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跨文类”叙事：冯内古特的跨界小说《五号屠场》(2)

《金色笔记》女主人公安娜由于对传统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不满意，于是尝试着用新兴的现代主义的创作手法写作，发表了自己的第二部作品——现代主义小说《第三者的影子》。《第三者的影子》主要讲述伦敦一家妇女杂志社女编辑爱拉的情感历程，具体描写爱拉与保罗的一段爱情纠葛，细致表现了爱拉从最初的激动、兴奋到后来的失落、抑郁、悲痛，以致最后的痛苦、半疯狂的精神情感经历和状态，类似于劳伦斯等人以表现人们内在激越、孤寂、痛苦的精神情感为重心的情爱性爱小说。对于这种关注人物内心精神世界的小说，也就是现代主义小说，安娜（240-241）同样不满意：“这段故事的不足之处在于它是以分析保罗和爱拉之间的关系解体的方式写出的。”“某件定了型的事件，即使它持续了五年时间，当事人差不多快要结婚，处理时总还是以最后的结局为准绳。这样，所有的描写其实就不真实了。因为当初经历这件事时，当事人根本不是这样想的。”“因为我仍会凭本能把那些导致事件走向毁灭的因素分离出来，加以强调。这样仍然会给整个事件定下框框。文学是事后的分析。”无论是《第三者的影子》，还是后来在此基础上重新构思、与伍尔夫等人的意识流小说相似的《蓝色笔记》，安娜给出的评语是“这不是文学”。与现实主义小说比较，这些现代主义小说的关注焦点从外在社会物质生活完全转向内在的个体性精神活动，从而割裂了丰富多元的现实生活，其内容依然是单一的、片面的，而它所表现的激越、痛苦、疯狂等情感状态和回忆、梦幻、感觉、印象、思辨等心理活动已经是先前的作家或心理学家们陈述了“千百次”的。“西方文学已经变成发自灵魂的痛苦的呻吟”，变成了那些离群索居之辈的毫无价值的自我呻吟。（370）

既然莱辛既不满意于现实主义小说，也不满意于现代主义小说，那她心目中理想的小说到底是什么样子呢？1957年，莱辛（1974：12）在《小小的个人的声音》中分析批判了当代共产主义文学和西方文学一方用乐观的基调着力反映大众的社会活动，一方用悲观的基调刻意展示个人自我精神的片面的表现方式后，明确指出：“我相信介于二者之间的某个地方才是支点所在。一种确定的位置。虽然很难达到，对立的两极间虽然很难取得完全的平衡，但我们必须不断地试验和确认这种平衡。生活在这个不断变化的漩涡式的时代中，想做出最后的判定、进行绝对的价值断言是不可能的。最关键的是作家对人、对负责任的个体的认识，此个体应该心甘情愿地使个人意志和责任服从于集体，但从来不是固定不变的；而应坚持每一次在服从之前首先做出个人的私我的判断。”这就是说理想小说既应关注群体的外在社会活动，也应关注个人的内在自我意识，应该描绘那种既有社会集体观念又有个人私我意识的负责任的复杂个性，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揭示生活的丰富多样性，才有可能贴近真正的社会人生。在对小说的创作进行深刻思考的基础上，莱辛在《金色笔记》的最后两个部分创作了一种迥异于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新小说写作模式——跨界小说。最后两部分主要讲述了安娜和另一个情人索尔·格林的爱情经历。和以前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小说比较，此小说有以下一些显著特点。第一，不是用一维的目光而是用多维的目光审视世界。例如，一方面客观地观察外在现实生活，细致描述了索尔的现实生活和思想言行，生动地刻画了他的性格特征，另一方面深刻地透视生活，详尽展示了安娜的情感状态和心理活动，表现了她的主观世界。它既反映了外在世界，又开掘了内在世界，内外兼顾，表里结合，全面深刻地展现了人生的丰富多样性和神秘性。第二，不是用理性分析的方法而是用感性直觉的方法把握人和人的生命，从而揭示了人的复杂多样性，触及到生动鲜活的生命本身。和多丽丝·莱辛所提出的新小说的创作理念不谋而合，库尔特·冯内古特的《五号屠场》正是一部后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跨界”小说。

2.2 从冯内古特的人道主义历史语境看《五号屠场》的现实主义主题

2.2.1 冯内古特人道主义思想的历史语境

和多丽丝·莱辛在文评《小小的个人的声音》中所盛赞的19世纪现实主义作家托尔斯泰、司汤达、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屠格涅夫一样，库尔特·冯内古特也是一位人道主义者。在自己的最后一部著作《一个没有国家的人》（2005：80）中，冯内古特明确说明人道主义者的义务：“我们人道主义者倾尽全力，只为我们唯一真正熟悉的抽象概念——我们的人民大众服务”。在作品中，冯内古特大胆暴露美国后工业社会中人们疯狂利用高科技制造杀人武器，使人类社会危机四伏；工人阶级被先进的机器所取代，饱受失业和贫困之苦，人在机器面前失去了尊严，生活变得没有意义；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以破坏自然环境、浪费能源为代价，为了争夺资源、能源人为挑起战争，战争导致的人类自相残杀。作为一位有责任感的当代作家，冯内古特通过自己的创作表达了自己的人道主义情怀。

他对后现代人类状况的人道主义关怀与他自己的戏剧性生活经历和一生所亲眼见证的美国历史事件是紧密相关的。小库尔特·冯内古特于1922年出生在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利斯市一个富有的家庭。父亲老库尔特是该市最杰出的建筑师之一，母亲是富有的酿酒商的女儿。原本富裕、平静的生活随着20世纪30年代席卷全美的经济大萧条被彻底打破了。建筑业的停滞突然中断了冯内古特一家的收入，他们不得不卖掉豪华住宅，搬进普通公寓，小库尔特也从私立学校转入便宜的公立学校。经济状况的突然变化把小库尔特的父母彻底击溃了，他父亲从那时以后实际上放弃了生活，他母亲在1944年因过量服用安眠药而死去。小库尔特一生的悲观主义显然都来源于父母对经济大萧条绝望的反应，正如他在一次接受采访时所承认的：“我是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刻骨的悲伤。（Allen，1988：89）”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冯内古特16岁。20岁时，他参军入伍并被送往欧洲，1944年12月22日在布尔其战役中被德国人俘虏。不到两个月后，他经历了影响他一生的事件：“我在欧洲历史上最大屠杀的现场，那就是空袭燃烧弹所造成的德累斯顿毁灭。（William Rodney Allen，1988：162）”1945年2月13日，美国和英国轰炸机摧毁了德累斯顿，这座位于德国东部易北河岸边的城市。轰炸机、高效爆炸物、燃烧弹把这座非军事化城市瞬间变成了地狱，炸死了至少13万5千名平民。库尔特·冯内古特认为，作为战争史上一个独特事件的目击者，他有责任履行幸存者的职责，为他所经历的这个事件作证。《五号屠场》就是以此次轰炸为原型写就而成的。

2.2.2 《五号屠场》的现实主义主题

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1994：949）认为，“在这个时代里，由于历史的沉重压力，作家们关注人类政权与政治力量、关注人类暴行和人类恐惧的责任……从来都没有现在这么大。”冯内古特的《五号屠场》所蕴含的“主张和平、反对战争”宏大现实主义主题不仅揭示了冯内古特的人道主义宗教观，也传递出作家对世人的一种警示。这种警示涵盖两层观念，这两层观念表面上似乎呈悖论，实质上道出了人类的一种宿命和一种追求：一个是人类能够通过发动战争来毁灭世界，一个是人类应主张和平，阻止战争。第一个观念揭示了人类的欲望、强权、冲动终会给自己带来毁灭的残酷现实，第二个观念表达了一种人类可以通过和平、互助、互爱来阻止战争的希望。

小说的题目“五号屠场”本身作为一种隐喻：从表面看，指的是位于德国德累斯顿市的一个真实的肉类屠宰场，暗指人类世界在战争中实则就是一个大型的肉类屠宰场，每一天、每一个小时、每一分钟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死去。小说的副标题“儿童十字军东征：一场与死亡的会面”进一步明确地表达了冯内古特对战争和死亡的看法。冯内古特（15）将所有现代战争与1213年儿童十字军东征这件历史性事件联系起来。“当时两个僧侣想在德国和法国招募儿童军，然后在北非把他们卖给别人当奴隶。有三万名儿童自愿参军，他们以为是去巴勒斯坦。麦凯说，他们无疑是些被遗弃的、懒惰的儿童，充斥于各大城市，沾染了各种恶习，胆大妄为，肆无忌惮。教皇伊诺森三世也认为他们是去巴勒斯坦的，他激动地说：‘当我们沉睡时，这些孩子却醒了。’用船把大部分孩子运出马赛港，其中大约半数在船只失事时淹死。另一半到达北非后被贩卖了。”

战争本身已是一件不人道的事，是人类为了一己私欲而挑起的“残酷游戏”，让儿童上战场当炮灰，就更是一件可耻的事。在小说中，无论是美国军队还是德国军队，刚刚从学校里被拉出来强行套上军装的少年比比皆是。小说中的作者雍永森评价自己当兵的经历：“战争期间我们是傻头傻脑、天真烂漫的孩子，我们的童年时代刚结束。（冯古内特，1998：14）”在毕利和“三个火枪手”行军的途中遭遇扫荡的德军。“在这些德国人中间，两个是十几岁的少年，两个是走起路来踉踉跄跄的老头……他们不是正规军，是用从刚死的正规军身上取下来的破烂衣服和武器胡乱武装起来的。”在小说《五号屠场》中，当541号大众星生物告诉主人公毕利·皮尔格里姆按照他们的生活方式不去理睬生活的丑陋时，冯内古特将541号大众星生物的生活哲学与毕利孩童时期所经历的两个瞬间并置起来：一个是去大峡谷的旅行，另一个是去卡尔斯巴德洞窟的旅行。对于小毕利来说，这两个瞬间都充满了害怕和恐惧，正如战争给那些“小儿童十字军”的感觉。541号大众星上的新逻辑、新思维在地球这个残酷的世界中好像行不通，现实的世界对于小毕利来说没有任何美好的瞬间。小说的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俘集中营，战俘营中人们既是同盟者又是仇敌。人与人之间缺乏友爱、互助，有的只是欺诈、压迫。小说结尾德累斯顿被火焰弹轰炸得面目全非，数以百计的死人坑在主人公毕利的脑海中成为无法抹去的经历。小说中提到一本英国人戴维·欧文（David Owen）写的《德累斯顿之毁灭》，毕利的读后感中提到战争的偶然性：“读完这本书后，谁也不会相信这次轰炸有什么军事上的必要性。这是战时偶然发生的可怕事件之一，由于某些机会不幸地凑拢来而引起了这次事件的发生。那些赞美轰炸德累斯顿的人既不恶毒也不残酷，不过他们很可能距离残酷的现实太远了，以致不能充分了解1945年春天空袭的可怕破坏力。（145）”在毕利的时间旅行中，他从1944年的德累斯顿转移到1967年的541号大众星上，关注的焦点仍然是人类的不人道和自我毁灭能力。当毕利与541号大众星生物探讨人是否有自由意志时，他意识到在人类世界里确实没有自由意志。他无法解释战争中人的毁灭行为，特别是火焰弹轰炸德累斯顿的所谓军事行为。通过对这次轰炸事件的回顾，冯内古特告诉读者第一个观念：“战争会毁灭世界，如果人类进行一场像德累斯顿这样无意义、无理由的大屠杀，那么人类就能够毁灭整个世界。（Olderman，1990：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