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催眠学

20世纪初期,科学界对催眠学的兴趣与日递减,部分原因是弗洛伊德与其他一些科学家在心理分析领域引领了新方向。催眠术不再被用作理解大脑技能的工具,也不再被用来治疗患者。这样,催眠术在历史上又一次被杂耍艺人和表演术师们用来哗众取宠,而科学再次将其拒之门外。直到今天,舞台催眠师们仍然坚称是他们的祖先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维持了催眠学的生命。

不过,仍然有一些医学专家们一如既往的支持催眠事业的发展,其中一位是法国人皮埃尔·简列特(1859~1947年)。简列特认识到他所称的“潜意识”是与意识并存的永久性状态。他认为,大脑在催眠中被分离,即分裂为意识和潜意识。而在深度恍惚中,后者实施有效控制。简列特认为一个人遇到的问题可以被强迫进入他或她的潜意识中,出现癔症症状。这个观点以及简列特的潜意识理论都与弗洛伊德的理论很相似。与其同时代人不同的是,简列特依然相信催眠的作用。1919年,他不得不伤感地接受催眠被忽略的现实,但却预言道:催眠终有一天会再次成为严肃科学的研究领域。

顺便提及的是,潜意识和无意识这两个术语经常互换使用,尽管二者各自归属不同的分析方法。一般说来,“潜意识”来自弗洛伊德的理论,而“无意识”来自与他曾经合作过的卡尔·古斯塔夫·荣格(1875~1961年)。

克拉克·赫尔

另一位对催眠兴趣不减的专家是美国心理学家波里斯·萨迪斯。他在1898年出版了一本对心理学意义重大的著作《暗示心理学》。在英国,约翰·米尔恩·卜兰威尔于1903年出版了著作《催眠术:历史、实践与理论》。这本书也使学术界对于催眠术的兴趣得以延续。

也许,此时催眠学的最主要人物是美国学者克拉克·赫尔,他是当时最受尊崇的心理学家。赫尔于1918年获得了威斯康星大学的心理学博士学位,并在接下来的15年中将大部分时间用于研究催眠术,尤其是暗示感受性。他的努力终于结出了硕果,他于1933年出版了著作《催眠与暗示感受性》,这本书直至今日仍然是该领域的重要文献。赫尔的首要成就之一是鼓励各大学和研究所进行催眠学研究。在此之前,大部分的研究都是由个体治疗师在患者身上进行的,因此缺乏科学严密性和精确度,而科学机构对催眠仍持怀疑态度。1930年,身在耶鲁的赫尔被禁止在学生身上进行催眠实验,因为学校当权者害怕这会带来危险。

除了自己的研究工作之外,赫尔在催眠历史上还有一项功绩值得称道:他的教学激发了一个学生的兴趣,这个学生后来成为20世纪最著名的催眠学家。

由于弗洛伊德摒弃了催眠术,20世纪初期,绝大多数科学家对催眠学嗤之以鼻,只有少数医学专家们依然孤军奋战。将催眠术继续保存在公众想象中的是杂耍艺人、舞台表演者和通俗小说家。

米尔顿·艾瑞克森

在1923年的一次讲座上,威斯康星大学的一位年轻的心理学学生对克拉克·赫尔的催眠术展示大为着迷,他将被催眠者拉到一旁,自己进行了亲身实验。这名学生就是米尔顿·艾瑞克森(1901~1980年)。从此开始,他踏上研究催眠的征程,最终成为美国催眠学界的泰斗。他既是研究者又是从业者,在长期的职业生涯中对数千人实施了催眠。艾瑞克森出身贫寒,在世的大部分时间疾病缠身,但他却出类拔萃,极具人格魅力,一直把催眠术用做治疗工具。他最为重要的观点之一是无意识的心灵是自我治愈的无比强大的工具。他相信,我们每个人体内都蕴藏着自我帮助、自我修复的能力。

 

艾瑞克森的抗争之路

米尔顿·艾瑞克森在个人成长道路上跨越了无数障碍,最终成为美国最负盛名的催眠学家。他出身于内华达州的一个贫苦家庭,17岁时身患小儿麻痹症,行动大大受限,医生诊断说他将永远失去行走能力,但他凭借顽强的抗争证实了医生论断的错误性。在以后的生命中,艾瑞克森受到病魔的一次又一次攻击,经历了小儿麻痹症的数次病变,除此之外,艾瑞克森还是色盲和音盲。但他从未退缩,与疾病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抗争。他说,由于年轻时患病导致行动受限,他对肢体行动以及人们如何进行语言和非语言交流非常敏感,这使他能更好地观察和理解病人的反应。他所遇到的麻烦不仅是生理方面。在事业早期,当时不相信催眠术的医学权威威胁要没收他的行医执照。一个有趣的野史记载说,他催眠了美国医学学会成员,并成功游说他们允许他保持执照。

他对催眠术作出的最大贡献是研发了诱导恍惚和对无意识大脑进行暗示的有效新技巧。在他之前的恍惚诱导方法十分单一教条,患者只是被告知自己感到困倦、将要进入恍惚状态。艾瑞克森没有完全摒除这一方法,但主张根据患者个体的个性和需要对治疗师的手法加以调整。他研发了被称做间接催眠或“容许性”催眠的技巧,通过运用语言使患者融入到双向过程中去。他们会有效地将自己导入恍惚状态。其中一个著名手法是“混乱”技术,即:通过在混杂的句子中使用毫无意义的词语使有意识的头脑发生涣散,继而使患者进入恍惚状态。艾瑞克森还在催眠中使用隐喻和讲故事的手法,对他来说,语言的想象性使用非常重要。他总是在治疗手法上极为创新,并且相信几乎每个人都可以被催眠。艾瑞克森写下了大量催眠著作,但成为他永久性遗产的仍然是这一实用而创新的催眠疗法。当今的许多从业人员都在他的著作中得到了启发。

催眠术论战

另一位具有影响力的美国催眠治疗师是大卫·艾尔曼(1900~1967年)。他是一位舞台催眠师的儿子,研究出了迅速有效的恍惚引导技巧。他着重于绕过大脑的判断技能而导入恍惚。与艾瑞克森一样,他的催眠技巧和手段也被当今治疗师广为采用。

20世纪后半期,催眠的医疗运用——催眠疗法——越来越普遍。与此同时,关于催眠性质的两种互相冲突的不同理论也在发展之中。

论战的一方认为人们在催眠中的意识状态发生变化。另一方则是学院派(也被称为自由主义思想流派),他们坚称催眠状态根本不存在,催眠中发生的一切都可以通过现存的心理现象得以解释。在后一流派中有部分美国学术界人士,西奥多·色诺芬·巴伯尔就是其一,他认为患者在催眠中的所作所为源于“任务动机”,即患者高度合作的意愿。他还认为患者在催眠状态下的行为来自于自身的想象。

与此针锋相对的是一些理论学家,比如已故的欧内斯特·希尔加德——斯坦福大学的资深心理学教授,20世纪后半期催眠科学研究的先驱者。希尔加德的观点是,被催眠的人们会做出一些自身特有的行为。他规避了“状态”这个字眼,而是代之以“催眠范畴”。这场关于催眠性质的论战一直延至今日。

 

乔治·埃斯塔布鲁克

20世纪催眠学界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柯盖特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乔治·埃斯塔布鲁克(1895~1973年),他与艾瑞克森正好相反,提倡传统的直接催眠诱导法。典型做法就是对患者说诸如下面这些话:“……你马上要睡着了……我叫你时你才会醒……”他还相信,在福利事业和间谍领域利用或不正当利用催眠具有潜在可能性。他声称:“我可以将一个人催眠,使他在毫无意识或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通敌叛国、背叛美国。”

在他1943年出版的著作《催眠术》中,埃斯塔布鲁克提出被实施催眠的敌人队伍会危害到美国国防。2年后,他协助撰写了一部名为《心灵之死》的小说,小说中,德国人催眠了美国军人,使其自相残杀。

催眠术的现状

21世纪来临时,催眠术已经走过了漫长的发展道路。它最初起源于弗兰茨·安东·梅斯默的动物磁流学说,前景并不被看好,而如今催眠学已正式成为一个合法的科学研究领域,还是一个宝贵的治疗工具。每天,美国、欧洲和世界其他各地都有成千上万的人使用催眠来戒掉坏习惯、缓解疼痛或进行其他治疗。运动员、政治家、媒体明星和商界精英们都纷纷借助于催眠来赢得更大成功。然而,仍然有大量普通人对之半信半疑。过去与催眠相关联的古老恐惧——与超自然崇拜有关,或者只是骗局,又或者只是为了娱乐——依旧阴魂不散。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社会上各种媒体形式对催眠的报道和描绘;还有部分原因应归咎于一些催眠术的不当使用者,他们将催眠术用于不可告人的目的,比如学习怎样催眠异性。这些可疑用途使人们对于催眠的偏见更加根深蒂固。

一些人不愿将催眠看做一个严肃课题的另一原因是,科学家们还不能充分解释其作用机制。就连学术界还在对催眠的性质甚至其真实性争论不休,那么大众感到迷惑也就大可以原谅了。

值得庆幸是,催眠正在稳步赢得医学界的认可和接纳。早在1958年,美国医学学会就宣布它是安全的,没有任何副作用。此前3年,英国医学学会也做过类似声明,证实催眠是一个有效的医疗工具,可用于治疗精神神经病、缓解病痛。同时,美国和其他地方的众多医院也纷纷开始使用催眠缓解病人疼痛,并借此帮助病人适应其他治疗方法,比如化学疗法。

随着催眠逐渐被认可和接纳,直接与公众打交道的催眠治疗师和临床催眠师们处于更加混乱的境地。在过去的数十年里,无数鱼龙混杂的培训和认证机构涌现出来。其经典模式是:一个新协会首先建立自己的学校,然后认可学校的资格。其中一些组织机构在培训治疗师方面记录良好;其他一些则成绩平平。这里存在的问题是法律检查机制的缺乏,尽管美国一些州现在已经制订了有关法律,通过许可体制控制监管催眠术的医学用途。当然,许可证本身无法保证质量,除非它有严格的培训标准和适度的管理监督做后盾。但是无论如何,一些最好的从业人员也只是“外行催眠师”,他们经验丰富,但可能从未接受过正式培训;一些最好的催眠治疗师是舞台催眠师,他们可能并不拥有社会公认的从医资格。

关于催眠师和催眠疗法的法律状况必然会得以改善、明晰。同样重要的是,研究应该继续深入到催眠现象本身,此类研究在过去时断时续。而只有当我们对催眠的真正性质了解得更加完善时,社会对催眠术的接受度才会随之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