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哲学

第一节 什么是哲学

哲学从来就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我们如今也暂且下一个定义:“凡研究人生重要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的学问,就叫做哲学。”例如行为的善恶,乃是人生一个重要问题。平常人对这些问题,或劝人行善去恶,或实行赏善罚恶,这都不算是根本的解决之道。哲学家遇到这个问题,便去研究什么叫做善,什么叫做恶;人的善恶是天生的呢,还是学得来的呢?我们何以能知道善恶的区别呢?是生来就有这种观念,还是从阅历经验上学得来的呢?善何以当为,恶何以不当为;还是因为善事有利所以当为,恶事有害所以不当为呢?还是只论善恶,不论利害呢?这些都是善恶问题的根本方面。必须从这些方面着想,方可希望有一个根本的解决。

因为人生重要的问题不止一个,所以哲学的门类也有许多种。例如:一、天地万物怎样来的。(宇宙论)二、知识、思想的范围、作用及方法。(名学及知识论)三、人生在世应该如何行为。(人生哲学,旧称“伦理学”)四、怎样才可使人有知识,能思想,行善去恶呢。(教育哲学)五、社会国家应该如何组织,如何管理。(政治哲学)六、人生究竟有何归宿。(宗教哲学)

哲学中要探究的这种种人生重要问题,自古以来,经过了许多哲学家的研究。往往在一个问题出现以后,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见解,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解决方法,于是导致互相辩论。有时一种问题过了成百上千年,也没有个一定的解决之法。例如孟子说人性是善的,告子说性无善无不善,荀子说性是恶的。到了后世,又有人说人性有上中下三品,又有人说人性是无善无恶可善可恶的,与之相类似,随着中国历史上众多著名学者和学术流派针对这些人生重要问题的研究讨论甚至争辩的不断进行,中国哲学也就随之产生并发展壮大。

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史上的位置 世界上的哲学大概可分为东西两支。东支又分印度、中国两系。西支则分为希腊、犹太两系。初起的时候,这四系都可算是独立发展的。到了汉以后,犹太系并入希腊系,成了欧洲中古的哲学。印度系并入中国系,成了中国中古的哲学。到了近世印度系的势力渐衰,儒家复起,于是便产生了中国近世的哲学,历经宋元明清一直到现在。欧洲的思想,渐渐脱离了犹太系的势力,遂产生了欧洲的近世哲学。到了今天,这两大支的哲学互相接触,互相影响。

五十年后,一百年后,或能发展成为一种世界的哲学,也未可知。

中国哲学的发展脉络 中国哲学的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古代哲学 自老子至韩非子,为古代哲学。这个时代,又名“诸子哲学”。

(二)中世纪哲学 自汉至北宋,为中世纪哲学。这个过程大概又可分为两个时期:

(甲)中世纪第一时期。自汉至晋,为中世纪第一时期。这一时期的学派,无论如何不同,都还是以古代诸子的哲学作为起点的。例如《淮南子》是折中古代各家的;董仲舒是儒家的一支;王充的天论得益于道家,性论折中于各家;魏晋的老庄之学,更不用说了。

(乙)中世纪第二时期。自东晋以后,直到北宋,这几百年中间,是印度哲学在中国最盛的时代。印度的经典,不断输入中国。印度的宇宙论、人生观、知识论、名学、宗教哲学,都能于诸子哲学之外,别开生面,大放光彩。此时凡是第一流的中国思想家,如智顗、玄奘、宗密、窥基,多用全部精力,发展印度哲学。那时中国系的学者,如王通、韩愈、李翱诸人,全是第二流以下的人物。他们所有的学说,浮泛浅陋,全无精辟独到的见解。故这个时期的哲学,完全以印度系为主体。

(三)近世哲学 唐以后,印度哲学已渐渐成为中国思想文明的一部分。好比吃美味,中古第二时期是仔细咀嚼的时候,唐以后便是胃里消化的时候了。吃的东西消化时,与人身体的种种物质相结合,变成一些新物质。印度哲学在中国,到了消化的时代,与中国固有的思想结合,所产生的新物质,便是中国近世的哲学。

我这话初听了好像近于武断。平心而论,宋明的哲学,或是程朱,或是陆王,表面上虽都不承认和佛家禅宗有何关系,其实没有一派不曾受印度学说的影响的。这种影响,约有两个方面:一面是直接的。如由佛家的观心,回到孔子的“操心”,到孟子的“尽心”“养心”,到《大学》的“正心”,是直接的影响。一面是反动的。佛家见解尽管玄妙,终究是出世的,是“非伦理的”。宋明的儒家,攻击佛家的出世主义,故极力提倡“伦理的”入世主义。明心见性,以成佛果,终是自私自利;正心诚意,以至于齐家、治国、平天下,便是伦理的人生哲学了。这是反动的影响。

明代以后,中国近世哲学完全确立。佛家已衰,儒家成为一尊。于是又生反动力,遂有汉学、宋学之分。清初的汉学家,嫌宋儒用主观的见解,来解古代经典,有“望文生义”、“增字解经”种种流弊。故汉学的方法,只是用古训、古音、古本等等客观的根据,来求经典的原意。故嘉庆以前的汉学、宋学之争,还只是儒家的内讧。但是汉学家既重古训古义,不得不研究与古代儒家同时的子书,用来作参考互证的材料。故清初的诸子学,不过是经学的一种附属品,一种参考书。不料后来的学者,越研究子书,越觉得子书有价值。故孙星衍、王念孙、王引之、顾广圻、俞樾诸人,对于经书与子书,简直没有上下轻重和正道异端的区别了。到了最近世,如孙诒让、章炳麟诸君,竟都用全部精力,研究诸子学。

于是从前作经学附属品的诸子学,到此时代,竟成专门学问。一般普通学者,崇拜子书,都往往多于儒书。岂但是“附庸蔚为大国”,简直是“婢作夫人”了。综观清代学术变迁的大势,可称为古学昌明的时代。自从有了那些汉学家考据、校勘、训诂的功夫,那些经书子书,方才勉强可以读了。这个时代,有点像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提倡复兴古希腊的文学哲学,故能推翻中古“经院哲学”(旧译烦琐哲学,极不通。原文为Scholasticism,今译原文)的势力,产生了近世的欧洲文化。

我们中国到了这个古学昌明的时代,不但有古书可读,又恰逢西方学术思想输入的时代,有西方的新旧学说可供我们的参考研究。我们今日的学术思想,有这两大源头:一方面是汉学家传给我们的古书;一方面是西方的新旧学说。这两大潮流汇合以后,中国若不能产生一种中国的新哲学,那就真是辜负了这个好机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