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前的公务接待工作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井冈山、瑞金革命时期

（1921.7—1934.10）

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和红色政权建立以来，就有了中国公务接待工作。

建党初期，公务接待工作主要是为党组织开展各项活动服务。这一时期共召开了六次党的代表大会，公务接待工作在会议组织、人员联络、代表接待、生活服务、安全保障、交通往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另外在共产国际、国共合作等工作中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927年10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以后，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湘赣边界特别委员会和湘赣边界苏维埃政府。井冈山革命时期的公务接待工作主要是为建立革命根据地、围绕“围剿”与“反围剿”军事斗争服务。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瑞金叶坪举行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与南京政府分庭抗礼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沙洲坝召开。与会代表693名，候补代表83名。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先后设了外交、军事、劳动、土地、财政、国民经济、粮食、司法、内务、教育、工农检察、中央审计、国家政治保卫局和临时最高法院等14个工作部门，建立了各种制度，制定了一系列法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建工农民主国家的成功尝试，是新中国的雏形。

也可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已见雏形的公务接待工作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根据当时政权组织架构、活动内容和接待能力，以及之后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外交部交际处的情况，可以断定当时已经有了专门的公务接待机构。这一时期公务接待工作已粗具规模，具备了一定的接待能力，有对内接待，也有对外接待，还设有招待所。公务接待工作从一开始就是党的政权创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节 延安革命时期（1935.10—1948.3）

党中央长征到达陕北以后，由于革命根据地的不断发展壮大，红色政权的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以及国内形势的发展和变化（1937年9月6日，根据国共两党协议，中共中央将陕北苏维埃革命根据地改称陕甘宁边区政府。1937年11月改称陕甘宁特区政府，1938年1月又恢复为称陕甘宁边区政府），延安革命时期的公务接待工作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接待机构健全，接待职能明确，接待经费列入财政预算，接待任务十分繁忙，接待范围非常广泛，接待形式多种多样，组织领导极为重视。

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外交部交际处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是临时中央政府的办事机构，同时也是西北苏区最高苏维埃政权机关。西北办事处于1935年11月成立，下设财政部、粮食部、土地部、教育部、劳动部、国民经济部、司法内务部和工农检查局等“七部一局”。1936年1月26日西北办事处发布第四号命令，宣布增设外交部，外交部下设交际处（这是到目前为止所能见到的我党设立的第一个称“交际处”的部门），处长由西北办事处秘书长伍修权兼任。不久，交际处改为招待科，科长为胡金魁，同时兼任招待所所长。地点位于保安（现志丹县）城内。1937年1月，招待所随中央机关进驻延安，设在延安城内大东门。

伍修权（1908－1997），湖北武昌人。1923年参加革命。1925年10月，由党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9月，进入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1930年转为苏联共产党（布）候补党员。1931年5月回国，即转为中共党员。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历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秘书长兼交际处处长、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处长、中央军委一局局长、东北军区司令部参谋长兼军工部政委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伍修权历任外交部苏欧司司长、副部长、中国驻南斯拉夫首任大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顾委常委等职；是第三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委，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中国共产党第七、第八、第十一、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特邀代表，第八届、第十一届中央委员，在党的第十二次、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委。

胡金魁（1906—1982），原名胡贵昌，江西新余市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所所长、外事处处长、招待科科长。1936年秋，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到延安，组织上派胡金魁接待并陪同斯诺采访两个多月。斯诺写下了著名的《西行漫记》。 新中国成立后，胡金魁历任中南局统战部秘书长、副部长，中南行政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共湖北省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常务副主席，全国第三届、第五届人民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

二、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

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原西北办事处所属机构改为隶属于陕甘宁边区政府。撤销了外交部，保留了招待科，负责外来宾客的生活接待，招待科科长为胡金魁。招待科后改为交际科，科长为金城。

1938年2月边区政府决定将交际科改为交际处，金城任处长。

金城（1906—1991），原名金树栋，浙江诸暨人。1925年参加“五卅”反帝爱国运动。1926年参加改组后的国民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金城脱离国民党，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参与发动了1930年著名的诸暨暴动。1937—1947年的10年中，历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科科长、交际处处长等职。他的工作成绩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赞许，毛主席曾写信表扬他。 1948年以后，金城一直在中央统战部工作，先后任副秘书长、副部长、顾问，并任第三、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和第五届政协常委。

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包括陕甘宁边区晋绥联防司令部交际处）又称“延安交际处”。延安交际处在行政编制、经费开支、支部生活等方面归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处管理，政治上、业务上初期归中央组织部，后由中央办公厅领导。

（一）延安交际处的编制

1938年2月2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关于边区行政组织编制的第三号命令，其中交际处人员编制为处长1人、招待科科长1人、管理科科长1人、招待员3人、管理员1人、会计员1人、通讯员2人、勤务员6人、伙夫3人、马夫1人，总计20人。

1942年1月交际处设处长1人。下设秘书科、联络科、招待科、总务科四个科，共有编制16人。处长除金城担任过外，周子健等人也曾担任过。

周子健（1914—2003），安徽省临泉县人。1932年参加反帝大同盟。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赴延安，先后入抗大、中央党校学习。后任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处长、延安交际处处长、中央统战部秘书处处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秘书厅副主任，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党组书记，第一机械工业部局长、副部长、部长，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安徽省省长，中共安徽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国家计委特约顾问，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五、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在中共十三大上，当选中顾委委员。

（二）延安交际处的工作职责

延安交际处的工作职能主要是：延安交际处是党中央、边区政府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对内对外公务接待工作的专设机关，负责进入延安的爱国人士、国民党要员等的接待工作，负责国际友人及外宾的接待和联络工作，负责统战工作，负责情报搜集工作。

（三）延安交际处的接待原则

延安交际处的接待原则是：“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据史料记载，仅1938—1942年，延安交际处就接待了各类来宾9000多人，以及大批考察团、访问团和中外记者采访团。当时国内外友好人士来到边区的有：斯诺、马海德、艾黎、史沫特莱、卫立煌、邓定珊、英国记者贝特兰、苏联朋友白列斯托夫和马里果夫。来支援抗战、参加边区建设的代表团、考察团有：白求恩医疗队，柯乐满为首的国际学联代表团，爱德华印度援华医疗队，南洋华侨陈嘉庚来延考察团，谢保樵、邓友德率领的21人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延安交际处在外事接待和统一战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延安交际处的接待工作

延安交际处的工作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例如，1944年6月中外记者参观团来延安后，由周恩来副主席亲自主管这一接待工作，并决定交际处在政治、业务上归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领导。周恩来对这次接待工作做了具体指示：一是宣传要实事求是，不浮夸，不弄虚作假。要以诚恳、坦白的精神同他们交朋友，以利于进一步开展国内外的统一战线工作。二是对中外记者既要一视同仁，又要区别对待，重点做好对外国记者的工作。三是生活方面的接待要热情周到，尽量予以优待，但切不可搞铺张浪费。延安之行给中外记者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们对延安和解放区做了比较客观的宣传报道，对广大群众和世界人民重新认识和了解延安起了积极作用。现将延安革命时期部分公务接待情况实录如下。

1937年：

1月8日，中共中央及中央工农民主政府进驻延安。 1月16日，延安人民欢迎抗日领袖毛泽东、朱德到延安，当晚，抗日救国会举行晚宴。 5月29—31日，南京国民党政府中央考察团到达延安。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举行欢迎宴会。

1943年：

1月29日，西北局与边区交际处邀请政府及参议会中党外人士举行座谈会。 11月29日，中共中央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招待会，招待出席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模范生产工作者大会的全体代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出席。 12月5日，西北局举行招待会，招待出席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模范生产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

1944年：

5月2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在杨家岭举行招待会，欢迎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及职工代表会议代表。毛泽东出席招待会。

6月9日，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一行21人来延安参观，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举行招待宴会为参观团洗尘；6月10日，朱德总司令在长官公署举行欢迎晚会；6月12日，毛泽东主席接见记者团全体人员。

7月3日，中共中央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会餐，招待出席边区合作社会议的全体代表。

8月7日，美国驻中缅印军总部观察组一行18人访问延安，毛泽东、朱德、林伯渠设宴款待。

9月16日，西北局办公厅举行招待会，招待出席留守兵团模范学习者代表大会的代表。

9月1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在中央礼堂举行招待会，招待留守兵团全体模范学习者代表，以及从敌后转战归来参加整训的各部队战斗英雄代表。

1945年：

5月11日，朱德总司令欢宴苏、美、英等国留延安朋友，庆祝盟军在欧洲战争的胜利结束。毛泽东亲临祝贺。

7月2日，中共中央举行盛大晚会，欢迎从重庆飞抵延安的黄炎培、章伯钧等六位先生。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到机场迎送。

8月15日，日本投降，延安欢庆胜利。晚上，在王家坪八路军总部，朱德总司令举行鸡尾酒会，宴请驻延安的盟国友人，共同庆贺反对日本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1946年：

2月4日，即农历正月初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宴请延安西区居民代表，共有30多人参加。

2月11日，西北局举行记者招待会，新闻单位30多人参加，习仲勋等领导人出席会议。

4月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举行晚会，欢迎民主建国军参观团。

6月29日，毛泽东、朱德在延安总部举行晚会，设宴招待国民党中央航空第八大队三十五中队机长刘善本上尉驾机起义投诚。

10月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举行晚会，欢迎三五九旅将士及廖承志等人。毛泽东、朱德、王震、周子健等人参加。

10月10日，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参议会及联防司令部举行晚会，欢迎民主建国军参观团。

（五）延安交际处的接待经费

延安交际处的接待经费是由中央管理局按照供给制拨发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拨发经费，以货币结算；二是实物核算，发给供给品。

供给制的主要项目有经常费、临时费（也称事业费）、粮秣、被服四大项。接待经费设在临时费项目中，包括招待费（外宾、著名人士等）、会议费（中央会议、劳模大会等）。按规定，凡从国民党统治区来延安的民主人士，由中央招待所接待，“每人每日伙食费小米7斤；每人每月白糖2斤，茶叶半斤，香烟两条；鸡蛋、水果酌发；每人发棉衣1套，皮大衣1件”，并按月发给较多的零用钱。

为了厉行节约、控制开支，许多单位都制定了对内接待的制度办法。现将《军委供给部辎重营1946年家属接待办法》实录如下。

军委供给部辎重营1946年家属接待办法

（一）家属是指工作人员的父母、妻子、同胞弟兄等，其他亲友、邻朋不算家属。家属来去均须向营部报告，以便登记。

（二）家属留住时间：

1.路程50～150里者，可住1～3天。

2.路程150～300里者，可住3～5天。

3.路程300里以上者，可住5～7天。

（三）家属待遇：

（1）留住时间吃饭的灶别与本人同。

（2）如带有牲口，按本营牲口草料标准发给。如是做生意者不发，概由自己负责。

（3）家属初次来者，来去各加餐招待一次。

（4）家属来往盘费，概由自己负责。特殊情况，经营部研究，酌情处理。

（四）属于雇工的家属，一般不负招待之责。

（六）延安时期席位安排的做法

延安时期在席位安排上实行的是“左为上”。例如，延安中央大礼堂曾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中央大礼堂现在还保留着当时党的七大召开时会议主席台的布置情景。在主席台正中央墙上是毛泽东（左）、朱德（右）的画像。这种“左为上”的排法，现在在有些场合仍然适用。

在复杂席位安排上，延安交际处也处理得颇为得当。如1944年6月在接待中外记者参观团时，会场需要悬挂四大同盟国领袖画像（苏、中、美、英），时任交际处长金城在其文集中是这样记载的：

我们的挂法既要从表面看无高低之分而实则有高低之分，使国民党不能挑剔，又要表达我们自己的立场和倾向。我们的挂法是：从左到右为斯大林、罗斯福、蒋介石、丘吉尔。按中国人的习俗是以中右为大，因此看起来是把蒋介石放在了首位，罗斯福第二，丘吉尔第三，斯大林放在最后。而按照外国人习惯从左向右排列，第一位是斯大林，把蒋介石、丘吉尔放在后面了，对外国人也不会产生不好的印象。周恩来副主席对这种安排很欣赏，他说这虽是一个技术问题，但体现了我们的立场和政策。后来延安其他单位挂像也都按这样的顺序。

需要解释的是，这里金城处长所说的“左”和“右”是书面语。说的是人们从台下往台上看时人们自身的左和右，而不是“四大领袖”正面向前，相互自身之间的“左手位”和“右手位”。两种表述，其实位置正好相反。为了更好地理解挂像位次的含义，现以图示加以说明（见图1—1）。

图1—1

对于图1—1，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作不同的理解。

第一种理解：“一”字形，从右至左按英文书写顺序排列（见图1—2）。

图1—2

第二种理解：居中右为上（国际惯例）（见图1—3）。

图1—3

第三种理解：“一”字形，从左至右按中国传统书写顺序排列（见图1—4）。

图1—4

第四种理解：居中左为上（中国传统）（见图1—5）。

图1—5

这种席位安排方法较好地平衡了各方的利益，照顾了彼此的舒适度，尊重了对方的习惯，坚持了自己的特色，至今对我们仍有借鉴意义。

1947年3月，胡宗南进犯延安，交际处随中央机关撤离延安。1948年4月延安收复后，交际处迁回延安。1949年6月后改为陕北行政公署招待所，后为延安交际宾馆。交际处旧址现保留有小礼堂和土窑洞数十孔。

三、八路军办事处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分别在西安设立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在太原设立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在兰州设立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在迪化（今乌鲁木齐）设立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在新乡设立八路军驻豫北办事处，在长沙设立八路军驻湘办事处，另有八路军驻南京、武汉、广州、香港、衡阳、重庆等办事处。办事处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不断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和争取了大批进步青年到延安和抗日前线，为革命输送了一批批新生力量；办事处作为沟通延安和苏联联系的主要渠道，接收和转运了苏联援助的及西北地区支援的大量抗战物资；办事处接待和迎送了大批革命同志、党的主要领导人以及中外人士。各个办事处成为中共在当地的一处“战斗指挥所”和“革命接待站”。

第三节 西柏坡革命时期（1947.7—1949.9）

这一时期的公务接待工作主要是为党中央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服务，为解放全中国、建立新中国国家政权服务。

一、华北人民政府交际处

华北人民政府于1948年9月在河北平山县成立，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前身。设有秘书厅、民政部、教育部、财政部、工商部、农业部、司法部、劳动部、财经委员会、水利委员会、法院、监察院和银行等政府工作机构，并成立了华北人民政府交际处，处长由申伯纯担任。

申伯纯（1898—1979），河北宛平辛庄（今北京丰台辛庄）人，中共情报工作者。192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1934年参加革命，曾任国民政府新编第十七路军政治处处长，1936年任第十七路军绥靖公署交际处处长，参加西安事变前后的斗争。西安事变时是张学良、杨虎城的新闻发言人。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八路军前方总部高级参议，开展对国民党上层的统战工作。1940年任八路军前方总部秘书长、第十八集团军总部秘书长。1941年7月当选为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议长。1943年任八路军前总情报处副处长兼豫北办事处主任等职。 解放战争时期，任华北人民政府交际处处长、八路军驻北平办事处处长等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政务院秘书厅主任、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全国政协常委等职。著有《西安事变纪实》。

二、“中央交际处”

“中央交际处”是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交际处的简称。

1948年4月中央城市工作部从山西到达平山县。

1948年9月，中央城市工作部更名“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主管政协、海外及国统区的工作，并成立了交际处。

“中央交际处”和“华北人民政府交际处”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直接归中央领导。处长为申伯纯、金城。

三、中共中央接待站（代号“309号院”）

1947年11月12日，石家庄解放。由于石家庄交通便利，又紧靠西柏坡，所以党中央移驻西柏坡后，便在石家庄设立中共中央接待站（代号“309号院”），成为我党对内、对外接待的中转基地。

新中国成立初期石家庄敌特活动频繁，为了确保途经石家庄往返西柏坡的中央领导、各野战军首长和来宾的安全，当时石家庄市委、市政府专门将华安西街12号（现在的西建街1号）设为中共中央接待站（编号为“309”），作为中央领导和各界进步人士的秘密接待场所，并严格实行四不政策：“一不广播、二不登报、三不见诸文字、四不对任何人讲。”当时在石家庄知道这个院子用途的只有决策层的核心人物，所以这个院在一段时期内显得十分神秘。

“309号院”是20世纪30年代日本人修建的住宅，占地1773平方米，是当时石家庄最高档、最豪华的建筑。它曾经接待过许多中央领导、国际友人及国民党投诚将士。

1949年年初党中央迁往北京，“309号院”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2004年9月22日，“309号院”旧址被正式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