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以茶代酒——寒夜客来茶当酒
以茶代酒的典故出自于《三国志·韦曜传》。公元252年，吴太祖孙权病死，孙皓登王位。孙皓在执政后期沉溺于帝王的奢侈生活，变得专横跋扈，残暴施虐，沉迷酒色，不理朝政，尽失民心。孙皓好酒，经常摆酒设宴，强邀群臣作陪。每设酒宴，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每人以7升为限（按现在的度量衡折算，当时的一升酒为2斤），不管会饮酒与否，必要碰杯大饮，每杯定要见底。孙皓是个暴君，说一不二，动辄杀人。所以每次席间，一片狼藉，群臣七倒八歪，醉卧地上，丑态百出。其中有个人叫韦曜，酒量只有2升。韦曜原是孙皓的父亲南阳王孙和的老师，任为太傅，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因其地位相当特殊，孙皓对韦曜也格外照顾。早知韦曜不胜酒力，就在杯里暗中换上清茶，韦曜也心领神会，故意高举酒杯“，以茶代酒”干杯，这样就不至于醉酒而失态。
酒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激发灵感，但是，一般人很难喝到“恰到好处”。真正能“斗酒诗百篇”的除了李白，恐怕没有第二人了。茶则不然，一杯清茗不但可以唤醒“灵感”，更能捋顺文思。正所谓：“酒壮英雄胆，茶助文人思。”
以茶当酒是古代文人的一个发明。“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这是宋朝诗人杜小山在一个明月照窗的寒冬之夜，与朋友相对而坐，以茶代酒，品茗赏梅，欢叙旧情后，有感而发，写下的一首诗。以茶待客，乃古代人情交际的礼节，一杯清茗表达了深情厚谊。“高灯喜雨坐僧楼，共话茶杯意更幽。”（王沂诗）宾主之间，喝着聊着，是那样的惬意，那样的酣畅淋漓。
如果说，酒可以浇愁，那么，茶也可以解忧。孟浩然被李白戏称为“风流天下闻”，他因为仕途失意，自洛阳东游吴越之时，途经新昌，在《清明即事》一诗中，描写了自己以茶代酒，化解落寞心境的情景：“空堂坐相忆，酌茗聊代醉。”
3.以茶寄情——吟诗不厌捣香茗
茶与酒一样，是人与人之间传递情感的纽带。文人之性情、亲情、柔情，皆在茶中得到展示。人们都知道李白善饮，自称是酒中仙，其实，李白也非常喜欢喝茶。有一年，他游历金陵栖霞寺时，偶然遇上了自己的族侄——玉泉寺中孚禅师。中孚禅师既通佛理又喜欢饮茶，常年在乳窟中采茶后制成仙人掌茶，以茶供佛，并招待四方宾客。他与李白叔侄相见，自然格外地亲切。他送给李白上好的仙人掌茶，李白早就听说玉泉山仙人掌茶是天下佳茗，笑纳后信笔以诗《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并序》答谢，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仙人掌茶的喜爱和对侄儿的感激之情。这是唐代的一首咏茶名作，为源远流长的中国茶文化留下了一段极其宝贵的资料。
文人大多仕途失意，归隐自然，与佳茗相伴，与茶结缘者不可胜数。品茗可以使文人清醒，排遣孤闷，心胸开阔，灵感喷发，助诗兴文思；品茗为文人的生活增添了无限情趣，增进了心性修养。
历代骚人墨客都知茶、爱茶、享受茶，许多著名的诗篇便是在茶香中酝酿创作出来的，有“不饮茶做不了诗人，名诗人不能不写茶诗”
之说。宋代苏东坡一生坎坷，却嗜茶如命，“戏作小诗君莫笑，从来佳茗似佳人”。把茶拟人化、美化，被广为传诵。唐代诗人卢仝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是古今茶诗的扛鼎之作，被传为千古绝唱。
《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节选)
卢仝
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4.以茶斗智——斗茶味兮轻醍醐
斗茶即比赛茶的好坏，始于唐代，又叫“斗茗”、“茗战”，是一种“雅玩”。斗茶时，斗茶人要各自献出所藏名茶，轮流品尝，以决胜负。斗茶内容包括茶叶色相与香度、茶汤香醇度、茶具优劣、煮水火候等，俱臻上乘者为胜。
斗茶时间多在清明，新茶初出，绿叶刚焙。参加者多的十几人，少的五六人，旁有围观者。如在茶店品斗，则附近店铺老板或伙计会轮流去凑热闹，特别是欲购茶叶的顾客，更是一睹为快。
斗茶由二人或多人共斗，内容分两方面：一是汤色，即茶水颜色。“茶色贵白”，以青白胜黄白。二是汤花，即汤面泛起的泡沫。
决定汤花优劣也有两项标准：第一是汤花色泽；第二是汤花泛起后，水痕出现早晚，早者为负，晚者为胜。
斗茶的前身就是茶宴，实际上就是一次难得的聚会时间。唐朝文人喜欢参加茶宴，这种雅致的聚会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一生嗜茶如命的白居易在苏州做官时，一天夜里，听说交好的贾常州和崔湖州两位刺史在顾渚山的境会亭摆设茶宴，但是自己因坠马受伤不能前往，无奈之际，只能在诗中想象一下那热闹的景象，“遥闻境会茶山夜，珠翠歌钟俱绕身，盘下中分两州界，灯前合作一家春”，仿佛他已身临其境。白居易善于记录文人的茶事活动：“细啜襟灵爽，微吟齿颊香。归来更清绝，竹影踏斜阳”，生动地描写了品茶时的情景。
斗茶富有趣味性和挑战性，给人们的生活增添了乐趣。司马光与苏东坡之间有过一次有趣的斗茶经历。相传有一天，司马光约了十余人，同聚一堂斗茶取乐。大家带上收藏的最好茶叶、最珍贵的茶具赴会，先看茶样，再闻茶香，后尝茶味。按照当时社会的风尚，认为茶类中白茶品质最佳，司马光、苏东坡的茶都是白茶，评比结果名列前茅，但苏东坡带来泡茶的是上雪水，水质好，茶味纯，因此苏东坡的白茶占了上风。苏东坡心中高兴，不免流露出得意之状。司马光心中不服，便想出个难题压压苏东坡的气焰，于是笑问东坡：“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轻；茶欲新，墨欲陈。君何以同爱此二物？”众人听了拍手叫绝，认为这题出得好，想苏东坡一定会被难住。谁知苏东坡微笑着，在室内踱了几步，稍加思索后，从容不迫地欣然反问：“奇茶妙墨俱香，公以为然否？”此语一出，众皆信服。茶墨有缘，兼而爱之；茶益人思，墨兴茶风，相得益彰，一语道破，真是妙人妙言。自此，茶墨结缘，被传为美谈。
5.以茶明志——尘心洗尽兴难尽
中国文人历来奉行“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由于理想与现实相去甚远，故而从“学而优则仕”的参政之路转向“退而求其次”的归隐生活，坐而论道，谈说玄理。茶的清心、淡泊恰恰符合文人的这种心态。文人对茶的追求不单单在于茶的本身，而是追求一种纯净、深远、空灵的意境。作为最有文化和艺术品味的群体，文人品茶最有特色，常将自己置于自然界的山水之中、品茶作诗，必讲究泡饮技艺。明《徐文长秘集》中描绘了一幅幅美妙的品茗图景：“精舍、云林、竹灶，幽人雅士，寒宵兀坐，松月下，花鸟间，清流白云，绿藓苍苔，素于汲泉，红妆扫雪，船头吹火，竹里飘烟。”这种品茗环境给人带来的悠闲安逸不是用语言能够形容的。
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的秋天，南京太常寺博士、礼部主事汤显祖，因不满当时官僚腐败，愤而上《论辅臣科臣疏》，弹劾大学士申时行并抨击朝政，触怒了皇帝，被贬为徐闻典史，后至浙江遂昌任知县。面对人生失意，仕途坎坷，他没有从此沉沦，而是时常邀上三五知己饶有兴趣地上山亲自煮茶。他的《竹屿烹茶》诗“君子山前放午衙，湿烟青竹弄云霞。烧将玉井峰前水，来试桃溪雨后茶”，就是他当时煮茶情景的真实写照。
宋代著名词人李清照在《金人录后序》中，记有她与丈夫赵明诚回青州（今山东益都县）故第闲居时的一件生活趣事：“每获一书，即同共校勘，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故能纸札精致，字画完整，冠诸收书家。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李清照、赵明诚夫妇在饭后间隙，一边饮茶，一边记忆学习，给后人留下了“饮茶助学”的佳话，亦为茶事添了风韵。
茶乃大自然的精灵，其质朴无华自然天成，品茶一直被文人当成一种高雅的艺术享受，既讲究泡饮技艺，更注重情趣，追求天然野趣。茶带给文人的是净化，是纯洁，心灵的纯净与山水融为一体，天人合一，找回最自然的真我，真可谓“从一杯茶叶看世界”。
品茶一直被文人当成一种高雅的艺术享受，既讲究泡饮技艺，更注重情趣和追求天然野趣。文人寄情山水间，不思利禄，不问功名，“平生于物原无取，消受山中一杯茶”。茶得山川之胜而显风流，山川得茶之养更显人文神韵，诗魂与茶魂融而为一，如入忘我清境，内心的超脱与恬淡融入杯杯清茗。酒醉了，“天子呼来不上船”；茶醉了，“一语道破红尘事，一杯清茗傲王侯”。这是一种令人称慕的气节，一种令人慨叹的豪迈。
第四节博戏明智
古代的博戏文化十分发达，最古老的博戏始于何时，准确年代很难说清。据《史记》和其他有关文字的记载，博戏的产生至少在殷纣王之前。我国最早的博戏叫“六博”，有6支箸和12个棋子，箸是一种长形的竹制品，相当于今天打麻将牌时所用的骰子。
据《颜氏家训·杂艺》所载，博戏又分大博、小博。大博的行棋之法已不可考，小博的玩法在《古博经》里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其方法是：两人相对坐，棋盘为12道，两头当中为水。把长方形的黑白各6个棋子放在棋盘上，把2条鱼置于水中。比赛双方轮流掷琼（即骰子），根据掷采的大小决定棋子前进的步数。棋子到达终点，将棋子竖起来，成为骁棋（或称枭棋）。成为骁的棋，便可入水“牵鱼”获筹。获六筹为胜。未成骁的棋，就称为散棋。骁棋可以攻击对方的棋子，也可以放弃行走的机会而不动，散棋却不可。
后来的博戏扩展到围棋、象棋、对字（对诗联句）等以静为主的雅戏，另外还有蹴鞠、斗鸡、麻将等热闹的街巷娱乐，成为中国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茶余饭后的消遣之道。
1.围棋——闲敲棋子落灯花
琴、棋、书、画，是中国四大古老文化艺术，其中的棋指的就是围棋，它们伴随着儒、释、道思想和其他文化艺术，融贯于绵绵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在琴、棋、书、画之中，又以围棋最为特别，它不仅具有其他艺术门类的许多共性，诸如抒发意境、陶冶情操、修身养性、生慧增智等等，而且还与天象易理、兵法策略、治国安邦等相关联，因此，它是一门综合性文化艺术。
南朝《述异记》有载，“晋樵夫王质，入石室山，观二童子下棋，不觉斧烂柯矣。质归故里，己及百岁，无复当时之人”。这个烂柯的故事，是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棋事，古人有很多关于烂柯的诗句，传颂着其中的围棋精神。“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人事沧桑恍如隔世，人们多用烂柯来形容人世间的巨变。围棋在东晋被称为“坐隐”、“手谈”，道出了围棋所蕴含的文化内涵。至北宋，又有徽宗所言“忘忧清乐在枰棋”，故围棋又被称为“忘忧”；烂柯传说流传，围棋又有“烂柯”之名。坐隐、手谈、忘忧、烂柯这四个词，正是围棋文化和中国文化精神暗合的地方。
围棋被称之为坐隐，正是道家所崇尚的隐者风范、魏晋的名士风度。阮籍是玄学的代表人物，他本人对于围棋浸淫极深。《晋书·阮籍传》有载，某天阮籍照常在友人家里下棋，这时门子来报，他母亲刚刚去世了，让他赶紧回去料理后事。友人深知他的性格，委婉地表示可以将棋局暂停，先回家去。他不为所动，坚持要把棋下完。棋局结束后，他饮酒二斗，长号一声，吐血数升。这样的事情即便放到现代，也足以令众人惊诧的。围棋，在魏晋名士的心目中，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游戏，而是一种哲学活动、悟道活动，对弈折射出他们的生命哲学，也表现着他们形而上学的苦涩悲凉的思索。围棋黑白二子象征日月阴阳昼夜，圆形棋子象征天象苍穹，棋盘四角可比地象四方。棋局搏杀，沧海桑田；棋盘胜负，世事纷争。诸如此类种种，皆可拟世事，让人自己去悟道、去品世。
围棋能够启迪人的智慧。很多兵家常用的战术也经常鉴于黑白子的拼杀间，如“围魏救赵”、“瞒天过海”。一盘棋局的优劣同下棋人运筹帷幄的能力和气势是分不开的。唐代传奇记载了关于虬髯客与李世民争天下的故事。虬髯客善相面，自认为有天下之份，有打天下的志向。他从李靖那里听说了李世民的一些情况，就约李靖一起赴太原找李世民下棋，实际上是去探视虚实。李世民应邀来到，虬髯客一看李世民神采奕奕，光彩照人，果真是“真龙天子”的模样，心里就有些吃惊。他没等李世民坐稳，就抓起四子摆在四个角的四个星位上。嘴里还高声大呼：“老虬四子占四方！”李世民不慌不忙地拿起一子，放在棋盘的天元上，朗声道：“小子一子定乾坤！”虬髯客顿失与李世民争天下之心，远赴他地另建王国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