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苏联实行计划经济的弊端尚未暴露出来，而计划经济带来的平等引发了有着大同梦想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悠然向往，也是正常的。包括张东荪在内那么多知识分子把“计划经济”看作是发展生产的灵丹妙药，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最重要的是，这些主张“中间道路”的知识分子理想的“联合政府”，与毛泽东提供的“联合政府”纲领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共鸣的。我们仔细比照他们的观点和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中的主张，实际上也有许多暗合之处。“联合政府”不仅是共产党人的主张，民盟以及其他民主党派、无党派知识分子对“联合政府”都曾充满向往。何况在中国民主同盟的纲领中关于经济的第一条本来就是：“经济民主化之目的，在求人民生活之繁荣与安定，及国富之公平分配，以期渐进于社会主义之实行。”张东荪的“新民主主义”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在思路上都有许多接近甚至相似之处。他认为中国不能照抄苏联的社会主义，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必定要有中国自己的特色。这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思考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相吻合的。这些因素的存在，使他们与共产党人之间很容易找到共同语言，大部分民主党派知识分子的选择都可以在他们的思想深层找到原因，不光是单纯的现实政治的考虑。
毛泽东的纲领中也可以说包含了这些知识分子的见解在内，这才可以解释这些一辈子有自己政治追求的知识分子在历史选择的关头，几乎没有多少犹豫就选择了与共产党合作。
至于那些比张东荪、施复亮、《新路》周刊等更左的知识分子就不言而喻了。
郭沫若、马叙伦、邓初民、侯外庐、茅盾、邵荃麟、翦伯赞等许多左翼知识分子一直在不停地批判“第三条道路”、“中间路线”，凡是不站到他们一边的，都在批判对象之列。但这些弥漫着火药味的、毫不留情的批判对促使他们最后下决心倒向哪一边并没有产生多少影响，至多只是些唾沫而已。更重要的还是这些中间派知识分子内心深处对经济平等的向往，对苏联代表的经济平等的认知无疑是他们选择站到共产党一边的思想根源之一，虽然内心还有一些不十分情愿的地方。权衡轻重，他们的选择几乎也是自然的。何况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非黑即白，向来缺少一个灰色的中间地带，两强对峙，最终都是要分出胜负。站队几乎成了必然的选择，没有“第三条道路”，没有“中间路线”。
三
中国有着源远流长并绵延不绝的“大同”之梦，所以中国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所宣传的社会主义前景内心深处不仅没有抵触感，反而不无憧憬。早在1938年6月，周鲸文就在《时代批评》发表的《中国需要怎样的政治前途》中表达了他对社会主义的向往：
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只要办法适当，是容易办到的。第一，我们有传统的亲亲仁人一致为中国人所接受的思想，我们有一贯的“仁政利民”的要求，我们有“天下为公”的长久的期望。第二，我们有过井田制度，我们有过均田的办法，我们现在尚有比较适当的土地制度。第三，我们没有许多大地主，我们没有左右国家的资本家，我们没有根深蒂固的资本主义制度，我们没有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许多恶毒。这三种条件很容易使中国建成一个大众福利的社会主义的新国家。[12]
他的结论是，“我们需要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我们不需要一党或阶级专政，免去专政独裁的弊病”。[13]
更早也是更有力的例证是1932年11月胡愈之主持的老牌《东方杂志》发起“新年的梦想”征文，向全国各界知名人物发出了约四百多封征稿信，征求两个问题的答案：
（一）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请描写一个轮廓或叙述未来中国的一方面。）
（二）先生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这梦想当然不一定是能实现的。）
其中，大部分知识分子“梦想中的未来中国”都是一个“大同”社会：
柳亚子梦中的“大同世界”“打破一切民族和阶级的区别，全世界成功为一个大联邦”，“没有金钱，没有铁血，没有家庭，没有监狱，也没有宗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一切平等，一切自由”。
女作家谢冰莹梦见的也是“一个没有国家，没有民族，没有阶级区别的大同世界”。
郁达夫描画的“乌托邦”，“没有阶级，没有争夺，没有物质上的压迫，人人都没有，而且可以不要‘私有财产’”。
后来活过了百岁、当时担任《时代画报》编辑的章克标说：“一切的梦想，一切的梦，是一种超越的飞跃，所有界限和藩篱，须是完全撤除，国家这种界限，在任何人的梦想中或梦中是不配存在的。”
复旦大学教授谢六逸向往“没有阶级，不分彼此”的未来中国。铁道部一科长吴嵩庆所梦的是“废除军备、国界、种族而臻于大同”。光华书局编辑顾凤城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没有阶级，没有种族，自由平等的一个大同社会”。
清华大学教授张申府“理想中的中国”——“是能实现孔子仁的理想，罗素科学的理想与列宁共产主义的理想的”。
天津女子师范学院教授韦丛芜“梦想着未来的中国是一个合作社股份有限公司，凡成年人都是社员，都是股东，军事、政治、教育均附属于其下，形成一个经济单位，向着世界合作社股份有限公司的目标走去”。
读者何法的“白日梦”之一是“大家熙熙攘攘，大同世界”，没有国界。中华书局编辑周宪文说得更细：“那里没有法律，也没有军警，可是国民从无争执，国里没有货币，没有工资，可是国民都很勤力。”
《生活周刊》主编邹韬奋梦想的中国“连现在众所公认为好东西的慈善机关及储蓄银行等等都不需要，因为用不着受人哀怜与施与，也用不着储蓄以备后患”。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姜解生梦想“全国的人民都住在庄严伟大的公共住宅。他们的工作每天只有四小时或六小时。等到全国的电钟放出了上工的声号，他们已一秒钟不差地到达各人群的工作地点”。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的梦想“是一个物质与精神并重的大同社会”。
山东正谊中学的徐伯璞梦想的大同世界“以三民主义为原则”，“宣传中国的王道，发扬中国的文化”。徐州女师的俞觉所梦与此相似，也是三民主义救中国，“德感四方，各国来归，实现了中山先生的大同世界”。
复旦大学商学院院长李权时说得更为直截了当：“我理想中的未来中国是须合乎《礼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的一段事实的。”法政学院教授钱啸秋梦中出现了这样的一幕：“吃饭不是各办各的，而是持票赴农村公共食堂去吃。”
柳亚子梦想中的未来世界“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同世界”。谢冰莹梦想的也是“没有国家，没有阶级，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社会主义的国家”。上海法学院教授朱隐青梦想着“无阶级专政的共产社会”。“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联邦社会主义的国家”甚至成了资本家、裕丰纱厂老板毕云程和银行家俞寰澄的梦想。失业三年的读者周毓英梦想“主办一个月刊定名《社会主义》，与全国青年作思想上的往来，毫无顾虑地讨论一切学术问题、思想问题、社会问题和革命问题。我办月刊不在取政权，可能范围内还要帮助政府，帮政府革命，梦想当道不干涉”。燕京大学教授郑振铎虽自称“我并没有什么梦想，我不相信有什么叫作‘梦想’的”，他心中的未来中国却是“一个伟大的快乐的国土”，“我们将建设了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国家”。[14]
尽管他们不约而同时地梦想的“社会主义”的“大同”社会，和我们在1949后实践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有着很大的差距。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他们在历史的转折点上作出人生抉择之时，这些潜藏在他们生命深处的梦是不会没有影响的。
当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当1949年来临之时，国民党政权的道义威信几乎已彻底丧尽，完全变成了腐败无能、腐朽没落的代名词，战场上的失败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其不仅在农村，在城市广大的中下层民众中，在学生和普通知识分子中，确乎已人心尽失。
以储安平的洞若观火，早在1946年就对未来的可能命运有过清醒的判断，但他最后还是留下了。这确是一个永远耐人寻味的题目。储安平先后给国民党这个政权下过几个断语，“失败的统治”、“一场烂污”、“政治失常”等，他对国民党的批评可以说是毫不留情、不留余地的。而国民党竟容忍《观察》周刊在自己的眼皮底下生存了三年零四个月之久，今天看来或许是个奇迹。胡适当年虽然也曾名列《观察》特约撰稿人之中，却始终没有给《观察》写过一篇文章，这已经引起谢泳、程巢父等学者的注意。程巢父在《储安平致胡适的五封信》中这样分析：“从《观察》奉行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四个基本原则和独立超然放言论事的基本立场来看，胡适是会取支持的态度的。但是在具体的观点或价值评判上，恐怕就差异悬殊，见仁见智了。先说储安平的第一篇政论《失败的统治》。……储文概说二十年统治完全失败，胡适不见得赞同。从《观察》创刊到终刊，储安平的政论文字，凡批评政府多取激烈态度，而胡适在批评政府时多注意分寸。对学潮，储安平全盘肯定，完全支持，尤其激烈地批评政府，所有《观察》刊登的报道学潮的新闻和储安平撰写的评论学潮的文章，都有助长之势。胡适对学潮则表示理解之同情，承认政治腐败是导因之一，但不赞成动辄罢课，多取平息的态度。”[15]
说白了，胡适并不同意储安平对国民党全盘否定的论政态度，在他看来，这样做恐怕太轻率了一些，事实本身要更复杂一些。他本人更愿意采取稳健的论政立场，这不是国民党不能批评，而是批评要有分寸。这是胡适与储安平的分歧所在，从中可以理解他们后来不同的历史选择。如果是一个正常的文明社会，储安平对当局持再激烈的批评姿态都算不得什么，遗憾的是中国近代的社会状态是不正常的，储安平的取向决定了他与国民党的势不两立，换言之他把自己逼到了一个死角上，《观察》被封门是早晚的事，也使他逐渐要在对峙的两强中必须倒向其中一方，非红即黑，“墨”、“杨”之间没有中间道路，这虽然与他所倡导的“中立的”原则相背离，但到那一刻，他确已别无选择。这一切诚然否认不了储安平和《观察》周刊在激荡的百年言论史上存在的意义。
从1949年以后储安平在复刊的《观察》上发表的东北纪行之类文章来看，他对新政权的肯定没有一丝的虚饰和作伪成分，完全是真诚的，他看到了一套全新的运行有效的新体制，感受到了一种新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氛围，从城市到乡村都有一些令他欣喜的现象。他的笔触失去昔日的批判锋芒是自然而然的，不是刻意做作的结果。当年9月29日，也就是“开国盛典”期间，徐铸成日记记下了他们之间的一次谈话：“今天与（储）安平兄谈话，他说《观察》即将复刊，领导上大力支持，但恐群众思想难捉摸，如何办好，毫无把握。他又说，近月曾至东北旅行，写了旅行记二十五万字，材料甚新，特别注重人事制度及工作效率。胡乔木看了极赞赏，力促早日付梓。他又说，他出发前及回来后，都与领导同志商谈，反复请教云云。”[16]
这些微妙的变化似乎都是一夜之间完成的，这也是一个奇迹。不能不感叹新时代的魔力之强。连储安平那样犀利的目光、桀骜的性格都变得让人几乎认不出来。这就难怪他江苏宜兴的老乡徐铸成在日记中发出这样的由衷之言：“祖国的变化真大！”他们一行从香港北上，一路上如同走进了一个大观园，这些有见识、有阅历、经过无数大世面的人们都禁不住感到自身的渺小、无足轻重。
这一切的根由都来自他们对国民党的失望、绝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仇恨与鄙视，特别重要的是时代转换之际的“一边倒”，从柳亚子他们对国民党战犯居高临下的谴责、问话中，大致都可以体会到他们的这种心态。
四
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那就是中共高层当时的政策取向，虽然1947年10月27日，由周恩来起草、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党内指示”中就已明确提出：“等到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经打倒，我们的基本打击方向，即应转到使自由资产阶级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来。”[17]但在1949年刚刚到来之际这一切尚未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相反，即将掌握政权的革命党表现出了大度、宽容的一面。毛泽东有过这样的讲话：
“对于学生、教员、教授、科学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和一般知识分子，必须避免采取任何冒险政策。中国学生运动和革命斗争的经验证明，学生、教员、教授、科学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和一般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可以参加革命或保持中立的，坚决的反革命分子只占极少数。”所以他要求采取“团结、教育和任用”的策略。[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