些东西。”[59]

这意思，就是所与的民族一过青春的时代，诗歌便无可避免地不能不到或一程度的衰微。

斯泰勒夫人知道近代的民族，他们的理智的一切虽然进步，但胜于《伊里约特》以及《阿迭绥》的诗歌的作品，却连一篇也没有。这事情，吓了她对于人类的不息而且不偏之完成的确信，使之动摇了，而且因此之故，她也不愿离开她承十八世纪而来的关于种种时期的理论，因为这给以容易免于上述的困难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