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浪漫的诗人不会甘心被围城关住，他在迟来的洞房之夜里完成了传宗接代的任务后，几乎是立刻便离开了硖石，就近去了上海沪江大学继续他的修业。1916年科天，他考入北洋大学法科特别班。第二年，由于北洋大学预科部并入北大，因此徐志摩再次北上，进京学习。只是这一年，他的福叔因为袁世凯的复辟举动，离开了北京。
福叔的离开，让徐志摩失了一位可以倾谈的对像，但这并没有给徐志摩造成多大困扰，相反，他这一年轻轻松松便过完了。他家境殷实，没有温饱的烦扰；他为人聪慧，选着自己爱学的课；他志向高远，以留洋为盼，精神亦有所寄托；更何况，他通过张幼仪的二哥张君励，拜入梁启超门下做了入室弟子，身价与前途都像闪光的星子一般耀眼明亮。海宁硖石保宁坊徐家老宅里那座阴郁的婚姻牢笼，都似乎被顺心的生活阳光融化了。就在他拜师不久，1918年8月，徐志摩终于搭上了载他留洋的南京号去了美国，留下了老宅里的张幼仪，依然寂寞。
丈夫离开了，张幼仪没有回忆可守。两年的婚姻生活中，她能想起来的仅仅是丈夫的冷眼与漠视。在丈夫出国留学的日子里，留在硖石的张幼仪所拥有的最多东西，便是时间，但他的丈夫没有给他年轻的妻子留下任何可供她打发寂寂年月的念想，除了他留给她的儿子徐积锴。徐志摩去美国时，他的儿子刚刚满四个月。可这个儿子也不过是徐志摩为尽孝道不得不履行的婚姻责任。
责任二字在旧时的中国是大多数婚姻得以延续的支撑。如果徐志摩没有出国，如果他日后没有遇到那些，“偶然投射在他波心的云影”，他是否能依着这“责任”二字，成全了幼仪平淡的生活？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责任”二字却牢牢地将幼仪锁在了他与徐志摩有关的所有事情上，仿佛是前世欠下徐志摩的情债，今生用了她所有的时间来一一偿还，直到徐志摩死去。
很多年以后，张幼仪的房间里仍挂着徐志摩的油画，在她的台桌玻璃下，压着有关徐志摩的消息。戏台上的演员来来去去，张幼仪始终站在一个属于她的角落里，固守着传统女人对生命中第一个男人的执著，演着她的独角戏。幼仪在这场戏里，仅有一张与徐志摩的合照。那张照片里，她戴着圆顶帽子，虽然沉静但却带着难掩的腼腆，甚至有些不安地，在嘴角扯出一道看似笑容的曲线。她身旁的丈夫徐志摩脸上挂着浅淡的笑。这张照片摄于1920年，彼时两人结婚已经有6年，但照片中的他们，身体语言显得如此拘谨，像是一对不相熟的人被凑在了一起……
1920年冬，徐家老宅里接到了徐志摩的一封信。或许这是丈夫从海外寄回的信中，最熨帖幼仪心灵的一封。信中说道：
“父母亲大人膝下：
儿自离纽约以来，过二月矣！除与家中通电一次外，未尝得一纸消息。儿不见大人亲笔恐有年矣。儿海外留学，只影孤身，孺慕之私，不俟罄述。大人爱儿岂不思有以慰儿耶？......从前钤媳尚不时有短简为慰，比自发心游欧以来，竟亦不复作书。儿实可怜，大人知否？即今铃媳出来事，虽蒙大人慨诺，犹不知何日能来？张奚若言犹在耳，以彼血性，奈何以风波生怯，况冬渡重洋，又极安便哉。如此信到家时，犹未有解决，望大人更以儿意小助奚若，儿切盼其来，非徒为儿媳计也……”
她的丈夫写信来，要她去陪他了。
丈夫走了两年，他每次写信回来的开头都是“父母亲大人”，每次只到信的最后才提到自己，每一次信中对儿子的关照要比对自己的多上许多，可这一次，虽然信的开头仍是“父母亲大人”，但信纸上却满满的，尽是要她出洋去陪她呢。
这封信似乎吹走了幼仪心头那层从新婚当天起就布下的尘土。于是，她变得比往日轻快，心里有了以往从不曾有过，甚至不敢有过的希望。在这以前，幼仪从来不敢问公婆她是不是能够去陪丈夫，即使是丈夫来了这样一封看起来殷殷迫切的信，她仍是不敢问。幸好，还是疼她的二哥张君劢劝服了公公。1920年冬天，幼仪终于也踏上了渡洋的甲板。她要先到法国马赛，再转飞机到英国。
轮船整整在海上走了3个星期。这3个星期里，幼仪把与丈夫相见的情境，把他们未来的生活翻来复去地想了不知已有多少遍：志摩出国有两年了，他一定有了变化，胖了？瘦了？他一定是想家的，想阿欢（徐积锴的乳名），或许……也想我；他一定需要我，否则他怎么会专门写信要我去陪他？我要告诉他，我接到他的信后，下了决心要出来，就连阿欢我也放下了。他还小，但婆婆她们可以照顾；这海船真的不好坐，晃得人直晕……他让我来陪他，他需要我，我们的日子可以重新开始了。或许，我在外头可以和他一样去上学？这样，他会更喜欢我了，他喜欢有思想，开放一点的女人……幼仪靠着栏杆，一道黄昏的光影静静铺展在甲板上。远处的海平线上，出现了蜿蜒错落的海岸线。
船靠岸的时候，幼仪隔着层层的人潮，一眼就看见了她的丈夫。他穿着一件瘦长的黑色毛大衣，脖子上围了条白丝巾，站在人群中，那么显眼。丈夫很好认，并不是因为他的衣着多么显眼，只是因为他的神情于幼仪而言那样熟悉，又与接船的人群那样不一致。很多年以后，张幼仪回忆起那时她看到的徐志摩时说：“他是他们当中唯一露出极不愿意到这里来的神情的人。”
如果幼仪的心曾经轻快过，那么此刻，在它狠狠地砸到地上，发出闷闷的一声响。那些日日遥想的倾诉，那些憧憬与希冀，都随着心的落地变得悄无声息；如果那封信曾经让她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那么如今，人群中的徐志摩，远远地，便用那种仿佛永远不会变的冷漠表情，惊醒了她的梦。
（三）沙士顿的“同居”生活
在英国伦敦郊区有个地方叫Sawston，徐志摩说，那里是“沙士顿”。他还说，那里有座小屋，是他与张幼仪同居的地方。“同居”，并不是用来形容夫妻共同生活的词。像徐志摩这样，将爱情视作宗教的人，在情感上始终也没有承认过他与张幼仪的婚姻。
在他眼里，那场婚姻徒有一个空洞的躯壳，张幼仪只是一个与自己同住在一个屋檐下，以合法的方式生活在一起的女人。当初在硖石老家，他就从未曾用正眼瞧过张幼仪。他的视线也总是像掠过空气那样，掠过这个父母送来的妻子。但现在，他得把这个与他不搭调的女人接到身边来，在这个异国郊区的小屋里，日日面对面，怎么想都不是滋味。
这个女人为什么就不能有些风情呢？在马赛接到她的时候，她竟还穿着土气的旗袍，说什么，那是她精心挑选出的。既然到外头来，就得有点洋气不是么？这身旗袍太不入眼，与法国的气质太不谐调。还是带她去买了一身当下时髦的衣裳，圆顶帽，连身裙，黑丝袜，亮皮鞋。挺好，可你瞧她那个样子，别别扭扭。乡下土包子就是乡下土包子，不知道新潮，不知道接受外面的好。
她连照个相，都拘谨成那样。不就是靠近一些拍个合照？多正常，多简单的动作。既然你把我当丈夫，亲近一点又有什么关系？你看法国大街上的情侣，哪个不是见了面，先来一个热烈的拥抱。可她，还守着那份家教。传统传统，矜持压抑，这样的女人，死守在传统里，不知道要逃跑。
既然来了，就让她见识见识外头的风景和人事，所以带她走了一圈。看埃菲尔铁塔，看巴黎圣母院，看凡尔赛宫，看枫丹白露。这些景致很好，但她不懂这里的历史、故事与情调。也懒得与她细讲，走马观花，匆匆看了一圈，还是早点转飞机去英国的好。
直到很多年以后，徐志摩还记得那次乘机的经历。他记得，张幼仪从一上飞机开始，就窘迫得拎不清。腿痒去抓，结果，那细腻的丝袜就因她的粗陋破了洞。那双脚，在柔软的皮革里不安份地扭动。唉，乡下土包子。她后来竟是要吐了，可她居然抓过了帽子，幸亏还算机灵，换了纸袋……“你真是个乡下土包子……”他终于没有忍住，还是说出了奚落的话。结果，他话还没说完呢，自己竟也吐了起来。后来，徐志摩回国当老师的时候，在一次课堂上跟学生们说起这次经历，他对自己的这次出糗这样解释：“想来是因为天气恶劣……这一路吐着，从巴黎吐到了伦敦。”但他没有告诉学生们，他因这次吐，而被那个他看不上的女人小小回击了一记：“我看你也是个乡下土包子。”那话音里，分明有点报复的小小快意。
那次飞行，一路，无话。
飞机落了地。徐志摩站起来走向舷梯。机场来了两个中国人，是接机的友人。他很开心，一扫飞机上的沉闷，脸上生动了起来，几乎是冲下了舷梯。与来人拥抱，用的洋人的方式；他们的交谈，也用洋人的话。张幼仪静静立在一边，她无法参与，她没有被介绍，她仿佛不存在。窘迫，无聊，那个男人为什么一直提他的裤子？另外那个人的脸为什么一直在抽搐？好不容易得了空当，问丈夫：“这是你的朋友吗？”可她只等来一个轻蔑的眼神。丈夫扔下她，转身离开。她步步跟上，心想，那样举止没分寸的朋友，也入不了她的眼的。
看起来，丈夫还是那个在硖石的丈夫，但她可以变成更新潮的她。她没有缠过脚，她也上过师范学校，如果能在英国好好读几年书，学识和修养都丰富起来的话，就一定能配得上他。张幼仪以为自己总有一天可以跟上丈夫的脚步，可慢慢地，她就会发现，她被隔绝在丈夫的心门之外，就连敲门的机会也没有；慢慢地，她还将发现，她的到来，竟无意间挡在了丈夫追爱的路上。而此时，她只是想不明白，既然不是思念，既然不是需要，丈夫那封盼着她早日出国的信，又要如何解释？其实，这一切都是二哥张君劢的好心成全。
这还得从1918年说起。
1918年9月，徐志摩搭乘的南京号抵达了美国。父亲送他出洋留学，希望他将来进金融界，他自己的最高野心，也是想做一个中国的Hamilton1。他在那里进了克拉克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又到哥伦比亚大学入了政治学系。当时的徐志摩，规矩而勤奋。他每日“六时起身，七时朝会，晚唱国歌，十时半归寝，日间学勤而外，运动跑步阅报。”这样剔励自重，也难怪他后来只用了半年的时间，便得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学位。
就在徐志摩留美期间，1919年4月，他收到了张君劢的来信。信中说，张君劢计划到美国来，顺带还提到，希望徐志摩能将他的妻子张幼仪接到国外来一起生活。
彼时，一战刚刚结束不久，张君劢正与老师梁启超在欧洲考察。这次考察让他得到一次机缘——跟随著名哲学家倭伊铿学习，并留在了德国。张君劢对他的这位妹夫本来怀有极深的信赖。他不仅是徐志摩的妻舅，还是“挚友”，他更是在徐志摩的求学路上做了一回引路人——是他亲自把徐志摩引进了梁启超的门下。因此，他认为他了解徐志摩，他认为既然徐志摩如此向往西方，那么他一定也希望自己的妻子一起到国外去，与他一起了解西方，学习西方的种种。
一切只是他认为。可能，他的确很了解了这个妹夫，但他唯有一件事没有了解：他的妹夫在婚后没多久，就对着妻子张幼仪说：“我要做中国第一个离婚的男人。”张君劢或许对徐志摩反传统的“叛逆”性体察甚深，但他却未能真正了解，徐志摩血液中的叛逆因子，已然让他不惜用最冷酷的方式，去对待他无辜的妻子。如果他知道他的好心成全，会间接划出张幼仪生命中最深的一道疤，那么或许，他会重新考虑让妹妹到徐志摩身边去的计划。
但正因为张君劢料不到，所以他在张幼仪的出国一事上，倾注了最大的热心。在张君劢留学德国约半年后，他有机会回了一趟家。时值1919年，国内爆发五四运动期间，张君劢因国家的革新潮流而感到兴奋，但他在为国事振奋的同时，竟还问起了妹妹的家事。也正是那一次，他得知徐志摩并没有如他所认为的，让张幼仪出国团聚。
他敏锐的嗅觉嗅到了这对夫妻之间的不和谐，闻出了徐志摩可能会在国外 “分心”。于是他坚定地对妹妹说：“你非出去不可。”接着，他在这边，劝说了徐申如放儿媳出国，以“提醒徐志摩对家庭的责任”，毕竟年青夫妻分开久了不好；在那边，他频频与徐志摩通信联络，以责任与情感为筹码力劝他接妻子出国。就这样，徐志摩写了一封情辞恳切的信，将张幼仪拉了出来。
那时徐志摩为了追随罗素，已经到了英国伦敦。
张幼仪便这样出国了。一切在她的意料之外，若不是哥哥让她非得出去，若不是丈夫真的有信来，若不是公婆首肯，她是绝不敢动这样的念头。无论如何，她出来了。现在，她跟丈夫住在那个叫沙士顿的伦敦郊区。但是，她在过洋的轮船上想到的新日子真正展开时，全不是她想的样子。很多年以后，张幼仪再次回到这里，竟再也无法相信，当年的她真的曾经这样安排过自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