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前言(1)

对于一名武士而言，其本职工作便是战争。战争推进着整个武士阶级的崛起和发展，最终使武士成为了日本的统治者。当我在为一些文化、历史小说等书籍引入那段历史，并试图开始深入研究武士的战争艺术之时，却发现在中文甚至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那样一部能够详细描述武士战史的著作，甚至没有任何一场会战能够逃脱文学创作的歪曲而为中文世界所知，于是我决定来填补这一空白。

这部《日本武士战争史》在结构上效法约翰·富勒所著《西洋世界军事史》一书，以正文章节对日本武士历史上的重大会战进行分析探讨，并以大事记形式对历史背景的发展进行详尽叙述，使全书内容能够形成一部完整的日本武士历史，同时着重突出不同时期武士所采用的不同战争艺术，各大会战的过程以及将领指挥得失。力求通过对政治、战略以及战术三方面的分析考量，来达成以客观角度分析使被大量文学作品埋没的日本古代战争艺术重新为世人所认知的目的。

本书叙述起点始于12世纪日本平安时代末期源氏和平氏之间爆发的源平合战，并以年代顺序分别介绍12世纪的一之谷会战、坛之浦海战、13世纪的两次蒙古东征、16世纪的长筱会战、石山本愿寺的围攻、17世纪的关原会战、琉球远征以及19世纪的攘夷战争及四境战争。以此十二场会战来覆盖日本武士历史的重要转折点。对于所介绍战争的选择，完全是由我个人判断而来。对于这些选择，我的看法是与其泛泛地将大批会战全部写一遍，尚不如选择最具决定性意义，最具代表性的会战加以详细介绍。其余一些如凑川、桶狭间等重要会战在大事记中也略有提及，以支撑着我所选择的十二场大战，而另一些对于历史几乎毫无影响的著名会战，如川中岛会战等，则被我一笔带过了。也许在这个初版之后我还会向书中添加更多会战，不过即使今后不会再有更新的版本推出，我对于现有版本也已经没有什么遗憾了。

在我刚刚开始写作这部书的时候，可能我并没有意识到它的潜力，因此当我在由自己担任执行主编的《战舰》杂志上发表最初完成的《攘夷战争与四境战争》时，这篇文章还是不免带有一些文学色彩。这也使我在将这一章重新编辑排入本书时，对其内容颇感不满，若不对原有文字大幅改动，它便会如同狮群中的山羊一样绵软无力。正因为此，对于原先文章中一些文学性的故事情节，可以说是被我故意地忽略掉了。到这部书文稿杀青后，几乎每一天我也都会对一些细节进行修改，不断地将其完善。至今我相信该书已经足以成为中文世界中对于日本武士战争艺术最为明了、直接且排除文学色彩的著作。对于任何一位希望从军事角度来了解日本武士的读者而言，本书都将是大有裨益的。

与约翰·富勒在《西洋世界军事史》中的抱怨相同，从古到今，几乎所有关于兵力、伤亡数字的记载和描述都是有着夸张和宣称的成分，因此本书中的很多数字我也并不敢断言是正确的。另外，在一些情况下，当历史、考古学家和军事理论所带来的结论互相冲突时，我通常选择军事性的结论。在我看来，考古学虽然在细节上更为准确，但却时常以偏概全，而军事性的考量虽然在细节上可能存在不少错误，但其中存在的原理却是亘古不变的。

最后，出于方便读者辨别事件发生年代的目的，同时又由于成书过程中所参考的日本资料均以农历记载时间，因此本书采用的时间格式均为公历纪元年份加日本农历月份、日期的形式。

王子午

2014年6月

大事记一 武士阶级的崛起

有关日本这个被隔绝在东亚大陆以外的岛屿，最初的文字记载始于公元三世纪的《三国志·魏书》。按照该书记载，“倭”国在中国的三国时代和晋朝初期由一位名叫卑弥呼的女性统治。至于卑弥呼的出身则完全没有提及，但她很可能是一位祭司。卑弥呼在公元189年成为了28个部落联盟的首领，并在九州建立了目前已知的首个日本争权邪马台国。卑弥呼拥有1000人的侍从，其中仅有一位男性。由于统治力大多源自所谓的巫术，因此卑弥呼在成为女王之后不久便隐居在了山洞之中，除她的仆人以外便再无人能够见到她，邪马台国的实际掌权者则是她的一位弟弟。

根据《魏书》记载，邪马台国曾在239年夏季派出使者难升米前往魏国，卑弥呼也受魏帝曹睿加封“亲魏倭王”。公元247年，卑弥呼去世，邪马台很快陷入了与邻近部落的战乱之中。在此之后，曾经有一位男性首领短暂统治过邪马台国，但很快又被一位名叫壹与的年轻女王所取代。大约在公元四世纪左右，邪马台国将自己的政治核心转移到了后来被称为近畿的本州岛中心地区，而后来在大和国建立的政权很可能便是邪马台国的直系后裔。

根据公元八世纪编写的日本史料《古事记》以及《日本书纪》记载，日本皇室历史要追溯到公元前667年神武天皇从九州岛南部的日向国东征至本州近畿地区的大和国，并将当地的土著赶离近畿之时。但根据考古证据，这一时间事实上应在公元350年左右，而其政权建立于奈良以南的柏原地区。到公元七世纪中叶，在与土著的战争压力下，大和政权开始逐步抛弃由原先各地豪族掌权的政治体系，而进入由天皇统一立法统治的律令时期，此时其势力也已经从近畿地区扩大到了本州中西部、九州岛北部以及四国岛。以圣德太子的“大化改新”作为开端，日本开始逐渐效法中国隋朝，建立以法律作为统治基础的中央集权国家。

但在公元663年，日本却爆发了与大陆间的第一场冲突。在出兵援助朝鲜半岛的百济国失败，并被其邻国新罗以及唐朝军队击败后，大和政权再次向大陆靠拢，开始派出遣唐使前往中国，并建立了日本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军队体系，即军团制。根据最初规定，全国上下的每一位男性农民都应在军队中担任一定时间的兵役。每个军团拥有1000名士兵，后来又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而改以百人为单位进行编组，其中人数最少的军团只拥有200人左右，而本州岛最北方的陆奥国也曾出现过六个军团拥有10000兵力以及七个军团拥有8000兵力的情况。军团的兵源均在农民中间征发，因此事实上只是一种民兵组织，其兵源每10天轮换一班。被征召而来的士兵必须自己携带装备，从规定上讲，士兵的武器由一张长弓、两条弓弦、50支箭以及长短两把佩刀组成，但事实上由于很多农民在经济上是无法负担武器的，因此绝大多数民兵的装备都远比规定的更为简陋。此外，虽然在制度上国家应为每位征召来的士兵准备六斗大米和两升盐，但事实上粮食也要由农民自己负责。而国家真正为军团提供的只有驮马和鼓、号等物。

公元710年，日本天皇在大和国的平城京定都，即后来的奈良。由于不堪奈良附近的佛教势力干扰，桓武天皇在794年将都城迁至山城国的长冈，重新修建了平安京，而这里作为日本的京都一直延续到了19世纪。在奈良时代，由国家以户籍人口为标准统一为农民分派土地，但这种班田制却因课税过重，而农民又无法获得土地所有权而逐渐解体。进入平安时代后，由农民自行开垦，不隶属于皇室的土地已经成为了私有庄园，贵族和寺院手中也早已拥有大量不需向国家缴纳赋税的庄园，而国有土地却荒废了。皇室收入也跟着迅速减少。与贵族和寺院相比，农民手中的庄园规模和实力都太小，无法阻止国衙的侵占，最终只能选择将自己的土地献给贵族或者寺院，并向后者缴纳赋税，后者则保证农民对土地享有的权利。

与此同时，军团征兵制度对于农民而言也负担极大，从这一制度建立时开始，逃避兵役的人数便越来越多。到平安时代，财源枯竭的朝廷又规定农民只需缴纳相应的金钱便可免除兵役，这又加速了军团制的崩溃。随着国家军队逐渐消失，九世纪时日本各地逐渐出现了大批土匪海盗，这一情况又以濑户内海沿岸和刚刚征服不久的关东最为严重。由于民兵军团本身已经崩溃，朝廷又需要武力手段来镇压强盗和叛乱，天皇只好雇佣大量虾夷土著编入军团。这些人也逐渐逃亡之后，贵族们便只能把朝廷撇在一边，自己招募庄园主中的豪族组成军队，保护自己的庄园，而这便是武士的最初起源。

随着地方豪族对于中央贵族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这些人也开始被朝廷授予官位。虽然通常对其所授予的官位均比较低，因此被称为赋有侍从意味“侍”，但却使农民豪强跻身进入了士族行列。同时由于其主要从事着武力的工作，逐渐与普通农民或者土豪区分开来，形成了武士阶级，并使日本上层社会分裂为公家和武家。与此同时，由于皇室所拥有的土地和庄园数量受贵族挤占而越来越少，无法继续供养全部皇室成员，只得将大批皇族下放到各地国衙充任官吏，而其中一部分后来也开垦了新田成为庄园主，进而成为了武士，这其中便包括了各地诸多不同的源氏和平氏家族。

由于庄园主普遍拥有远优于普通农民的经济能力，因此从这些人中间募集起来的士兵中有很大部分都能够自行负担马匹和铠甲。除此以外，族人和仆从也会组成郎党，作为其手下在战场上随其作战。这些人并不效忠于皇室政权，甚至于也并不效忠于雇佣他们的贵族，而只听命于领导自己的武士。这些武士在战场上通常不会采取统一行动，而是由一名武士头领率领一小队郎党，在手持竹枪等简陋长柄武器的足轻支援下独立进行小规模厮杀（足轻即低等步兵，事实上“足轻”一词直到14世纪的著作《太平记》中才首次出现，本书使用该词指代所有并非武士或其郎党的低级步兵），尽力射杀更多敌军，并由足轻将其头颅砍下，以使武士获得荣誉和封赏，对于战役本身的胜负则并不在武士个人的考虑之内。

与欧洲战争依仗长矛、盾牌形成冲击力进行近距离作战的观念完全相反。直到15世纪之前，日本军队通常都会以弓箭所形成的火力作为主要交战手段，而武士们所使用的武器也与先前的民兵一样是弓箭。军团制崩溃后，普通农民不再是战场上的主要力量，这就使军队中骑马者的比例大幅增加，骑射成为了平安时代和后来镰仓时代战斗的主要手段，射术精湛者自然便拥有了极高的荣誉，其地位要持续到17世纪江户幕府成立之后才被剑术取代。不过与亚洲大陆军队密集箭雨射击对方阵线不同，日本弓箭战术更着重于对特定目标进行直接射杀。再加上日本山地较多，普通足轻的训练素质通常也很差，导致日本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内都没有发展出类似于欧洲长矛方阵的冲击战术，而这要一直到战国时代的16世纪才有所改变。不过到了那时，由于火绳枪的引进，火力又重新成为了决定性力量之一。此外，由于弓箭战斗无论是在马战还是步战中都占据了绝对优势的地位，而一个人在使用弓箭时双手又都要被占用，因此武士们很少会使用盾牌，却通常都拥有优秀的铠甲。

和中世纪欧洲的情况相似，由于装备优良的骑马武士成为了战场主力，一支军队战斗力的核心人数也随之大幅下降。原先由成百上千人组成的军团被几十名武士所取代，虽然后者在战场上有时也会召集数量庞大的足轻，但这些步兵只能起到仆从作用，无论战斗素质抑或士气都极容易崩溃，其战斗目的也只是为了从武士手中领取军饷或在战胜后进行抢劫，在达到目的后便四散而去。除此以外，足轻们所使用的武器往往局限于自己拥有的农具甚至简易竹枪，通常也不会拥有任何铠甲，在战场上即使面对少数武士攻击也时常一触即溃。这样一来，平安时代中后期的日本战场便为极少数精锐骑马武士所统治，个人性的机动和投射火力随之成为了胜负之间的决定性力量。但与夸示个人勇武的卓越技能相反，此时的武士们对于战略性机动的价值却几乎一无所知，而是倾向于通过政治或金钱手段来纠集更多兵力，在正面决战中压倒对方。而律令时代修建的七条大路，东海道、东山道（即后来的中山道）、山阳道、山阴道、西海道（九州）、南海道（四国及本州一部）以及北陆道在整个日本武士战争史中都是最重要的交通线。在这七条交通线中，有五条都自京都向各方延伸，使京都成为整个日本最重要的交通中枢，只有九州和四国得以独立其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