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胡、蓝案”真相如何

谚语云：“敌国灭，谋臣亡。”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从巩固自己政权的角度出发，不惜采取流血手段，大杀功臣，于洪武十三年（1380）杀丞相胡惟庸，洪武二十六年（1393）又杀了功臣蓝玉，并涉及到蓝党、胡党，约4万人受到牵连，这就是历史上的“胡、蓝党案”。

据《明史》记载，从洪武十三年到洪武二十六年的14年之间，他几乎将军中勇武刚强之将和明初的开国功臣谋杀殆尽。其株连之广，手段之烈，可谓亘古未有。

其实胡惟庸本没有什么重要功绩。他是定远人，早年曾在元朝做官。龙凤二年（1356），朱元璋到达和州时，他才投奔而来。

洪武六年（1373）七月，朱元璋任命胡惟庸为中书左丞相。当了丞相之后，胡惟庸倚仗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为所欲为，完全不顾别人的利益，甚至连皇上他也不放在眼里，他的这种做法，直接危及皇权的利益，这是朱元璋绝对不能允许的。朱元璋对此事早有察觉，为了削弱胡惟庸的势力，防患于未然，便采取了一些措施。洪武十年（1377）五月，他召李文忠与李善长共议军国要事，将胡惟庸排斥在外。九月，又将中书省衙署内的佐理官全部调走。洪武十一年九月，又命令六部所属事毋关白中书省”，从根本上切断上中书省与六部诸司及地官员的联系，使中书省成了一个空架子，同时也大大削弱了胡庸中书省丞相的权力。

胡惟庸也非等闲之辈，他清楚地知道，朱元璋这一招完全是冲他来的，但他绝不是那种轻易臣服的人，不久便与中丞涂节、御史大夫陈宁等人策划谋反。

谋反尚在计划中，不料朱元璋已先发制人。经过一番审讯，朱元璋在《昭示奸党录》中宣布胡惟庸犯有“窃持国柄，枉法诬贤，操不轨之心，肆奸欺之蔽，嘉言结于众舌，朋比逞于群邪，蠹害政治，谋危社稷，私通日本、蒙古”等罪状，下令赐胡惟庸与陈宁死刑，诛连三族并诛涂节，余党皆连坐而死。被杀的胡惟庸的党羽共有1.5万余人。

洪武二十六年（1393）因大将军蓝玉专横跋扈，被告谋反，朱元璋又兴起了“蓝玉之狱”。

洪武二十五年（1392）八月，蓝玉的亲家、靖宁侯叶升因胡案被杀。蓝玉担心叶升的同僚把他给招出来，怕被朱元璋治罪，便想先发制人，起兵谋反，于是便与心腹密谋策划，决定在第二年的二月十五日朱元璋外出时起事。洪武二十六年（1393）二月初，离蓝玉计划谋反的日子不远，早已有所察觉的锦衣卫特务做好了逮捕蓝玉的准备。二月初八日，蓝玉入朝，立刻被逮捕，10天后就被处死，其家人亦全部被杀，朱元璋又借此机会除掉了功臣、文武大官2万人。

经过“胡、蓝案”，明初的元勋宿将被消灭殆尽。朱元璋下令将案犯的口供编辑成册，胡案有《昭示奸党录》，蓝案有《逆臣录》。“胡、蓝案”是朱元璋加强中央集权的一种措施。朱元璋是贫民出身，他和胡、蓝等人一起出生入死时地位是平等的。但封建政体要求把当上皇帝后的朱元璋神圣化，而许多功臣大将从心理到行为都没有适应这种剧变。而明初的诸多功臣在平定天下后成为新贵，占有大量田宅，政治上和经济上都与皇室统治发生了矛盾。像胡惟庸的“擅权挠政”，蓝玉的“进退自恣”都是专制皇帝所不能容忍的。

另一方面，朱元璋也是为其后代能坐稳江山而考虑的。他当时面临的是子弱孙幼的情况，需要消除有可能威胁后世皇帝的势力。正是这些因素使他大开杀戒。“胡、蓝案”便是绝对皇权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