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税同盟煤矿工业区

维尔纳·普芬尼希生活在德国埃森城外方圆四千英亩的关税同盟煤矿工业区，距离巴黎东北部三百英里。那里是钢城、煤乡——一个遍地是洞的地方。大烟囱吞云吐雾，矿井里的升降机忙上忙下，煤渣堆上光秃秃的树像一只只骷髅的手，挣扎出地面，刺向天穹。

维尔纳和妹妹尤塔是在维多利亚街的孤儿院长大的。孤儿院有两层，用煤渣烧的硬砖搭建。病童的咳嗽和新生儿的啼哭不绝于耳，破旧的衣箱里堆放着父母们的遗物：补丁摞补丁的衣服、有黯淡污渍的婚宴餐具，或是葬身煤矿的父亲褪色的照片。

维尔纳年幼的那几年是最萧条的时候。收工之后在矿区大门外乱哄哄斗拳的人，两百万马克一枚的鸡蛋，还有潜伏在孤儿院里凶神恶煞的风湿热。没有黄油，没有肉。水果只出现在记忆里。在最不济的几个月里，保育员只能在晚餐的时候给十二个孩子喂荠菜糊充饥。

七岁的维尔纳一副飘然世外的样子。小矮个儿、扇风耳、声音高而讨人喜欢；令人驻足的白头发似雪般洁白，如奶般丝滑，绝无仅有的白色。每天清晨，他穿好鞋，把御寒的报纸塞进怀里，然后就开始探究世界：接雪花、抓蝌蚪、逮冬眠的青蛙；花言巧语地换回面包店剩余的面包；定期给小朋友带回新鲜的牛奶；他也做手工：折纸盒、叠双翼飞机和桨会动的小船。

每隔两三天他就冒出一些让保育员目瞪口呆的难题，比如：“埃莱娜夫人，我们为什么打嗝？”

或者是：“埃莱娜夫人，月亮那么大，可它怎么看起来那么小？”

再或是：“埃莱娜夫人，蜜蜂知道如果蜇人它就得死吗？”

埃莱娜夫人是从法国阿尔萨斯来的新教徒修女，她给孩子们更多的是欣赏而不是管教。她经常用尖锐的假声唱法国民谣，喜欢喝雪利酒，所以时常站着站着就睡着了。有时候，她会用法语给孩子们讲她少女时代的故事，一直到很晚。那时，她惬意地生活在群山之中，屋顶上压着六英尺厚的积雪，天寒地冻；叫卖的小贩们喷吐着热气，山间的小溪雾气腾腾，葡萄园里冰雪压枝：俨然一个圣诞颂歌里的世界。

“埃莱娜夫人，聋子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吗？”

“埃莱娜夫人，为什么胶水没有粘在瓶子里？”

每当这时，埃莱娜总是笑逐颜开地抚弄着维尔纳的头发，轻声细语地说：“他们会说你太小了，维尔纳，你都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所以你不应该有那么多想法。不过，我相信你，我相信你一定能成大事。”然后，她把他送上阁楼的小床，那是他争取来的，在天窗下面的一个小空间。

有时候，他和尤塔一起画画。妹妹偷偷爬上他的小屋，他们趴在一起，拿着一支铅笔轮流画。尤塔比他小两岁，天资卓越。她最喜欢画巴黎，因为她见过那座城市的照片，在埃莱娜夫人的一本爱情小说的封底：双重斜坡的屋顶、若即若离的楼群和远处有铁格子的高塔。她的画上有扭曲的白色摩天大楼、结构复杂的桥梁和聚集在岸边的人群。

课后的其他时间，维尔纳用自己七拼八凑组建的手推车拉着妹妹在错综复杂的矿区里游荡。小车吱吱嘎嘎地滑下长长的碎石路，经过矿井小屋和燃烧的垃圾堆；路过整天一动不动的失业矿工，他们如同雕塑一般蹲在倒扣的货箱上。有个轮子总被颠掉，维尔纳会蹲下，耐心地拧紧螺丝。换班的工人络绎不绝，第二批慢吞吞地走进仓库的时候，第一批蹒跚着回家了，弓腰驼背，饥肠辘辘，头盔下的脸像黑色的炉瘤，死气沉沉。维尔纳总是叽叽喳喳地说“你好”、“下午好”，他们却从不回应，一瘸一拐地继续走路。也许他们根本就没看见维尔纳，因为他们的眼睛只盯着废石，德国经济崩溃的消息就像工厂里那些奇形怪状的废料一样正阴森森地逼近他们。

维尔纳和尤塔钻过闪亮的黑煤堆；爬过堆积如山的锈机器；他们在荆棘里采摘浆果，在旷野中寻找蒲公英，偶尔能在垃圾桶里找到土豆皮或者胡萝卜叶；下午，他们出去捡可以画画的纸，或者是旧牙膏，挤出管里残余的牙膏，晒干后做成粉笔。最远的一次，维尔纳推着尤塔到过最大的9号井，矿井被噪音层层包裹，像煤气炉的灶眼一样幽光闪闪；绳索摇摆、铁锤起落、劳动号子声声入耳，四面八方一副热火朝天的工业景象。他们看见运煤的小车从地下升上来，矿工们拎着饭盒涌出仓库，飞蛾扑火似的走向升降机。

“这下面，”维尔纳小声对妹妹说，“就是爸爸死的地方。”

夜色降临，维尔纳推着小尤塔穿过密集的居民区往回走，两人都一言不发。两个白雪似的小脑袋在炭黑的烟煤夹道中走向承载着他们卑微财富的维多利亚街3号。埃莱娜夫人在那里，她的怀里抱着一个嗷嗷啼哭的婴儿，她凝视着煤炉，疲惫地用法语哼着摇篮曲。一个刚会走路的孩子一下下地扯着她的围裙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