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易
言《易》之书，不外理、数两派。汉之今文家，言理者也；今文别派京氏，及东汉传古文诸家，言数者也。晋王弼之学，亦出汉古文家，然舍数而言理，宋邵雍、刘牧之徒，则又舍理而求诸数；唯程颐言理不言数。古今易学之大别，如此而已。
汉今文《易》立于学官者四家，施、孟、梁丘及京氏是也。《汉书·儒林传》谓“要言《易》者，本之田何”。据传所载：田何传王同、周王孙、丁宽、齐服生。王同传杨何，（即司马谈所从受《易》者；见《太史公自序》）丁宽传田王孙，田王孙传施雠、孟喜、梁丘贺。授受分明，本无异派也。然《传》又云：“丁宽至洛阳，复从周王孙受古谊。”周王孙与宽，同学于田何，安所别得古谊，而宽从受之，已不免矛盾矣。《贺传》又云：“从京房受《易》。房者，杨何弟子也。房出为齐郡太守，贺更事田王孙。”《房传》云：“受《易》梁人焦延寿。焦延寿云：尝从孟喜‘问《易》。房以为延寿《易》即孟氏学。翟牧白（生孟喜授《易者》）不肯，皆曰：非也。’”则纠纷弥甚。按《喜传》：“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诈言师田生且死时，枕喜膝独传喜。同门梁丘贺，疏通证明之，曰：田生绝于施雠手中，时喜归东海，安得此事？博士缺，众人共荐喜，上闻喜改师法，遂不用喜。”则喜盖首为异说，以变乱师法者。然《京房传》言：“成帝时刘向校书，考《易》说，以为诸家皆祖田何。杨叔、丁将军，大谊略同；唯京氏为异党。延寿独得隐士之说，托之孟氏，不相与同。”则又似孟氏之学，本无异说，而为京房所依托者。今按京氏易学，专言灾异，实出于中叶以后；丁宽当景帝时，安得有此？刘向谓为伪托，说盖可信。梁丘贺初学于京氏，丁宽更问于田王孙，盖亦造作之词也。汉古文《易》传于后者为费氏，《传》云：“《费氏易》无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则其学亦应举大谊，不杂术数。然郑玄、荀爽，皆传《费氏易》者，其学顾多言象数，实与京氏为同党。何哉？盖古文《易》又有高氏。高氏亦无章句，而传言其专言阴阳灾异，正与京氏同。盖汉初《易》家，皆仅举大谊，不但今文如此，即初出之《费氏古文》，亦尚如此。其后术数之学浸盛，乃一切附会经义；不徒今文之京氏然，即古文之高氏亦然矣。东汉传《费氏易》者，盖特用其古文之经。（《汉志》云：“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当时盖有费氏经优于施、孟、梁丘经之说。至其说，则久非费氏之旧。此所以王弼亦治《费氏易》，而其说顾与郑、荀诸家，判然不同也。《孟易》嫡传，厥唯虞氏。然《三国志·虞翻传》注载翻奏，谓“前人通讲，多玩章句；虽有秘说，于经疏阔”。此实虞氏叛孟氏之明证。今所传《孟氏易》说，盖亦非孟氏之旧矣。
东汉易学，至王弼而一变。弼学亦出费氏，然与郑、荀等大异，能举汉人象数之说，一扫而空之。盖还费氏以《彖》《象》《系辞》说经之旧，不可谓无廓清摧陷之功也。自是以后，郑、王之学并行，大抵河北主郑，江南行王。至唐修《五经正义》用王氏，而《郑易》亦亡。唐李鼎祚作《周易集解》，独不宗王，而取汉人象数之说，所搜辑者三十余家。后人得以考见汉《易》者，独赖此书之存而已。
至于宋代，则异说又兴，宋儒言《易》，附会图、书。其学实出陈抟，而又分二派：（一）为刘牧之《易数钩隐》，以九为《河图》，十为《洛书》。（二）为邵雍，说正相反。后邵说盛行，而刘说则宗之者颇希。程颐独指邵说为《易》外别传；所著《易传》，专于言理。朱子学出于颐，所作《易本义》，亦不涉图学，而卷首顾附以《九图》，王懋竑谓考诸《文集》《语类》，多相抵牾，疑为后人依附。然自此图附于《本义》后，图、书之学，又因之盛行者数百年。至于明末，疑之者乃渐多。至清胡渭作《易图明辨》，而图、书为道家之物，说乃大明。（疑图、书者始于元陈应润。应润著《爻变义蕴》，始指先天诸图为道家修炼之术。明、清之际，黄宗羲著《易学象数论》，宗羲弟宗炎著《图书辨惑》，毛奇龄著《图书原舛编》，而要以胡氏书为最详核。以此书与惠栋之《明堂大道录》并读，颇可考见古今术数之学之大略也）自此以后，汉《易》大兴，舍宋人之象数，而言汉人之象数矣。
从来治《易》之家，言理者则诋言数者为诬罔，言数者则诋言理者为落空。平心论之，皆非也。汉儒《易》说，其初盖实止传大义；阴阳灾异之说，不论今古文，皆为后起；已述如前。宋人之图，实出道家；在儒家并无授受；经清儒考证，亦已明白。然谓汉初本无象数之说，图、书亦无授受之征，则可；谓其说皆与《易》不合，则不可。西谚云；“算账只怕数目字。”汉、宋象数之说，果皆与《易》无关，何以能推之而皆合乎？参看论《淮南子》。盖古代哲学，导源宗教，与数、术本属一家。其后孔门言《易》，庸或止取大义。然为三代卜筮之书之《易》，则因未尝不通于数术。吾侪今日，原不必执言但考孔门之《易》，而不考三代卜筮之旧《易》，且亦不能断言孔门之《易》，决不杂象数之谈；即谓孔门之《易》不杂象数，而数显易征、理藏难见，今者《易》义既隐，亦或因数而易明也。然则象数之说，在易学虽非正传，固亦足资参证矣。唯此为专门之学，非深研古代哲学者，可以不必深究。
《易》为谁作，及其分篇若何，颇有异说。《汉志》：“《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师古曰：“《上下经》及《十翼》，故十二篇。”《十翼》者：《易正义》云：“《上下彖》《上下象》《上下系》《文言》《说卦》《序卦》《杂卦》”是也。然《法言·问神》，谓“《易》损其一”；《论衡·正说》，谓孝宣时河内女子得《逸易》一篇；《隋志》亦述其事，而又云得三篇。按今《系辞》中屡有“系辞”字，皆指《卦辞》《爻辞》言之。《太史公自序》引今《系辞》之文，谓之《易大传》，据《释文》、王肃本《系辞》实有“传”字。今《系辞》中多有“子曰”字，明系后学所为，王肃本是也。《说卦》《序卦》《杂卦》盖亦非汉初所有，故《隋志》以为三篇后得。然则今本以卦、爻辞及彖、象合为上下二篇，盖实汉师相传旧本。《汉志》谓施。孟、梁丘经即十二篇，其说盖误。志载各家《易传》皆二篇，（唯丁氏八篇，亦与十二篇不合）施、孟、梁丘《章句》，亦皆二篇，亦其一证也。然自东汉以后，皆以分十二篇者为古本。（《三国志·高贵乡公纪》：博士淳于俊谓郑氏合彖、象于经）宋吕祖谦如其说，重定之。朱子作《本义》，即用其本。明时修《五经大全》，以《本义》析入《程传》。后士子厌《程传》之繁，就其本刊去《程传》，遂失《本义》原次。清修《周易折中》，用宋咸淳吴革刻本，仍分为十二篇焉。
伏羲“画卦”，见于《系辞》，故无异说。至“重卦”，则说者纷纷。王弼以为伏羲自重，郑玄以为神农，孙盛以为夏禹，史迁以为文王；《卦辞》、《爻辞》，郑学之徒，以为文王作；马融、陆绩之徒，以《卦辞》为文王、《爻辞》为周公作。至《十翼》则并以为孔子作，无异论。并见《正义八论》。今按《系辞》为传，《说卦》等三篇后得，已见前。既云后得，则必不出孔子。《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序”之云者，“次序”之谓，犹上文所谓“序书传”，初不以为自作。《汉志》乃云：“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与以《卦辞》《爻辞》为文王、周公作者，同一无确据而已。要之《易》本卜筮之书，其辞必沿之自古，纵经孔子删订，亦不必出于自为；疑事无质，不必凿言撰造之人可也。《周礼》：“大卜三易：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以《连山》为伏羲，《归藏》为黄帝。郑玄则谓：“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然郑以卦、爻辞并为文王作，则不以《连山》《归藏》为有辞也。
读《易》之法，可分精、粗二者言之。若求略通《易》义，可但观《王注》《程传》，以《易》本文与周秦诸子，互相钩考。（可用惠氏《易微言》之法）若求深造，则象数之说，亦不可不通。说已见前。唯仍须与哲学之义不背，不可坠入魔障耳。清儒治汉《易》者，以元和惠氏为开山，武进张氏为后劲；江都焦氏，则为异军苍头。初学读《易》者，即从此三家入手可也。汉儒《易》学，自唐修《五经正义》后久微。惠氏乃以李鼎祚《集解》为主，参以他种古书，一一辑出。其书有《周易述》二十一卷，《易汉学》八卷，《易例》二卷。《九经古义》中，涉《易》者亦不少。《明堂大道录》一书，实亦为《易》而作；《书目答问》，入之礼家，非也。（惠氏书多未成，《周易述》一种，其弟子江藩有《补》四卷）汉儒《易》学，各有家法。惠氏搜辑虽勤，于此初未能分别。至张氏乃更有进。张氏之书，有《周易虞氏义》九卷，《虞氏消息》二卷，《易礼》二卷，《易事》二卷，《易言》二卷，《易候》一卷，又有《周易郑氏义》二卷，《荀氏九家义》一卷，《易义别录》十四卷；始分别诸家，明其条贯，而于虞氏尤详；亦以《集解》存诸家说，本有详略之不同也。焦氏书曰《周易章句》十二卷，《易通释》十二卷，《易图略》八卷。焦氏不墨守汉人成说，且于汉儒说之误者，能加以驳正；《通释》一书，自求条例于《易》，立说亦极精密，诚精心之作也。予谓三家书中，惠氏之《明堂大道录》，及其《周易述》中所附之《易微言》，及焦氏之《易通释》三种，尤须先读。《明堂大道录》，举凡古代哲学，与术数有关之事，悉集为一编；可作古代宗教哲学史读，读一过，则于此学与古代社会，究有何等关系，已可了然。《易微言》将《易经》中哲学名词，一一逐条抄出，更附以他种古书，深得属辞比事之法。《易通释》则统合全书，求其条例，皆治学最善之法也。学者循其门径，不第可以读《易》，并可读古代一切哲学书矣。
六、春秋
《春秋》一书，凡有“三传”。昔以《公羊》《谷梁》为今文，《左氏》为古文。自崔适《春秋复始》出，乃考定《谷梁》亦为古文。
《春秋》之记事，固以《左氏》为详；然论大义，则必须取诸《公羊》。此非偏主今学之言也。孟子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若如后儒之言，《春秋》仅以记事，则《孟子》所谓义者，安在哉？太史公曰：“《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今《春秋》全经，仅万七千字，安得云数万？且若皆作记事之书读，则其文相同者，其义亦相同。读毛奇龄之《春秋属辞比事表》，已尽《春秋》之能事矣，安得数千之指乎？《春秋》盖史记旧名。（韩起适鲁，见《易象》与《鲁春秋》，见左昭二年。孟子曰：“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而《晋语》：司马侯谓羊舌肸习于《春秋》，《楚语》：申叔论传太子，曰：教以春秋。盖《乘》与《梼杌》为列国异名，而《春秋》则此类书之通名也。《墨子》载《周春秋》记杜伯事，《宋春秋》记囗观辜事，《燕春秋》记庄子仪事，亦皆谓之《春秋》）孔子修之，则实借以示义。《鲁春秋》之文，明见《礼记·坊记》。孔子修之，有改其旧文者，如庄七年“星陨如雨”一条是也；有仍而不改者，如昭十二年“纳北燕伯于阳”一条是也。故子女子曰：“以《春秋》为《春秋》。”闵元年。《传》曰：“定、哀多微辞。主人习其读而问其传，则未知己之有罪焉尔。”定元年。封建之时，文网尚密，私家讲学，尤为不经见之事；况于非议朝政、讥评人物乎？圣人“义不讪上，知不危身”，托鲁史之旧文，传微言于后学，盖实有所不得已也，曷足怪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