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这位有“最后一位儒家”之誉的践行型知识分子，他自称“问题中人”，前半生一直都在为寻找解决老中国问题的答案而苦苦求索。他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中国。“虽有人来请我去香港，但我主意已定，不论国共两党胜负如何，我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并自问为中国的前途操过心、出过力的炎黄子孙，有什么理由跑到香港去呢？”[29]他不相信武力能实现统一中国的愿望，所以一再地呼吁和平，直到1949年上半年，他还几次撰文敬告国共双方。在《敬告中国共产党》文中他指出：
我再恳切地说两句要审慎的话：第一我要说，如果用武力打下去，我不否认有在一年内外统一全中国之可能。但到那时却既没有“联合”，也没有“民主”。虽然中共在主观亦许无意于不要联合，不要民主，而其事实结果则必致如此。武力与民主，其性不相容；武力统一之下，不会有民主的。第二我更进一层说，不要联合，不要民主，而真能统一稳定下去，如像布尔什维克之在苏联那样，我并不不欢迎——我欢迎。不过我担保不会稳定，即统一必不久。[30]
但当他目睹共产党以武力完成了大一统的结局后，他是由衷地佩服。他本来准备在重庆隐居不出，可禁不住毛泽东、周恩来他们的盛情相邀，也终于束装北上了。他对共产党的钦服是真诚的，这不仅从他解放之初写的《中国建国之路》可以看出，他首先列举了共产党的三大贡献：一是全国统一，国权树立；二是引入了几千来所缺乏的团体生活；三是“透出了人心”。从他1951年写给林伯渠的信中也可以看出：“今后政治上将一切听从中共领导，并且听从中共朋友对我个人的安排。”[31]
这位极为自信的“问题中人”前半生致力于乡村建设事业，为国事奔走呼号，耿耿以中国文化续命为念。1951年10月5日他在《光明日报》发表《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袒露心迹：“我过去虽对于共产党的朋友有好感，乃至在政治上行动有配合，但在思想见解上却一直有很大距离，就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我还是自信我的对。等待最近亲眼看到共产党在建国上种种成功，夙昔我的见解多已站不住，乃始生极大惭愧心，检讨自己错误所在，而后恍然于中共之所以对。”[32]
在经历了长期的军阀混战、四分五裂之后，一个具有民族主义情怀的读书人见到几乎不可能出现的统一局面，岂有不心悦诚服的。无论是张元济的自挽联中的“及身已见太平来”，还是梁漱溟1951年在政协会议发言中声明的“今后在政治上我将信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都完全是由衷之言。
（未完待续）
注释
[1]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中册第117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2]《胡适书信集》中册第1181页。
[3]《胡适书信集》中册第1187页。
[4]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第45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
[5]转引自张紫葛著《心香泪酒祭吴宓》第218-219页，广州：广州出版社，1997年。
[6]《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第四辑第175-17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年。
[7]《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第四辑第239-240页。
[8]《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第四辑第275-276页。
[9]《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第四辑第272-273页。
[10]《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第四辑第323-324页。
[11]《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第四辑第358页。
[12]《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第三辑第41-42页。
[13]《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第三辑第43页。
[14]《东方杂志》1933年1月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
[15]《温故》[之一]第96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16]徐铸成《徐铸成回忆录》第20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
[17]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六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
[18]《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
[19]《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11页。
[20]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第394页。
[21]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第396页。
[22]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第404页。
[23]凌宇《沈从文传》第340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
[24]王芝琛《一代报人王芸生》第181-182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
[25]钱穆《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第27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
[26]钱穆《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第274页。
[27]钱穆《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第275-276页。
[28]《张元济书札》（增订本）第26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29]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第110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30]《梁漱溟全集》第六卷第80506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
[31]《梁漱溟全集》第八卷第77页。
[32]《梁漱溟全集》第六卷第857页。
1926年胡适的“越界旅行”
邵建
一
1926年7月中旬，胡适作为中国代表赴英国开中英庚款会议，他是从北京到哈尔滨，然后乘火车经西伯利亚到莫斯科，在莫斯科逗留三天，再由波、德继续向西，最后渡英吉利海峡到英国。近半个月的洲际旅行，莫斯科三天，不过是胡适西行中的一个驿站，可正是这短短三天，胡适的思想“出轨”了，他的“苏俄认知”使他由英美自由主义向斯大林领导下的苏俄式社会主义左倾。
根据胡适日记，他是7月29日下午两点到达莫斯科的，8月1日下午3点上车离开。这三天，他先后参观了苏俄的“革命博物馆”和莫斯科的“第一监狱”，自认为“很受感动”，也“很满意”。在这三天中，他接触了国民党方面的于右任、共产党方面的蔡和森和来自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两位左派教授梅里姆、哈珀斯。从胡适日记，看不出他和于右任谈些什么，但和中国共产党的蔡和森却在于右任的寓所不仅“纵谈甚快”，甚至于右任回来，两人“仍继续辩论”。胡适8月1日离开那天，蔡和森还和刘伯坚特地来谈，希望胡适在苏俄多考察一些日子。应该说，和蔡和森的谈话，对胡适形成了一些刺激，他甚至想因此组党。另外，那两位美国教授对胡适在莫斯科时的思想变化，更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这些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胡适对苏俄的判断。
莫斯科的最后一个晚上，和来自美国的梅里姆长谈后，胡适写信给北大朋友张慰慈，信中说：
“此间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的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的意志的专笃，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的政治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1]
胡适在这里赞同的是苏俄的政治试验。这试验具有乌托邦性，胡适却给予一而再的肯定：
“在世界政治史上，从不曾有过这样大规模的‘乌托邦’计划居然有实地试验的机会。……我们的朋友们，尤其是研究政治思想与制度的朋友们，至少应该承认苏俄有做这种政治试验的权利。我们应该承认这种试验正与我们试作白话诗……有同样的正当。这是最低限度的实验主义的态度。”[2]
除了对政治试验的赞赏外，胡适不只一次地认同苏俄教育，认为“苏俄的教育政策，确是采取世界最新的教育学说，做大规模的试验”。[3]另外，在给徐志摩的信中，针对苏俄教育的有关质疑，再度为其辩护，“我们只看见了他们‘主义教育’的一方面，却忽略了他们的生活教育的方面，苏俄的教育制度……是‘遍地的公民教育，遍地的职业教育’。他的方法完全探用欧、美最新教育学说，如道而顿之类……”[4]
针对自由主义最敏感的问题，即苏俄的“专政”，胡适也表现了很大程度的“容忍”。当然，这直接是受美国教授梅里姆的影响。也是在即将离去的晚上，胡适曾以一连串问题请教此人，比如，请他以一个政治学的专家视角看苏俄，感想如何。一党专政而不容反对党存在，于自由关系又如何。再，所谓“专政”的时期何时可以终了。不许反对党的存在，那么，训政时期（此乃孙中山语汇，美国人未必懂）岂不是无期的延长吗？这些问题显然出自自由主义，提出它们，既是一种担心，也表现胡适在这些问题上的疑惑。
那位美国教授是如何回答胡适的呢？
“此间做此绝大的、空前的政治试验，自不容没有保障，故摧毁一切所谓‘反革命的行为’是可以原谅的。向来作Dictator（独裁者）的，总想愚民以自固权力。此间一切设施，尤其是教育的设施，都注意在实地造成一辈新国民……此一辈新国民造成之日，即是Dictatorship（即“专政”，音译“狄克推多”——笔者注）可以终止之时。”[5]
胡适听了后，评价却是“此论甚公允”，并当晚就把这席话“学舌”给张慰慈：
“狄克推多向来是不肯放弃已得之权力的，故其下的政体总是趋向愚民政策。苏俄虽是狄克推多，但他们却真是用力办教育，努力想造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依此趋势认真做去，将来可以由狄克推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民治制度。”[6]
莫斯科三天，是胡适的自由主义被考验的三天，这三天，他其实是顺着美国学者的思路走，不仅认同了苏俄的政治试验，正面评价了苏俄的新式“愚民”教育，而且对最为要害的“狄克推多”，也作出了他一生中的最大程度的保留。在莫斯科期间和离开莫斯科后，胡适一共给张慰慈写了三封信，这三封信寄回国内就被编为一组发在当时的《晨报·副镌》上，并题名为“一个态度”。胡适的态度早为世人所知，此次用这个题目，意在表示胡适的态度现在发生了变化。
二
追索胡适的变化，其实并不在于他到不到莫斯科。莫斯科三日，他只不过看到了一些自己希望看到的东西。关键在于，胡适到莫斯科前，思想已经发生变化。1926年6月，到莫斯科的前一个多月，胡适写下了《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这篇文章是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角度对比中西文化的不同。可是在这个框架内，胡适却并不适当地偏斜到社会政治问题，他说：“十八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这是西洋近代的精神文明，这是东方民族不曾有过的精神文明。”[7]社会主义问题与精神文明无关，胡适是在淆题。值得注意的是，胡适这时分明已经把“社会主义”视为“自由主义”的一种更高的进化形态。这是胡适以前不曾有过的观点，正是有了这样的理念，才会有后来的莫斯科三日。
在胡适看来，19世纪以来，个人主义的弊病日益暴露，资本主义之下的苦痛也渐渐明了。有远见的人知道自由竞争是不能达到真正的自由、平等、博爱了。于是，产生两种救济方法。一是国家利用权力，制裁资本家，保障被压迫阶级。一是被压迫阶级团结起来，直接抵抗资本家的压迫与掠夺。就这两种方法，胡适各有其例，一是英国工党，一是苏俄。在说到苏俄时，胡适这样说：“俄国的劳农阶级竟做了全国的专政阶级。这个社会主义的大运动现在还正在进行的时期。但它的成绩已很可观了。”（引同上）这两个例子在胡适那里是不分轩轾的，而且他还直接称赞了苏俄所取得的成绩。尤其在说到“专政”时，胡适不仅没有反感，揣其语气，“竟”竟有惊讶和默认的意思。
胡适和鲁迅不同，鲁迅爱自由，但没有接受过自由主义的教育，胡适因留学之便，年轻时就受到自由主义的濡染；所以，就对苏俄态度而言，鲁迅拥苏不奇怪，奇怪的是胡适。他这一步是怎么迈出去的，他的问题出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