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导论

《美国印第安文学与现代性研究》以民族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张力为题，在美学与政治的节点上梳理美国印第安文学的历史行程、思想脉络、批评方法论变化和重大问题，围绕20世纪60年代以来印第安文学批评中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核心论战，在跨民族视阈下审理印第安文学批评中的民族主义和现代性问题，通过分析主要作家和批评家的文化背景、思想体系和代表性著作，对印第安文学创作和批评做出评价，以期把握其总体发展态势。

民族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张力是美国印第安文学研究的一个永恒话题。于20世纪60年代、以身份政治和主权诉求为宗旨的土著民族主义和以文化杂糅、跨民族政治为基调的世界主义构成了美国印第安文学创作与批评的两大主潮，也使得印第安文学批评中关于美学与政治之关系的讨论充满歧义和纷争。随着印第安文学创作的成熟，批评界需要从美学范畴、文学典律、学术成规、知识体系和学科结构等方面对其进行归类和评估，但在知识化、学科化和机构化过程中，印第安文学批评也面临传统学科内部诸多的知识误区。围绕印第安文学的性质与功用而展开的派系纷争贯穿于学术评判和知识建构的整个过程，构成了持久的张力。这种张力源于美学与政治（自治、主权、土地、身份、教育等问题）的历史纠缠。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围绕印第安文学批评而展开的论战无一例外地都与民族主义政治有关，从最深刻的意义上反映了部落民族性与现代性的矛盾，制约着该领域的走向。一方面，身份政治肩负着民族主义的使命，另一方面，在以文化杂糅为基调的当代社会，民族主义面临前所未有的窘困。徘徊于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的印第安文学批评积重难返、步履维艰，面临重大抉择。因此，把印第安文学批评放在跨民族的视域中来考察并认真梳理其中的主要问题，对把握该领域的走向至关重要。本书紧扣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关系这一主线，将宏观考察与个案研究相结合，勾勒印第安文学发展的基本面貌。

美国印第安文学中的民族主义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土著文艺复兴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复兴。异军突起的印第安文学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伴随着美国社会的发展、学术思潮的更迭和土著文学创作的成熟，印第安文学批评大体上经历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萌生期”、80年代“成熟期”、90年代“繁荣期”和新世纪“融合期”四个阶段，批评的视角从“民族主义”到“世界主义”的“跨民族”转向，批评范式也经历了人类学、身份政治、土著女性主义、土著主义、社区主义、主权论、分离主义、融合主义的更迭。60年代末、70年代初，多元文化政治和土著文学创作的繁荣为印第安文学批评的发展奠定了基础（Velie 1970），学界致力于探讨印第安文学的学科化问题（Thornton 1978；Jaimes 1987）。早期的批评家大多采用人种学和人类学方法，把土著文本视为“人类学文献”（Larson 1978），探索“印第安意识”（Deloira 1974）。80年代，印第安文学批评趋于成熟，出现了系统的文学史论著（Larson 1982；Lincoln 1985），着眼于“土著民族文学批评”的宏观理论架构（Ortiz 1981）和“泛民族主义价值观”的整合（Lincoln 1985），对民族主义的内涵进行全方位探索（Deloria 1983，1984，1985；Deloria and Lytle 1984；Clifford 1988）。同时，学界关注西方文学批评的概念、方法和理论与土著文学的兼容性问题，探索“独立自主的土著批评模式”（Jaimes 1987）以及印第安文学与文学典律之间的关系（Krupat 1989）。对土著女性传统的挖掘（Allen 1986；Pearlman 1989）也是这一时期的亮点。

20世纪90年代，印第安文学批评进入鼎盛期，无论在批评实践还是理论探索方面都可圈可点，其中，以民族主义政治为取向的研究最为引人瞩目。90年代土著批评界的两大核心论战——西尔科-厄德里齐之争和沃里亚-克鲁帕特之争——成为土著学界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派系化之争的缩影（Castillo 1991；Velie 1992）。一方面，以克鲁帕特为代表的世界主义寻求一种大文化的“族裔批评”（Krupat 1992，1994，1996），摒弃本质主义（Parker 1996），强调“混杂性”（Owens 1992，1998；Vizenor 1994，1999）、“跨学科文学批评方法论”（Morrison 1997）。另一方面，民族主义批评以全新的姿态占据了学术制高点，探索“新殖民主义语境”下的批评策略（Cook-Lynn 1991，1996，1997），强调“文化传承”（Warrior 1994）、“口述传统”（Blaeser 1996）、“社区主义”（Weaver 1999）、“部落主权”（Womack 1999）和“文学分离主义”（Churchill）等。

2000年以后的印第安文学批评更加注重与国际学术界的对话（Cheyfitz 2005）、批评视角的互补性、文化融合以及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交汇（Krupat 2012）。一方面，学界延续着以民族建构为己任的“抵抗文学”传统（Ortiz 2001），倡导植根于土著社区的民族主义批评范式（Weaver，Womack and Warrior 2006），另一方面，“后土著主义”、“后民族主义”和“跨民族主义”政治开始大行其道（Pulitano 2003），主张兼顾民族性和现代性的“跨民族政治批评”（Huhndorf 2009），在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节点上重新思考印第安文学批评的性质、地位和功用（Kidwell 2001；Kidwell and Velie 2005；Adamson 2001；Dreese 2002）。

国内的美国印第安文学研究始于上世纪90年代（郭洋生1995、王家湘1996、石坚1999），但真正的印第安文学批评则肇始于美国文学史著。1995年至2005年间出版的文学史（张子清1995；杨仁敬1999；刘海平、王守仁2000；童明2002；常耀信2003；董衡巽2003；何木英、杜平2004）开启了印第安文学批评的先河。文化身份被广泛认为是印第安文学批评最重要的概念，成为90年代以来的主流范式，从不同语境和层面对身份问题阐释一直是研究的热点，如“典仪文学”（张冲1998）、“族裔倾向性”（邹惠玲2005）、“印第安文学发展的内外因素”（胡铁生、孙萍2005）、“后殖民语境”（王建平2005，邹惠玲2008）、“土著女性传统”（刘玉2008）、“杂糅策略”（陈靓2011）等。近几年，学者开始关注民族主义、社群意识、文化主权、民族文化遗产问题，如“民族意识和文化自觉”（曾令富2007）、“道德批评”（陈许2004）、“印第安女作家的生态情怀”（刘玉2009）、维兹诺的混血理论（朱伟杰2003；方红2006）、“民族融合主义”（刘克东2009，2011）等。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印第安文学批评的议题。不过，总体上看，学界仍集中于个案研究，对于印第安文学批评的总体状况少有论及，更少触及民族主义问题及其影响。因此，从跨民族的视野梳理和总结印第安文学和文学批评的进程，对于把脉印第安文学创作和批评的走向至关重要。

虽然20世纪60年代的“土著文艺复兴”使得土著美国文学获得了国际上的承认，也缔造了一大批土著文学的文人和批评家，但在土著美国文学研究领域内部，政治批评尚未得到足够的关注。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形式主义、传记和族裔文学批评方法占据了土著美国文学批评的主导地位。近几年，情况有所改观，以政治为取向的研究引人注目，对土著美国文学文本的性质、功用和价值进行重新界定和评价。当然，在这些新的研究视点中，分歧也是存在的。一些批评家把当代土著创作视为一种以民族建构为己任的“抵抗文学”；还有人把所谓的“世界主义”视为向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屈膝投降；有人在其中发现了独特的美国人声音，还有人则在土著文学中看到真正的“世界”文学的曙光，更有人看到了土著文学为全球土著主权运动吹响了号角。这些充满矛盾的文学评价有着更为深刻的历史成因。虽然20世纪80年代至今土著美国文学创作和批评进入鼎盛期，取得了前所未有、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早期土著美国文艺复兴时期所探讨的民族性与现代性的论题仍然延续至今，为当下的土著文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印第安文学批评领域发生了巨大变化，无视这些变化，任何对印第安文学的历史性评价都将是错误的。无论从质量上还是在数量上，这一时期土著美国文学研究批评和理论方面都是可圈可点的。在这一阶段，出版了许多重要的学术著作，如阿诺德·克鲁帕特（Arnold Krupat）的《边缘的声音》（Voice in the Margin，1989）和罗伯特·A·沃里亚（Robert Allen Warrior）的《部落的秘密》（Tribal Secrets，1994），以及随后犹如雨后春笋般的一系列具有突破性的学术研究：伊丽莎白·库克琳（Elizabeth Cook-Lynn）的《为什么我无法读懂华莱士·斯特格纳》（Why I Can’t Read Wallace Stegner，1996）、杰西·韦弗（Jace Weaver，1999）的《部落人民的生存》（That the People Might Live，1997）等。在当今土著美国文学批评中，无论是从方法、理论还是问题领域方面，这一遗产的影响几乎无处不在。

学界对这一时期所取得的成就是有共识的。艾瑞克·谢菲茨（Eric Cheyfitz）在《1945年以来的美国印第安文学哥伦比亚指南》中就认为20世纪80年代末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因为它标志着土著文学批评开始从“族裔—形式”批评的悠久传统中走出来，进入新的时期：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美国印第安文学领域的主流模式是“族裔-形式”（ethnographic formal）批评模式，强调狭隘的文化语境下土著文本的美学或形式要素，忽略或否认美国印第安文学生产的社会、政治和历史语境。

虽然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了批评多样化的趋势，但在印第安文学研究领域究竟哪一种批评模式取代“族裔—形式”成为主流模式，学界并没有共识，形成了一种学术真空地带。因此，谢菲茨主张采取“后殖民批评方法”，“把美国印第安文学放在其社会、政治和历史语境之下”。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批评的视角和方法丰富了当代印第安文学批评。如，沃里亚倡导正确认识土著美国学术传统并给予准确评价；克雷格·沃玛特（Craig Womack）主张肯定具体的部落文学传统并将之发扬光大；杰西·沃里亚则呼吁学界关注土著文学创作中的“社区主义”（communitism）；克鲁帕特和库克琳则呼吁忠实于土著创作的世界主义。在这领域，正在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图景。

不过，在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学术领域，仍旧可以窥见若干有着显著特征的趋向，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民族主义的政治承诺。无论这种政治承诺采取何种形式，如忠诚于某种特别的政治主张（如民族主义、部落主权或后民族主义），抑或是信奉某种特别的政治批评范式（如族裔批评、后殖民主义）等，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印第安文学批评和理论都无可争辩地关注文学文本中的权力、主权、再现、土地问题以及印第安文学的实践、生产、流通和接收的社会学探索。也就是说，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美国印第安文学批评呈现出明确的政治转向，提出新的问题，探索新的路径，采用新的视角和方法来重新研究以往的问题，包括一些基本的美学问题，如什么是土著美国文学？土著美国文学的功用是什么？为什么要关注土著美国文学？这些涉及文学的性质、功用和价值评判的问题之所以被重新提出，与近年来印第安文学批评中关于民族主义、世界主义和部落主权等一些重大问题的讨论密切相关。这些重要的对话取代了此前的“族裔—形式”批评模式，重新审视文学批评的规范、程序和范畴，如经典的确定和形成、文本与文学传统之关系的辨析、批评对象的界定以及文化理论的使用和滥用问题。这些对话还确立了研究和批评的新的格局和关注点——论证部落文学传统、重新挖掘历史、重申反殖民民族主义以及后民族主义文化和美学的探索等。不过，在这个过程中，印第安文学本身也被重新定义。在这个政治转向中，印第安文学的性质、功用和价值的评估发生了移位。围绕印第安文学概念的变化说明，印第安文学变得更具有政治性，但也更加不可预料；更加贴近部落传统，但同时也更具有世界性；更加受大众欢迎，但同时也更远离传统。本书中的案例分析和研究不过是这些丰富多彩的变化中最有代表性的，但作者希望通过这些案例能够举一反三，引发关于土著文学政治转向之后该领域内部一些关键性问题的思考，提供新的启示和思路，通过考察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有重大影响的一系列文本和问题，探讨美国印第安文学创作和批评的走向。

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土著文学界出现了一种较为强势的传统与现代的合流。例如，艾伦·威利（Alan Velie）指出，20世纪90年代土著文学创作中中产阶级主人公的出现引人注目，它表明了一种新的文学趣味的转移；阿诺德·克鲁帕特倡导当代土著美国小说中新的所谓“后土著主义”（postnativist）倾向，强调“后现实主义”文学技巧、“后民族主义”政治和“跨民族主义”（transnationalist）策略；伊丽莎白·库克琳则对新土著文学中的世界主义思想倾向中的新殖民主义意识提出了批评；罗伯特·D·帕克（Robert Dale Parker）主张以非本质主义立场研究印第安文学。杰西·韦弗则认为当代印第安文学创作的主要特征是以土著社区为中心的“社区主义”；克雷格·沃马克则以克里克部落文学传统为例，论证了土著美国文学创作于批评中“部落主权”（tribal sovereignty）和“文学分离主义”（literary separatism）的重要性。以上这些批评视角彰显了当代土著美国文学创作和批评领域的多元化，也表明该领域正在走向成熟。

本书强调关于当代土著美国文学的性质、功用和价值问题的讨论的重要性及其在文学评价中的中心地位。本书所选取的部分关于印第安文学中民族性、现代性和政治性的反思性著述是作者认为最为重要的案例，来印证本书的一个核心论点，即至关重要的政治转向是当今美国印第安文学研究最为核心的内容。除此之外，本书的一个基本动因是：第一，展现围绕民族主义、世界主义和部落主权的论争可以扩展到这场争论的范围之外的问题，并在很大程度上左右政治与美学之关系的讨论。第二，本书意在开拓一个文化对话的空间，呈现印第安文学研究领域内部与外部的视角之间的对话。毫无疑问，来自土著文化外部的视角和方法会受到质疑，但本书的一个意图是引入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和现象恰恰说明了印第安文学研究与日俱增的自信和活力。第三，本书力求展现，在政治、文化和美学层面能够相互兼容的理论上可靠、政治上站得住的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思想体系。实践证明，这些批评试验和论争对发展和推进印第安文学和文学批评是大有裨益的。

本书以美国印第安文学批评中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的派系之争为线索，考察20世纪中叶以来有重大影响的印第安批评家及其代表性著述，在传统与现代性的张力中把握印第安文学批评的历史演变，通过总体研究与批评家个案研究的有机结合，呈现美国印第安文学批评的基本面貌，主要的问题领域涉及身份政治、部落主权、土著社区、民族性、世界主义、文学典律、美学范畴、印第安文学的性质与功用及其知识化、学科化和机构化等重大议题。本书着重阐述的是：如何在跨民族视阈下把握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张力，在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交汇中理清印第安文学批评的派系纷争。全书共分11章，第一章和第二章为宏观考察，围绕民族性与世界性之争，切入印第安文学创作和批评的重大理论问题。第三章至第十一章为个案研究，针对主要作家和批评家的代表性著作和重要议题展开讨论。

第一章“美国印第安文学批评：问题与方法”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土著文艺创作的繁荣和文学批评的兴起进行发生学考察，聚焦政治与美学之关系的阐述及其对土著批评界所产生的重要影响，陈述美国印第安人研究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的主要问题、争议、历史、方法论特征以及学术界的整体现状。

第二章“美国印第安文学批评中的民族主义”讨论印第安文学中民族主义批评的文化背景、理论特征、文体形态并对问题领域进行梳理，从印第安文学的性质和功用界定民族主义批评的价值取向。二者在民族性与现代性问题上的分歧则开启了土著学界的派系纷争。

第三章“美国印第安文学的性质与功用”围绕土著批评家克鲁帕特与沃里亚在美国印第安文学的性质与功用问题上展开的旷日持久的争论，探讨罗伯特的民族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张力。从部落演化的历史和知识与权力关系的视角审视印第安文学批评中的派系化问题，考察土著文学批评中身份话语的窘困、传统与现代性的张力、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矛盾抉择。自治、主权与部落传统有着相辅相依的关系，这种关系的演变是印第安人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标志，也是维系部落文化独立性和整一性的主要依托。土著社会对自治、主权与传统的维护不仅步履维艰，而且充满了矛盾。

第四章“美国印第安文学的后殖民语境问题”讨论后殖民研究方法与美国印第安文学批评的兼容性问题，涉及的问题包括后殖民性、国际学术界的后殖民批评话语、土著性、民族性、土著自治、文化主权等相关问题。本章从当代美国印第安女作家路易丝·厄德里齐的小说《痕迹》（Tracks，1988）入手，结合美国《道斯法案》出台的历史背景以及法案给印第安人民生活所造成的影响，考察后殖民语境下和历史叙述中被边缘化的族裔——土著美国人——的历史境况，指出对厄德里齐所代表的当代印第安作家来说，他们是没有历史的群体，从文学进入历史就成为他们抵抗边缘化的一个重要形式。

第五章“《爱药》中的回归主题”探讨路易丝·厄德里齐的小说《爱药》（Love Medicine，1984）中不同的文化传统对部落的印第安人产生的影响，小说所呈现的两个世界和两种价值观之间的冲突与张力，探讨齐佩瓦传统文化和神话的非历史性与社会现实中的现代性之间的张力。

第六章“《死者年鉴》中的拜物教话语”通过对L。M。西尔科（Leslie Marmon Silko，1991）的小说《死者年鉴》（Almanac of the Dead，1991）中拜物教话语的研究，指出多元文化语境下土著部落物质文化身份的复杂性：阐明拜物教已经从原始宗教蜕变为殖民冲突史的物质集散地，隐含着作者对历史遗失问题的关切、对物中被删除的历史记忆的关切和对商品拜物教学说的再思考。拜物教话语是一个具有多重意义的复合体。拜物教是传统文化的载体和表征，与土著物质文化、仪式、典礼、拜祭物、原始宗教相联系。拜祭物，作为土著物质文化的表现形态，特别是作为文明冲突的见证和殖民经历的符码，还记载着殖民历史、民族矛盾和文化冲突。当代美国印第安文化中普遍存在的物崇拜还反映了印第安群体对传统文化的忧虑和对殖民历史的反思。

第七章“西尔科-厄德里齐之争”围绕厄德里齐与西尔科关于小说创作中的历史感、后现代性、土著文化口述传统、社群经历和种族历史等问题展开的争论，讨论当代印第安作家在处理历史题材上如何面对美国历史中的排他性问题。“西尔科—厄德里齐之争”由西尔科对厄德里齐1986年的长篇小说《甜菜皇后》一书的批评引发，针对厄德里齐本人的形式美学和叙事语言以及该作品的政治议题的缺失，这场争论触及了当代土著美国文学创作中美学与政治之关系的重大问题。

第八章“《血色冬天》中的断裂叙事”分析詹姆斯·韦尔奇（James Welch）的长篇小说《血色冬天》（Winter in the Blood，1986）中的回归主题，指出主人公回归黑脚族部落的行为体现了一种积极的和现实的态度，对于恢复其与部落和土地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本章首先把韦尔奇的小说置于现代部落身份的理论探索背景之下，这是因为《血色冬天》中所反映的身份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个体与部落社区的范围，而成为一种政治策略。美国印第安学者们通常求助于后现代关于经验的理论，挑战关于土著身份的狭隘定义，扩展土著文化的发展潜力，以期提供一个土著人在现代社会中复杂的文化碰撞语境下的生存范式。这种普遍的对部落传统身份建构的怀疑引起了土著学者们的极大不安，也触及了一系列令人困惑的理论问题。土著学者们在运用后现代理论来解放自身的同时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后现代批评家们在解构部落经历和文化传统的同时，也颠覆和瓦解了部落经历本身的合法性。在身份问题上，随着“差异”概念的解构，身份被连根拔起，土著人民能够用来保护自身的武器已所剩无几，留给他们的只剩下一片“再现的废墟”，因为他们最终无法解释部落经历何以不同于主流文化或工业化的经历和文化。在这种理论背景下，重读韦尔奇的小说具有特殊意义。

第九章“《哥伦布之冠》：历史的误区与盲点”以路易丝·厄德里齐和迈克·多雷斯（Michael Doris）的小说《哥伦布之冠》（The Crown of Columbus，1999）为题，聚焦美洲殖民史的起点，透视哥伦布的美洲之行，解构殖民主义的历史遗产。在哥伦布的历史遗产遍布美洲公共生活每个角落的今天，殖民烙印不是锁定在历史的缺席之中，而是在殖民者与被殖民者角色交替变化、社会关系错综复杂和文化多元化飘忽不定的后现代社会。因此，哥伦布就成了一个悬挂在美洲社会中巨大的后殖民符码，如何破译这个符码也是解读美国土著文化在美国历史中缺席的真正切入点。本章围绕评论界对《哥伦布之冠》的争论，指出在后殖民语境下，种族生存、文化传统的延续、故事与历史的承载关系。文化交织与变通是印第安人种族生存的必然逻辑和土著文学无法回避的主题，同时也对族裔作为本质化范畴做了重新定义。

第十章“《保留区布鲁斯》：身份话语的复杂谱系”：谢尔曼·亚力克西（Sherman Alexie）的长篇小说《保留区布鲁斯》（Reservation Blues，1995）聚焦当代美国社会中多种文化力量对印第安部落的冲击和影响以及如何在当代社会维系部落凝聚力的问题。作者直面印第安保留区中死亡、酗酒、贫困、暴力、教育水平低下等社会问题，反映了处于传统与现代、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的矛盾境况。本章指出，由于社会状况和历史境遇的复杂性，围绕印第安文学作品的评价已经超出了文学范围，不仅涉及作者个人的政治和道德立场，还涉及美国印第安文学创作的题材、写作策略、文化身份、政治立意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等问题。围绕该书的评价以及由此引出的关于土著文学、政治和文化身份、土著性等问题的争论以及亚力克西本人对这些批评的回应，构成了关于新印第安小说走向的新一轮论争。本章对美国印第安文学的派系化倾向做一历史性回顾，考察亚力克西对民族性、现代性和民族主义的重新定位。

第十一章“《哥伦布后裔》中的阈限空间”从杰拉德·维思诺（Gerald Vizenor）的长篇小说《哥伦布后裔》（The Heirs of Columbus，1991）中的话语传统和历史语境入手，探讨小说叙事的阈限空间、政治策略、价值取向和现实意义。维思诺以谐戏调侃的方式重写哥伦布的故事，将哥伦布的身份、血缘和叙事传统置于多元文化的阈限空间，通过文化谱系学的构想，呈现哥伦布文本传统的混杂性，质询传统历史话语中的两元思维定势。叙事穿梭于小说、传记、历史、神话、幻想、航海日记、地理杂志、地方志、人物志等多种文类之间，呈现了众声喧哗的历史图景，挖掘哥伦布遗产所具有的种种可能性，为思考美洲的殖民关系开启了新的思路。

随着印第安文学批评的声誉、影响和范围的扩大，对该领域一些基本问题的研究，如典律、传统、文化边际性、现代性、民族性等，正在经历着策略的变化和视点的转移。20世纪70年代以来那种单一、僵化的政治模式已经让位于多样化、多维度的研究，更加注重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交汇，更加注重历史与现实的互补性，也更加注重服务于土著社区的现实利益。这种连接历史、立足于现实并着眼于未来的思路预示着一种新的研究视野，将更加有利于美国印第安文学批评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