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我们山区比较潮，母亲的腿风湿是比较严重的，但是母亲都咬着牙坚持上山下地干活。直到有一天，母亲下地去干活了，我们几个则到山上去采野菜，我们回来的比较晚，本来我们想，母亲肯定把饭给我们做好了，但是我们回到家以后却不见母亲回来，于是我和姐姐顾不得饥饿，赶紧往母亲下地的方向去找。我们在去的路上碰到下工的乡亲，他们说你妈妈还在地里，我们就往母亲干活的方向跑，只见母亲趴在田埂上，满身都是土，脸色苍白，豆大的汗珠顺着脸往下淌，母亲咬着自己的下嘴唇似乎很痛苦。姐姐赶紧扑过去扶母亲，我也赶紧过去企图把母亲扶起来，但是凭我们俩的力量根本扶不起母亲，因为她自己一点力也使不上，于是姐姐俯下身把头伸到母亲的腋下，我也照姐姐的样子使劲往起抬母亲。这时只听母亲惨叫一声就晕了过去，我和姐姐都吓哭了，姐姐对我大喊：‘小弟赶快回村子里喊人。’我又饿又累又怕，跌跌撞撞地往村子里的赤脚医生家里跑，赤脚医生陈二明叔叔正在家里吃饭，看到我一头冲进屋，他们全家都吓了一跳，我大声哭喊着，让陈叔叔赶紧去救母亲。陈叔叔听了我述说的情况后，把他的两个儿子也叫上，拿了一块有半个床宽的木板就跟上我往田里跑。跑到田里，母亲虽然已经醒过来，但是还是不能动。陈叔叔问母亲哪里疼，母亲指指自己的膝盖说腿疼。陈叔叔把母亲的裤子卷起来一看母亲的膝盖红肿的很厉害，陈叔叔说：‘风湿性关节炎急性发作。’于是大家七手八脚地往木板上推母亲，结果母亲又大叫着再一次疼昏了过去。我一看母亲的后背，母亲的衣服都被汗水浸湿了，里边的红色衬衣已经将外面的黄色外衣染红了。在陈叔叔一家的帮助下我们把母亲抬回家，在把母亲往床上移的时候，母亲脸色苍白，我们刚一动她她又一次惨叫一声昏了过去。陈叔叔忙活了一阵，他回家去拿了一支像甘蔗那么粗的针管子，将那粗粗的针头插进母亲的关节，然后慢慢地往出抽，大概抽了四十分钟从母亲的一条腿里抽出了将近一管子黄色液体，紧接着陈叔叔又从母亲的左腿里抽出了一管子，然后给母亲打了一针。过了一会儿，母亲沉沉地睡了过去，陈叔叔说没事了，这才回了家。
陈叔叔在家里排行老二，他的哥哥在遥远的黑龙江工作，他的父亲是一位老医生，父亲在城里，‘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就被批斗至死了。父亲临死之前嘱咐陈叔叔赶紧带着孩子回老家去。说：‘只有回到老家，你的医术才能有用武之处，你也才能保护你的老婆孩子。’就这样陈叔叔就回到了老家，家乡的父老乡亲都知道他们父子的医术，因此陈叔叔一回到家乡就有很多人找他看病，再加上我们村子和周围几个村子都没有医务室，于是陈叔叔就成了我们周围几个村子的赤脚医生。姐姐一夜没睡一直守在母亲身边，清晨母亲醒来后说：‘孩子们，妈妈把你们吓坏了，对不起。’姐姐说：‘妈妈您说什么呢，您每天起早贪黑地照顾我们，你有病我们照顾您是应该的。’由于母亲的腿不知怎么搞的支撑不住身子，她再不能下地干活了，于是姐姐就代替母亲去干活，但是姐姐毕竟是小孩子，不能给全工分，因此到了秋天我们家分的粮食就要倒找钱，或者少分给一些口粮。父亲很长时间没有寄钱了，我们那时就是分够了口粮也不够吃，如果少分了口粮我们就难活了。我们在粮场上苦苦哀求生产队长不要扣我们的口粮，正在这时田胖子来到粮场，他问生产队长是怎么回事，生产队长向他讲了我们家要少分口粮的事情。我们心惊胆战地看着他，不知他要说什么，让我们万万没想到的是，他却说，让生产队长把粮食全部分给我们，其余的事情由他来处理。我们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们回到家本来要把喜讯告诉母亲，却看到母亲的脸青紫了一大块，原来母亲的腿没劲，她下地腿支撑不住，摔到地上脸碰到桌子腿上，把脸碰青了。姐姐一个劲地埋怨母亲，说：‘以后您不要给我们做饭了，等我们回来自己做。’母亲眼里沁满了眼泪，但她什么也没说。我则赶紧把我们分口粮的事告诉了她，但我发现她并没有什么喜悦。
有了口粮我们似乎觉得心里安稳了许多，尽管母亲的病好的较慢，但是生活还算平静，然而好景不长，这一天，姐姐带着妹妹下地，我则独自上山去拾柴，没有姐姐、妹妹在一起我感到很没意思，于是我拾了一捆柴背上回来了。我把柴摊开晾上，就习惯性地往母亲的屋走去。然而当我推开母亲的门，我突然惊呆了，只见田胖子像一头退了毛的大肥猪趴在母亲身上，母亲在他的身下无力地挣扎着。我立刻血往头上涌，回头抄起一把耙地的耙子，就朝田胖子打了过去，他的屁股上立刻出现了几个血印。田胖子翻身下地，赶紧穿上短裤，我则扑向母亲，母亲紧闭双眼，浑身颤抖。我看到母亲的惨状，就又回过头扑向田胖子，田胖子刚穿上裤子，上衣还未来得及穿，他抱着上衣就往外跑，我则提着耙子紧追出去，然而我毕竟是小孩，田胖子东一拐，西一拐，就不见了。我于是赶紧去田里找姐姐，等我和姐姐赶回家中，母亲已经割喉自杀了。我太后悔了，我应该先顾母亲，母亲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姐姐吼着让我赶紧去喊陈叔叔，陈叔叔来了之后看到姐姐将母亲的脖子用白布缠了一圈又一圈，但血还是使劲地往外渗，就赶紧给母亲打了止血针，给母亲做人工呼吸，并使劲捶了她的胸部几下，直到折腾得满头大汗，他站起来无力地摇了摇头，叹了口气说：‘孩子们，不行了。’我们几个都傻了，我们一起跪下乞求陈叔叔想办法把母亲送到镇上的医院去。‘没有用了，孩子们，赶快通知你们的父亲。’这时我们才看到母亲写好的遗书：
对不起了，孩子们，我本来早就想死了，但是为了你们，我屈辱地活着，桌子上是家里所有的钱和粮票，拿上钱和粮票去找你们的父亲，在去之前暂时不要告诉你们的父亲我走的事情。你们也不要找田胖子去算什么账，也不要说什么，把我葬了就行了。宏英，你是老大，你要坚强，负起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宏喜，你是个男孩子，你要像个男子汉，听姐姐的话，你们两个要把小妹带好，让她长大成人。我把你们几个的冬衣都做好了，每人做了几件，够穿几年的了。我给你们的父亲也写了一封信，你们去的时候把信带上。咱们家不欠任何人家的钱财。永别了！我可怜的孩子们，妈妈是爱你们的，希望你们不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要活下去。你父亲那里也不知发生了什么，如有不测，你们就到甘肃去找你们的叔叔。
妈妈绝笔！
看了母亲的遗书我们几个哭得更厉害了。小妹趴到母亲身上哭得撕心裂肺，她哭喊着：‘妈妈您怎么不要我了！您怎么不要我了！’在我们哭作一团的时候陈叔叔出去叫来了罗贵爷爷和我们家的几个本家长辈，他们商量着说是要给父亲发电报。姐姐告诉他们说我们在这之前给父亲写过信、打过电话，也发过电报但都没有回音。他们说，不管怎么样也要发一个电报。就这样，等了三天也不见父亲的回音，乡亲们就帮我们把母亲葬了。姐姐请人帮忙做了一个木牌，姐姐自己用铅笔画好字的轮廓，然后用凿子一点一点刻了出来，立在了母亲的坟前。在母亲去世21天之后姐姐带着我们去找父亲，罗贵爷爷和陈叔叔把我们送上去武汉的火车，他们对我们千叮咛万嘱咐：‘孩子们，到了武汉要是找不到你们的爸爸，就赶紧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