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微言大义的至圣先师

——张岱年如此看孔子（前551—前479）

1948至1949年，蒋介石兵败大陆后，他运走了一大批黄金及文物古董，据说还特意运走了三个人。 而那三个像“传国玉玺”一样重要的人中，有个叫孔德成的，当时他还是一个28岁出头的年轻人。就是这位尚未而立的青年，因其是孔子的第七十七代嫡孙，承袭着两千余年孔子的神圣血脉，而被视为“国之重宝”。

漫长的中国封建历史中，历代帝王将相轮番更替，世界第一贵族世家的孔子家族的地位却日益升高。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孔子作为一个没落贵族的子弟，被一再追封加谥，由“褒成宣尼公”到“文宣王”、“大成至圣文宣王”，一直到“大成至圣先师”。 其地位之尊贵，其思想传承之久远，综观中国历史，无有出其右者。

细观历史，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对待孔子，汉族政权虽然表现得毕恭毕敬，而少数民族政权对孔子的褒奖程度，甚至超过了汉族政权。元朝时候，皇帝觉得宋朝政府对孔子的封号还不够气派，便改称号为“大成至圣文宣王”。 到清顺治时期，孔子更被冠以“大成至圣文宣先师”的称号。因为他们知道，孔子对当时的汉族来讲，已不仅仅是一个文化上的符号，而成为一种精神，一种信仰的偶像，对孔子的尊重，就是对汉民族精神的尊重，也是对汉族的尊重。

孔子的思想为中华民族确立了道德规范的基础，也确立了以道德的秩序来实现国家秩序的基本政治路线。张岱年先生说：“儒家学说中确实具有一些微言大义，‘微言’即微妙之言，‘大义’即基本含义。微言大义即比较具有深奥精湛的思想，亦就是儒学的深层意蕴。”

是自秦以来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统治的基础一个没有思想上统一的国家不会是一个政治上统一的国家，统一的国家必须有统一的国家信仰。西方维护统一的法宝是对法律和对上帝的尊敬，而中国是依靠道德的尊敬，这种尊敬靠对孔子以及其学说的崇拜来实现的。

孔子的微言大义不仅影响了中国的近两千年的政治，其言论中体现的道德思想和人格理想，以及他自己的思想品格更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人格精神。孔子是一个品德高尚的知识分子。他正直、乐观向上、积极进取，一生都在追求真、善、美，一生都在追求理想的社会。他的成功与失败，无不与他的品格相关。孔子６３岁时，曾这样形容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孔子已带领弟子周游列国，历尽艰辛，但仍没有得到诸侯的任用，可是孔子并不灰心，仍然乐观向上，坚持自己的理想。

孔子还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心目中，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但是后人往往误解或故意曲解了孔子的本意，在义利的关系上，孔子确实是重义轻利，但孔子并不绝对地反对利。孔子也曾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孔子生性正直，又主张直道而行，他曾说：“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据《史记》记载，老子就曾经告诫孔子说：“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这是老子从养生的角度出发，对孔子提出的善意的批评，是说他看问题太深刻，讲话太尖锐，伤害了一些有地位的人，不利于自己的生存。

孔子所提倡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准则更是被认为是伦理上的黄金法则。“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等，都是他的做人准则，体现了他是一个善良而又富有同情心的人。孔子对自己的一生总结道：“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通过他的这段总结，我们可以看出孔子一生为追求真理而孜孜不倦，而他的这一总结也成为中国人人生自励的目标。

孔子性格中也有冲动的一面。“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意思都是闲居三个月，孔子就心神不宁，寂寞难耐了。《乡党》中有一笔传神的描写，说孔子“君命召，不俟驾而行”。也就是说，他一听到国君召唤，没等车备好，就急匆匆地出门。可见，即便圣人，也不是完人。

孔子的思想以及其人格魅力，直到今天仍然不失其积极意义。张岱年先生说：“尊孔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或者说应该过去了；反孔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或者说也应该过去了……我们现在的任务是研孔、评孔，对孔子进行研究，进行分析，进行评论。”

中国的传统思想曾经使中国在近代积贫积弱，备受欺凌，时间进入了21世纪，中华民族的屈辱已经成为过去，在硝烟散尽的今天，我们要冷静。我们不要忘记中华民族在近代所经受的屈辱，对于传统文化以及孔子我们要进行深刻的反思，同时，我们也不要对儒家文化所造成的中华民族的两千年繁荣视而不见。

【名家巡礼】

张岱年（1909—2004），字季同，河北沧县人，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国学大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他于1933年任清华大学助教，1936年写成名著《中国哲学大纲》。1952年调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78年起担任中国哲学教研室主任。1979年中国哲学史学会成立，他被推为会长。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著作等身，有极高的造诣和广泛的建树。作为一位诲人不倦的导师，他桃李遍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