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心在明的潜伏身在清营

作者：安迪斯晨风

公元1630年（明朝崇祯三年，后金天聪四年）初春，小冰河纪笼罩下的中国华北地区依然寒风凛冽，而此时大明王朝的国运也像是寒风中飘荡的落叶一般萧瑟、零碎。去年年末，后金大汗皇太极率领八旗精锐破关入塞，直驱北京城下，京师一度严重告急。如今后金虎狼仍然在京郊盘桓肆虐，掳掠人口和物资，堂堂大明却对其毫无办法。

农历大年初三清晨，天空灰蒙蒙的一片，北风呼啸，像利刀一样刮在人的脸上，又冷又疼。一队衣衫破旧的大明官兵沿着官道蹒跚行来，靴子踩在雪地上嘎吱作响。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位满脸长须、身着二品官服的将领，他神色坚毅，却难掩愁容。

突然，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响，前方出现了一大片骑兵，像乌云罩头一样冲杀而来。骑在马上的将领连忙喝令队伍结阵，用弓箭、火铳迎敌。双方激战只持续了十几分钟，便毫无悬念地结束了。在后金骑射无双的精锐“白甲兵”面前，明朝的这些散兵游勇毫无还手之力，顷刻间便被歼灭。那位骑马的明将箭法倒是不俗，凭借一人之力射杀了好几名金兵。然而寡不敌众，未着铁甲的他最终还是倒在了敌军一轮弓箭的齐射之下。鲜血将他身上的官服和身下的雪地染成一片暗红色【1】。

这时，从围观的后金军人丛中突然跌跌撞撞跑出一匹马来，一名魁梧的满洲将领跳下马来，推开身前的士兵，走到死去明将的尸首跟前。他突然放声大哭，边哭边用满语大声呼喊着：“爱塔！”声音凄切悲愤，又带着三分惋惜，然而此时的明将“爱塔”已经不可能再回答他了……

为什么身为后金军重要将领的巴克什（满语，意指有文化的人）库尔缠会为自己亲自带队杀死的明朝将领痛哭呢？这位死掉的明将“爱塔”又是何许人也，他跟后金军又有着怎样的恩怨纠葛呢？

“爱塔”的汉名叫刘兴祚，又称为“刘海”、“刘爱塔”，是明清鼎革之际一位重量级的传奇人物。他原本是生活在辽东地区的汉人，1605年来到了建州女真的生活区，并且得到了努尔哈赤的赏识。靠着聪明伶俐和不懈努力，刘兴祚在后金官场扶摇直上，一度担任副将、总兵，总管号称辽东最为富庶、军情也最为紧急的“南四卫”（金州卫、复州卫、盖州卫和海州卫），成为了建州政权汉人官员中排在前三位的人物，仅次于施吾里额驸佟养性和抚西额驸李永芳两名老牌汉奸。

然而随着努尔哈赤为首的女真政权对汉族人民的压迫越来越残酷，刘兴祚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他时常陷入痛苦的反思之中。而此时，明朝围绕着他展开的一场秘密战争也拉开了序幕……

一 刘兴祚与努尔哈赤的恩怨

刘兴祚早年的生活我们知之甚少，但是他出生在一个大户人家，从小过着比较优裕的生活这一点还是很确凿的。原因很简单，他是一个读书人，而且文化程度并不低——在古代社会里，穷苦人家的孩子能识得几个字就已经是祖上积德了，读书从来都是少数富裕家庭孩子的专利。既然如此，他为什么来到“蛮夷”之地呢？——即便在那个饥荒频仍的年代里，像他这样的富家官宦子弟似乎不应该是“逃民”的一员。

对于这个问题，众说纷纭。一种说法是，他年轻时候吃了官司，只好逃到了建州；而另一种说法则认为他是被“市夷”掳掠去的。无论哪种说法，这个年轻人背井离乡到达建州时的那种孤苦无依、苦闷彷徨心情，和大多数人都是差不多的。当生命安全都无法得到保障时，刘兴祚遇到了一生中最大的恩人、也是最大的仇敌——努尔哈赤。

作为大清王朝的初创者，努尔哈赤在读史者的眼里有着许多张截然不同的面孔。在清史中，他被冠以无数光环，诸如：伟大卓越的少数民族政治家、军事家，民族融合政策的积极开拓者等等。而在当时明人的记述里，这位名字汉语音译为“野猪皮”的清太祖，则是不折不扣的凶残屠夫和杀人魔王。然而不管后人看法如何，努尔哈赤都从来不是以仁慈善良、乐善好施著称的，而他对待汉人的态度更是十分恶劣的。而这样一个人，为何要提拔和重用刘兴祚，除一定的感情因素外，或许就是刘兴祚本人的能力打动了他。

在成千上万到建州女真讨生活的汉人中，刘兴祚无疑是幸运儿。但这与其所具有的特质是分不开的。首先，刘兴祚的家乡开原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九边最危之地，民风强悍而善斗”。如果他仅仅是一介书生，恐怕很难在尚武好战的满洲社会中崭露头角。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文化人”，他在那个人人仰慕汉族文化的大老粗环境中，也是鹤立鸡群的。很快，一个文武双全的年少英雄形象就在建州这片土地上树立起来。更何况，刘兴祚还非常会做人。巴克什库尔缠——也就是前文中杀死刘兴祚后痛哭流涕的那位满洲贵族——和他称得上是生死之交，另一名满洲贵族巴克什达海和他的交情也非比寻常。在这些满洲亲贵的荐举之下，文武双全、慷慨豪爽的刘兴祚受到努尔哈赤的器重绝非偶然，他在后金国占据辽东以前培植的深厚根基及建立的广泛联系，对日后发达和变乱时的自保起到了决定作用。

刘兴祚对努尔哈赤的感情非常复杂。一方面，这位建州女真的卓越领导人对他有知遇之恩，是努尔哈赤把他分配到了自己的次子代善属下。在八旗初创时，他又被提拔为少有的八旗汉族甲士。努尔哈赤甚至亲自为他取了满文名字“爱塔”，并且让他娶了代善之子萨哈廉乳母的女儿为妻。可以说，刘兴祚在后金的成功上位，哪一步也离不开努尔哈赤的扶持，而努尔哈赤也是真心拿“爱塔”当做自己人乃至子侄来看待的。

一切看起来都很美好，除了刘兴祚的内心。

起初，刘兴祚和努尔哈赤的政治理想并无激烈的冲突。在起兵反明之前，努尔哈赤在建州女真部落中实行了比较宽容的民族政策。其实，辽东的残破由来已久。嘉靖后期的空前饥馑已使屯军死徙将半，隆庆以来蒙古、女真的抄掠蹂躏，更使辽左铸就无人之患。这些姑且归之于无可奈何的外患与天灾，而以辽东总兵李成梁为首的武弁们贪功生衅、克军剥商，以税监高淮为首的恶棍们明火抢劫、狼吞虎噬，则是比天灾外患更不堪忍受的人祸。刘兴祚家乡所在的开原等地一带与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为邻，当时几乎形成了流亡边外的风潮。这种情况下，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建州政权就成为这些汉人的“乐土”。在封建年代，人力资源是一个政权强大的根本。雄才大略的努尔哈赤抓住机遇，大肆招揽汉人民众，据说还专门修建了“蛮子城”收纳愿意投靠建州的逃人。因此，尽管努尔哈赤的建州女真政权属于“夷狄”，但还是获得了刘兴祚的认同，并自觉自愿地融入满洲大家庭，甚至一度让他觉得这是值得自己为之奋斗的理想国。

努尔哈赤建立的建州政权早期是明朝的藩镇，甚至努尔哈赤本人都曾经数次到北京朝贡。然而随着1618年他以“七大恨”为名起兵反明，设计袭破抚顺，由此揭开了长达二十六年的对明战争的序幕。在以后的三年间，今天辽宁省的广阔土地便轻而易举地纳入了后金国版图。刘兴祚也不得不开始思考一个严峻的问题：到底是要效忠努尔哈赤还是父母之邦大明。起初，他试图从历史上找到自己效忠后金的依据：从前秦一代名相王猛到元朝太师刘秉忠、名将郭侃以及在天涯海角刻下“张弘范灭宋于此”的张弘范，中国历史上并不乏为异族政权效力之辈，而以上几位留在史书中的也不全是骂名。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一点，无论是王猛辅佐的前秦皇帝苻坚，还是刘秉忠效忠的元世祖忽必烈，对汉族文明总体上是带着一种敬仰态度的，他们也并不嗜好杀戮汉人。在历代少数民族君主中，苻坚更是以英明仁慈著称。然而努尔哈赤并不是这样的。如果说在他的前半生还有着“恩养尼堪（后金对汉人的蔑称）”理想的话，那么在他攻下辽阳和沈阳，建立起稳固的后金政权之后，就逐渐走上了血腥屠戮和奴役汉人的不归路。努尔哈赤对汉人的基本政策是“拒敌者杀之，不与敌者勿妄杀”。如果之前努尔哈赤还能勉强做到“不妄杀”，而在1621年前后的一系列行动，就彻底令刘兴祚等人心寒。

《明熹宗实录》载，金军占据辽阳以后，疯狂的后金军队在大街上公然奸淫掳掠，将民间的金银财物攫取一空。从那时起，努尔哈赤开始实施了“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民族政策，凡是不愿改成满洲“金钱鼠尾”发式的汉族民众都被大肆屠杀。家里有父子五人者抽三人为兵，有三人者抽二人，造成了十室九空的惨象。

1621年七月，镇江汉民和明朝将领毛文龙部里应外合袭取了镇江城，并杀死城中的后金官兵，努尔哈赤随即派兵屠杀镇江汉民，幸存的一万二千人全部沦为奴仆。据朝鲜人目击，金军屠杀毛文龙属下士兵的手段极其凶残：“此时唐人之被掳者，虏令跪坐受箭，一箭不死，则使之拔箭来纳。唐人自拔箭拭洗跪进，贼又射之。许多唐人虽知必死，而一承指挥，至死不敢谁何，犹恐不及，如失魂之人。目见之，惨不忍言”。

另一方面，努尔哈赤又在1621年11月下令，令辽东地区的汉人与女真人合户，粮食同吃，分田耕种。这种同住、同食、同耕的政策实际上是将满族旗人分置于汉人各户之中，满人奴役汉人，汉族男丁承担了全部重体力劳动，汉族妇女则成了他们的奴婢。原本的辽东汉族自由民纷纷沦为农奴。他又下令，要各家各户上报余粮，按照女真人的人口计算，一个月给四升粮。这无疑大大加重了汉民的生活负担，所谓“恩养尼堪”的政策也成了骗人的鬼话。

从小读圣贤书长大的刘兴祚，骨子里仍然流淌着一腔汉人热血。在为努尔哈赤的后金政权效力的二十年中，刘兴祚也曾经杀过不少同胞，或许他心里一度也把自己当成满洲人。但此时看着努尔哈赤士兵对同胞的无差别屠杀，刘兴祚泯灭已久的民族意识逐渐苏醒，他开始用幼年时已在头脑中打上了烙印的儒家伦理去判断是非善恶，并为自己重新确立人生定位。尽管他曾多次因为救护汉人而顶撞努尔哈赤，也有不少汉民在他手下得到恩惠，但是相对辽东汉民的深重苦难来说，这只不过是杯水车薪。

二 袁可立和一次失败的叛逃

在努尔哈赤日渐走向疯狂的时间点上，刘兴祚也走向人生巅峰。

为实施“以汉治汉”的政策，进一步加强对汉民的统治，努尔哈赤特意把“满洲化”了的刘兴祚提拔为自己特别设立的汉人游击。1621年（明天启元年，金天命六年）四月，刘兴祚被派往辽东半岛南端，担任驻金州的游击，当年六月擢升参将，八月他又积功被提升为副将、总兵，总管号称辽东最富庶、也是军情最紧急的所谓“南四卫”——金州、复州、盖州和海州。不到半年，刘兴祚就连升四级，一举成为几乎能跟佟养性、李永芳两大老牌汉奸相提并论的重要人物。在他周围也聚集起了一大批满汉两族的青壮年将领。

应该说，努尔哈赤对刘兴祚是充分信任，也是非常爱护的。1621年冬天，当着后金诸大贝勒、八旗旗主的面，他把自己珍爱的貂皮大衣脱下来，亲自披在了回京述职的刘兴祚身上，并大笑着告诉诸将，有“爱塔”坐镇辽南，他就再也没有后顾之忧了。努尔哈赤这种解衣推食之举，让刘兴祚在受宠若惊之余，也陷入了内心激烈斗争的痛苦之中——一边是自己为之奋斗将近二十年、国势蒸蒸日上的后金国及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枭雄努尔哈赤，还有挚友故交、妻子儿女；另一边却是自己惨遭蹂躏的同胞，是自己的良知。他该如何抉择？

而接下来的一场大屠杀更深深刺激了刘兴祚。在“南四卫”战场上，刘兴祚截回两干余名企图逃往海岛的辽民，他们全部被努尔哈赤屠杀。亲眼目睹同胞的惨状，刘兴祚很快做出选择。据《满文老档》记载，从1621年底起，他开始有意无意地违抗或者搁置努尔哈赤的命令。努尔哈赤虽然有所觉察，但并未引起他足够重视，而刘兴祚也越发大胆。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刘兴祚要想反叛后金，就势必要投降与后金对立的大明。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刘“爱塔”在明朝绝大多数官员眼里是一个铁杆的汉奸和无耻败类。大明朝廷曾经为他开出了“除荆州刺史，给银万两”的赏金买他的头颅。刘兴祚的纠结也在于此：如果他叛逃到了明朝，能不能有一条生路呢？

就在此时，一个决定刘兴祚未来命运的人出现了，并向他伸出橄榄枝。他就是明朝的登莱巡抚（全称：右佥都御史巡抚登莱等处地方备兵防海赞理征东军务）袁可立。

袁可立名不见经传，跟他那同一时代的本家袁崇焕更无法相提并论，甚至在明史里都没有他的单独传记。但是在明末清初的历史舞台上，他确实是一位值得施用浓墨重彩的人物。

袁可立年纪轻轻就中了进士，在随后的几十年为官生涯中，始终清廉如水，刚正不阿。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他因触怒权贵而被迫辞官归籍，这一待就是二十六年，直到万历皇帝驾崩以后才有机会重新出山。到万历的孙子天启皇帝继位时，他得到重用，一举升任至通政使司左通政署司事、侍经筵、充廷试读卷官，负责为天启皇帝讲述经史，换句话说，他和后来名声赫赫的孙承宗一起，成为了正牌的皇帝老师，也是天启皇帝最信任的人之一。

随着辽东形势的不断恶化，辽东经略袁应泰自杀、熊廷弼和巡抚王化贞因罪而被朝廷赐死。无人可用的天启皇帝只好把自己的两位老师孙承宗和袁可立推出去把守边关。孙承宗接过的是位置最为紧要的蓟辽督师，而袁可立则受命巡抚登莱（驻地在山东半岛上的登州），全面负责辽东前线的后勤和练兵基地，同时，深处后金腹背之地的锦州、金州、抚顺、皮岛等地，包括毛文龙的东江镇也受到他的管辖，与复州刘兴祚的辖区既隔海相望又鸡犬相闻。

袁可立不是那种死读书、读死书的迂腐读书人。早在他担任帝师之前的1621年，就曾向天启皇帝提出了出奇兵、名赏罚、慎防守等七项建议。这些建议无不条理清晰，有着很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充分体现了袁可立的政治才华和远见卓识，也得到了天启皇帝的认可。在刘兴祚看来，有这样一个不迂腐、有能力而又在朝廷中有着深远影响力、在天启皇帝面前一言九鼎的人物襄助，至少自己投诚之后保全生命还是有保障的。于是一个大胆的计划在刘兴祚心里成型了。

天启三年（1623年）二月的一天，为防范后金渡海袭扰山东半岛而忙得焦头烂额的登莱镇总兵、老将沈有容的大营里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这个人身上裹着辽东半岛特产的厚厚皮裘，头上戴着狗皮帽子，遮住了光溜溜的额头和“金钱鼠尾”辫发，一开口却是文绉绉的官话。他一见沈有容，就从贴身亵衣中掏出一封书信来。沈有容看完这封信，不由得大吃一惊，原来，送信的这个人名叫金应魁，中过秀才，如今是后金复州总兵刘“爱塔”的心腹幕僚，他带来的是刘兴祚的一封密函。我们知道，明朝的制度是文贵武贱、以文御武，武将只有战术指挥权而没有战略权，因此尽管总兵沈有容是一品武将而袁可立仅是二品文臣，但袁可立却是他的顶头上司。沈有容看完密函不敢怠慢，立刻将信交给了袁可立。

密函内容在当年七月袁可立给天启皇帝的上书中可觑知一二：“今二月内，总兵沈有容执有生员金应魁赍到奴酋（努尔哈赤）伪授世袭总兵驻复州刘兴祚即刘爱塔密禀一纸，内称彼欲反正内应，以报中国，因求臣免死加衔牌。”而袁可立对此的答复在上书中也能够看到：“臣念辽阳以纳降陷城，广宁以叛官诱败，兴祚之言未可凭信。又思因间用间，实兵家妙用，随手于二月二十三日写免死票一纸、加衔扎付一张，付沈总兵转给金应魁先往。”

可见明朝官方对刘兴祚的投诚是颇有疑虑的，原因也很容易理解：在那个敌中有我、我中有敌的战争时期，阴谋和欺骗丛生；从另一方面说，一个在后金地位崇高、似乎前途无量的将领，无缘无故以“人性”、“良知”为由反正朝廷，无论是谁都起疑。更何况，后金一向惯用反间计。袁可立还清楚地记得，就在一两年前，后金负责谍报事务的大汉奸李永芳用内应赚开了辽阳、沈阳，并且用“约为内应”的说辞骗取明朝辽东经略袁应泰、辽东巡抚王化贞的信任。甚至王化贞的中军孙得功也被策反。西平堡大战中，明军连十三营与后金对阵，刚交锋，孙得功便在阵后大呼“兵败矣”，随即率领骑兵后退，造成明军惨败。按照总兵沈有容的分析，这个刘爱塔八成也想故技重施，根本不应予以理睬。但袁可立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刘兴祚的情况和李永芳不太相同——首先，和他接触的登莱官员身处后方，被策反的几率不大；其次，秘密战场也和正面战场一样需要相机而动，退一万步说，即使刘兴祚的反正投诚是假的，大明朝廷所付出的也不过是几张不值钱的免罪票和空头官名而已。一旦成功，收到的就是一笔极大的红利了。因此他毫不犹豫的答应了刘兴祚。

得到了袁可立的回复和赐下的免罪牌，刘兴祚心中一块大石头总算落地。按照他的计划，既然要干就干一次大的，复州城里的汉民，他都想带走。然而，计划尚未实施就遭到了失败。一个名叫王丙的汉奸通过密信把刘兴祚的逃亡计划摆上了努尔哈赤的案头。

尽管努尔哈赤对信任的刘爱塔反叛将信将疑，但还是决定以雷霆手段把危险扼杀在摇篮里。努尔哈赤先是屠戮了复州的两万名汉人民众。之后质问刘兴祚是否真的想背叛自己。刘兴祚自然矢口否认，而努尔哈赤又找不到任何过硬的证据，只好作罢，而告发者王丙却因为诬陷罪被处死。即便如此，努尔哈赤还是怀疑刘爱塔有可能卷入了叛乱阴谋，他还将直接负责操盘逃亡计划的刘兴祚弟弟刘兴仁杀害，又将刘兴祚的官职降为参将，他开辟的复州、盖州等根据地也被放弃。努尔哈赤对刘兴祚的信任降到冰点。

三 “狸猫换太子”式的假死逃亡

复州事变之后不久，曾经联络刘兴祚反正的明朝登莱巡抚袁可立被调回了京师，刘兴祚派出去联络孙承宗、毛文龙、袁崇焕等明将的信使们也杳无音信。在很长时间里，刘兴祚在后金政坛上陷入沉寂。他眼看着努尔哈赤对后金境内的“无谷之人”（没有足够粮食吃的汉人）展开血腥屠杀，又看着明朝登莱巡抚袁可立、东江镇总兵毛文龙指挥下的明军对后金发动凶猛进攻。再后来是后金军在宁锦地区的暴虐行径。又过了三年以后，在小小的宁远城下，努尔哈赤被袁崇焕的火炮击伤后不治。

公元1626年（明天启六年，后金天命十一年）八月，努尔哈赤去世，九月，第八子皇太极继任金国汗，他与执政诸贝勒议定，首先出兵制服朝鲜，然后以朝鲜为基地，消灭在腹背威胁后金安全的毛文龙所部明军。在这个节骨眼上，销声匿迹许久的刘兴祚终于重新站在前台，以另一种身份出现在与朝鲜的谈判桌上。

在皇太极看来，刘兴祚之前犯的错误只是“领导责任”，他这样一个文武全才，又精通汉语、满语和朝鲜语，放着不用实在可惜，所谓“用人要疑，疑人也要用”。而在刘兴祚看来，这正是他报效大明朝廷的绝佳机会。此时的刘兴祚更像明朝的卧底。他一边为朝鲜传递着后金军入侵的计划，一边又积极执行自己的劝降任务。当他与朝鲜国王单独相处时，他说：“不佞，汉人也，岂以一时之流离，失持危扶颠之心乎？今贵国民遭涂炭，少有人心，无不痛泣，况不佞素怀慈悲者乎？”又说：“以我为金国之将乎？我心不然。”但是到了正式谈判时候他又变身成了一尊怒目金刚：“兴祚乘舟抵江华岛，见李倧。李倧端坐，不出一言。兴祚怒日：‘汝何物，作此土偶状耶？’李倧色赧，无以答”。

平心而论，朝鲜方面对他这样一个身份不停变化的诡异“谈判首席代表”兼“大明高级王派间谍”角色显然无法信任。他们不可能在亡国危机迫近的时候，把事关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交到他这样一个诡诈的变色龙手中。他们甚至一直不知道这位后金使者就是给自己传递消息的后金将领刘爱塔，而一直以“刘海”称之。更何况，皇太极对刘兴祚的信任也有限，刘兴祚想要跟朝鲜方面进行完全的密议也不现实。在岳托、阿敏两大领军贝勒的监视下，刘兴祚的回旋余地也实在不大。就这样，在一个极度缺乏互信的环境下，悲剧最终还是酿成了，朝鲜方面最终放弃了刘兴祚给他们的建议，迫于后金压力，与其结为所谓“兄弟之盟”。

这次刘兴祚是真正品尝到了身在敌营，有苦难言的酸楚味道。为了取得敌国信任，他有时不得不为虎作伥、伤残同类；为了掩盖真实身份，他又必须随机应变、逢场作戏。他每日每时都生活在莫测的危险之中，经受着良心的谴责和矛盾的精神折磨。这些都使他感到孤独和恐惧。刘兴祚在赠给朝鲜王弟原昌君李玖的一首题为《馆燕》的诗中，有“含泥成穴谁家栋，犹恐弯弓羽翼伤”之语，把自己比作“馆燕”，同时在另纸上写道：“俺虽在奴，心原在南朝，天日在头上矣”。

不过，此时的辽东战场局势却开始有利于大明。公元1627年，皇太极率八旗精兵出征宁锦，却再次在弹丸之地宁远城下撞得头破血流，关宁铁骑和红夷大炮成为了皇太极心中挥之不去的梦魇。另一方面，明朝的“木匠皇帝”天启因为体弱多病，年纪轻轻就去见朱元璋了，继位的崇祯皇帝一上任就用快刀斩乱麻之势斩除了阉党魏忠贤势力，朝堂之上的风气顿时为之一清。在边事方面，他重新启用了在宁远城下两次击败后金大军的袁崇焕，令其担任兵部尚书兼任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赐尚方宝剑。袁崇焕就此成为了大明对后金战争前线上说一不二的人物。

刘兴祚在派出信使和袁崇焕进行了数次直接沟通之后，不但再次确认了自己叛逃之后的生命安全问题，而且他认定这是一个值得自己为之效命的上司。于是，如何摆脱后金方面的桎梏逃出生天，就成为刘兴祚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幸好此时的后金大汗已经不再是喜怒无常、动辄疯狂杀人的努尔哈赤，而是换成了对汉族官员宽容以待、对刘兴祚本人又十分喜爱的皇太极。经过周密的计划，一个绝妙的脱逃计划在刘兴祚脑海中成型了。

公元1628年九月，正值后金军队攻打察哈尔蒙古的前夜，皇太极从他的亲密侍从巴克什达海那里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刘爱塔竟然在家中自焚身亡了。在送给巴克什达海的遗书中，爱塔交代了自杀的原因：“吾屡被人劾奏，幸皇上不听谗言，仍加爱养，日夜不安，实切忧惧。昔曾子之母方织，有二人告曰：尔子杀人。曾母曰：吾子非杀人者。不听。至三次告曰：尔子杀人。曾母投杼而走。予虽以善自处，能如曾子乎？皇上虽爱吾，能如曾母爱其子乎？人日以谗至，岂有不信之理？所以为此拙计也。”

应该说，刘兴祚这个因为“忧惧”自杀的说法非常符合他当时的处境和心理状态，皇太极在深感震惊之下半信半疑，立刻派出了自己信任的两名满洲亲贵，也是刘兴祚的两位好友巴克什达海、库尔缠到他家中验看，结果只看到了一具烧成焦黑的尸体，最后还是凭着从灰中拾得的金戒指，确信自己的好友爱塔真的死去。两人一边痛哭一边派人将这一消息禀报给皇太极。急于出兵的皇太极来不及做太多调查，就匆匆接受了这一结论，他令刘兴祚之子刘五十袭爵，并将“刘兴祚”的尸首厚葬。

令皇太极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等他回师沈阳的时候，刘兴祚的弟弟刘兴治等人借葬兄之机已远走高飞，一去不返。更令他恼羞成怒的是，那场大火中死去的也并不是刘兴祚本人，而是他找来的一个替身，所有的一切，不管是自焚还是所谓遗书，都不过是骗人的伎俩。至于他本人，早已经逃到了毛文龙治下的皮岛了。

我们可以想象一向以有德明之君自居的皇太极得知这一消息时候极度暴怒的心情：刘爱塔啊刘爱塔，你不但侮辱了朕的人格，你还侮辱了朕的智商！有朝一日让你落到了朕的手中，一定把你千刀万剐！

刘兴祚奇迹一般的假死逃生，让后金政权倍感屈辱，这也一直是满洲人无法愈合的历史硬伤。与此相反，刘兴祚的出逃大大鼓舞了后金境内千千万万被压迫被奴役的汉族人民，让他们也看到了生的希望。

然而，对刘兴祚来说，这次逃生仅仅是更大的痛苦和黑暗迫近前的一丝亮光。他曾经天真的以为，顺利逃归大明以后就是自己大展拳脚的开始，生他养他的祖国必定能给他机会，让他亲手终结后金这个邪恶的政权。然而，已经腐朽到根子里的大明朝廷让他彻底失望了。从逃归皮岛见到毛文龙那一刻起，刘兴祚就隐隐约约地感到了一种难言的怅惘。

毛文龙原本也算得上是一位英雄人物。1621年辽东陷落之后，他从海上逃回，乘守备空虚杀死后金镇江的守将，又独自领军在后金腹地的皮岛发展出一片敌后根据地，到后来发展成为辖有数个大小岛屿以及金州、复州等港口城市的重要军事据点东江镇，他自任总兵官挂左都督印，威风一时。东江镇不时出奇兵深入金国腹地骚扰，又常常派出间谍对沦陷地的官绅进行策反，毛文龙一度成为后金的心腹之患。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毛文龙意志大为消沉。他名义上是大明的一方将帅，实际上早已堕落成悬师海外、拥兵自重的军阀。他开始打着“复辽”、“抗金”的幌子毫无限度的向朝廷索取钱粮，而自己却耽于享乐。

不仅如此。毛文龙还像看待异类一样看待刘兴祚，他怎么也不明白，“爱塔”这样一个后金的红人为什么孤身犯险逃归大明，只能将其行为理解为阴谋。更加令刘兴祚愤慨的是，他甚至不为刘兴祚向朝廷告白，而只是说刘兴祚是“临阵叛逃”，将“招降”之功劳归于自己，以求朝廷封赏。直到半年以后，崇祯皇帝还要派遣袁崇焕等人探查刘兴祚的归降是否属实。

作为辽东前线最高指挥官的蓟辽督师袁崇焕，却对刘兴祚始终十分欣赏。之前他做宁前道时，就和刘兴祚有过私人交流，这次对他的忠诚更无怀疑。在给崇祯皇帝的奏折中，袁崇焕饱含深情地写道：“刘爱塔者，原名兴祚，辽人也。举家为大清兵所得，爱其才，待如子。但爱塔则心在明朝，寝食不忘。臣崇焕为宁前道时，屡通书崇焕，欲自拔西来，崇焕固止之，欲留间于大清，使大清之一举一动，得以窥伺。大清两次入关，塔俱遣人先报，得以为备。天启七年秋，崇焕去任，镇将差人通之，事泄，塔几不测，以计得免。崇祯元年九月，遣其胞弟刘弘基从船上来宁，遂云塔已措置一人代死，身穿塔衣服，焚腐其尸，令人不得认识，以此脱身往东江。崇焕未信，一月有南来者云：‘塔死矣！’又一月得东江消息云：‘塔至矣。’今弘基见在宁远……”

在已经立下“五年平辽”军令状的袁崇焕看来，刘兴祚是自己今后布局十分重要的棋子。而刘兴祚也对其投桃报李，1629年二月，刘兴祚在跟随毛文龙面见崇祯皇帝密议时，将东江镇的真实情形直言相告，为袁崇焕在四个月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斩杀毛文龙埋下了伏笔。

关于袁崇焕和毛文龙的是非恩怨本文无须赘述，总而言之，毛文龙死了，在整个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的刘兴祚得到袁崇焕重用，他被一纸圣旨升为副将，和自己的弟弟们共同督率岛上精兵。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己巳之变后金军队逼近北京城下，回援的袁崇焕被崇祯皇帝逮捕下狱，关宁军的中坚人物祖大寿帅兵退回辽东，刘兴祚在明朝曾经得到过的一点点信任再次灰飞烟灭了。当时的舆论沸沸扬扬，说“辽兵辽将都是奸细”，至于刘兴祚这个本身就带着“奸细”标签的人更是受到人们的白眼和嘲讽。当他在山海关下冒着寒风押送金兵首级往永平城验看时，身边只剩下几百名老弱残兵了。

当皇太极得知刘兴祚在永平城下时，高兴得几乎发疯，他立即部署数千精兵对他来了个“斩首行动”，甚至亲口对众将说：“宁可不得永平，也要生擒刘爱塔。”于是便发生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刘兴祚悲剧性的一生至此画上句号，而他的身后事并未结束。他的满洲好友巴克什库尔缠为保护他的遗体，触怒了皇太极，也在半年后被杀害。而明朝朝廷在刘兴祚死后也迟迟不予抚恤，众说纷纭，有人甚至怀疑他是再次假死叛逃。在忧虑和愤怒中，他的弟弟刘兴治等人再次竖起反旗，迁怒代署皮岛诸务的陈继盛有意不奏报，其后借祭祀刘兴祚之机设计将陈继盛及钦差通判刘应鹤等百余人杀死。日后刘兴治向明廷还归皮岛，升副总，暗中却与皇太极勾结，欲再投后金，直到1631年登莱总兵黄龙平皮岛之乱，沈世魁将刘兴治杀死。刘兴祚的努力最终还是付诸东流了。

刘兴祚在传奇人物辈出的明末算不上特别引人注目，但是他那种心向故国、爱惜百姓、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却令人钦佩。而其在敌国忍辱潜伏，及至后来身死敌手，为明廷所不理解之事，更令人唏嘘惋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