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墉
一
1998年我和高希均教授率台湾地区畅销作家访问团到海峡对岸，随身带了几十本新出版的《杀手正传》送给文友。没想到不久之后内地就出现了该书的盗版，而且错误连篇，所幸接到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的信，表示可以接洽作家出版社正式出版此书。就这样，我认识了该中心负责台湾地区事务的游涵。
游涵那时不过30岁，最初接触时，他给我一种玩世不恭的印象。后来见到他草拟的版权合约，又一惊，居然是我看过的最严谨且能保护作家的文件。看在这合约的分上，我把处理版权的事务交给了他。只是接下来又有些琐事让我不悦，譬如有一年春节我由美国打手机给他，他接通后却要我等，说要接另外一个电话（事后得知是余光中先生从台湾高雄打给他的）。结果我一等就是15分钟，后来他重新接起，居然说：“哟！您还没挂啊！”照我过去的脾气，早火了。但不知为什么，这个表面上目中无人的年轻人，竟让我感觉到一种真实、纯粹和恃才傲物——这倒像是当年的我。
而且听说他不但自己为我校对，还请他作为专家教授的母亲帮着校，进而知道他父亲是位名医，妹妹是眼科医生，之后，眼前浮现出一个温馨家庭的画面。
偏偏没多久这画面变了样儿。有一天我打电话给游涵，是位老先生接的，没好气地撂下一句“游涵不在”，未等我说完就挂了。次日，游涵来电，猜我必定被他老爸训斥了，因为我的一口京腔，让老爷子误以为我是游涵的哥们儿，而老先生对这个独子未承袭父业的失望和愤怒，也发在了我身上。
至此，我才知道游涵有多么叛逆：大学念一半时，因看不惯同班的高干子弟欺负女生，把那位公子哥儿从二楼打到一楼，硬是被学校劝退；后来重新高考，学了新闻，才受聘于中国版权保护中心，一做就是10年，但就是在做完我的那本《杀手正传》后，就又因看不惯领导的无能和腐败而愤然辞职。据说之后再以第一名的成绩，打败一票博士、硕士，进了另一文化机构，却又在不久之后离开……想必都因为他艺术家的怪习性。
二
记得认识不久，有一年我去北京，他到王府井的假日酒店看我，一边跟我握手，一边居然瞄着过路的女生，说：“人长得挺靓？”我当时没生气，连自己都不解。只是，后来我又理解了，因为我知道他能文、能画、能说又特立独行，跟我很像，我在他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他父亲对他的栽培与期望，又像我对刘轩，他们的父子关系使我再次见到了自己和儿子。我不敢说“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但我实实在在对游涵有了“感同身受”的心情，而且以我的眼力，确信他定有过人的潜力和才智。
我一向认为：对有才气的人，外界要“忍”他的才，方可让他不羁的才情得以发挥；他倒是要“忍”自己的才，更踏实地治学。日本禅宗大师一休说得好：“佛界往往要经过魔界才能到达。”每一朵清莲都从淤泥中成长；而每一个采莲人，也肯定要走过污泥，才能采得清莲。经过许多迷失的游涵，后来的成绩或许是最佳的脚注。
缘就这么妙，虽然游涵离开了机关，我们仍经常保持联系，他结婚有了儿子，请我取名；他拿到学位，也马上告诉我，获得任何成绩，都会在第一时间与我分享……我知道，他告诉我，其实是向他逝去的父亲报告。他不信自己如父亲在世时所说的“没出息”，要成功给所有的人看，父亲没等他，他就告诉我！
刚过不惑之年的他，做过机关干部、公司高管、记者、编辑、漫画家、作家、媒体策划人、大学讲师、心理医生和教育专家，在人生的上半段，可谓经历丰富。就连我太太也觉得奇怪，每次看到游涵寄来他儿子的照片，我都放在眼前书架上，好像见到自己的孩子。她岂知我正在赌，赌自己的“青眼”不错。
三
缘也确实有意思。2003年，我们全家带着贵州失明小女孩孙琴珍在北京同仁医院治疗眼疾，有感于许多贫苦盲人需要帮助，有意捐出一套有声书义卖。游涵听说，自告奋勇，找到盲文出版社，不但出版了《在生命中追寻的爱》等五本有声书义卖，而且办了一系列公益活动。然后他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从他身上，我看到了一种“放下就走”的洒脱。
游涵现在除了是心理、教育专家，也从事不少公益活动，仅山东他就去了四次，每一次都下乡为农村家长讲解家庭教育及育儿常识，在当地口碑极佳。讲完课，还把自己口袋掏空，给那些念不起书的孩子们当作书本费，并在山东最贫困的沂山中学创办了一所爱心图书馆，仅他自己捐赠的图书就有几百本。
他的内心不仅装着那些贫困山区的孩子，从书稿中我也看出，他还装着读者，装着所有人！因此，他尤其强调亲子教育和家庭关系的和睦，通过电视台、广播电台、报纸和网络等渠道宣传心理健康常识和家庭教育经验，也在许多单位、学校和幼儿园、社区和街道开办讲座和培训。他的悲心和智慧，缘于对自己的了解和超越，也缘于他对自然的爱。
每次看他活动的照片、读他寄来的书信和新著，都觉得十分温暖。尤其最近他在信中说“您对我的人生意义大有影响，您尽到了我所奢求的、家父未及的勉励之责。也因此对您，既有惦念，又存依赖，那种情愫的确难以琢磨”。
其实我没尽到什么职责，他有伟大的父母、体贴的妻子，我只是做了喜见千里马的伯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