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调把利己、欲望和贪婪分开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欲望推动人努力工作，而贪婪则会使人犯罪。再接着上个例子说，当你满足了基本生活需求之后想买车，你就会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工作，或者在本单位做出业绩，或者去兼职，这都有利于整个社会。但如果是贪婪，每天只想迅速发财致富，就很可能走上犯罪之路。许多人正是被贪婪推上不归路的——从抢劫犯到贪官都是如此。欲望与贪婪往往只有一步之遥，但真理跨过一步就是谬误。
人的欲望是很容易变为贪婪的。斯密多次强调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正是看到这种可能性。一个社会对财富的欲望一旦变为贪婪就变为对大自然的掠夺，一个人对财富的欲望一旦变为贪婪就不会勤奋工作，而是想歪门邪道了。
防止欲望（勤奋工作的动力）变为贪婪（犯罪的根源）的办法就个人而言是提高自己的道德自律。这也是先贤们经常劝告我们的。但仅仅靠这种劝说是无用的。作为一个社会还需要有制度上的防范，这就是法律的威慑力。对那些贪婪犯罪者的严惩正是要给其他人以警示。正如道士对王婆的惩罚是她连酒也得不到一样。道士不仅是在惩罚王婆的贪心，而且还是在警告后人别学王婆的样子。
现实中的王婆实在太多了，在市场经济的今天读读这则寓言，太有意义了。
爱钱不是错
自从金钱成为财富，人类社会就演出了一幕幕悲喜剧。凡夫俗子在追逐金钱的同时，既推动了社会进步，也招致了无数罪恶。追求精神满足的圣贤们把金钱作为万恶之源，由他们所编撰的寓言都以排斥金钱为宗旨。公元前一世纪成书的古印度寓言集《五卷书》中的《痛苦的金钱》正代表了这种思想。
这则寓言讲，在一个清静的地方有座庙，庙里住着一个游方化缘的和尚，生活清贫而幸福。以后这个庙里香火旺盛，常有人上供好东西。和尚把这些供品卖掉积攒了许多钱。自从有钱之后，和尚不信任任何人，无论白天黑夜都把钱藏在自己的胳肢窝里，总担心别人偷走。这使他整天感到心神不安，痛苦不堪。作者的结论是：“钱并非好东西。弄钱的时候，有痛苦；想保住已经到手的钱，也有痛苦。钱丢掉了，有痛苦；把它花掉了，也有痛苦。”一句话，金钱成了痛苦的根源。
《五卷书》作为佛教的寓言反映的是“重精神，轻物质；重来世，轻现世”的宗旨。尽管在物欲横流的今天，这种思想有清醒剂的作用，但也相当片面。
经济学是研究人类行为的。人类行为的最本质特点是有明确的目的。人类一切行为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获取最大的幸福。对个人来说，幸福最大化的基础就是金钱——无论人的幸福观是什么，物质享受，精神享受，自由选择，还是实现某种理想，没有金钱一切都谈不上。这就是“没钱绝对不幸福”的含义。每个人的幸福加总在一起称为社会福利，所以，社会的最终目标也就是整个社会（每个人）的福利最大化。一个贫穷的社会是谈不上福利的。想想那些贫穷落后、内战纷飞的国家，有多少人痛苦无奈，哪能谈得上什么社会福利呢？金钱的确是重要的。没有金钱是清高不起来的，活命尚且艰难，哪能谈到精神文明、自由或理想呢？佛教讲“四大皆空”，其实只要财空了，传教者们无以生存，哪还能坐而论道？许多人视金钱为粪土，或者是钱太多了，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你去摸摸他的肚子，一定有许多还未消化的鸡鸭鱼肉；或者是作伪，一边讲金钱之恶，一边想办法敛财——像这个寓言中的和尚，现实中太多了。因此，现代经济学理直气壮地讲赚钱，讲富国裕民，并把它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
但一个人有钱却并不一定就幸福——像这个寓言中有钱而痛苦的和尚一样的人也不少。豪门恩怨正是有钱带来的痛苦。一个社会财富多——GDP总量大而增长快——也不一定福利高。如果GDP增加，环境破坏严重，贫富对立加剧，一个肮脏而动荡的社会也无福利可言。看来全面的看法应该是金钱是福也是祸，是善也是恶。不过只这样说就有点诡辩似的辩证了，看似面面俱到，实则是最无用的废话。经济学不讲这种废话。经济学分析问题总是离不开具体条件，因此，经济学家既不讲金钱万能，也不讲金钱万恶。他们把金钱作为中性的，研究在什么条件下，金钱是福是善，在什么条件下，金钱又是祸是恶。
金钱到底是什么，取决于如何获得金钱以及如何使用金钱。对个人来说，如果以合法的方式勤劳致富，又善于把钱用到能给自己带来幸福的地方，不像那个和尚一样仅仅是赚钱存钱，金钱就能给人带来幸福。
勤劳致富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对许多人来说，重要的不是得到钱的结果，而是奋斗赚钱的过程。这时金钱代表成功。那些靠贪污、抢劫一夜暴富的人不仅没有这种幸福，还会心里恐惧——贪官看反贪的小说或电影大概会心惊胆战的。缺乏了安全感，整天像那个和尚似的惶惶不可终日，是谈不上幸福的。同样，把钱用于吃喝嫖赌，花天酒地，也难有什么幸福。一个把金钱用于满足自己正当物质与精神需求的人，当然是幸福的。但人的幸福并不完全来自个人享受，还来自最高层次的需求——自我实现。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认为，人的本性中有同情心，有对同胞的爱和关心。把钱用于帮助他人，捐助慈善事业，满足了自己的这种人性，同样是幸福的源泉。这时自己金钱的边际效用也不会递减了。
对社会来说，如何创造与使用GDP决定了GDP能否增加社会福利。增加GDP的正确途径是增加劳动与资本的投入，并通过技术进步提高生产率。如果以破坏生态平衡和加剧贫富两极分化为代价增加GDP，GDP增加反而会使社会福利减少。同样，GDP也要用于增加整个社会的福利，即不能用GDP去搞对外侵略或霸权主义，不能用GDP去满足少数人的欲望，更不能用GDP去搞什么花架子的形象工程或政绩工程。树立了这种GDP观，增加GDP当然是福是善。
《痛苦的金钱》是劝人不爱金钱的。但是如果树立了正确的金钱观，爱钱又有什么不好？佛教的宗旨是普度众生的，即把众生送到彼岸的天堂。金钱实际上就是那只普度众生的船。和尚的痛苦不在于他有钱，而在于他不会用钱。如果把钱用于接济穷人，岂不阿弥陀佛了吗？
交易为什么是双赢的
寓言《价值》是这样解释交换的：一个男人在自家地里挖出一尊绝美的大理石雕像。一位艺术品收藏家高价买下了这尊雕像。卖主摸着大把的钱感叹：“这钱会带来多少荣华富贵，居然有人用这么多钱换一块在地下埋了几千年也无人要的石头？”收藏家端详着雕像想：“多么巧夺天工的艺术品，居然有人拿它换几个臭钱。”他们俩都感到满足，交易对他们是双赢的。
这个文学家讲的寓言有深刻的经济学含义。现代经济学家发现，其实价值并不是物品包含的劳动量，而是人们对它的主观评价。一种物品的价值多少，不在于它花费了多少劳动，而在于别人对这种物品的评价。价值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卖主认为钱的价值大于雕像，收藏家认为雕像的价值大于钱，这是他们各自对钱与雕像的评价，与这些东西所包含的劳动量没有关系。
按照传统的说法，交换是等价交换，即等量劳动的交换。按这种解释，交换就是包含等量劳动的不同物品交换，互通有无。但是这种理论又无法解释许多现实中的现象。一个美声歌手，不仅嗓子要好，还要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但门票也就是180元。一个通俗歌手，只要有个好嗓子，不识简谱都没关系，门票可以卖到500元，甚至更多。难道通俗歌手唱一支歌的劳动是美声歌手的三倍吗？青年人愿意用半个月的工资买500元的票去听通俗歌手唱歌，一个与此青年人赚同样工资的中年人则认为这绝对不值。他们做同样工作，付出的劳动一样，怎么在交换听歌权时却不一样了？看来这种对交换双赢的解释并不正确。我看这些号称经济学家的解释还不如当代黎巴嫩的文学家纪伯伦。
每个人的偏好不同，对同一种物品的评价也不同。卖主觉得雕像不值钱，收藏家觉得雕像极值钱，这样，他们的交易也可以进行，而且各自觉得都有所得。按主观价值而言，交换是不等价的，各自得到的价值都大于自己付出的，所以交易是双赢的。交易双赢的基础在于价值并不是客观的，而完全是主观的。这正是卖主与收藏家交换之后，都各自喜滋滋地回家偷着乐的原因。
如果不是这一对一的交换，有若干个农民都找到了雕像，又有若干个收藏家来购买，情况会怎么样呢？能是等价交换吗？
我们先看一个卖者、多个收藏家的情况。卖者有自己愿意接受的最低价格，比如，他认为自己找到这尊雕像花费的劳动值100元，低于这个价值，他宁愿盖猪窝时当柱子也不卖。收藏家也有自己愿意出的最高价，高于这个价他不买，这个价就是他们对雕像的最高评价。如果有三个收藏家，各自出80元、100元和120元，当然最后是出价最高的购得。
再看几个卖者，一个收藏家。几个卖者对自己劳动的评价也不同。比如，三个卖者分别愿意接受的最低价格为80元、100元、120元。只要收藏家的评价高于80元，比如90元，就可以与要价最低者达成交易。
在这两种情况下交易都是双赢的。在第一种情况下，卖者最低愿接受100元，得到了120元，赚了20元。收藏家愿出120元，也不吃亏。在第二种情况下，收藏家愿出100元，以90元买到，赚了10元，卖者接受的价格为80元，也赚了10元。只要交易是自愿的，双方都有利。
如果有若干卖者与买者，他们相互竞争决定市场价格，比如100元。按此交易谁也不吃亏，各自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经济学家用这种主观价值解释交易的双赢，对我们颇有启发。从卖者来看，买者对他卖的东西评价越高，愿意出的价格也就越高。所以，他就要生产买者喜欢的东西，因为买者对自己喜欢的东西评价高。同时，他也要想办法让买者对自己的东西评价高，比如，使自己的东西成为名牌，或使自己的东西与同类东西相比有特色。卖者要根据买主的偏好来生产。也就是消费者是上帝的含义——卖者按买者的意愿来生产。这样进行生产，东西有市场，可以卖高价。买者得到满足，卖者也赚了钱。
从买者来看，要买价格最低的东西。当一种东西对买者来说评价相同时，卖者的要价越低越好。这就迫使卖者降低成本以吸引消费者，从而生产的效率也就提高了。
市场竞争的结果最终形成一种使供求相等的价格。这时卖者与买者都得到了满足，社会资源配置也就最优化了。这就是市场机制的神奇作用。现实生活中每天都要发生无数次这种交易。
读这篇寓言我总觉得，经济学家争论不休的问题，纪伯伦用一个简单的故事就解决了。有时，外行看问题更简单明了，不像身在此山中的人，非要把价值作为客观的，弄来弄去连自己也糊涂了。
当利己心成为财富动力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性善和性恶的争论，但无论哪一派都认为存在抽象的普遍的人性。“性相近，习相远”正说明了这个道理。那么，人性变不变呢？13世纪亚美尼亚作家奥洛比安的寓言《伶鼬和老鼠》说明了人性的不变性。
有一只伶鼬狂热地爱上了一个小伙子，它向爱神祈祷，把它变成一个美丽的少女。爱神满足了它的心愿，它幸福地与自己心仪的小伙子结婚了。在热闹非凡的婚礼上，突然一只老鼠从门口跑过去，这位新娘忘却了一切，狂奔过去追老鼠。作者的寓意是：本性难移，动物和人概莫如此。中国的“白蛇传”与这个寓言异曲同工。你看，白蛇都变为人了，但蛇的本性仍不变，饮了雄黄酒就要露出本性。中国有句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里的本性主要不是指个人的性格，而是人类共同的本性。现在我们都承认，人的本性是利己，即所从事一切活动的目的是个人利益最大化。现代生物学证明了这是人和动物的本性。
经济学是建立在对这种人性承认的基础之上的，因此，经济学的基本前提是理性人假设。理性人就是一切行为的目标为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人。经济学正是在这一假设之下研究资源既定时的最大化问题。对社会是GDP和社会福利最大化，对个人是收入和效用最大化，对企业是利润最大化和企业资产价值最大化。正是在对这种最大化的研究中得出了许多有意义的结论。离开了这个假设，经济学的全部内容都要被推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