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谚云：“罗马非思想之人，乃作事之人。”在此点，先秦极似希腊，汉人极似罗马。两晋、南北朝，则为中国与西洋走向两路分歧之点。罗马经蛮族侵入后，欧洲非复罗马人之世界；中国则经过五胡之乱，仍然是中国人之世界也。此其故似有四：（1）中国有广大之长江流域，以资退守，而罗马无之。（2）中国人与五胡人口之比例，似较罗马人与蛮族之比例为大。（3）五胡亦已渐染中国之文化，程度非欧洲蛮族所及（淫暴之主，如刘曜、石虎等，其行政立法，仍依据中国习惯）。（4）欧洲此时，处处有小政治中心，持久不敝，加以组织，遂成封建政体，中国虽亦有此端倪，而地势平坦，风俗相同，中央力量较强，割据之局，不能持久（观南朝陈之事，最可见也）。
此时代重要之现象
1.南方文化及产业，渐次发达。尤其荆、扬两州，即湖南、湖北两省间之湖沿地带，及江、浙两省之太湖流域，成为全国经济重心。[南朝财赋，尽出于此，文化亦最高。]
2.自后汉之末，人民开始大迁移。（1）将积古以来各地方豪族之根基拔去（此时迁徙，多宗族、姻戚、乡里等，成群而行。此等人离开本乡，势力即减小，且难持久）。（2）贫民入山，与异族杂居，是为北方之山胡，南方之山越。山地借以开拓，异族因之同化。
3.南方之发达，偏于文化及产业。故未能将政治之重心，自北方转移至南方。[此因缺乏战斗性质之故。]
古代之政治，实多带属人主义，[此固积古之相沿，而实由交通阻塞，各地之民，皆显著之隔膜之故。]观晋、南北朝之侨州、郡、县可知。后因久不获归；政治上复厉行“土断”，[此因当时迁移侨置之民，各自为政，颇多不便，于赋役尤甚，于是遂厉行土断。]乃皆为属地主义。此于畛域之化除，实甚有益。魏晋以后所谓门阀，实皆沿自封建时代。盖前此居于本地，不待自异，人自尊之；一迁徙则失其所恃，故须标举郡望以自异。贵族恒互相援引，故九品中正之制，区别士庶极严。然主动立事者，率多出于庶族。又贵族多穷困（似与其家族之大有关系），贪庶族之富，而与之通谱通婚。则其根柢业已摇动。至隋，废九品中正及乡官，肇行科举之制。唐、宋而后，科举日重，而其立法亦日严，于是士族在政治上亦无占便宜之处。至五代而士庶之别荡然矣。积古相沿之等级至此破除，实社会组织之一大变也。
科举制度，1.打破门阀阶级，2.看重学术出身者（吏道系经验出身），皆为优点。惟汉世丞相，四科取士，（1）重德行，（2）重学术（经中博士），（3）重才能（才任三辅令），（4）重文法（文中御史），实最合理。（1）、（3）皆杂以文字考试，故唐有明经[（2）]明法[（4）]两科，此于理论亦合。惟（1）所试者太不足以得人才，（2）而无补实用之进士科（试诗赋）为重，则殊不合宜。
因唐人重视进士，宋王安石变法，遂废诸科，独存进士。后又分为诗赋、经义两科。[试诗赋者仍众]至明、清，又合为一。所试既皆无用（策及明代诏、诰、表、判等仅存虚名），又不分科，其事既非夫人之所能，所试遂皆有名无实。近代之士子，遂大固陋而不可救。
自先秦至汉之社会政策，本兼有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两方面。后儒学专行，法学废绝，节制资本之说，遂无人提起，而平均地权，亦止敢行缓和之法。是为晋之户调式、魏之均田令、唐之租庸调法。此三法，皆（1）乘乱后土田失主之时，官以授民。（2）其授之，则以年龄属性而异其多少。（3）而课役随之。（4）还授……皆有法度。但其1.推行至何种程度，先已可疑。即不论此，而2.人口日增，无移民之法。3.农民无他产业，缓急时不得将田质赏，亦终必破坏也。[而当时仅按人口征税，而失田者，遂纷纷伪为官、吏、士人、僧、道或外邑人，以图逃税。而有力兼并者，多数之田，反不需纳税矣。]唐德宗时，杨炎立两税法，但就其所有而税之。而民之有产无产，国家不复过问矣。自晋武行户调式至此适五百年。
户调之法，实起汉末，为魏武帝所行。盖汉人取诸民者，曰田租，曰口赋（出钱，亦曰口钱）。此时田皆荒废，不能恃田租为收入；而交易破坏，钱法紊乱，民亦难于得钱；乃因其势而取其布帛，遂成为一种户税。晋时户调，亦是如此，特给之以田为异耳。
户调之制，起于后汉之末，与当时经济状况，颇有关系。盖古之取于民者，曰税，即汉世之田租；曰赋，一为马、牛、车、辇等战时所用之物，一则随时之征取，此二者，汉世并作口钱，又其一则力役也。后汉之末，天下大乱，耕者少，田租不足供军国之用；是时商业，盖极凋零；又当时钱贵，而币制汉末又大坏，无从征钱；乃改为按户取布帛：此为户调之始。晋以后，有授田之法，乃更取其谷物。唐世身丁有可稽，则又并力役而责之，遂成租庸调之法耳。田既不能授，则不能不变为两税，就有负担力者而课其钱。此法行，民之有田产与否，官不过问；负担却较为均平，以其就有财力者而取之，非如租庸调法之专责诸人也。但力役则仍责诸人。后虽亦兼论赀产，究之丁仍为一重要之元素，然丁根本无负担力，此役之所以病民也。赀产调查，最难得实，久之，乃侧重于田，于是应役专论丁粮。又因丁之无负担力也，变为丁随粮行（将一地方丁额，摊派于有粮之家），则不啻加田赋而免力役矣。此清圣祖所以有“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之诏也。历代农民所负担之租税，变迁大略如此。杂税则隋时曾尽除之。唐中叶乃逐渐兴起。其重要者，为（1）盐、（2）酒（或曲）、（3）茶、（4）商（分过税、住税）。而近世契税、牙税亦稍盛。
民兵既废，后汉末，乃有州、郡之兵；至南北朝未革。[晋武平吴，亦罢州郡兵备。而于诸王国，顾皆假以兵权，遂致酿成八王之乱。五胡交哄，盗贼大起，仍借州郡募兵镇压；而方镇之权始重。渡江以后，荆、扬二州，积世相猜。其初下流之势常弱，迨北府兵起，而形势乃一变。刘裕率阶以图篡。然自宋迄于梁、陈，州郡之拥重兵，内外之相猜忌，实始终一辙也。]后周创府兵之制，隋、唐因之。[北方五胡迭起，所用者皆其种人。迨周、齐之末，诸种人皆已凋敝，乃不得不参用汉人。又大乱之后，物力凋残，军资无出，不得不令兵人屯种自食。而府兵之制以兴。迄唐而益臻完备。唐制，于全国设折冲府六百三十四，而其在关内者二百六十一。府置折冲府都尉，而以左右果毅都尉为之副。上府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其军队编制之法：三百人为团，团有校尉。五十人为队，队有正。十人为火，火有长。诸府分隶十二卫。平时力耕以自食，有事调集，临时令将统之。事讫，则将上所佩印，兵归其府。颇得寓兵于农之意。宿卫亦由府兵番上。]
唐中叶后，府兵制坏，而藩镇之兵兴。内之则禁军强横。[高宗、武后时，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浸坏，至不能给宿卫。宰相张说，乃请以募兵代之，号曰扩骑，以充宿卫。外之则有藩镇之兵。又有所谓禁军者，初以从定天下，不愿散归之士为之；授以渭北闲田。其后增置渐广。中叶后，原驻陇右之神策军，入京师，列为禁军。德宗自奉天还，始统以宦官。其时各方分戍之兵，饷精皆薄，而神策军独厚；遂皆请遥隶焉。于是宦官之势骤盛。终至把持朝局，与唐偕亡。]
[自有藩镇之后，地擅于将，将又擅于兵；节度使之废立，每操之军人之手。五代时天子之兵，其实仍即前此藩镇之兵，故视置君如弈棋也。周世宗始大革其弊，又务弱外州兵，以强京师。]宋惩藩镇之弊，将全国强兵，悉隶三衙（殿前司、侍卫亲军马、步军司），谓之禁军。诸州厢军，给役而已。
后禁军数多而不可用。王安石裁其大半。[置将分驻，以代番戍。]创保甲之法，渐次练为民兵；[变募兵为民兵；募兵阙额，则收其饷，以供保甲教阅之费。于是民兵盛而募兵衰。]亦未有成。[元祐以后，保甲教阅之制既废，蔡京为相，又务封桩缺额军饷，以充上供；而民兵亦衰焉。]
南渡后则恃屯兵为固。[南宋之兵，多出招募及招降群盗。其从高宗总宿卫者，为杨沂中之兵。此外则张浚、韩世忠、岳飞、刘光世之兵最盛。四川之兵，多皆并于吴玠。杨沂中（中）及韩（后）、岳（左）、张（前）、刘（右）之兵，初称御前五军。刘光世死后，其众叛降齐，以吴玠之兵升补。时张、韩、岳之兵，为三宣抚司，分驻于外。秦桧与金言和，乃罢之。虽仍驻扎外州，而直隶朝廷，帅臣不加节制。设总领以掌其财赋，并带报发御前军马文字之衔焉。]
明卫所之制，类唐府兵，实亦近法元之万户分屯。[其制：以五千六百人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百二十人为百户所。每所设总旗二，小旗十人。其取兵之途有二：一曰从征，二曰归附。此外又取之谪发。凡诸卫皆隶于五军都督府，征伐则命将充总兵官，调卫所兵领之。师旋，则将上所佩印，兵士如归卫所。]
清制兵有1.八旗[清制编兵，起于佐领。每佐领三百人。五佐领设一参领，五参领设都统一。其后得蒙古、汉人，皆以是编制之，是为八旗兵。]分（1）禁旅、[驻直隶、奉天。]（2）驻防。[驻其他各省]2.汉兵谓之绿旗，后通称绿营。[乾、嘉以前，出征多用八旗，内乱则多用绿营。]中叶后有勇营（湘、淮军皆勇营）。同治大乱平后，抽练绿营兵，谓之练军；又或以勇丁补绿营之缺，意在裁勇营而使绿营亦强也。然未有成。
中国宗教之变化。在列国分立时代，止有保护一地方一部族之神。全国统一以后，渐发生为全国各阶级各民族所共同崇拜之宗教。此时吾国之旧宗教，乃集合而成道教；将前此崇拜之对象，概行网罗，而编成一系统（自然随时随地又有不同）。道教教理，并无足可取，且亦说不出有甚教理（马贵与言道家杂而多端，其多端中，又或自相矛盾，如清虚与符篆丹鼎等即是）。然卒与佛教并峙者，即以此等崇拜之对象，不能骤废；而佛教又不能包容也。儒家放弃灵魂界，道、释二家皆放弃俗生活方面之权利，而道、释亦各有分野，不相冲突。此为中国宗教优于西方之点。所谓三教，乃为政府所承认者。此外反政府或反抗现社会组织之宗教，亦尚不乏；并有托诸释、道者；统治阶级，概目为邪教。[《旧约全书》耶和华仅保护以色列一族，即原始神之褊狭性也。中国古代，盖亦如是。]
儒家之真精神，贯注在社会政治方面。其视为重要之问题，为教养二者。宋儒尚承袭此精神。养之问题，偏重于平均地权；教之问题，必求其百废俱举。故正统派之宋儒，多主张井田封建（因读古书，在封建时代政治，非如后世之放任。不知此为部族时代之遗迹，误以为封建政治之效果也）。又多欲以冠昏丧祭等礼，社仓乡约等法，行之于一地方（教之事）。至宋儒之哲学，又有受佛家之影响者，讲“国学概论”时已言之，今为时间所限，不再赘。
印刷术之发明，于文化之传播关系最大。可看孙毓修《中国雕版源流考》（商务本）。
中国近代与西洋交通以来，文化发展至相当程度，每易生停顿状态，非加之以外力，则不生变动。
前此所受之外力：（1）北族之武力，不能摇动我之文化。（2）西域、印度之文明，或无物质的基础，或仅枝节之技术。至近世欧美实业革命，社会之组织，随之而起变化；我亦不得不随之而起变化，迄今犹在动荡之中。然必能合全世界而产生一种新文化，可知也。
窃谓今后文化变动之方向，在于社会力量之苏生。盖古代部族，原属博爱、自由、平等，特限于部族之内，而不能及乎其外。人类在物质方面，必求劳费少而报酬多；欲达此目的，必求分工合作范围之扩大；故分立之团体，不得不合而为一；而当其合并时，并非有意识的为之；于是从有组织变为无组织，此团体与彼团体（国家、民族），一团体之中，此阶级与彼阶级，利害日趋于背驰，或以智取，或以力征，而人道苦矣。
人为环境的产物，而环境之中，又以社会的环境为更切。故欲恃前此之观念论，以改良社会，必无此理。而不得不举社会之组织而改变之。举社会之组织而改变之，必须有一种力。此种力必不能恃今日之所谓国家，无待再计也——以国家恒为一阶级所把持也。但非谓国家在目前即可废弃，因外侮来时，国内被统治阶级与统治阶级之利害，即暂归一致。此今日民族主义，所以大显光芒，而民生主义，一若奄奄不振之故。
放开眼光看，现在世界的情势，是物质的及人类真正的精神求其合，而特殊的阶级求其分——因其利益在于分，其意识自亦蔽于分。最为世界观大同的障碍的，大约有几端：（1）民族的界限。（2）国家的组织（因其实为一阶级所蟠据，固亦有可利用之时。然在真正进化的路上，则因其蔽于阶级之偏私；且其本身之发达，嫌于庞大，以致不切实际；而又有过大之威权）。（3）家族。[起于女性的奴役]（4）交换制度。因人类为环境所铸造，而社会之组织，必随经济状态而变化。故欲图改革，必有其物质的基础——前此孔、佛、耶等大宗教，及诸圣贤豪杰改革之所以无成，皆因缺此基础故。今者生产工具及劳动力之集中，已借（或可借）资本主义造成。所缺者，最后之一转移而已。此次世界大战之后，文化方向，能否改变，此则今后数十百年人类祸福之所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