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全球化的基本矛盾与中国道路(3)

辩证法是历史逻辑的精髓，而国家利益则是历史逻辑发生的起点。没有实力的朋友最后为有实力的朋友所抛弃，而有实力的对手却成了朋友，这似乎是霸权政治的行为规律。就像尼克松认识毛泽东时期的中国一样，美国在与当代中国的较量中，如果认识到中国是一个无法战胜的对手，中美关系反倒会好转。若从中美对抗最坏的结果看，除非中国自废武功或陷入清末式的内乱，根据20世纪初及太平洋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及当代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分析，彻底和绝对地肢解中国并不是美国的外交目标因为这意味着日本、俄国和印度将填补这块政治真空。[13]周边某些国家和中国台湾的某些政客却愿意看到中国彻底分裂，李登辉还提出“七块论”，认为中国应当被肢解为以台湾为腹地的七个部分，中华民族应当为各地区的新人群所替代。[14]而美国只是要用有限分裂即促使中国国内某些地区实行“高度自治”或“分而不离”的方式瘫痪中国—这是军事“瘫痪战”的政治运用。美国容纳中国发展的限度是中国绝对不能对它的海上利益形成挑战，同时还要中国有力量帮它牵制住其他亚洲大国的崛起；防止亚洲地区出现一个绝对可以与美国抗衡的国家。美国对欧盟并不那么介意，因为欧盟只能在分而不散中“融合”而不能统一，融合本身就不足以形成挑战美国的力量。所以布热津斯基就认为欧洲不可能强大到挑战美国的地步。如中国被彻底解体，亚洲就可能会出现类似欧洲中世纪曾出现过的大混乱，对世界而言，这将是一场灾难。从地缘力量对比看，美国接受中国崛起的最后底线，是中国更像现代欧洲而不像中世纪和近代欧洲。[15]中世纪的欧洲是混乱和血腥的，近代的欧洲是压迫美国的，现代欧洲那分而不散的国家组织形式使其既不能形成对美国的挑战，又能牵制住俄国再次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16]但问题是，目前世界的常规资源总量可能不足以在东方再支撑一个新“欧洲”出现；如中国持续保持快速发展，世界资源不足的矛盾又会加速激化中美或中国内部各类矛盾。对此我们应有一个清醒的估计，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同时，我们应当辩证地认识和处理中美及其他关系，以实现小平同志为我们制定的在21世纪中叶将我国建设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

第二节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与中国的选择

历史就像是大国兴衰更替的链条，一环扣一环，有始无终，兴亡无常。而今日之中国就是这条链环中的一个环节。中国正在崛起，而正在崛起的国家有的最终成长为世界性的大国，也有的行百里而半九十，功败垂成。因此，研究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对于今天正在向现代化转型的中国发展，是有益的。先从国家与财富的关系谈起。

一在大国兴衰史中，被打败并由此衰落的，多是富国

以前开会有人找到我说，“你的文章我看了，确实不错”；又说美国惹不得，美国太强大了，不敢惹。我说我也是这个意思，美国是大哥大，咱们也想跟人家好，能让且让，但你说让到哪儿呢？让总得有个底线吧。这底线你能告诉我在哪儿吗？台湾能让吗？他说不能；西藏能让吗？他说不能；新疆能让吗？他还说不能。我说不能让又要与人家好，那怎么办呢？最后他急了就说：那就投降呗。

说到这儿我就彻底没什么说的了。心想这也是教书和念书的，知识学到这一步，就没多大用了。毛泽东说过，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国际政治并不是所谓“客观知识”堆起来的学问，它是最讲立场的。这个立场对中国人来讲就是中国国家利益。我们讲国家安全讲的就是国家利益安全。

从这个角度，有人又提出一个问题，说现在这日子也挺好的，干吗讲那么多的国家利益。

记得过去有人提出“野猪的自由”的概念，这对我们理解国家与财富的关系是个启发：野猪和家猪相比，家猪生活多幸福，家猪现在都有单间，也不用自己去寻找食物。但它们与野猪不同，它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生，也不知自己什么时候死。现在机械化和电器化的杀猪方法使猪死时减少了许多痛苦，算是安乐死。野猪则不同，大自然给了野猪一种战斗性格，尽管生活困苦，但它掌握着自己的命运，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生，也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为什么死和怎么样死。国家也是这样：如果仅考虑物质富裕，这事就简单了。据安格斯·麦迪森的统计，1820年中国GNP是欧洲的1.22倍，1890年中国GNP是日本的5.28倍；中国的GNP增长率从1700年至1820年间一直领先于欧洲和日本。[17]但在1820年后的第20年即1840年，中国却被英国在鸦片战争中打败，1895年在甲午战争中又被日本打败，中国因此失去香港、澳门和台湾并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历史过了一百多年，现在中国再次成为一个比较富裕的国家，但我们并不强大，尽管在国际中有了自己的独立主权。从20世纪开始的一百多年我们就是为这种自主命运在不停地奋斗，但只要我们没有战斗力，这种命运就不会因中国的富裕而得到永远的保障。历史反复表明，大规模的财富国际转移本质上并不是靠交换而是靠暴力完成的。[18]这一点今天有人忘记了，他们说，生活富裕就行。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大国兴衰史中，被打败并由此衰落的，多是富国。且不说中国、印度是被穷国英国打败的，即使是古代非洲和拉美国家，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也比欧洲富裕。他们的财富在欧洲人的大炮和利剑下在近代迅速流向欧洲，成为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始积累。还是美国人把话说得透：“话说得客气些，手里再提着大棒，事情一定好办得多。”[19]20世纪初威尔逊曾告诉西奥多·罗斯福“外交就是管理国际商务”[20]，但“如果没有武力作为后盾，外交是毫无用处的；外交家是军人的仆人而不是主人”[21]。戴维·希利在《美国的扩张主义》一书认为：国内的和平与海外的商业扩张是相互联系的，而商业扩张与向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尤其是亚洲和拉丁美洲）—这些地区正日益成为商业和战略上的目标—发动战争的必要性同样是相互关联的。[22]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犹太人，是非常富裕的。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有个夏洛克，这个人物集中反映了当时弥漫于整个欧洲的排斥犹太人的心理。为什么呢？他们有钱且放高利贷，整个欧洲人对他们是没有什么好印象的。自本纪元初古罗马军队在耶路撒冷屠城以后，基督教开始在犹太人中间传播，据讲临死前耶稣在十字架上说，将来犹太人的命运就是苦难。屠城后犹太人就因失去了祖国而流浪于世界。高行健[23]说祖国是随他走的而不是相反，但当时祖国也确实是随着犹太人走的，走啊走啊，先是走向发财，后来又走到希特勒的焚尸炉里去了。但焚尸炉里炼出了犹太人的爱国心。从焚尸炉旁跑出来的犹太人，就成了后来以色列国家的奠基者。当今的恐怖主义蛮厉害，它把五角大楼和世贸中心炸了，怎么就把以色列打不倒呢？以色列就在它跟前，远比美国弱小，经过这么多次中东战争，整个伊斯兰世界都动员起来跟以色列打，怎么就打不倒。以色列战斗力强？不错，但最关键是以色列人爱国心强。它知道失去国家，失去祖国是什么样的味道，以致后来以色列人的爱国热情有些极端，对巴勒斯坦一点都不让。而整个阿拉伯世界也拿它没有办法。以色列人知道失去国家，就几乎失去了一切。犹太民族曾发过财，但钱并没有买到幸福的命运。真正想念祖国的时候，是人们在海外处境最悲惨的时候。在希特勒集中营里的那些犹太人对国家的渴望程度是今天的青年无法想象的。如果大家还认为这都是过去的事了，那就请看看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起因并体会一下今天伊拉克人的心情。看看这些发生在历史和眼前的实情，我们就会对国家及国家利益有更深切的认识。

今天我们已经有了独立的国家主权，有了自己的祖国，但近50年的和平生活使我们许多人对国家作用的认识反倒淡漠了。他们想得更多的是物质幸福，觉得物质满足是幸福的本质，但事实上没有国家，财富只是一种没有保障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政治是财富的灵魂。

二在今天的中国不能靠武训的路子谋发展

国家主权是国家财富的基础，是最大的政治。国家主权是国家全体公民生存与发展权利的最根本的保障。这是所有问题的关键。但是国家主权如果没有力量保证也会流于形式。刚才说的那几个例子说明没有国家主权就没有一切；而没有力量，国家也会失去一切。苏联人在国家解体的时候，是非常惨的。大批很优秀的人，为生活跑到西方为人家的国家服务，还有一些人跑到咱们东北打工。现在有人说，只要我有本事，就有竞争力。但你如果失去国家，不管你有多优秀，很野蛮的人、非常低下的人都能奴役你。古罗马军队在地中海两岸虏获的奴隶中有许多是很有学问的人；八国联军进中国的时候，中国的GNP并不比西方差，中国国民文化程度也不是不高。颐和园里宫女会背唐诗，而入侵者绝不会有同样的水平背诵莎士比亚的诗，那怎么就让人家欺负，死命往水里赶呢？有的宫女不甘侮辱就自杀了。究其原因那是她们失去国家的保护。所以我们不能单纯说，经济发达了、国民文化程度高了，国家竞争力就强，就能够解决好国家命运问题。

生存和发展是现代国家政治的基本利益，而不同的发展道路会导致不同的政治后果。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有两种发展考虑：斯大林当时坚持快速发展重工业；而布哈林则坚持按部就班地从农业、轻工业到重工业，慢慢来。斯大林说布哈林那一套不行，那边希特勒都武装起来了，你还这么搞是不行的。布哈林不服，斯大林也来个“不争论”。与小平不同的是，斯大林的不争论是搬掉人家的脑袋，搞了个大清洗。他换一批年轻人上来，目标挂帅，埋头苦干。最后，枪、炮、坦克、飞机都造出来了。等希特勒打来时，苏联已形成了很强大的反击实力，[24]并很快打败了希特勒。回头看，斯大林比布哈林高明。高明在哪呢，布哈林是读书读傻了，读呆了。书上写的经济发展规律就是从农业到轻工业，最后到重工业，整个资本主义道路发展就是这样的。但国际安全环境已发生了变化，国家发展利益的保护方式就要发生相应改变。布哈林不懂国家政治是财富的灵魂的道理。在国际形势日益紧张的历史条件下，保家卫国就是最大的政治。试想如果失去国家，那么经济发展就成了不可能的事。

中国目前也有一种类似布哈林的思路：在国际形势日益动荡，战争连年不断的情形下，仍以埋首经济，以经济发展为雷打不动的中心工作，这是很危险的。大家知道毛泽东曾批评《武训传》。书上讲武训以“修个义学为贫寒”的理想，靠出卖苦力挣钱，甚至不惜自残自贱，争取施舍。行乞38年，最终在柳林、临清、馆陶建起了三处义学。武训为了办教育，任人骑，任人打，吐一口唾沫给两分钱，踢一脚给两分钱，骑到背上给两毛钱，回到家里一点点攒，把钱攒足了办教育而不是买枪、炮反抗压迫，所以毛泽东对《武训传》就提出批评。如果将毛泽东的批评应用于今天的国际政治，就会发现，在当今世界我们也不能靠武训先生的那套路子谋发展。要保住你自己的利益就需要有牙齿和指甲。[25]大凡在世界上能够生存下来的动物，都不是仅仅长得漂亮温顺和肥胖的，而是有指甲有牙齿的，跳蹦得利落的。你看熊猫：好看，但快绝种了；相反，那些能跑能跳的动物都留下来了。国家也是如此。中国过去旧民主主义革命留下的教训是，仅靠实业和教育是救不了国的，得靠枪杆子。武训的爱国方式是政治上的布哈林主义。现在中国许多学校教育办得学生不愿参军、不愿去国防工业单位，而是倾父母之财力，纷纷向西方国家跑。这样的教育对国家有多大的作用？在国际形势日益动荡的情况下，还是应该从枪、炮做起，从爱国主义做起，要从国家关键的硬地方做起。与我们身体成长规律一样，神经和肌肉走向哪里，骨头就走向哪里，骨头前面是牙齿和指甲。人不管他多么高贵，没有骨头，只有神经脉络和肌肉，那他将一事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