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5点，医生出门进行另一轮巡诊时，在楼梯上碰到一个眉毛粗重，法令纹很深，体格健壮的年轻人。他曾在顶层公寓见过这个人一两次，住在上面的是几个男性西班牙舞者。名叫让·塔鲁的年轻人一边抽烟，一边盯着下面一只正在阶梯上垂死挣扎的老鼠。他抬起头，用灰色的眼睛盯着医生看了片刻；然后，他向医生道了日安，表示这件事非常古怪，所有的老鼠都从洞里跑出来死掉了。
“确实，”里厄表示赞同，“让人感觉很不安。”
“有一点，医生，只有一点。我们以前没见过这种事，仅此而已。就我来说我认为这很好玩，是的，太有趣了。”
塔鲁用手指掠掠额头上的头发，重新回头看看那只老鼠（现在已经一动不动了），然后又朝里厄笑着说。
“不过说真的，医生。这是守门人的麻烦，不是吗？”
因为这件事的发生，守门人成了里厄遇见的第二个人。他靠在临街大门的墙壁上，显得很疲惫，脸上也失去了往日的红润。“是的，我知道，”老人在里厄告知他最新的老鼠死亡事件后回答，“我一直三只两只地发现它们。但是街上别的房子里也一样。”他显得沮丧而忧虑，还总是心不在焉地抓挠着脖子。里厄问他感觉怎么样。守门人没有进一步告诉他自己感觉不舒服。尽管身体不适，但在他看来是因为着急上火；这些该死的老鼠把他烦得够呛。等到它们不再跑出来死得到处都是的时候就好了。
第二天早上——时间是4月18日——医生把母亲从车站接回来的时候，发现老米歇尔还是显得无精打采。从地下室到阁楼的楼梯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十多只死老鼠。街上所有房子的垃圾桶里也都是死老鼠。
医生的母亲对此很平静。“有时候就是这样。”她温和地说。她是个满头银发的小老太太，有一双黑色的、目光柔和的眼睛。“很高兴又能和你在一起，贝尔纳，”她补充说，“总之，这些老鼠改变不了什么。”医生点点头。说实话，母亲一来，似乎一切都显得轻松起来了。
不过，他往市政办公室打了个电话。他认识一个和灭虫有关的部门的负责人，他问那个人有没有听说所有的老鼠都跑出来，死在露天的地方。是的，梅西埃全知道；事实上，他临近码头的办公室也发现了50多只。老实说，他也很担心；医生认为这种情况很严重吗？他问。里厄给不出肯定的看法，但他认为卫生机构要采取一些行动。
梅西埃同意了。“啊，如果你认为值得这么麻烦的话，我会签发命令的。”
“当然值得。”里厄回答。他的女佣刚刚告诉他，她丈夫工作的一家大工厂已经扫出了几百只死老鼠。
至此我们的市民们开始有了不安的迹象。因为从4月18日开始，工厂和仓库发现了大量已经死掉或者垂死的老鼠，在一些情况下，后者被人们杀死以免除死亡前的痛苦。从远郊到市中心，在医生出诊经过的所有的偏僻小路和大马路上，死老鼠堆满了垃圾桶，或者在排水沟里摆成长长一列。那天的晚报报道了这件事，并询问市议员是否打算采取行动，以及会采取什么紧急措施来解决这件让人深恶痛绝的烦心事。事实上市政当局还没有任何行动计划，但正在开会讨论。随后卫生部门收到了一条命令，每天早上黎明时收集所有的死老鼠，然后装进两辆市政卡车拉到焚化炉进行焚烧。
但是接下来的几天，情况变得更糟糕了。街上的死老鼠越来越多，清理人员卡车上的载荷也与日俱增。到了第四天，老鼠开始成批死亡。它们像潮水一样从地下室、阁楼、下水道涌出来，来到光亮的地方，身体毫无指望地摇摆着，然后做一个像芭蕾舞一样的转体动作，倒毙在惊恐的旁观者脚下。晚上，在人行道和小巷里能听到它们临死前的尖细叫声。到了早晨，排水道里躺满了鼠尸，每只老鼠的尖嘴上都挂着一块血，就像一朵小红花；一些老鼠的尸体已经鼓胀起来，开始腐烂，另一些尸体还是僵硬的，竖着胡须。连繁忙的市中心，住宅的楼梯口和后院里也能看到一堆堆的鼠尸。一些老鼠偷偷死在市政办公室的大厅，在学校操场，甚至在露天咖啡座。我们的市民惊奇地发现像达尔姆斯广场、中心大道、滨海步行街这样繁忙的商业中心都散落着令人恶心的鼠尸。每天早上日出时的例行清理工作完成后，地面上会暂时干净一会儿；然后老鼠又开始大量出现，一直持续一整天。晚上出门的人常常脚下踩到嘎吱作响，还带着暖劲儿的圆滚滚的尸体。就像承载我们房屋的地面正在净化自己的体液，把体内形成的脓疮和脓液抛到体表一样。我们迄今为止如此平静的小镇，此刻像一个非常健康的人突然感到体温飙升，血流像野火一样在血管里流窜不停一样，固有的平静被打破了，这种状况是不容回避的。
事态的发展甚至引起了兰斯多克信息处（对各种话题迅速反应并准确答复的机构）的注意，并在电台上做了一次谈话节目，节目一开始就宣布仅在4月25日一天就搜集和销毁了6231只老鼠。节目本身除了对每天出现在我们眼前的事件做了一次充分而且准确的观察之外，那个惊人的数字也震动了公众的神经。在此之前，人们对这种愚蠢、相当讨厌的现象不过是抱怨而已；但现在他们认识到这个范围无法估量、源头也无法查明的奇怪现象透着一种隐隐的威胁。只有里厄医生的哮喘病人，那个西班牙老人一边搓着手，一边咯咯笑着说：“它们出来了，它们出来了。”话音里带着一种老人的童心。
4月28日，当兰斯多克信息处宣布收集的鼠尸达到8000只时，一股恐慌的情绪席卷了全镇。有人要求采取激烈措施，有人谴责当局不作为，在海滨有房产的人扬言要搬到那里，尽管就季节而言还为时尚早。但当次日信息处宣布异常现象突然中止，卫生机构收集的鼠尸数量微不足道时，每个人都松了一口气。
然而，就在同一天中午，里厄医生在他居住的公寓前停车时，注意到守门人从街道另一头向他走过来。他拖着脚，低着头，四肢奇怪地张开，像发条玩具一样摇摇晃晃地移动着。搀着老人的是医生认识的一位神父，叫帕纳卢，他们见过几次面。后者是一位博学而激进的耶稣会教士，在城里威望很高，甚至在对宗教相当淡漠的圈子里也是如此。里厄等着两人走近。老米歇尔的双眼因为发热放着光，呼吸急促。老人解释说他感到“有点不舒服”，他刚才想到外面走走。但他开始感到全身各处——脖子，腋窝，腹股沟——剧烈疼痛，他不得不往回走，并要求帕纳卢神父搀他一把。
“只是发肿，”他说，“我肯定是把自己弄得太紧张了。”
医生从车窗里探出头，用手在米歇尔的颈窝里摸了摸；那里形成了一个像树瘤一样的硬块。
“马上卧床休息，量一下体温，我下午去看你。”
老人走后，里厄询问帕纳卢神父是什么导致了老鼠的这种狂热行为。
“哦，我认为它们患了一种流行病。”神父的眼睛在他又大又圆的眼镜后面露出笑意。
午饭后，里厄正在第二次阅读妻子从疗养院发回的平安电报时，电话响了。打电话来的是他从前的一个病人，是市政办公室的职员。那人曾经患过长期的主动脉缩窄症，但因为他家境不好，里厄没向他收费。
“谢谢你还记得我，医生。但是这次是另一个人。隔壁家的男人出事了。请你赶快来。”他听起来像喘不过气来一样。
里厄迅速盘算了一下；是的，他可以随后再去看守门人。几分钟后，他赶到了市郊费代尔布街的一栋矮小的老房子前，走到通风良好但气味污浊的楼梯中途，职员约瑟夫·格朗已经匆忙赶下来迎接他了。后者是个50岁左右的男子，瘦高，驼背，窄肩膀，四肢细长，留着泛黄的小胡子。
“他现在好点了，”他告诉里厄，“不过刚才我真觉得他没救了。”他用力擤擤鼻子。在顶楼即3楼，里厄注意到左侧的一扇房门上用红粉笔歪歪扭扭写着几个字：进来吧，我把自己吊死了。
他们进了房间。一根绳子摇摇晃晃地从吊灯上垂下来，下面倒着一张椅子。餐室的桌子被推到了一个角落，不过绳子上什么都没有。
“幸好我及时把他放了下来。”尽管格朗总是用尽可能简单的方式来表达自己，但他在措辞上似乎一直有困难。“我正准备出去时，听见一个声音。看见门上写的字以后，我以为这是个——恶作剧。不过，接着我听见了一种奇怪的呻吟；让我感到血都变冷了，就像他们说的那样。”他挠挠头。“那样做一定非常痛苦，我想。我自然冲了进去。”格朗打开一扇门，他们站在一个明亮但非常简朴的卧室门口。屋里一张黄铜床抵墙放着，床上躺着一个胖乎乎的小个子男人，正粗声喘着气。他用充血的眼睛盯着他俩。里厄突然站住。在那个男人呼吸的间隙里，他似乎听见了老鼠的尖叫声。但房间的角落里没有发现任何移动的东西。他走到床边。从那人的情况看，显然他跌落的高度不高，且不太突然。当然，他有些窒息的症状，需要拍个片子，同时医生给他打了一针樟脑磺酸钠，告诉他过几天就会好起来的。
“谢谢你，医生。”那人含混地说。里厄问格朗有没有通知警察，后者低下了头，“呃，事实上，我没有。首先要做的，我想，是——”
“确实，”里厄打断了他，“让我来吧。”但是病人急忙摆着手从床上坐了起来。他感到好多了，他解释说；真的不用这么麻烦。
“别担心，”里厄说，“这不过是走个程序。总之，我必须把这件事向警方汇报。”
“噢！”那个人沉重地倒在床上，开始轻轻抽噎起来。
在他们谈话时一直捻着胡须的格朗这时走了过来。
“嗨，科塔尔先生，”他说，“请体谅一下。如果你再自杀的话，人们会指责医生是罪魁祸首。”
科塔尔泪汪汪地向他保证绝对不会；他刚才是鬼迷心窍，现在已经过去了，他只想一个人静一下。里厄写了一张处方。
“很好，”他说，“我们目前先把这件事放下。我一两天内会再来看你一次。但你不要再做任何傻事。”
在楼梯口，他告诉格朗他得做一份报告，但会请警长迟几天来调查。
“但是今晚必须有人看护科塔尔，”他又说，“他有什么亲戚吗？”
“就我所知没有。不过，我完全可以陪着他。我不能说跟他很熟，但人们得帮邻居，对吗？”
在走下楼梯时，里厄朝比较暗的角落瞥了一眼，问格朗在他们这边老鼠是不是已经完全消失了。
格朗不知道。确实，他听过一些关于老鼠的事，但他对这种闲聊完全没有上心。“我还得考虑别的事情。”他补充说。
急着离开的里厄匆匆和他握手道别。他要给妻子写信，此外还想先去看看守门人。
一路上，卖报人正叫嚷着最新的新闻——老鼠消失了。但里厄发现他的病人趴在床沿上，一手捂着肚子，一手按着脖子，正在向污水桶里呕着略带粉色的酸水。呕了一阵后，病人喘着粗气重新躺到床上。他的体温是39.4摄氏度，四肢和颈部的淋巴结肿胀变大，大腿上有两处已经发黑。他正因为体内的疼痛而呻吟。
“就像着了火，”他呜咽着，“王八蛋在里面烧我。”
他因为发热起皮的嘴唇几乎吐不出完整的字词，他用突起的眼睛凝视着医生，眼里因为疼痛蒙着一层泪水。他的妻子焦虑地看着里厄，但后者一言不发。
“请问，医生，”她说，“这是什么病？”
“可能是——什么可能都有。现在还不能确诊。给他清淡的饮食，让他多喝水。”
病人一直说自己口渴。
一回公寓，里厄就打电话给同事里夏尔，后者是城里最有名的执业医师之一。
“不，”里夏尔说，“我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没有局部炎症引起发热的病例吗？”
“稍等！我有两个淋巴发炎的病号。”
“这还不算异常？”
“啊，”里夏尔说，“那取决于你的‘正常’是什么意思。”
总之，那天晚上守门人的体温一直维持在39.4摄氏度，说胡话，嘴里嘟囔着“那些老鼠”。里厄试了固定性脓肿的治疗。在受到松节油的刺激后，老人号叫起来：“那些浑蛋东西！”
但老人的淋巴结仍然在变大，摸上去像嵌在肉体里的硬硬的纤维状物质。老米歇尔已经彻底垮了。
“坐在他身边，”医生对老人的妻子说，“必要的时候叫我。”
第二天，4月30日，天空是蓝色的，起着薄雾。轻风送暖，风里带着远郊的花香。大街上的嘈杂声比往日更响，也更快活一些。因为这天似乎为我们小城里的每个人带来了新的生命许诺，在人们心头压了一周的恐惧阴影已经烟消云散。下楼看守门人的时候，里厄的心情也很乐观；他正为妻子写回的第一封信感到高兴。
老米歇尔的体温降到了37.2摄氏度，此外，尽管仍然显得非常虚弱，但他在微笑。“他好起来了，医生，是不是？”他的妻子问。
“呃，现在这样说还有点早。”
中午的时候，病人的体温突然蹿到了40摄氏度，开始持续谵语和呕吐。老人颈部的淋巴结一碰就疼，脖子强直，似乎正被无形的力量尽可能远地拉离身体一样。他的妻子坐在床脚，手放在床罩上，双脚轻轻搭在一起。她哀求地盯着里厄。
“听着，”他说，“我们得把他转移到医院，试一种特别疗法。我去打电话叫救护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