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eword / 推荐序

本书是乔治·埃尔顿·梅奥（George Elton Mayo）一系列著作中的第二本，现在计划共出版三本。这一系列著作将精选并呈现过去25年里工业现场研究的相关成果。进行这项研究的目的是为了从根源上更深入地了解人际关系——一个最容易被忽视的主题，同时探索促进人际关系和谐发展的方法。这几本书的内容也包括了早在工厂内进行男性和女性研究之前，梅奥基于自我训练和各种社会环境中对个体的临床经验所进行的成熟思考。正是因为梅奥的早期研究，当他将研究重点转向工业时，他提出了下述构念：“第一，对事物密切的、习惯性的，且凭直觉的熟知；第二，有关事物的系统性的知识；第三，对于事物有效的思考方式”。这些构念被已故的劳伦斯J. 哈德森认为是在新领域中进行客观临床研究的基本必要条件。

梅奥曾在哈佛商学院工业研究部任职20余年。这项由其和工业研究部、工厂及学校同事共同完成的研究，一直是具体工业情景研究中的第一手现场研究。这个项目20年的历史也是一部逐渐增长世人真知灼见的历史。

他第一本关于工业研究的综合报告，《工业文明的人类问题》（The Human Problems of a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于1933年正式出版并于1946年再版。梅奥在研究和深化理解工人个体、工人的工作以及如何提升工人幸福感这三个问题的方法上开辟了新的途径。继这项研究之后，他在与同事的合作和其指导下又发表了西方电气公司进行的一项为期五年的现场实验的详细报告。所有这些报告都强调了社会群体、群体合作以及工人个体的重要性。怀特赫德对西方电气公司所持有的这项实验数据进行了细致的统计研究，结果证实了各种社会因素将显著影响实验组的表现。罗特利斯伯格和威廉·迪克森（William Dickson）的著作也证实了这些变量的重要性。然而，这三项报告的最终结果，正如他们吸引读者的因素那样，都强调了个体以及个体受其所在社会环境影响的整个过程。

在20年后的这项报告中，梅奥转换了侧重点，不再排除对个体的研究，同时强调了团体、研究团体行为的方法，以及这些研究方法是否正式地被管理部门或自发性非正式组织所接受和操作的重要性。然而，在现实中这些内容的存在意义往往都被管理部门，甚至工人自己忽视。这项报告突显了在基本工业活动中确保团体合作的重要性，认为这个问题的影响力也正随着技术发展，以及相伴而来的工人之间人际关系的快速转变而日益彰显。同样，这种对旧工艺技术的持续破坏也没有得到管理部门的充分关注。当然，邻里生活的持续性瓦解，和梅奥所谓的我们赖以生存的“稳定性社会”中的稳定影响因素的逐渐松弛等原因，进一步加重了困难。同样，这种困难也部分源于实用科学对人类工业生活的冲击，以及汽车等重要科技发展对于日常生活的冲击。

在这里，梅奥也举了一些例子来证明，某些工厂已通过行政管理，成功地使工厂里的团体成员开始肯定团队合作的价值，以至于成员明确地承认工厂已成为他们发展满意生活的稳定力量。这些成就正是在工厂内技术不断变化以及工厂外社会生活混乱的情况下得到的。如此，梅奥首次以特定实例的方式为我们展示了如何在工厂内部集中管理者的力量，为陈旧且持久的邻里效应创造一个部分有效的替代品。因此，为保证就业状态的稳定性，不仅应该将工业（犹如美国长期存在的小城镇）变成一种谋生之道，而且应该将其发展成一种令人满意的社会生活方式。

这一观点似乎区分了劳资双方的长期冲突与日益激烈地困扰着我们的仇恨和成见之间的差异。然而，除非在不均衡的工业文明中，我们能够在理解个体差异等事情的基础上重获维持日常生活的能力，或者除非我们能够习得如何使自己的文明与持续变化的社会状况相适应的能力，否则我们将无法维持国内市场的基本稳定，更无法成为国际范围内维护和平的有效力量。当然，目前国内的情形并不能使斯大林先生看出这样一种迹象，即美国具备持续影响世界和平的能力。同时，也很少有迹象表明美国已能够解决适应性文明如何成功应对技术和社会持续变化这一问题。

梅奥还有一桩需要研究和解释的工作。我们需要他那本在引人入胜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的著作——《适应性工业文明的政治问题》（The Political Problems of an “Adaptive” Industrial Civilization）。当这本书问世后，我希望它将解决的不仅是一个民主国家及其内部有效合作的问题，而且使人们更多地关注在集聚着巨大的人力和物力的大规模生产中存在着的合作问题。在这种大规模生产中，高度的技术效率经常同日益增长的工业内外的社会分解发生矛盾。

在工业界和哈佛商学院的研究者内部，仍有一项教育工作需要完成，而这项工作，已在梅奥的领导下，以及其与哈佛商学院同事的合作中完成了很大一部分，这也从事实上证明通过这项工作做出重大成就是有可能的。

华莱士·多纳姆

哈佛商学院第二任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