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档案与一个生命
姜东平
这是一位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年轻人的死亡档案。说他年轻，是因为他死的时候只有三十四岁。如果他活到今天，该是一位七十六岁的老人。1963年5月11日，人们发现他死在他所在单位——国营吉林柴油机厂一间破败不堪的独身宿舍里。极少有人去过他的住处，因为“那里埋汰，臭味熏人”（调查人李文发、马杰、张丙中1963年5月13日记录）。
北国长春的5月，草木返青，繁花初绽。
背景复杂的“张氏家族”
张旃，男性公民。原籍广东省乐昌县，1929年10月生于北平。在1953年由该厂保卫科填写的“嫌疑分子登记表”上，贴有一张发黄的照片。彼时的张旃戴一副近视眼镜，穿着整洁的白衬衫，气质温文尔雅。
类似的表格有十余张，虽详略不一，但大同小异。
张旃六岁时，进入广东省焦岭县小学读书，1937年随家由焦岭返原籍，而后又去了广州。这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局势紧迫，张旃转入香港九龙协恩女子中学的附属小学就读，1939年又由港转入重庆歌乐山小学，后又升入重庆高中，1946年9月转入上海南洋模范中学，于颠沛流离的战乱中完成高中学业。1949年上海解放后，他考入北京清华大学机械系。1952年于该校毕业，分配到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同年9月调到636厂（即国营柴油机厂）任见习技术员。
张旃调入国营柴油机厂的时候，正值建国初期，新生的红色政权面临着重重困难，不仅遭到国内敌人的强烈反对，而且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资本主义阵营的敌视、封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开展了一系列斗争，克服困难，巩固政权。中国人民解放军继续追歼国民党残余军队，同时在新解放区进行大规模的剿匪作战。到1950年夏，基本上歼灭了大陆上的国民党残余军队和武装土匪。1950年10月，全国又开始了重点打击土匪、特务、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和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坚决镇压反革命首要分子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经过一年的斗争，基本肃清了国内的反革命残余势力。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在国家机关和企业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私营企业中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骗国家财产、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1952年，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以肃清旧知识分子头脑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
在这样的形势下，刚刚走出校门且“社会关系极为复杂”的张旃，理所当然成了被重点监视的对象。
张旃的家庭背景被看成是“一类反革命家庭”（“登记表”之00006）。据当年记载，其祖父张昭芹是前清举人，曾任乐昌县县长、广东军首领余汉谋手下的主任秘书长、国大代表。1945年“九三”胜利后，由香港赴南京参加国大选举，而后转去台湾。
张旃的父亲张兹闿，国民党员，南开大学毕业生，曾赴美留学。抗战爆发后，任经济部工矿调整处副处长，1944年改任战时生产局材料处处长。1945年“九三”胜利后任经济部特派员，前往苏州、浙江、皖南“接收”，而后又任资源委员会中国石油公司协理、总经理。到台湾后，曾任国民党驻联合国“代表团代表”，并任国民党“驻菲律宾中国银行总经理”等职务。
有关张旃的祖父张昭芹、其父张兹闿的情况，在互联网上查到一些“蛛丝马迹”。
报道之一：1935年，曾经参加过百色起义的红军将领龚鹤村（龚楚）变节投敌，经“时任广州绥靖公署秘书长的张昭芹引荐”，在余汉谋的粤军第一军先后任“剿共”游击司令等职。
报道之二：张昭芹赴台后，曾在台北主办刊物《诗文之友》，吟诗唱和，过着悠哉游哉的晚年生活。还曾出版了《薪梦草堂诗集》等专著。
报道之三：在中国书画狮城藏画专场拍卖会上，台湾著名书画家溥儒先生楷书《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册页上，有于右任、陈含光、贾景德、张昭芹、许世英、赵恒惕、彭醇士、谭元微、张默君等名人画家的题跋，竞价在人民币五十至八十万元。足见张昭芹是现代史上名气不小的人物。
张昭芹有个胞弟叫张昭芬，曾任连山县县长，广东银行主任，1945年死于连山。张昭芬有四男二女，长子张兹墉，国民党中央军校毕业，曾任国军排长，谍报组长，解放后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判刑十二年。
张兹闿赴台后，成为台湾早期经济发展的“关键人物”之一，又被称为“台湾金融界的第一颗天王星”。1960年7月，卸任台银董事长。据资料称，其在台湾还曾担任过“财政部次长”。1971年10月，“财政部长”李国鼎先生出席于华盛顿举行的世界银行年会，张兹闿亦参加了年会。从当时登出的一幅照片中，可以大致了解出席此次会议的台湾金融界首脑人物：一排中为李国鼎，左一为“央行总裁”俞国华；二排左一为徐柏园，左二为张兹闿）。
张旃母亲麦翠颖，操持家务，在“家庭情况”栏内被特别注明，“系官僚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反动”。
张旃还有一兄一姐。哥哥张彬，国民党员，当时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任助教。姐姐张初荣于1943年在重庆南开中学参加国民党军队，在蒋经国主持的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学习，1946年留学美国，1950年与邵和高结婚。邵曾担任过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部部长，和李宗仁先生关系密切。
相关文字的材料，还详细记载了张旃父亲的朋友孙越琦的情况。孙越琦解放初期任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计划局副局长，解放前曾任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主任，是张兹闿的上司。1948年下半年，行政院院长翁文灏举荐他为财政部部长。南京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计划将资源委员会在上海、南京等地的厂矿及其物资财产分三路（即广州、台湾、重庆）迁移，蒋介石亲自召见了孙越琦，布置了这项任务。此时，李济深、邵力子曾多方做孙的工作，劝他参加新政府。在李、邵影响下，孙越琦表现“柔意动摇”，并亲自在上海主持召开了政府财政部及资源委员会会议，孙在会上报告了参加新政府办法。在参加我中央人民政府工作时，孙越琦曾交出一批档案资料和个人财产。据同一份档案资料记载：孙越琦“参加我工作后，还与香港有来往，据知系个人财产问题。并借个人职权，拉拢伪资委会参加我中央人民政府工作之郭可权等人员，企图树立个人势力”。
由于孙越琦和张旃父亲张兹闿的特殊关系，因此1949年后，张旃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经常到孙家去玩。1951年1月至1952年4月，“每月从其家中拿十至十五万元（当时的货币——作者）以资助他完成学业。直至‘三反’运动开展后始断绝经济关系”。
张旃的父亲还有一位朋友也对张进行过资助。据1954年3月一份调查材料记述，他叫张鄂联（有资料显示“文革”后期曾任秦皇岛市政协副主席），时任秦皇岛市公私合营耀华玻璃工厂厂长。张鄂联系国民党中央训练班三十一期党政训练班毕业，其间由蒋介石介绍加入国民党，曾任国民党财政部工矿调整处专员。
张兹闿在张鄂联的公司存有股份。天津解放后，该公司在港台两地存有五千余箱玻璃，为把全部货物兑换成现款取回，1949年8月张鄂联曾赴港处理此事。在港期间，曾与张兹闿见了面。一个月后，张鄂联返回天津，为张兹闿带回耀华公司股票，在市场变卖后，全数寄给了张旃。张鄂联在一份“思想检查”中谈出：“1952年7月由上海茂华银行郭学群处，又曾汇给张旃人民币八十万元。”这一点，张旃在1952年的思想检查中，亦作了交待，还主动交待了曾在解放后偷听过美国之音和看英美杂志的问题。
张旃姑母邓静娴，原在中央信托局工作，系北大校长胡适的干女儿，赴去台后曾在1951年9月间给张旃寄过钱和衣物。其姑父钱思亮（赴台后曾任台湾大学校长），解放前为北京大学化学系主任。钱与胡适关系密切，经常出入胡家。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派专机接胡适与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等去台湾，钱思亮亦同机抵台（中共北大机关第一总支自然科学处支部张龙翔1962年7月12日证明材料）。
据张旃向组织交代，1951年之前，张旃曾通过父亲的友人，和父母兄姐保持了两年多的通信联系，并“从孙越琦那里得知了其父的一些情况”，为此孙越琦、张鄂联以及张家在大陆的亲属，均不同程度地受到有关部门的怀疑和调查。
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张旃的直系亲属均随国民党部队逃往台湾，只有张旃一人由于在清华大学读书而留在大陆。因国共两党尖锐冲突所带给张氏家族的不幸，似乎命里注定要由张旃以及留居大陆的亲属来承受了。
精神病患者
受其家庭影响，在张旃的履历中，也有“不光彩”的一笔。1945年，升入重庆高中的张旃参加了一个叫作“KC党”（又称“扣”党）的组织。据他个人向组织交待，这是一个“进步的学生组织”。但该组织产生的背景、目的、领导者均未作任何交待，以至于组织上最后也没弄清楚“KC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学生组织”。1946年2月，国民党当局制造了一系列反对国共合作和平建国的严重事件。2月10日，重庆发生了校场口事件；2月20日，北平国民党特务纠集千余人，以河北难民还乡请愿为名，大闹军调部中共方面的办公室，殴打工作人员；2月22日，国民党在重庆发动反苏反共游行，并捣毁重庆《新华日报》营业部和民盟机关报《民主报》营业部，打伤工作人员多人。此时，张旃在重庆高中读书，集体参加了2月22日的反苏游行。1947年，上海南模中学进步学生组织时事讨论，张旃又在会上积极地“为美帝吹嘘，发表美国如何民主的言论”。中学期间，与同学段广南等组织“自由”壁报社，其任主编写，内容被认为是反动的，多为时事讨论和战事展望等。
由于张旃“社会关系极为复杂”，且“家住敌区”的亲属经常通过各种办法给其捎寄钱物，其“是否依钱被人收买利用，进行特务活动，是值得怀疑的”。因此，从张旃调入国营柴油机厂，就引起了厂有关部门的注意，并对其展开了四个多月的明察暗访。
有关部门在对张旃个人历史问题及家庭社会关系的文字分析材料认为：“一、其家完全是蒋匪反动的高级官员，所以其很小时随其家逃往各地（香港、越南）及蒋匪的根据地重庆盘踞，所以思想上有根深蒂固的反动正统基础。由（尤）其在入中学时参加童子军及军事训练，这说明思想是反动的。二、在四五年（1945年）其看出蒋匪呈腐败的卖国的政府，而组织了自称进步的‘KC党’及‘KC党’报等活动，为什么又参加反苏游行大会及崇拜美帝的民主呢。三、其父逃台及在菲律宾时遗留下来的财产曾一度向我上海人民政府提出这些东西是其父自己的，想为己有。”最后认为：张旃虽为青年团员，但为什么全家均已经进入了“敌区”，只他一人留在大陆，是否身负一定使命？颇令人怀疑。因此，应弄清其与在台在美之亲属“是否仍有来往关系，有否潜伏活动”。
张旃在调入国营柴油机厂的初期，可以肯定地说，是抱着虚心向工人阶级学习，并下决心与自己的反动家庭彻底决裂的态度来从事自己的本职工作的。作为见习技术员，他业务上比较钻研。与人接触“表现和气，先笑后说话”，曾主动帮助工友修复了一台六角车床，给工厂增加了生产工具。与工友研究技术也很虚心，“从不自高自大”，在给徒工讲课时也很负责和耐心（1952年10月30日五车间工会主席张庆文反映）。1952年国庆节时，厂里有一批生产计划，他主动承担了部分任务，利用节假日等业余时间加班加点制作和抄写计划。“其生活作风也是正派的，如他穿的衣服、鞋子都是由南方带来的旧物。”（1952年12月29日安全股雷振海反映）
张旃一方面努力地工作，以自己积极的表现来谋求组织上和工友们的信任。另一方面，他也感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整个的政治形势并不像张旃所考虑的那样简单，有关部门从未放松对他的监控和警惕。张旃的直系亲属逃台的时候，他还刚刚考入清华大学，对于没有经济来源的学生来说，困难程度是可以想像的。亲属们想方设法给他带来钱物，并从父亲故交那里获得资助，构成了他与反动家庭及社会关系的“藕断丝连”，这一切都在组织部门的掌握之中。要想取得信任，他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主动地切断与亲友们的一切经济甚至通信往来。在与工友的谈话中他也流露出一种无奈的心态。“我念到大学，在我家还是最低的文化程度，我家是个大资产阶级，我和他们很久就脱离了关系。我入团时，相当困难，调查我，我知道这就是考验我。”（1952年10月31日团委会白树勋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