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会大意，是将古今所有国家先分两大类：一为草昧，一为文明。草昧者，其团结成体，或由宗法家族，或由宗教神权。而文明国家，则渐离此二宗旨，而以保护利益为重，是以政权独尊，如今日西国是已。但国家又有一种分法，一为自然发达之国家，一为非自然发达之国家。自然者，如前所言三等；非自然者，乃以兵力并兼。故总前所言，国家共有四种：宗法也，教会也，军国也，并兼也。宗法之合以同种，教会之合以同教，军国之合以同利，并兼者之合以压力。五洲历史，所有诸国，无论如何复杂，皆可以四者区分，以见其性情作用之异。如此区分，于政治学实大有用处。我辈中国人，童年读史，所知者不过自唐虞三代以降所有之国家，历代有盛衰治乱之殊，至于治制，大抵相若。故其意中，以此为惟一之法式，乍见异族所为，往往不胜诡异。乃今世界交通，苟欲图存，势须知彼。学问之事，纵极繁难，不可以已。非如顽固者，但傲然弗恤，便足了事。且风闻朝廷有立宪之意。夫立宪义法固繁，而语其大纲，要不过参用民权而已。不过使国中人民，于政府所为之事，皆觉痛痒相关而已。假使如是，则政治一学，乃人人应得留意之学。而五洲历史，又不可不揽其大凡，非读一部《易知录》，遂无余事者。惟是中国历史治术繁矣，而外洋之历史治术愈繁。读览之际，最苦满屋散钱，无绳索为之贯串。又政治之事，是非得失，殊不知何者当为主义。譬行大沙漠洋海之中，既无望物，又乏罗经，则治之虽勤，终归无补。欧洲近日政界方针，大抵国民则必享宪法中之自由，而政府则必去无责任之霸权。然此今日文明国家则然，至旧日初级社会，其事大异此。当彼之时，社会所争，别有所在。如罗马齐民Plebians，亦尝与其贵族Patricians争矣，而所争者，却非自由。执今世之意见，以观古时史事者，真无当也。是故自由立宪，限制君权，议立大典，定国民应享权利等语，皆五百年来产物，非西国当日所旧有者，不可取论以前之世局。今如有人，谓汉祖入关，为除专制，黄巢革命，乃伸民权，诸公闻之，必将大笑。即在欧洲，以今概古，亦犹是也。
是故草昧社会之所争，与文明国民之所求，二者其为物大异，而欲知其主义，当察诸社会转变之秋。故其始则宗法与初出之神权争存也。迟之又久，则政权又与神权争存也。如大食之穆护，如希百来之摩西，如罗马之汝马，皆破宗法之局而立神权政府者，他若罗马之沃古斯丁，法兰西之圣路易，乃托神权而立国者。入后神权又衰，于是政权渐出。故山苗尔以民欲立王而大震。王室渐兴，其始也必受命于教王，彼若代行天命者然。王者必得此，而后有不可侵犯之实。驯至今日教力之衰，不及古之百一。顾其遗意，犹可见于典礼间。此当欧君即位加冕之日，所显然可察者也。
故欧洲古者，亦有政党，特其所争，与今世异。近世史家，大抵置宗教起灭不言，别立教史，以求国史之严洁。顾不知初级国家，政权、宗教，二者本不可分。譬如英史，当施爵尔Stuart朝代，政府所为，无往不涉宗教。当此时所争，非民欲得权而恶政府之专制，乃政府欲保全权而恶宗教之牵掣耳。
吾辈考镜欧、美政治，见其现象，往往为吾国历史所未尝有者。即如民主之治，贵族之治，其形式实皆为中国之所无，勉强附会，徒见所言之谬而已。二制不徒中国无之，即亚洲全部，亦所未有。夫同此民物，同求治安，何因欧有此制，而亚独无？此其原因，必有由起。又如地方自治之制，与汉世三老、孝弟，亦未可强合。中国居今见其制之利，欲仿而行之，则此中缘起发达，直至成于今式，皆不可不略考者也。
为此，除前会所讲四式国家而外，今将更论一最大区别，将历史上国家分二大类。吾辈所立分别，皆取最有关系之异同言之，其无关系者，未暇及也。考欧洲政治程度最高时代，除自十九世纪以来而外，则莫若古之希腊、罗马。此二者之程度，真可与今世并驾齐驱。其他初级社会，乃至欧洲中叶诸国家，方之蔑矣。希腊以风俗胜，罗马以法度胜。譬诸文章，希腊似《史记》，罗马似《汉书》，皆不废江河万古流也。故近哲福禄特尔谓历史隆盛之时，惟路易第十四与希腊、罗马极盛之时，为可纪述，至于其他，忘之可也。福禄特尔生当革命之前，是时法虽强盛，民权未伸，国会未立。使生今世，古今二民主之相似，直是叠矩重规，不知此老更将如何称颂休明。夫古今二时，相似如此，然则其异安在？岂悠悠二千载，彼族所为，不外复古，而无进步之可言耶！
曰有之。但使自其表面观之，将二国家之相异，不过在幅员大小、户口多寡间，而其实不止此。盖希、罗当日国家，所谓市府国家，而今世国家，乃邦域国家。欲论民权，与地方自治发始，非详论此二者不可。前名词正翻中文“邑”字，从口从卩。一圈之地，而有法度者也。后名词正译“国”字。古国为或，从口从一从戈。一圈之地，有兵戈之所守者也。诸公苟通二中文之义，于二种国家，思过半矣。
吾所指之希腊、罗马，非当并吞席卷，拓为帝国之时，乃当民主得权之日。此时市府民主，尚不止二者。如非洲北岸之加达支Carthage，与罗马争衡者，亦一市府民主之盛者也。他若马基顿，则王国者也。波斯则专制帝国也。而埃及此时，成最古国。是二者，大抵皆无民权可道。故古今最要别异，在雅典、罗马二市府能以大不逾一郡县之地，众不及数兆之民，勒成独立有机之团体。而今世亚、欧、美三处国家，动括数万里之地，数十兆之民，而以经纬发皇，挈领振纲，各为独立之有机体也。
虽然，其有机则一，而所以为机不同，此非依次论之，不可见也。如今世列强，其所谓国民者，其语言皆一，而无庞杂之忧。有时一国之内，用二三种语言，然其中常有一主。如瑞士，国有三种语言，而通行者，则德语也。奥国所用尤多，而其弊在各不相下。希腊、罗马市府之世，往往语言虽同，然不为一政府之所辖，如中国之战国、三国时。希腊则有雅典Athens，麦加拉Magara，哥林特Corinth，而意大利则有罗马、威依Veli及辣丁诸部。凡此皆独立而分争之市府国家矣。逮至后世，意大利、瑞士中，亦有然者。此则当十四世纪中，欧洲大陆，罗马护法皇帝权力中衰，于是往往有自立之市府。此如意大利北部之佛罗连Florence、威匿思Venice，日耳曼中之软薄Nuremberg、法兰佛Frankfurt等，皆此时自立之小民主矣。虽然，世运既迁之余，此等国家，其势终不可以久立，错综离合，浸假而皆成于大邦，其民人增至数十兆矣。
夫古日市府国家，其形式大似今日之租界，其与邦域政府机关，自不可相持而并论。又况当此物竞大烈之秋，求以此独立，以为兵战，尤不易者也。乃不谓十八世纪欧洲，言治诸公，尚有以复古为说者，卢梭氏其职志也。此其意甚美，然而法之良否，斯无待深论者矣。
市府、邦域二种国家，固为绝大区别，得此民生世变，因以不同。然言此之时，当知于历史中，欲分市府时代何时而终，邦域时代何时为始，则又不能。盖历史中大半为过渡之世。战争纷纭，出此入彼。即如罗马解纽，为欧史中一大事因缘。顾笃而论之，则为分结邦域国家而有事者，只此一事，上下盖数百千年也。
十八世纪之政治家，意辄谓邦域国家，即非人功所缔造，至市府国家，以干局之小，当系用民约所公立者。此卢梭等所以多主小国分治之说也。顾考诸历史之事实，则又不然。市府之成，其本于家族教会之渐变，历历有据。如希腊之雅典，义大利之罗马，其始之有神话时代，宗法时代，无异英伦、德意志诸邦。然则谓市府国以其小狭，其成立本于人为者，其说误矣。
市府始成，常由宗法。宗法云者，谓一群之民，所由出者同也。但人生世间，若举其最初，则谁非同种。故同种无穷，而宗法所公认之同种则有限。以此有限，加约束焉，而为宗法，即为国家。顾其同种，非此国家所统治者所能尽也。故雅典、罗马两市府，乃以公认之同种而立于所相忘同种之中。当未与异族相见之时，所公认之同种，与彼有关系；所相忘之同种，与彼无关系。无关系，故与缔结国家之果无涉。
尤可见者，凡一种人民，未与异类他种相见之时，往往无自呼之种名。即如吾辈祖父以上，未闻自分同类人为华种，至于今日，而后称者日多。又如汉、魏以来，自呼汉种，亦必俟与北族交接，思自立别，而后有之。此在西国亦然。如希腊当鄂谟时代，无自称其种之公名，即当时所与战之杜雷国，系与同种否，至今不知。而日耳曼之众，而无总称名号，直至宋世，始自称为德意志。德意志Deutsch 云者，犹言平民耳，其浮泛如此。他若穆护以前之亚刺伯亦然。由此可知，当日必一家族公认之同种，乃有团体，而相忘之同种，如今日所谓同种国民，西语所谓Nation者，即无团体，亦无机关也。
无宁惟是，同种之中，往往各自成国，相为寇仇，而即以其时物竞纷争之烈，天时人事相逼之急，而机关渐完，团体弥固。此即前会所言，由宗法神权，而成军国国家之理也。假使此时有异种骤然临之，如汉代之匈奴，如古希腊之马基顿，其攘外机关往往不足，以此而剿绝涣散者，时时有之。盖彼之能事，仅资阋墙，而不足于禦外侮，此正如咸、同间中国，平洪、杨之难有余，禦英、法联军不足矣。希腊如此，意大里亦然。故当中叶，察理第五CharlesV入之，所向皆破。于此之时，或市府自相联合，由小成大，或为新君之所并兼，皆成大国。然而国则大矣，而欲守往日民主市府之制，各相雄长，则其势不能。于是并合之余，必定一尊。而所合小邦，往往尚得稍享旧日自由，循用前此法律，此中央政府CentralGovernment与地方自治之制LocalGovernment之所以成也。孟子对梁襄玉猝然之问曰：“定于一”。此其事，往往于西史见之矣。
由此而两种之大团体以成。使其仅资联合，为战守计，如是者，曰联邦，曰合众Federation，FederalStates。使其机关完密，尽祛别异，同轨同文，若秦代之所为者，如是曰邦域国家，曰种民国家CountryStateorNationState，而皆为一统。顾右之所言，不过指其常道，而邦域国家，历史中亦有不由联合兼并小市府而成者。假如地势平旷，坐事优游，亦有市府之治未成，有能者出，收而治之，蔚然遂成大国。大抵西史中，市府国家成立，多在山国。如希腊，如义大里，如瑞士，皆山国也。据险设防，砦堡林立，而其下则为市墟Forum，至今入其国境，犹可得见。此皆古市府国家发达地也。踰岭而北，入于德、法之乡，则其地多大原，如中国之北方。种人居此，生聚有余，不相排挤。故日耳曼古无城堡，而市府国家，亦不多觏。夫如是之众，使有大股之异族临之，其势必不能守。何者？无可据之形势也。是故当亚洲匈奴Huns之入欧也，所向无前。是时斯拉夫、日耳曼两种，悉弃故地，望风而西。又丹麦人之人英岛也，其旧族避之，而趋西北，其不利于禦外仇如是。顾社会之事，每有害居利中，亦即有福随祸后者。如此等种人，其成邦域国家，乃转易于前者之市府。是故英伦国势之立，即在丹麦大入之时，阿尔伏烈Alfred起而号召之，从之者如归市矣。而日耳曼之有邦域国家也，乃第五世纪，显理Henry率之，以御匈奴，于第十世纪，鄂图Otto率之，以御马支尔Magyars。故日耳曼谓显理曰城王。盖自彼而后，有城郭之可守，沙格逊Saxon肇兴于斯，而种人自称曰德意志。此又可与前例相发明者也。
总观前说，知五洲人群，既出狉榛，而经宗法教会之后，其势必成为国家。而国家常不出于二形式。或形制小狭而团体之结合至坚。机关之部署甚密，此希、罗之制，所以为千古所低徊景慕者也；或形制雄大，然以其大团体之结合，常泛而不深。即其政治机关亦久而难密，所谓器大则晚成，直至十九、二十两世纪，辅之以至高之民智，至烈之竞争，而后强盛，此真古今得失之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