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听起来是不是很无聊、很不切实际？太过于理想主义了吧？不是的，这只是普通常识，是让我们得到快乐的好办法。我在自己家里就有过这样的事情，所以我知道。我家里并不富有，但我的父母很乐于助人，虽然家里老是债台高筑，生活得很穷，但我的父母每年总是尽量想办法送点钱到孤儿院去。那是设在爱达荷州的一座基督教孤儿院。我父母从来没到那里去看过，可能也没有谁为他们所捐的钱表示过谢意——除了写信来——但他们得到的回报是非常丰富的，因为他们得到帮助孤儿的乐趣，而不希求或等着别人来感激。
每年的圣诞节，当我出门在外时，我总会寄一张支票给我的父母，让他们买一点比较奢侈的东西。但他们很少这样做，当我圣诞节之后回到家的时候，我父母就会告诉我，他们又买了些煤和杂货送给镇上一些“可怜的女人”——那些有一大堆孩子但没有钱去买食物和柴火的女人。他们送礼物时也感受到了莫大的快乐，那就是只有付出而不求任何回报的快乐。
我相信我父母有资格做亚里士多德理想中的人，即最值得拥有快乐的人。“理想的人”亚里士多德说，“以施惠于人为乐，但却因别人施惠于他而感到羞愧。因为能表现仁慈就是高人一等，而接受别人的恩惠，却代表低人一等。”
下面便是我要说的第二个要点：如果我们想获得快乐，我们就不要去想别人的感恩或忘恩，而只享受施与的快乐。
数千年来，天下父母总是为儿女不知道感恩而十分伤心。就连莎士比亚笔下的李尔王也叫着说：“一个不知感恩的孩子比毒蛇的牙还要尖利。”
可孩子们干吗应该心存感激呢？除非我们教他们那样。忘恩是人类的天性，就像野草一样；而感恩却像一株玫瑰，必须施肥、浇水，给它教养、爱和保护。
要是我们的子女忘恩负义，应该怪谁？也许应该怪我们，因为要是我们从没教过他们怎么对别人表示感恩的话，我们又怎能希望他们对我们表示感恩呢？
我有个住在芝加哥的朋友，他总抱怨他的两个继子不懂得对他感恩。他的抱怨是有理由的，他在一个纸盒工厂上班，一个星期的薪水才四十几美金。他娶了个寡妇，那个女人要他去借钱，好供她两个儿子读大学。他那点薪水得买吃的、付房租、买燃料、买衣服，还得还债。就这样苦干了四年，就像个苦力，但他从来没有抱怨一句。
有人感谢他吗？没有，他太太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他那两个宝贝儿子也是这样想的。他们从不认为他们欠继父什么情，甚至连声“谢谢”都没有。
这该怪谁呢？怪那两个不懂事的孩子吗？是的。但是更该怪那个做母亲的，她认为不应该在那两个年轻人身上加上“负疚感”，不希望两个儿子“一开始就欠人家什么”，所以她也从不想教他们要懂得感恩，不会对他们说：“你们的继父是个好人，帮你们读完了大学。”而是相反，采取这种态度：“噢，这是他起码该做的。”
她以为这样做对两个儿子是好事，但实际上，这等于让他们在走上社会后，有“全世界都欠他们的”那种危险观念。这种观念的确非常危险，因为她其中的一个儿子有一次向他的老板“借”了一点钱，结果进了监狱。
我们应该记住：子女们的行为完全是父母影响的结果。例如，我的姨妈，薇奥拉·亚历山大，就是个从不去想孩子们是否对她“忘恩”的好例子。我小时候，薇奥拉姨妈把她的母亲接到家里来照顾，也同样照顾她的婆婆。现在只要一闭上眼睛，我就能看见那两位老太太坐在薇奥拉姨妈农庄壁炉前的情景，她们是否会给姨妈惹上“麻烦”呢？噢，我想那是经常有的事。但你在她的态度上却一点也看不出来。她很爱这两位老太太，所以她顺从她们，宠她们，让她们过得很舒服。除了两位老人家外，薇奥拉姨妈还有六个孩子。她从不觉得自己这样做有什么特别，或者说把两位老太太接到家里来是件很值得别人赞美的事，在她看来，这只是件很自然的事，也是应该做的事，而且是她希望做的事。
现在，薇奥拉姨妈在哪里呢？她现在已经守寡二十多年了，六个孩子也已经长大成人，而且都成了家，但都吵着要跟她在一起，让她住在他们的家里。她的孩子们非常敬佩她，就是离不开她，难道这是因为“感恩”吗？不是的，这是因为爱，纯粹的爱。这些孩子在他们童年的时候，就感受到了爱心的温暖，于是才有了现在的情形，他们能付出爱心，这没什么好奇怪的。
所以，让我们记住：要教出懂得感恩的孩子，自己就先要懂得感恩。记住：小兔子耳朵长。要注意我们自己说的话。要记住：下次在孩子面前，想要漠视别人给我们的好处时，赶快先打住。让我们永远也别说“看看苏表妹送来给我们当圣诞礼物的这些桌布，那是她自己钩的，没花她一分钱”这类话，也许那只是我们有口无心说的，但孩子们却听进心里去了。
要避免因为别人不懂感激而引起的难过和忧虑，第三条规则就是：
一、不要因为别人忘恩负义而难过，要认为这是件很正常的事。让我们记住：耶稣基督在一天之内治愈了十个麻风病人，而只有一个人感谢了他。那我们干吗要希望得到比耶稣基督还多的感恩呢？
二、让我们记住，得到快乐的唯一方法就是施恩不求回报，只为施与的快乐而施与。
三、让我们记住，感恩是教化的结果。假如我们希望子女们懂得感恩，我们就要教会他们这样做。
4.愿意用一百万卖掉一切吗？
我们天天生活在美丽的童话世界里，可是，我们却没看见，没感觉到，为什么？
我认识哈罗·艾伯特好多年了，他以前是我的教务主任。一次，我和他在堪萨斯城碰头，他开车送我到密苏里州贝尔城我那个农庄去。路上，我问他是如何获得快乐的，他跟我讲了一个令我永远也忘不掉的有趣故事。
“我以前总是为很多事忧虑，”他说，“但是，一九三四年春的某一天，我正走在韦伯镇西道提街，有一幕景象使我从此永远不再感到忧虑。事情发生的前后不过十秒钟，但在那十秒钟里，我获得的关于如何生活的感悟，比我过去十年所学到的还要多。我在韦伯镇开过两年的杂货店，我不单是赔光了所有的积蓄，而且还借了债，花了七年的时间才还清。我的杂货店就在前一个星期六关了门，当时，我正打算去工矿银行借点钱，以便到堪萨斯城去找一份差事。我像个一败涂地的人那样在路上走着，完全丧失了斗志和信心。忽然，我看见迎面来了个没有腿的人，他坐在一个小小的平台上，下面装着从溜冰鞋上拆下来的轮子，他两手各抓着一片木头，撑着地让自己滑过街来。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刚好过了街，正准备把自己抬高几英寸上到人行道上。就在他把那小小的木头车子翘起来时，我们两人的眼光正好碰在了一起，他对我咧嘴笑了一笑：‘你早啊先生，早上天气真好，是吧？’他很开心地说。这个时候，我突然发觉站在他面前的自己是多么富有。我有两条腿，能走能跑，我对自己的灰心感到羞耻。我对自己说，连缺了两条腿的人都能够这么快活，这么开心，这么充满自信，我这个两条腿健全的人还有什么理由不快乐呢？我感到自己的胸膛已经挺了起来。本来我只是想去向工矿银行借一百美金的，但现在我有勇气去向他们借两百美金。我本来还打算去堪萨斯城去试试能否找份差事，但现在我能够充满信心地告诉他们说，我要到堪萨斯城去找一份差事。结果，我借到了那笔钱，也找到了一份工作。
“目前，我在浴室的镜子上贴着一句话，好让我每天早上刮胡子时能够看到，这句话是：‘人家骑马我骑驴，回头看看推车汉，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有一次，我问埃迪·里肯巴克，当他毫无希望地迷失在太平洋里，和他的同伴在救生筏上漂流了二十一天之久时，他学到的最重要一课是什么。“我从那次经历中学到的最重要一课是，”他说，“如果你有足够新鲜的水可以喝，有足够的食物可以吃，就绝不要再抱怨任何事。”
《时代》杂志有一篇报道，讲到一个士官在关达坎诺受了伤，喉部被碎弹片击中，输了七次血，他写了张纸条给医生，问道：“我能活下去吗？”医生回答说：“可以的。”他又另外写了一张纸条问道：“我还能不能说话？”医生又告诉他可以。然后，他再写了张纸条说：“那我还担什么鬼心？”
你很可能发现自己所担心的事情其实真的很微不足道，很不重要。
我们生活里的事情，大概有百分之九十都是对的，只有百分之十是错的。如果我们要快乐，我们应该要做的就是：集中精力在那百分之九十对的事情上，而不要理会那百分之十的错误。当然，要是你想要担忧，想要难过，想要得胃溃疡，那只要集中精力去想那百分之十的错事，而不管那百分之九十的好事就行了。
英国有很多新教的教堂里都刻着“多想，多感激”，这样的话也应该铭刻在我们的心上。“多想，多感激”，想所有值得感激的事，为我们所得到的一切而感谢上帝。
《格列佛游记》的作者斯威夫特，可算是英国文学史上最悲观的一位，他为自己的出生感到很难过，因此，他在生日那天要穿黑衣服，并绝食一天。但是，在他的绝望之中，这位英国文学史上有名的悲观主义者，却赞赏开心与快乐所能带给人健康的力量。“世界上最好的三位医生是，”他宣布，“节食、安静和快乐。”
我们每一天、每一小时，都能得到“快乐医生”的免费服务，只要我们能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所拥有的那么多令人难以置信的财富上，那些财富远超过阿里巴巴的珍宝。你愿意把你的两只眼睛卖一亿美金吗？你肯把你的两条腿卖多少钱呢？还有你的两只手、你的听觉、你的家庭。把你所有的资产加在一起，你就会发现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绝不会就此卖掉，即使把洛克菲勒、福特和摩根三个家庭所有的黄金都加在一起也不卖。
可我们是否会欣赏这些呢？啊，不会。就像叔本华说的：“我们很少想到我们已经拥有的，而总是想到我们所没有的。”这世上最大的悲剧所造成的痛苦，可能比历史上所有的战争和疾病还要多。
这点几乎使约翰·派玛“从一个普通人变成了一个脾气败坏的老家伙”，也差点儿毁了自己的家。我知道这件事，因为他告诉过我。
“我从军中退役后不久，”派玛先生说，“就开始做生意。我日夜兼程地忙碌着，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但后来问题出现了，我买不到零件和原料。我为自己可能会被迫放弃生意而担心得不得了，我从一个普通人变成了一个脾气败坏的家伙。变得非常尖酸刻薄。但当时，我自己并没发觉，但现在明白了，我几乎失去了我快乐的家。后来有一天，在我手下干活儿的一个年轻伤兵对我说：‘约翰，你实在应该感到惭愧。看你这副样子，似乎这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有烦恼似的，就算你不得不把店关掉一阵子，那又怎样呢？等到事情恢复正常后，你仍可以重新开始。你有很多值得感激的事，可却老是在抱怨。我的天啊，真希望我是你，你看看我，我只有一只胳臂，半边脸都伤了，但我并不抱怨什么。如果你再这样唆唆地埋怨下去，你不仅会失去你的生意，也会失去你的健康、你的家庭，还有你的朋友。’
“这些话使我猛然醒悟过来，它们使我发现原来自己走了多远的岔路。我当即就决心必须要改变，重新做我自己，而现在的我的确做到了这点。”
我的另外一个朋友，露西·布莱克，在学会怎样以自己所拥有的为满足，而不以自己所缺少的而忧虑之前，她几乎濒临悲剧的边缘。
我是在多年前认识露西的，当时，我们都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新闻学院选修短篇小说写作。九年前，她遭遇了生活上的巨变。当时，她正在亚利桑那大学学风琴，在城里开了一间语言学校，还在她所住的沙漠柳牧场上教音乐欣赏的课程。“我参加了无数大宴小酌、舞会，或在星光下骑马。有天早上我整个垮了，我的心脏病发作。‘你得躺在床上完全静养一年。’医生对我说。他居然没有鼓励我，让我相信我还能够健壮起来。
“在床上躺一年，做一个废人，也许还会死掉。我真的吓坏了。为什么这么倒霉的事情落到了我头上呢？我到底做错了什么，该受到如此的报应？我又哭又叫，心里充满了怨恨和愤怒。但我还是遵照医生的话躺在床上。我有个邻居叫鲁道夫，他是个艺术家。他对我说：‘你现在觉得躺在床上一年是一大悲剧，但其实不是的。你可以有时间思考，能够真正认识你自己。在以后的几个月里，你思想上的成长，将会比你大半辈子的收获还要多。’我平静了下来，开始想充实新的价值观念。我读过大量能启发人思想的书。有一天，我听到一位无线电新闻评论员说：‘你只能谈你所知道的事情。’这种话我原来不知听过多少次了，然而现在才真正深入到我的心里。我决心只想那些我希望能赖以生活的思想——快乐而健康的思想。每天早上一起来，我就强迫自己想一些觉得应该感激的事：我没有痛苦，有一个很可爱的小女儿，我的眼睛看得见，耳朵听得到，收音机里播着优美的音乐，有时间看书，吃得很好，有很好的朋友，我非常高兴。而且来看我的人多到医生不得不挂上一个牌子说，我房间里每次只许有一个探病的客人，而且只许在某几个时间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