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这种人被炒鱿鱼后，为了生存、生活，他们必须得重新找一份工作。此时他们的心中可能存在两种思想：一种是怀恨，一种是后悔。之所以怀恨，是因为老板不念旧情，把自己炒掉了；之所以后悔，是因为仔细琢磨了自己被炒掉的原因，明白这一结果是自己导致的，而不是别人故意设计陷害自己。不管是把原因归咎于老板还是自己，不管自己愿意还是不愿意，失去工作已经成了事实，必须得面对。
再来看看他们失业后的结果吧。或许幸运之神对他们格外偏爱，他们因此很快找到了另一份工作。曾因失掉工作产生怨恨心理的这种人，因工作来得如此容易，他们不禁有些许自豪，自我肯定了自己的能力，随后得到了这样的结果：不是本人能力不够，而是老板有眼无珠。有了这一番分析后，心中或许会暗暗得意：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接着，他们便投入了新的工作。虽然工作的环境和地点变了，但是他们还是和从前一样，我行我素，同样是做表面工作来掩饰自己，同样是辛苦地坐等时间一分一秒地逝去。然而，现在的大多数公司都是盈利企业，员工的业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公司的走势。他们也明白这一点，但就是不愿意采取积极的态度去对待，不管是从思想上还是行动上。竞争是残酷的，等待他们的将是再次失业。或许上司对他们的业绩不满意，或许上司同情他们，不忍心看着他们白白浪费时间并苦苦受着煎熬，决定帮助他们解脱。
在他们被迫重新择业的过程中，若是有人问其原因，他们肯定会以“跳槽”为借口，而将“被炒鱿鱼”生生地咽进肚子里。其实，他们与跳槽者的确有相通之处，因为他们都有工作经验；另外，他们与跳槽者也有着不同之处，那就是工作经验的内容有着本质的差别。所谓吃一堑、长一智，在不断地被炒、不断地择业的过程中，他们虽然不能够总结出如何提高业绩的方法，但是能够逐渐积累如何避免被炒的绝招。渐渐地，他们浑水摸鱼的本领越来越高，弄虚作假的技巧也越来越绝。凭着这种与众不同的工作经验，他们也能够在公司有一席之地。
他们的前程又将如何呢？他们的谋生手段是欺骗，在恶性循环的过程中，他们善于用一种新的欺骗方式去掩盖前面已经被揭露的欺骗方式，就如同用一个谎言去掩饰前一个谎言。然而，谎言毕竟是谎言，在时间的流逝中，终有被拆穿的时候。当一个大骗子最终被揭穿后，他将受到最为严重的物质或精神的惩罚，从此无路可走。什么是生活？生活对他们来说已经如黑云压顶般的沉重，让他抬不起头来。
当然，那些因失掉工作而后悔的人，在面对新的工作时，定然会加倍努力，尽职尽责去完成自己的工作。全身心投入让他们忘却了时间，从煎熬中解脱出来，他们的努力也会因此得到回报。不用再担心自己的不良表现被上司无意或有意地发现，不用担心自己会被“炒鱿鱼”，同样不会担心自己的工资问题。
与之对应的是，敬业能够带来双赢的结果。由于员工的敬业，公司会取得良好的业绩，当然，前提是公司的发展方向比较正确。如果公司的业绩上去了，公司自然会从中获得更多的利润，作为员工，其待遇和福利也会得到改善。如果自己表现突出，得到重用的几率会增加许多。除此之外，在敬业的过程中，还能够学会很多专业知识和技能，能够为以后的发展提供一些必需条件。因为，任何事物之间总是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性。即使以后的工作性质有所改变，如果能够在现有工作中非常敬业，那么从中得到的工作体会和工作经验，也定会让自己在新的工作中轻松自如。
关于敬业，我国古代已经有一些论述。古人曾说：“敬业何，不怠慢、不放荡之谓也。”这里提到的“敬业”是指一种对工作身心投入的工作态度。由于时代的变化，敬业的概念也愈来愈丰富。从表面上来看，敬业指的就是对自己所从事职业的敬重，它的表现是多方面的。
于是有人说了，敬业听起来好听，做起来可就难了，无非是让人卖力干活，这样工作下去多累啊，完全是一种自我虐待！如果有了这种想法，就必须尽快改正。一位名人曾说过，一个人最大的错误，是以为劳动只是为了别人。一个人之所以对工作抱着这种观点和态度，无论是在他的客观意识中还是在他的潜意识里，都会存在这样一种观念：工作只是为了老板，自己不会得到多少好处。也正如那位名人所说，对工作抱有这样的想法是一种致命的错误。
有些人觉得自己比较有才，瞧不起现在从事的工作。他们把自己比做百年松，比做大炮，比做鲁智深。结果，公司竟然把百年松当柴烧，用大炮去打苍蝇，让鲁智深去看管菜园，十足的大材小用！于是，在工作的时候，他们总是马马虎虎，视工作如儿戏，极尽敷衍之能事。他们学会了观察老板，有时还会引以为傲：“我能够猜到老板什么时候会来转一转，他每次来的时候都能看到我在努力工作。”如果这样下去，相信不会有很好的结果。
如果真觉得眼前的工作会使自己感到委屈，不妨果断辞职，然后去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如果不愿意辞职，那么就要有敬业的精神，认真完成每天的工作。只有这样，才会不断进步，不断积累各种各样的资本，从而创建更加美好的未来。
损人害己是大恶，利人利己是大善。懂得敷衍双损、敬业双赢的道理后，如何选择已经明若观火。
3、只怕不勤，不怕不精
业精于勤，稀稀松松永远不会达到精通。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
无论从事哪一种行业，都要精益求精。因为只有做到精益求精，才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从而能够比他人取得更加丰厚的劳动成果。
在学术界，任何一篇已发表的学术论文中都有新的内容出现。而要想写出这些新内容，发表者本人必须要经历一个精通的过程。因为，只有先精通一个领域，才能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得到新成果。一个对所在领域不能精通的学者，是无法取得新成果的。
学术界如此，各行各业亦如此。开出租车是一件苦差事，有时候需要“蹲点”，静待“目标”出现；有时候需要“移动作战”，以便搜寻“目标”。有的出租车司机说了，有时候不管选用哪种方式，总是拉不到客人，辛苦了一天没有收获的日子太难过了。然而有这样一个出租车司机，他总是能够满载而归。
有人就纳闷了，同是出租车司机，服务态度也没有多大差别，为什么他就比别人挣得多呢？原来，他有着自己的一套方法。
他总是带着一份地图，没事的时候就会留意附近的建筑物，以便熟悉环境。每到一处陌生的地方，他都会将这里的地名记下来。这样一来，他对当地地理路况的了解自然要比其他出租司机细致和全面。即使是一些叫不上名的小地方，他也能够准确无误地将客人送到。
另外，他对当地人的生活习惯了如指掌。根据自己掌握的规律，哪里需要出租车，他就会在哪里出现。比如，早上他会在各大酒店或饭店前找活，因为住酒店或饭店的人大都是外地人，有着各种各样的业务要做。吃完早餐后，肯定要出去办事。由于对环境比较陌生，出租车自然成了他们的最佳选择；快到中午的时候，他便赶到公司或写字楼集中的地方。因为这个时候在办公室工作的人员要出去吃饭，由于中午的休息时间比较短，并且是人流高峰期，挤公交车既费时又难受，出租车的快捷和方便就体现出来了；下午的时候，他就穿梭在各个银行中。因为人们习惯于下午去银行取钱或存钱，为了安全起见，取钱的人选择出租车的几率要比坐公交车大得多；接近黄昏的时候，他就把车开到飞机场、郊区等一些比较偏僻的地方，去接一些要回市里的人，因为这个时候是下班高峰期，下班的人陆陆续续往家里赶，堵车现象十分严重；晚上八九点钟的时候，他又会去一些热闹的娱乐饮食场所，把那些玩累的、吃好喝足的人送回家。
一天下来，他的车从不闲着，因此他挣的钱要比那些找不到活的司机多出许多。
对于故事中的这位出租车司机来说，工作的过程便是一个摸索的过程，而摸索的过程就是一个精益求精的过程。在精益求精的过程中，他充分掌握了地理位置和客流信息，从而在相同的时间不仅能够事半功倍，而且能够有充足的客源。
不过，要想做到精益求精，无疑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体力或脑力劳动。俗话说“勤学功深心似镜，苦练日久手出灵”，只要愿意去做，肯定能够成功。
庖丁解牛之初，所见乃全牛；三年之后，眼中只有牛骨脉络。何也？以勤致精也。
4、只怕无恒，不怕无成
苟有恒，何必三更起五更眠；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
——毛泽东
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有恒心，浅尝辄止或一暴十寒都是失败的根源。如果没有恒心，即使有高远的志向和崇高的目标也不过是痴人说梦。只要有恒心，哪怕一生只做一件事情，也会充分实现人生的价值。
汉代人崔瑗说：“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一旦决定做一件事并开始起步，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不能动摇。只要能够坚持到底，就能够用成功的果实来安慰自己。
19世纪中后期，英、法、德、意、日等世界列强把魔爪伸向了中国。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英签订的《南京条约》使曾国藩意识到“大局已坏”。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他的奏折中有这样的肺腑之言：“此次款议虽成，中国岂可一日而忘备？”他清醒地认识到，外国列强每次发动侵华战争倚仗的都是坚船利炮，只有用坚船利炮才可自强御侮。
1860年12月19日，曾国藩在《遵旨复奏借俄兵助剿发逆并代运南漕折》中说：“无论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舒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他并不赞成清政府借“夷力”来镇压太平天国，并将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落实在实际行动中，如向西方学习、兴办近代工业、造炮制船等，成为了兴办洋务的先驱。
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当恭亲王提出“购买外洋船炮”时，曾国藩立即附和。与恭亲王相比，他看得更远。他不愿满足于购买船炮，而是要设厂制造，这样不仅可以“剿发逆”，更可以“勤远略”、“富国强兵”。
1861年攻克安庆后，曾国藩率先开办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厂——安庆军械所，用来“制造洋枪洋炮，广储军实”。安庆军械所是一所综合性军工企业，主要生产子弹、火药、山炮及洋炮洋枪。曾国藩由此成为“洋务派”的领袖。1862年2月19日，曾国藩随李鸿章、李鸿裔在安庆城下观看一只准备出售的洋船，此船“无一物不工致”。曾国藩不禁感慨万千、赞叹不止，并由此产生了试造中国第一艘轮船的决心。他认为，“求自强之道，以学船炮为下手功夫”。
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中国要讲求自强，就得革新政治，访求人才，以学西洋制造船炮技术为基本要务。一旦学会了船炮的制造，那洋人的长处我们也有了。无论是与洋人和平相处还是相互敌对，我们都可有所倚恃，否则，‘曲固罪也，直亦罪也，怨之罪也，德之亦罪也’，与洋人没道理可讲，只能受人欺侮。”
曾国藩两手空空兴办实业，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不仅缺乏资金、技术，人才也很难得。幸好他早有准备，使得徐寿和华蘅芳这两位技术专家成为了他的顶梁柱。
1862年3月，在徐寿、华蘅芳通力合作下，安庆军械所制造出了一部轮船发动机，试验结果良好。此后，曾国藩通过徐寿、华蘅芳认识了在美国留学的容闳，并委派他前往国外采购“制器之器”，以供“母厂”所用。
在容闳远赴美国时期，造船工作仍在进行。经过不懈的努力，1864年1月，中国造船史上第一艘火轮船诞生了。虽然该轮船体积很小，但却是中国人自己制造的最先进的轮船。曾国藩欣然登船试航，并给这艘船取名为“黄鹄”号，认为造船业可以使中国独立自强，期望中国能像黄鹄那样“一飞冲天”，不再遭人宰割。
1865年6月，江苏巡抚李鸿章在上海虹口购买了一座美商的铁厂。该厂设备比较齐全，李鸿章将铁厂改名为“江南制造总局”。对于李鸿章兴办实业的热情，曾国藩给予了大力支持。1865年春，容闳购买的机器抵运上海，曾国藩将其归为“江南制造总局”。
曾国藩对江南制造总局非常重视，于1868年6月亲临上海视察该局轮船、洋炮等制造工程。当时，容闳建议他在附近设立一所“兵工学校”，招收一批中国学生，让他们学习机器工程理论及实验，借此培养一批造船机械师和工程师，不用再受制于他人。曾国藩对此建议深表赞赏，马上着手兴办学校。这所“兵工学校”不仅开创了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先河，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一批“制器之师”，为中国造船业的发展带来了便利与希望。
1868年8月，江南制造总局的第一艘轮船完工，这是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第一艘真正的近代化火轮船。曾国藩给这艘轮船命名为“恬吉”号，“意取四海波恬，厂务安吉也”。10月15日，曾国藩登上“恬吉”号试航。当初制造“黄鹄”号时，他就视造船为开风气之先，“中国振兴之象”。现在，真正可以与西洋的坚船媲美的第一艘近代轮船试造成功了，确实使人振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