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权谋下的王朝(3)

狱吏之贵

秦以严刑峻法治天下，尽人皆知。但是，怎么个严苛法，却不太清楚，因为秦朝的历史短，档案文书又被项羽一把火烧了个干净，小吏出身的萧何，也只是将田亩账册收了起来。所以，后世人们说秦朝之事，只能含含糊糊，稍一使劲，就说到汉朝了。

汉承秦制，对秦朝的严刑峻法，大体上照搬。当年作为亭长的刘邦，县吏的萧何，虽然地位卑微，毕竟属于法律的执行者，切实操练过，被管的时候，固然难受，但是管人之际，也相当威风，相当过瘾。当了家之后，昔日的印象还在，“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这种粗疏宽松的约法三章，当然不足以显帝王之尊，帝王之威，过帝王之瘾。在叔孙通的主持下，秦礼复活了，在萧何的主持下，秦法也在汉律中复活了。文景之治，推崇黄老，苛法稍懈，但武帝则又勒紧法纲，说是独尊儒术，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直到汉元帝时，儒术才真的在法律中起作用，所以西汉的盛时，盛行的依旧为秦法。

法苛则酷吏多，酷吏多则狱吏牛气，没有狱吏的配合，酷吏的威力就要减去一多半。西汉监狱多，仅京城之内，据清末法学家沈家本考证，有案可考的就有26所，名目相当多，犯了哪条，该进哪里，谁也不清楚，托人运动都麻烦。那个年月，按秦法的精神，王公贵族，皇亲国戚，达官贵人，犯了法，或者被人认为犯了法，都得进监狱。原本地位卑微的狱吏，由于时常可以看管这些贵人，自我感觉，无形中被抬高了，难免不威风八面。朱正回忆，说他被打成右派劳教的时候，管教队长碰到熟人就会把他们中级别最高的人找来无缘无故地训一顿，然后说，看，别看是厅级干部，现在归我管！古今狱吏，心有灵犀焉。

牛气的狱吏，对待犯人，肯定要加以折辱，打骂事小，侮辱人事大，那个时候，人，尤其是贵人，对脸皮很在意。折辱起来，一来威风，二来过瘾，三来可以索贿，要想少受点儿磨难，拿钱来。管你是谁，进了这里，就归我管，铁公鸡也得拔毛。绛侯周勃，吕后死后，对安刘定汉立过大功。刘邦认为，他死后，安刘氏者必勃也。这种人，一旦被怀疑有谋反之嫌，照样进监狱，照样受狱吏的折磨。他出狱后，感慨道：“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周勃脾气好，抗折腾，而且见机早，给狱吏塞了钱，不仅免了磨难，而且得以平安出狱。但有些人则死在狱中，周勃的儿子周亚夫，哀帝时的丞相王嘉，都在监狱里绝食而死，周亚夫还吐了血。有些血性汉子为了免受折辱，干脆在入狱之前，一死了之。比如李广，出征时因迷路而失期，不肯“复对刀笔之吏”，引刀自刎。李广的从弟李蔡，也因得罪而自杀，不肯“对狱”。虽然可能熬过磨难，出狱再起，但由于受不了狱吏的折辱，这些人宁愿一死。

狱吏折辱这些高官，难道不怕这些人一旦复出，转过来报复吗？看来他们不怕。以法治官，以法治民，是当时的“国策”，皇帝喜欢，各级官员也喜欢，个别人就是想报复，在技术上也行不通。京城的监狱，都是诏狱，具体管辖的人，直接对皇帝负责，复出后的高官，官再高，也是铁路警察，管不到这一段。地方的监狱，能管到的，一般都不关押官员，个别关了的，官员出来后也未必会报复。有一个故事很耐人寻味，说是景帝时梁国内史韩安国坐法抵罪，被关进梁国属县蒙县的监狱，狱吏田甲按规矩折辱他。韩安国说，死灰就不能复燃了吗？田甲道：如果复燃，就用尿浇。不久，韩安国果然官复原职，田甲闻风逃走。韩安国对田甲的族人说，如果田甲不来自首，我灭你们的宗族。田甲不得已，前来肉袒谢罪，韩安国开了一通尿溺的玩笑之后，却善遇之，认为田甲可以帮助他治理梁国。

看来，狱吏之恶，原本就属于苛法的一部分，国家通过狱吏对人犯的折磨，强化人们对法的恐惧，哪怕是达官贵人，也需要这种恐惧。就算你负屈含冤，宁可让人犯受尽折磨，庾死在监狱里，也不会稍微改善一点儿监狱的待遇。对于那个时代的司法制度而言，疑犯从有是威慑，监狱的磨难是惩罚，两者都是让人恐惧的法宝。过去的法治，就是刑治，有写在面上的刑，从原来的割鼻子剁腿、五马分尸、剁成肉酱，到打板子、抽荆条、流放、杀头。还有隐在下面的“刑”，就是狱吏私下来的，据说也是五花八门，《水浒传》上讲的杀威棒、吃黄鱼、焖干饭之类，都是。自汉以后，统治无非儒表法里，法家的阴影，从来就没有从司法中离去，尽管德政喊得山响，为政者操练起来还是想方设法让人恐惧，确立国家在所有人心目中的威严。所以，尽管有些朝代，比如明清死刑判决尺度很严，非皇帝点头不行，但在监狱里庾死者，却超过判死刑者不知多少倍，从这个意义上说，狱吏之贵，在某种意义上是国家之贵。

一出掉包戏的台前幕后

晚清的官场多事，最富戏剧性的要数杨翠喜案。杨翠喜本是天津的名伶，色艺俱佳，很受津门闲人的喜爱，可是突然有一天，美人从艺坛消失了。不久，地球人都知道了，原来佳人已属沙陀利，被当时权势最大的庆亲王奕劻之子——官拜农工商部尚书的贝子载振藏之金屋。

当然，美人杨翠喜不是自己花落贝子府的。那是日俄战争之后，载振奉命到东三省视察，路过天津，北洋大臣袁世凯设宴招待，席间杨翠喜献艺，载振一见之下，不觉忘情，手为之舞，足为之蹈。后来的事情就很简单了，杨翠喜进了载贝子的卧室，她成了某人送给贝子的礼物，随同大活人进献的据说还有十万雪花银。送礼的就是出自袁世凯门下，现任道台的段芝贵。不久，段芝贵一跃，由一个“地级干部”变成了署理黑龙江巡抚，跻身地方大员的行列。这样的破格提拔，据说在清朝还没有先例。

此时，晚清的吏治早已坏得一塌糊涂，即使如圣眷隆隆的岑春煊要想整顿，也只能铩羽而归，所以庆王父子才敢如此大胆妄为，让买官者破格得售。不过，吏治虽坏，朝廷反腐败的旗帜却并不倒，只是在反腐的背后总是有权力斗争的影子。庆亲王奕劻虽然势大权重，但他也有政敌，政敌就是朝中的军机大臣瞿鸿禨和地方大员岑春煊。在李鸿章之后的政坛上，瞿、岑的联盟虽然在和奕劻与袁世凯联盟的斗争中总是处于下风，但却并没有被彻底打垮，时不时地总要出来弄点事恶心一下对手。

地球人都知道的杨翠喜事件，给了瞿、岑一个看起来绝佳的机会，于是，瞿鸿禨的门生，现任御史的赵启霖跳出来奏了一本，把事给抖落了出来。事既然给捅出来了，彻查的官样文章是必须做的，一个以醇亲王栽沣和孙家鼐为首的“调查组”组成了。在调查组还没有动身之前，袁世凯命令手下干员杨以德马上将杨翠喜从贝子府转移，让盐商出身的商务局总办王竹林顶杠，充作杨翠喜的丈夫，并亲口教好了两人如何答对。总之，待到调查组进入现场，作案人早已移花接木，把张冠扣在李姓的脑袋上了。

醇王爷和孙家鼐也不是糊涂人，他们带人来了以后，睁着眼睛装糊涂，孙家鼐问了问王竹林和杨翠喜，录了原本是杨以德操办的口供，然后就回京复命，一场大案烟消云散，御史赵春霖丢了官，载贝子也自请辞职，国家又回到了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显然，瞿鸿禨和岑春煊不出面，谁肯卖力查呢？也许，他们看出来了，西太后根本也没有下决心，奕劻和他宝贝儿子还都在位置上，袁世凯更是大权在握，事件根本没有波及他。按袁世凯的说法，案件大事化了是因为奕劻平时人缘好，为人厚道，所以大家肯帮忙。

清朝自所谓的同光中兴以来，官场有种相当怪的现象，凡是有用、能干的官员大抵声誉不佳，曾国藩之后这种现象愈演愈烈。

到了袁世凯的时代，朝中最有用的能臣袁世凯居然跟最为贪黩的奕劻结成最牢固的联盟，靠收买奕劻实现他的政治抱负。这个奕劻，被英国《泰晤士报》著名的记者莫里循称为中国声名最恶劣的人物。杨翠喜案，段芝贵买官，袁世凯参与与否于史无证，不好说，但从后来的弥合掉包来看，他未必就不知情，况且，段芝贵得官也合乎他一贯的扩张势力的初衷。

客观地说，袁世凯在晚清的变局之中，于改革事业没少做贡献，清末新政的每项事业几乎都有他的份额，从行政、警政改革，到预备立宪。在推行改革的同时，他个人的势力也迅速膨胀，形成了唯他马首是从的庞大的北洋系，这一切都离不开庆亲王奕劻的大力配合。而奕劻作为皇室宗亲，居然全不顾自家祖宗的江山社稷，甚至在辛亥年，袁世凯逼清帝退位他也配合。那副嘴脸，连当时还是个孩子的溥仪都记忆犹新，等到奕劻死的时候，家属求谥号，这个关起门来的小皇帝居然要赐个“丑”字给他。

都说树倒猢狲散，其实树还没倒，猢狲就已经散了，身没散，心散了。即便根正苗红的自家人也未必靠得住，大家早就利用眼前的权势铺好了退路。

给西太后讲立宪

清末新政，立宪是最响、也最持久的呼声，后世把当年推动改革的人，称为立宪派。其实，在当时，朝野上下，像点儿样的官绅和绅商差不多都是立宪派，更不消说那些留洋回来的、新学堂出来的学生仔了。

光绪二十七年初（1901），西太后和光绪尚在避难地西安，新政就揭开了序幕，第一项改革就是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成外务部。这是迫于洋人的压力，经过义和团围使馆这么一闹，洋人不再容忍中国人当阿Q，明明一个外交部门，偏要宣称“总理各国事务”，好像把洋人家里的事都管了似的，于是中国终于有了一个跟西方接轨的政府部门。其后拖拖拉拉，几年动静不大，无非是改改官制，抄一抄当年戊戌维新的旧稿。但是这一抄，抄得康有为、梁启超及其门徒很兴奋，立马高调鼓吹立宪，民间舆论，也跟着热闹，依托租界的报纸差不多都在跟着办在境外的《新民丛报》的调子走。走在改革前列的人们，已经不满足于改改官制，出台几项奖励办学和工商的政策了，他们要求制度要有一个根本上的变动，正经八百地跟西方接轨。

到了1904年，俄国人和日本人在中国的东北打了一仗，这仗日本赢了，赢得很体面。在我们的教科书上，这是中国的耻辱，说人民都很愤怒，但是在当时，很多下层中国人，比如马贼张作霖和冯麟阁之流，在给日本人做密探。当然也有一些人在给俄国人做，其中某些倒霉的，被抓住了砍头，还被拍成了新闻片，不巧让在日本留学的鲁迅看到，沮丧的他弃医从文，这已经是后话了。我要强调的是，当时另一部分生活比较优越的中国人，尤其是热衷于改变的中国人其实对日本人战胜很是兴奋。因为此前，凡是持保守观点的人都认为俄国能赢，而持主张变革的人大多认为日本能赢。日本的胜利，在变革派看来，不仅给黄种人争了口气，而且说明，在落后的东方，只要坚持变革，就可以由弱转强，而变革的关键，大家公认是立宪。自然，日本能做到的，中国也能。从前甲午年，日本打败中国已经让国人举国震惊，这次居然连西方强国俄国也打败了，国人这一惊可是非同小可。

这一惊，也惊到了在颐和园纳福的西太后，因为自《日俄和约》签订，宫门之外就不那么清静了。不仅张謇、汤寿潜这样的名绅开始鼓噪立宪，连朝廷的达官贵人也坐不稳椅子，食指大动，思有所为。袁世凯和瞿鸿禨在官场上是政敌，明争暗斗无日或无之，但此时却一致认为，我大清该立宪。甚至连名声一直不大好，却为西太后所倚重的皇家懿亲庆亲王奕劻也附和袁世凯，半吞半吐地说着立宪的好话。地方大员，分量很重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周馥，也都对立宪表现出相当的热情。奏请立宪的折子，就这样一个又一个摆在了西太后老佛爷的案头上。

西太后老佛爷自逃难归来，脑子已经变得很开通了，整天地跟一群西洋贵妇（公使夫人）混在一起，看不惯也忍着，还时不时地赏她们一点儿中国的古玩。西方的非物质层面的玩意儿进来，对这老太婆来说，最担心的，一是皇家的位置，二是大局的动荡。立宪究竟会怎样，心里还是没底。这时候，一个人进入了她的视野，此人姓曹名汝霖，日本中央大学法律政治科毕业，回国应留学生考试拿了第二名，得了中西合璧的法科进士头衔。此人后来在“五四运动”中成了著名的亲日派卖国贼，但是在1905年，尚无此恶名，在政府里地位虽然不高，却是屈指可数的几个能干的“知日”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