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难忘这些人(6)
- 赋得永久的悔(精装珍藏版)
- 季羡林
- 4954字
- 2016-02-24 12:36:23
在日本期间,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箱根之行。箱根是日本,甚至世界的旅游胜地,我也久仰大名了。室伏先生早就说过,要我们到箱根去休养几天。我们从京都回到东京以后,又乘火车到了一个地方,下车换成缆车,到了芦湖边上,然后乘轮船渡芦湖来到箱根。记得我们到的时候,天已经黑下来了。街灯也不是很亮,在淡黄的灯光中,街上寂静无人。商店已经关上了门,但是陈列商品的玻璃窗子仍然灯火通明。我们看不清周围的树木是什么颜色,但是苍翠欲滴的树木的浓绿,我们却能感觉出来。这浓绿是有层次的,从淡到浓,一直到浓得漆黑一团,扑上我们眉头,压上我们心头。此时,薄雾如白练,伸手就可以抓到。我有一种奇异的感觉,仿佛遨游在阆苑仙宫之中。这一种感觉我从来没有过,从那以后也没有过。至今回忆,当时情景,如在眼前。
旅馆的会客厅里则是另一番景象,灯火辉煌,华筵溢香。室伏先生把他的全家人都邀来了。首先是他的夫人千津子,然后是他的大女儿、三友先生的夫人厚子,最后是他的外孙女,才不过一岁多的朋子。我抱过了这个小女孩,她似乎并不认生,对着我直笑。室伏先生等立刻拍下了这个镜头,说是要我为他的外孙女祝福。这个小孩子的名字来自中国的一句话: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据说还是周总理预先取下来的。这无疑是中日友好的一桩佳话。到了1986年,室伏先生第二次邀请我访日时,我们又来到了箱根,他又把全家都找了来。此时厚子已经又生了一个小女孩:明子。朋子已经三四岁了。岁数大了,长了知识,见了我反而不像第一次那样坦然了。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人生本来就是这样。我同室伏先生一家两度会面,在同一个地方——令人永远忘不掉的天堂乐园般的箱根。这是否是室伏先生有意安排的,我不知道。但是我个人觉得,这真是再好不过的安排。在这样一个地方,会见一家这样的日本朋友,难道这不算是珠联璧合吗?难道说这不是非常有意义吗?我眼前看到这个祖孙三代亲切和睦的日本家庭,脑筋里却不禁又回忆起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我简直想把这两幅情景连接在一起,又觉得它们本来就是在一起的。除了增添了一个小女孩外,人还是那些人,地方还是那个地方,虽然实际上不是一回事,但看上去又确乎像是一回事。我一时间真有点迷离恍惚,然而却满怀喜悦了。这一次在箱根会面,同上次有一点不同之处,就是中村元先生也参加了。这位粹然儒雅又带有一点佛气的日本大学者,平常很少参加这样的集会。这次惠然肯来,对我们来说,实在是一种幸福。我们虽然很少谈论佛教和梵学问题,但是谈的事情却多与此有关。我们有共同的爱好,所以很容易谈得来。他曾对我说,日文中的“箱根”,实际上就是中文的“函谷(关)”。我听了很感兴趣。在箱根这个人间胜境,同这样一位日本学者在一起生活了几天,确实令我永远难忘。这两件事情,一件是能来到箱根,第二件是能同中村元先生在一起,都出于室伏佑厚先生之赐。因此,只要我想到室伏一家,就会想到中村元先生;只要想到中村元先生,就会想到室伏一家。对我来说,这两者真有点难解难分了。我最近越来越感觉到,佛家说人生如电光石火,中国古人说人生如白驹过隙,这两句话意思一样,确实都非常正确的。我从前很少感觉到老,从来也不服老。然而,一转瞬间,蓦地发现,自己已垂垂老矣。室伏先生也已届还历之年,也算是初入老境了。当我在他这个年纪时,自认为还是中年。他的心情怎么样,我没有问过他。但是,我想,他也会有同样的心情吧。遥望东天,我潜心默祷,祝他长寿超过百岁!
我同几乎所有的人一样,忙忙碌碌了几十年,天天面对实际,然而真正抓得到的实际好像并不多。一切事物几乎都如镜花,似水月,如轻梦,似白云,什么也抓不住。对待人生,我自认为态度是积极的,唯物的。我觉得,人有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用不着伤春,也用不着悲秋,叹老不必,嗟贫无由。将来有朝一日离开这个世界时,我也决不会饮恨吞声。但是,如果在一切都捉不住的情况下,能捉住哪怕是小小的一点东西,抓住一鳞半爪,我将会得到极大的安慰。同室伏佑厚先生一家的交往,我个人认为,就属于这种极难捉到的东西之一,是异常可贵的。但愿在十年以后,当我即将进入期颐之年,而室伏先生庆祝他的古稀华诞时,我们都还能健壮地活在人间,那时我将会再给他的一家写点什么。
1988年7月22日
我的老师董秋芳先生
难道人到了晚年就只剩下回忆了吗?我不甘心承认这个事实,但又不能不承认。我现在就是回忆多于前瞻。过去六七十年不大容易想到的师友,现在却频来入梦。
其中我想得最多的是董秋芳先生。
董先生是我在济南高中时的国文教员,笔名冬芬。胡也频先生被国民党通缉后离开了高中,再上国文课时来了一位陌生的教员,个子不高,相貌也没有什么惊人之处,一只手还似乎有点毛病,说话绍兴口音颇重,不很容易懂。但是,他的笔名我们却是熟悉的。他翻译过一本苏联小说:《争自由的波浪》,鲁迅先生作序,他写给鲁迅先生的一封长信,我们在报上读过,现在收在《鲁迅全集》中。因此,面孔虽然陌生,但神交却已很久。这样一来,大家处得很好,也自是意中事了。
在课堂上,他同胡先生完全不同。他不讲什么“现代文艺”,也不宣传革命,只是老老实实地讲书,认真小心地改学生的作文。他也讲文艺理论,却不是弗里茨,而是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都是鲁迅先生翻译的。他出作文题目很特别,往往只在黑板上大书“随便写来”四个字,意思自然是,我们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愿意怎样写,就怎样写,丝毫不受约束,有绝对的写作自由。
我就利用这个自由写了一些自己愿意写的东西。我从小学经过初中到高中前半,写的都是文言文;现在一旦改变,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适应。原因是我看了大量的白话旧小说,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鲁迅、胡适、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茅盾、巴金等人的小说和散文几乎读遍了,自己动手写白话文,颇为得心应手,仿佛从来就写白话文似的。
在阅读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在无意识中形成了自己对写文章的一套看法。这套看法的最初根源似乎是来自旧文学,从《庄子》《孟子》《史记》,中间经过唐宋八大家,一直到明末的公安派和竟陵派,清代的桐城派,都给了我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灵感。这些大家时代不同,风格迥异,但是却有不少共同之处。根据我的归纳,可以归为三点:第一,感情必须充沛真挚;第二,遣词造句必须简练、优美、生动;第三,整篇布局必须紧凑、浑成。三者缺一,就不是一篇好文章。文章的开头与结尾,更是至关重要。后来读了一些英国名家的散文,我也发现了同样的规律。我有时甚至想到,写文章应当像谱乐曲一样,有一个主旋律,辅之以一些小的旋律,前后照应,左右辅助,要在纷纭变化中有统一,在统一中有错综复杂,关键在于有节奏。总之,写文章必须惨淡经营。自古以来,确有一些文章如行云流水,仿佛是信手拈来,毫无斧凿痕迹。但是那是长期惨淡经营终入化境的结果。如果一开始就行云流水,必然走入魔道。
我这些想法形成于不知不觉之中,自己并没有清醒的意识。它也流露于不知不觉之中,自己也没有清醒的意识。有一次,在董先生的作文课堂上,我在“随便写来”的启迪下,写了一篇记述我回故乡奔母丧的悲痛心情的作文。感情真挚,自不待言。在谋篇布局方面却没有意识到有什么特殊之处。作文本发下来了,却使我大吃一惊。董先生在作文本每一页上面的空白处都写了一些批注,不少地方有这样的话:“一处节奏”“又一处节奏”,等等。我真是如拨云雾见青天:“这真是我写的作文吗?”这真是我的作文,不容否认。“我为什么没有感到有什么节奏呢?”这也是事实,不容否认。我的苦心孤诣连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却为董先生和盘托出。知己之感,油然而生。这决定了我一生的活动。从那以后,六十年来我从事研究的是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与文章写作风马牛不相及。但是感情一受到剧烈的震动,所谓“心血来潮”,则立即拿起笔来,写点什么。至今已到垂暮之年,仍然是积习难除,锲而不舍。这同董先生的影响是绝对分不开的。我对董先生的知己之感,将伴我终生。
高中毕业以后,到北京来念了四年大学,又回到母校济南高中教了一年国文,然后在欧洲待了将近十一年,1946年才回到祖国。在这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一直没有同董秋芳老师通过信,也完全不知道他的情况。50年代初,在民盟的一次会上,完全出我意料之外,我竟见到了董先生,看那样子,他已垂垂老矣。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他也非常激动。但是我平生有一个弱点:不善于表露自己的感情。董先生看来也是如此。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揣着一把火,表面上却颇淡漠,大有君子之交淡如水之概了。
我生平还有一个弱点,我曾多次提到过,这就是,我不喜欢拜访人。这两个弱点加在一起就产生了致命的后果:我同我平生感激最深、敬意最大的老师的关系,看上去有点若即若离了。
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董先生退休了,离开北京回到了老家绍兴。这时候大概正处在“十年浩劫”期间,我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自顾不暇,没有余裕来想到董先生了。
又过一些时候,听说董先生已经作古,乍听之下,心里震动得非常剧烈。一霎时,心中几十年的回忆、内疚、苦痛,蓦地抖动起来。我深自怨艾,痛悔无已。然而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是无法挽回的。看来我只能抱恨终天了。
我虽然研究佛教,但是从来不相信什么生死轮回,再世转生。可是我现在真想相信一下。我自己屈指计算了一下,我这一辈子基本上是一个善人,坏事干过一点,但并不影响我的功德。下一生,我不敢,也不愿奢望转生为天老爷,但我定能托生为人,不致走入畜生道。董先生当然能转生为人,这不在话下。等我们两个隔世相遇的时候,我相信我的两个弱点经过地狱的磨炼已经克服得相当彻底,我一定能向他表露我的感情,一定常去拜访他,做一个程门立雪的好弟子。然而,这一些都是可能的吗?这不是幻想又是什么呢?“他生未卜此生休。”我怅望青天,眼睛里溢满了泪水。
1989年11月3日
吴雨僧(宓)先生
吴雨僧(宓)先生逝世后十二年,“文化大革命”泼到他身上的污泥浊水已被完全洗清。他的亲属和弟子们会于陕西西安和泾阳,隆重举行“吴宓先生诞辰九十五周年纪念大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作为他的及门弟子,我虽然没能躬与盛会,但是衷心感慰激动,非可言宣。被污蔑、被诽谤只能是暂时的,而被推重、被怀念则是永恒的。历史上不乏先例。将近六十年前,我在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读书时,听过雨僧先生两门课——“英国浪漫诗人”和“中西诗之比较”。当时他主编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我忝列撰稿人名单中,写过一些书评之类的文章。因此同他接触比较多。工字厅“藤影荷声之馆”也留下了我的足迹。当时我和我的同学们对雨僧先生的态度是有矛盾的。一方面,我们觉得他可亲可敬,他为人正派,表里如一,没有当时大学教授们通常有的那种所谓“教授架子”,因而对他极有好感。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对他非常不了解,认为他是一个怪人,古貌古心,不随时流,又在搞恋爱,大写其诗,并把他写的《空轩十二首》在课堂上发给同学们,从而成为学生小报的嘲笑对象。我们对他最不了解的是他对当时新文学运动的态度。我们这一群年轻学生,无一不崇拜新派,厌恶旧派。解放后有一段时期流行的“左”比右强的风气,不意我们已经有了,虽然是无意识的。所谓“新派”指的是胡适、陈独秀、鲁迅等文坛上的著名人物。所谓“旧派”则指的是以雨僧先生为首的“学衡派”。我们总认为学衡派保守复古,开历史倒车。实际上,我们对新派的主张了解得比较多,对旧派的主张则可以说是没有了解,有时还认为不屑一顾。这种偏见在我脑海里保留了将近六十年。一直到这一次学术讨论召开,我读了大会的综合报道和几篇论文,才憬然顿悟:原来是自己错了。
五四运动,其功决不可泯。但是主张有些过激,不够全面,也是事实,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有人主张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足以矫枉。这个道理也可以应用到五四运动上。特别是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五四运动在基本上正确的情况下,偏颇之处也是不少的,甚至是相当严重的。主张打倒孔家店,对中国旧文化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扬弃,当时得到青年们的拥护。这与以后的“文化大革命”确有相通之处,其错误是显而易见的。
雨僧先生当时挺身而出,反对这种偏颇,有什么不对?他热爱祖国,热爱祖国文化,但并不拒绝吸收外国文化的精华。只因他从来不会见风使舵,因而被不明真相者或所见不广者视为顽固,视为逆历史潮流而动,这真是天大的冤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