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全球化的基本矛盾与中国道路(10)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悖论就是：通过民族国家道路崛起并成为资本中心的国家，在其资本扩张中总试图削弱资本外围国家的民族特质；而外围国家也正是通过强化其国家民族性而崛起并强力挤入资本中心。19世纪上半叶，法国科学技术水平赶上英国，19世纪后半叶，德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又赶上法国，20世纪后半叶，美国又取代德国成为世界科学技术的增长中心。而造成技术增长中心链环移位的关键原因，并不在于法、德、美等国的“全面开放”而在于其政治经济在开放中顽强地保留其民族特质。拿破仑是较早意识到资本全球化的危害并主动通过强化国家政治经济民族特质而参与全球化的政治人物。他说：“在世界当前的情况下，任何国家要想采用自由贸易原则，必将一败涂地。”[77]拿破仑战争的实质在于通过强力抵制英国资本对法国的负面冲击，在欧洲范围内确立法国资本的优势地位。拿破仑在封锁欧洲大陆的同时，也用暴力在欧洲扩张法国资本。尽管拿破仑战争失败了，但法国在拿破仑执政期间强行确立的法国资本在欧洲的优势地位则保留了下来。19世纪60年代末，俾斯麦通过王朝战争使分散于几百个邦的德国归于一统，这使德国有了在强有力的行政领导下的统一民族市场。1871年俾斯麦又打败法国，此后法德力量对比急速变化。1860年法德两国在世界制造业产量的相对份额分别为7.9%和4.9%，1880年德国迅速赶上法国，分别为7.8%和8.5%，1900年德国则处于绝对领先地位，分别为6.8%和13.2%。[78]与此同时，德国也成了世界科技增长中心。1851年到1900年美、法、英、德四国取得的重大科学技术成果分别为33项、75项、106项和202项；1901年到1920年间，这四个国家获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金的人数分别为2人、11人、8人和20人。“在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初期，德国当之无愧处在世界科学技术的最前列。”[79]

世界科学技术中心从德国向美国的转移是在20世纪中期完成的，但能够使美国成为世界科技中心地位的基础性条件却是在此前一百多年形成的。其间，18世纪的独立战争和19世纪的南北战争为美国争得的独立的主权和统一的民族市场，为美国未来的世界科学技术中心地位奠定了基础。华盛顿在就职的当天，特意穿着国产布料制成的服装，这“使一切后继者，一切后来人的立法者，获得一次深刻的教训，告诉他们怎样才能够促进这个国家的福利”。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对美国独立战争的性质作了中肯的评价，他说：“一切工业都垄断在祖国的手里，这一点就是美国革命主要原因之一，至于茶税事件只是提供了革命爆发的一个机会。”李斯特通过对美国经济的研究，对当时的自由贸易理论提出批评，他说：“美国早期以及比较晚期的经验都证明，当（经济）恐慌发生得最频繁、性质最严重的时候，也正是对英国商业往来限制得最不严的时候。”[80]

南北战争以主张统一的美国北方民族工业资本的胜利为结局。此后，美国在政治上形成了比较集中的中央政府的控制权，以高关税为手段强力建立了统一的民族市场。1820年到1902年美国制造业产品平均关税税率从40%猛增到73%，这远远高于当时其他新兴的工业化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优势地位确立后，美国关税税率才大幅下调到44%。[81]

高关税有力地促进了美国工业的高速发展。从1750年到1900年美国在世界制造业产量的相对份额从0.1%猛升为23.6％。[82]至1914年，在人口数仅次于俄国人口数的条件下，美国国民收入和人均收入远远高于其他主要工业国家。[83]此后，世界科技中心加速向美国迁移。19世纪末，美国大学生数量已超过欧洲。1930年，美国工业实验室达到1650个，科技人员增加到3.4万人，政府科研经费达到7000万美元。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美国科技开始局部领先欧洲。1931—1940年美国占同期世界获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人数的26%，高于英、法，略低于德国；1941—1978年，美国占50％左右，超过英、法、德三国的总和。[84]这又为20世纪下半叶的国际空间和电子技术的大发展在美国提供了国家级的发展平台。当然，造成此间各国科技人才比例变化的也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科技人才大量迁移美国的历史原因，但问题的关键是，美国将这种优势一直保持至今。[85]

这说明以最坚决的手段保护依托于民族产业的民族特质而不是所谓“全面开放”，是美国成为独步迄今的科学技术大国的关键原因。如果美国人没有勇气建国，继而没有勇气在反对英国的霸权中强力保护本国的民族产业，而是走今天的拉美道路，依附于英国资本，那么，20世纪的世界科技及其利用中心的地位绝不可能降落到美国。

能够支持这个判断的有力反证之一，就是苏联的崛起与衰落。事实上，能够有条件成为20世纪世界科技增长和利用中心的，除美国之外，本来还有苏联。苏联社会主义革命与一般的革命不同，它的目的是使俄国以民族的和自主的发展道路，代替没有前途的依附于国际资本的发展道路。十月革命成功后不久，列宁将发展重工业提到关乎俄国生死存亡的高度。他说：“不挽救重工业，不恢复重工业，我们就不能建成任何工业，而没有工业，我们就会灭亡而不成其为独立国家。这一点我们是很清楚的。”[86]列宁同时又认为应当将重工业建立在当时最先进的电气化技术之上，他说：“社会主义的唯一的物质基础，就是同时也能改造农业的大机器工业。但是不能局限于这个一般原理。必须把这一原理具体化。适合最新技术水平并能改造农业的大工业就是全国电气化。”[87]为此，列宁指示，“应当把我国人民教师提高到从未有过的，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崇高地位”。“使他们具有真正符合他们的崇高称号的各方面的素养，而最最重要的是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88]后苏联经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基本上完成了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现代化技术改造。俄国在1910年铁和煤的产量分别只有300万吨和2500万吨，远低于英国的1500万吨和2.7亿吨，德国的1500万吨和1.5亿吨，与美国相比就更落后了。但是从1928—1938年只用了两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苏联制造业的产量就增加了7.5倍多，跃居世界第二位，而同期的美国经济却出现了严重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苏联经济遭到巨大破坏，美国却在战争中大发横财。但是，战后苏联主要经济指标的增长速度比美国高出1—2倍。1950年，苏联的工业总产值不到美国的30％，1980年已达到67％，许多重要产品的产量，如机车、石油、生铁、钢等则先后超过美国。在科学技术、教育文化和军事力量方面，苏联在如导弹、核武器、航空航天、人造卫星等不少高科技领域都具有优势或者与美国旗鼓相当。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就是苏联制造并送上太空的。[89]从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到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在短短的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俄国从一个极度衰落的军事封建帝国，被改造成世界仅有的与美国科学技术实力并驾齐驱的社会主义强国。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按西方自由主义原则对苏联进行“改革”，其结果是苏联六十多年（1917—1985）达到的仅次于美国的科技大国的地位，在此后五年多的时间中顷刻瓦解。

政治瓦解后必然出现的就是财富及相应的科技人才的转移。据统计，1992—1993年中，俄国就消失了七百多亿美元。1994—1998年全部资本外流量超过1360亿美元，远远大于从国外投资者和国际金融组织的资金流入。[90]1999年到2000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工业产品和农产品的产量下降了一半多，许多工厂停工，一些非常现代化的航空航天企业改行生产一些包括炒锅或者是园艺工具之类的日用品。精密机器制造、航空航天、生物工程、精细化工、电子、核工业等等一些行业投资严重不足，处于停滞状态。工业部门的人才流失和人员老化非常严重，大部分工程师年龄接近五六十岁。最近十年科技人员数从原来250万人下降到80万人，大量高级专家，尤其是那些核心学科，比如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等学科的高级专家，都移民到美国和西欧。根据有关专家测算，人才流失给俄罗斯造成的损失高达数千亿美元。在国内成千上万名的高级人才被迫转行，为了养家糊口，好多人被迫转行搞商业或者是其他的行业。俄罗斯经济当中现代化程度较高的一些部门现在仍处在衰退之中。[91]曾说过“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对人民实行无法忍受的独裁统治的共产主义”的戈尔巴乔夫有了醒悟，他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说：“我深深体会到，改革时期，加强党对国家和改革进程的领导是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在这里，我想通过我们惨痛的失误来提醒中国朋友：如果党失去对社会和改革的领导，就会出现混乱，那将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使苏联社会大开放。在残酷的国际竞争下，国内工业受到致命打击。极少数人一夜暴富，敛财数额之巨仅次于美国的大亨，而赤贫的人数却远远超过了苏联时期。这方面，中国处理得很好。中国沿海省份和地区发展速度快，中西部相对发展较慢，中国领导人现在号召开发西部和东北地区完全正确。”不少前苏联的所谓“持不同政见者”看到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衰弱，对自己当年的行为痛心疾首。曾经对苏联进行过尖锐批判的梅德维捷夫教授，面对解体后迅速衰落的俄罗斯无奈地表示：“无须向任何人证明，戈尔巴乔夫执政之前的苏联，比现在的俄国好得多。戈尔巴乔夫留给后人的遗产有三个：一是世界大国苏联的分崩离析，二是无节制的通货膨胀，三是80％的人进入贫困线，数百万贫困者流落街头。”曾由于持不同政见而定居巴黎的马克西莫夫，面对自己祖国的现状也发出感慨：“假如知道自己过去写的书会产生这样的结果，他就不会写那些书；假如知道苏联这只大船会沉没，他就不会去摇撼这只船。”[92]

三战略产业被剥夺的国家，有权利但没能力利用全球科技资源

科学技术的悖论在于科学创造及其产品交换是需要自由条件的，而科学技术的利用却是要受制于国家利益的。英国以其资本主义方式赢得了工业革命的利益后，便开始推动有利于本国利益的“经济全球化”进程。

这里值得提及的是，全球化并非工业社会的专利。在此之前，人类历史刚刚经历过从四大文明古国为辐射源的农业全球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居于强势地位的农业国家和民族最终或征服或同化了其他非农业国家和民族，由此使农业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居于主体地位，其中农业霸权国家依其高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农业资源（土地、人口、技术等）在其创造的贡赋体系中，吸吮其他弱势国家的资源。其他民族也曾对这种农业全球化浪潮进行过和平或暴力的抵制，这种抵制也曾对世界形成巨大的冲击，比如公元10世纪中亚游牧匈奴人对欧洲及大月氏人和13世纪游牧蒙古人对欧亚大陆农业民族及其王朝国家的冲击，其结果是征服者被被征服者所征服，这些征服民族无一例外地被农业全球化的浪潮所溶化。

资本主义在大不列颠岛的成功登陆，使原来被束缚在封建农业王朝中的手工业技术在资本的魔杖下释放出来并在资本的调度下创造出了“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93]的资本主义生产力。正如中古时期的封建主义生产力以其农业技术优势征服了游牧民族等非农业民族一样，近代资本主义以其工业技术优势征服了自然经济下的农业民族等非工业民族：资本使城市市民变为最初的资本家，使封建的行会组织变为工场手工业，使封建地租变为利润，一句话，原先存在于农业王朝中的一切经济要素，如不转变为资本要素，就会被资本所溶化和吸噬。资本一旦出现，它就开始向世界漫流，资本流向哪里，它就在哪里“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94]这个被现代人称为“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就其实质而言，本质上就是资本全球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