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残忍对待同胞的编年史讲述着漫长而令人痛心的故事，但是如果说这类恐怖故事中人类的残暴程度确实存在差别，那么世界历史上极少有什么暴行可以在强度和规模上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进行的南京大屠杀相比。
美国人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始于1941年12月7日，因为日军在这一天偷袭了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欧洲人则将1939年9月1日德国突袭波兰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非洲人认为战争开始得更早，应从1935年墨索里尼派兵入侵埃塞俄比亚算起。然而，对于亚洲人来说，战争的发端必须追溯到日本军事控制东亚的第一步——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地区并建立伪“满洲国”。
正如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在5年后所做的那样，从1931年开始，日本凭借其高度发达的军事机器和优等民族心态，着手建立起对邻邦的统治。中国东北地区很快陷落，随后成立的伪“满洲国”名义上由作为日本傀儡的清朝废帝溥仪统治，实际的统辖权却掌握在日本军方手中。4年后，即1935年，察哈尔省和河北省的部分地区被占领；1937年，北京、天津、上海相继沦陷，最后连南京也未能幸免。对中国而言，20世纪30年代可谓艰难时世；事实上，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最后一批日军才撤出中国的领土。
毫无疑问，在日军侵略中国的14年中，出现过无数难以付诸笔墨的暴行。我们永远无法巨细无遗地了解，在千千万万个曾遭受日军铁蹄蹂躏的城市和乡村中，究竟有过多少悲惨事件。但我们清楚地知道发生在南京的惨案，因为当时的一些外国人亲眼目睹了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并将消息传播给世界；另外，一些亲历大屠杀的中国人侥幸生还，成为目击证人。如果有哪个历史事件可以揭露肆无忌惮的军事冒险主义十恶不赦的本质，南京大屠杀是最好的例证。本书讲述的正是这个事件。
南京大屠杀的历历详情是毋庸置疑的，只有部分日本人仍在矢口否认。1937年11月，日军在成功攻陷上海之后，紧接着对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发起了大规模进攻。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后，日军在这里大肆进行了一场世所罕见的残暴屠杀。成千上万的中国年轻人被聚集并驱赶到城外，或遭机关枪扫射倒地，或被当作练习刺刀的活靶，或被浑身浇满汽油活活烧死。几个月来，南京城内尸横遍地，尸臭弥漫。多年之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专家估计，从1937年年底到1938年年初，南京有超过26万名非战斗人员死于日军的屠刀之下，还有专家估计这一数字超过35万。
本书仅对日本在南京的野蛮暴行进行最基本的概述，因为我的目的并不在于以数字证明南京大屠杀是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行径之一，而是要洞悉事件本身，从而吸取教训，以警世人。然而，不同的残暴程度通常会引起人们不同的反应，因此我必须列举一些统计数字，从而使读者对1937年发生在南京的大屠杀规模有一个基本的认知。
一位历史学家曾经估算，如果所有南京大屠杀的罹难者手牵手站在一起，这一队伍可以从南京绵延到杭州，总距离长达200英里左右。他们身上的血液总重量可达1200吨，他们的尸体则可以装满2500节火车车厢。
仅从死亡人数看，南京大屠杀就已超越了历史上许多野蛮的暴行。罗马人曾在迦太基屠杀了15万人，天主教军队也曾在西班牙宗教法庭大开杀戒，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却远甚于此。日军的所作所为甚至超越了帖木儿的暴行，后者曾于1398年在德里处死了10万名囚犯，并于1400年和1401年用这些囚犯的颅骨在叙利亚建造了两座骨塔。
当然，20世纪以来用于大规模杀戮的工具获得了充分发展，希特勒杀害了600万犹太人，然而该数字是在几年之内累积而成的，日军对南京人的屠杀则集中在几个星期之内。
的确，即使与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战争相比，南京大屠杀也足以成为大规模赶尽杀绝的最残忍例证。为了更好地了解南京大屠杀的相对规模，我们必须再忍痛看一下其他统计数字。仅仅南京（中国的一座城市而已）的死亡人数就超过一些欧洲国家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平民伤亡总数（英国61000人，法国108000人，比利时101000人，荷兰242000人）。忆及此类事件，人们都认为战略轰炸是造成大规模毁灭最恐怖的手段之一，然而即使是“二战”中最猛烈的空袭也无法超越日军对南京的蹂躏。南京的死亡人数很可能超过英国突袭德累斯顿过程中死于轰炸以及火灾的人数（当时国际上普遍接受的死亡人数是225000人，但根据后来更客观的统计，应有6万人死亡，至少3万人受伤）。事实上，不论我们使用最保守的数字——26万人，还是最大数字——35万人，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都远远超过美国轰炸东京的死亡人数（据估计有8万~12万人死亡），甚至超过1945年年底广岛、长崎两座城市在遭原子弹轰炸后的死亡人数之和（据估计分别为14万人和7万人）。每思及此，不禁惊怒交加。
我们不仅要记住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更要记住许多罹难者被杀害的残忍手段。日军将中国人当作练习刺刀的活靶，甚至进行斩首比赛。估计2万~8万名中国妇女遭到强暴。许多日本士兵在强暴中国妇女之后甚至还挖出她们的内脏，割掉她们的乳房，将她们活活钉在墙上。日军强迫父亲强暴亲生女儿，儿子强暴亲生母亲，并强迫其他家庭成员在一旁观看。日军不仅把对中国人进行活埋、阉割、器官切除以及热火炙烤当作家常便饭，还采取其他更为残忍的折磨手段。例如，用铁钩穿住舌头把整个人吊起来；把人活埋至腰部，然后在一旁幸灾乐祸地放任德国黑贝将他们撕碎。此种残暴景象实在触目惊心，甚至连当时住在南京的纳粹党人都惊骇不已，其中一位曾公开将南京大屠杀称为“野兽机器”的暴行。
然而，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一直鲜为人知。与日本遭受原子弹袭击和犹太人在欧洲所遭受的大屠杀不同，亚洲以外的人几乎不知道南京大屠杀的恐怖。美国出版的大部分历史文献都忽略了这一历史事件。仔细调查美国高中的历史教科书就会发现，只有寥寥几本简略提到了南京大屠杀。面向美国公众发行的完整版或“权威版”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著作中，几乎没有一本书详细地记述南京大屠杀。例如，《美国传统图片史：第二次世界大战》（The American Heritage Picture History of World War II，1966）是美国多年来最畅销的单卷本“二战”图片史图书，其中不但没有收录一张南京大屠杀的图片，甚至对事件本身只字未提。无论是丘吉尔长达1065页的名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Memoir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1959），还是亨利·米歇尔长达947页的经典之作《第二次世界大战》（Second World War，1975）中，都找不到任何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只言片语。在格哈特·温伯格长达1178页的鸿篇巨制《战火中的世界》（A World at Arms，1994）中，只有两处蜻蜓点水般地提到了南京大屠杀。我只在罗伯特·莱基长达998页的《摆脱邪恶：“二战”传奇》（Delivered from Evil：The Saga of World War II，1987）中找到仅有的一段对南京大屠杀的论述：“与松井石根领导下的日本士兵相比，希特勒领导下的纳粹所做的任何令其胜利蒙羞的丑行都相形见绌。”
第一次听说南京大屠杀时，我还很小。事件是父母讲述的，他们在中国多年的战乱与革命中幸免于难，后来在美国中西部的大学城担任教职，得以安身立命。他们在“二战”时期的中国长大，战后先是随家人逃亡到台湾，最后来到美国的哈佛大学求学，以自然科学的学术研究为业。30年来，他们平静地生活在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从事物理学和微生物学研究。
但他们从未忘却中日战争的恐怖，也希望我不要忘记这一切，他们尤其希望我不要忘记南京大屠杀。我的父母虽然不曾亲眼目睹南京大屠杀，但他们从小就听人讲述这一事件，后来又讲给我听。我从他们那里了解到，日军不仅会将婴儿劈成两半，甚至砍成三四段；曾有一段时间，长江都被鲜血染成红色。他们在讲述这些时，声音因愤怒而颤抖。他们认为，南京大屠杀是日本侵略者在这场导致1000多万中国人丧生的战争中所犯下的最残忍暴虐的罪行。
在我的整个童年，南京大屠杀一直深藏于心，隐喻着一种无法言说的邪恶。但是，我印象中的南京大屠杀缺乏相关的人物细节和对人性层面的分析，而且我也很难分清哪些是传说、哪些是真实的历史。我在上小学时就曾遍寻当地的公共图书馆，试图查找南京大屠杀的相关资料，结果一无所获。这让我深感不解，如果南京大屠杀真的如此血腥，如我父母所描述的那样，是人类历史上极其野蛮的暴行之一，那么为什么没有人就此写一本书呢？当时我还小，并没有想到利用伊利诺伊大学丰富的图书馆资源继续研究，我对此事的好奇心很快就消失无踪了。
时光飞逝，将近20年后，南京大屠杀再度闯入我的生活。此时我已结婚，成为一名专业作家，在加州圣巴巴拉过着平静的生活。一天，我从事电影制作的朋友说，有几个东海岸的制片人最近完成了一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纪录片，但在该片发行时遇到了资金困难。
这件事再次点燃了我对南京大屠杀的兴趣，我很快与这部纪录片的两位制片人分别取得了联系，并在电话中谈论这一话题。其中一位叫邵子平，是一位美籍华裔的积极分子，曾在纽约为联合国工作，是纪念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协会的前任会长，并曾协助制作了录像带《马吉的证言》（Magee's Testament）；另一位叫汤美如，是一位独立制片人，曾经制作并与崔明慧联合拍摄了纪录片《以天皇的名义》（In the Name of the Emperor）。邵子平和汤美如介绍我加入由一群积极分子组成的社交圈，他们多是第一代美籍或加拿大籍华人，跟我一样，都认为要在所有幸存的受害者去世之前让他们为南京大屠杀作证，将他们的证言整理并公之于世，甚至要求日本对南京大屠杀进行赔偿。还有人希望将他们对战争的记忆传递给子孙后代，以免北美文化的同化导致他们遗忘这段重要的历史。
世界各地的华人之间存在广阔而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一个促进南京大屠杀真相公之于世的草根运动应运而生。在华人聚集的城市中心区，如旧金山湾区、纽约、洛杉矶、多伦多以及温哥华，许多华人积极分子通过组织各种会议和开展教育活动，宣传日军在“二战”期间所犯下的罪行。他们在许多博物馆和学校播放或展出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电影、录像带和照片，并在互联网上传播相关事实和图片，甚至在《纽约时报》之类的报纸上刊登整版广告。有些活动团体熟练运用科技手段，只需轻点鼠标，相关信息在世界范围内的受众就会超过25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