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姓名文化

根据历史文献资料，鄂温克族各部族间的关系及划分比较复杂。但是，各部族之间很难发生战争，也没有相互间残酷屠杀的情景。也就是说，早期的鄂温克族分为诸多不同部族，其生活环境、生产方式、人员结构、社会组织等诸多方面，均存在很大不同，甚至在语言方面也存在一定差异，可是在不同部族或不同地区的鄂温克族之间，很少由于土地问题、利益问题或自然资源的占有等发生矛盾或冲突，甚至很难找到与此有关的历史资料。有人说这和他们生活的美丽富饶的自然环境有关，也有人说这些跟他们“万物有灵论”的萨满信仰有关。不论怎么说，他们尊重一切生命，自然界的一切动植物，他们都认为是有灵性的生命，不能够随心所欲地占有或猎杀、砍伐、毁灭。正因为如此，他们更加尊重人的生命，只要你不是无恶不作的坏人或有着丑恶的灵魂，他们都会和你和睦相处、以诚相待、友好交往。大概到清朝后期的时候，鄂温克族内部已经发展为14个较大的姓氏。那时的他们，主要分居于我国东北兴安岭、呼伦贝尔草原，以及黑龙江三江流域、俄罗斯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的大小河流两岸。因此，他们的姓氏名称绝大多数跟河流有关，他们往往以某一河流名称为部族起名。例如，居住在yaalu doo（雅鲁河）的鄂温克人叫做yaaluqiang（雅鲁千），该河名yaalu（雅鲁）是鄂温克语，表示清澈、干净等意思，doo是指“河”，yaalu doo（雅鲁河）实际上表示“清澈的河”之意。而yaaluqiang（雅鲁千）是在形容词yaalu（雅鲁）后面接缀由形容词派生名词的构词词缀-qiang（人、人们）而构成，该词主要表示“住在雅鲁河岸边的人”。除此之外，还将把像arung doo（阿伦河）、geni doo（格尼河）、naming doo（讷敏河）、meheretu doo（莫合尔图河）、teni doo（特尼河）、dulaar doo（杜拉尔河）、beyirqik doo（贝尔茨河）、king doo（金河）等大小河流两岸生活的鄂温克人，一般都称为arungqiang（阿伦千）、geniqian（格尼千）、naminqiang（讷敏千）、mehertuqiang（莫合尔图千）、teniheqiang（特尼河千）、dulaarqiang（杜拉尔千）、beyirqikqiang（贝尔茨千）、kingqiang（金千）等。后来，他们就分化为鄂温克族的不同姓氏或部族。然而，鄂温克人的部族都由2个或2个以上较大姓氏的鄂温克家族组成。像所谓的索伦鄂温克人内部就有杜拉尔、涂克冬、那哈他三个较大的姓氏家族。毫无疑问，当初被称为索伦的鄂温克人是清代鄂温克族的主要组成部分，所以他们内部不同姓氏和部族间的划分和相互间的关系都比较复杂。其中，从我们刚刚在上面谈到的三大姓氏中分离出阿伦部、根千部、音千部、讷莫尔千部、拉哈千部、莫合尔图千部、特尼千部、讷敏千部、伊敏千部、加拉姆台千部、济沁千部、雅鲁千部、辉千部等。根据有关说法，索伦鄂温克人的一部分，几乎有史以来就生活在兴安岭和呼伦贝尔草原相连的辽阔土地上。而且，这部分鄂温克人为了他们经营的牧场和猎场安全，经常同蒙古人产生冲突进而升级为战争。当时，这部分鄂温克人被蒙古人称为“林中人”或“林木中百姓”。后来，在雍正年间（1723~1735年），清朝政府从黑龙江鄂温克族的杜拉尔、涂克冬、西格登、哈赫尔四大姓氏中，选出几千名精兵强将连同家眷一起派往呼伦贝尔草原驻防，同时强化了呼伦贝尔鄂温克族的力量和作战能力。当然，这使呼伦贝尔地区的鄂温克族人口构成变得更加复杂，不同姓氏间的接触和交往变得更加频繁。这也给同一个姓氏间不能建立婚姻关系的鄂温克族男女青年，创造了许多自由恋爱、选择配偶的机会，使他们的婚姻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从西伯利亚经蒙古草原迁徙到呼伦贝尔的所谓通古斯鄂温克人，常年生活在呼伦湖、达赉湖以及莫日格勒河两岸的辽阔草原上。据不完全统计，这部分鄂温克人里共包括杜拉尔、道拉特、那米他、那哈他、奥布特克基尔、玛鲁基尔、乌者恩、巴鲁给金、齐布齐努特、靠诺克特、巴亚基尔等姓氏及部族。其中，以杜拉尔、那米他、巴亚基尔三个姓氏较为强大，从中还分离出不少大的姓氏家族。例如，杜拉尔姓氏中就分离出毛克特、西姆萨格特、阿齐克羌、巴亚吉尔、卡扬、那乌那基尔等姓氏的大家族。

说到额尔古纳河流域的所谓雅库特鄂温克人，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敖鲁古雅鄂温克人，他们在沙皇帝国统治时期，为逃避沙俄的无休止的残酷盘剥和掠夺，先后从西伯利亚远东地区赶着牧养的驯鹿逐步迁徙到了兴安岭。这部分鄂温克人，从西伯利亚远东地区迁徙来的时候人口就不多，所以其中的姓氏关系也不太复杂。据他们的老人讲，那时只有布利托帖尔、卡尔塔昆、索罗共、盖力克等姓氏的家族成员。不过，到后来，从索罗共姓氏里又分出马嘎罗、恩靠依、索木索、特吉孟等分支家族。

鄂温克族里，无论姓氏家族大小都有各自的首领和萨满。不过，这些首领或萨满中，绝大多数是属于有世袭关系者。也就是说，在鄂温克族生活的社会组织里，被选为首领或萨满的人，一般说来应该是属于前任首领或萨满的直系后代或有血缘关系的人。只有达到这一条件者，才有资格成为大家共同选举的候选人。另外，要是在前任首领或萨满的后代或直系亲属中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候选人，经部族领导阶层和德高望重的长者共同协商，推选出各方面条件都具备而智商能力非凡的候选人，然后以大家共同举手的形式选举产生。部族长主要主持部族内部的日常事务，召集本部族的全体成员开会，或召集由部族中的核心人物组成的会议等，商榷和处理本部族内部的各项事宜。再说，姓氏家族或部族内的萨满的社会功能主要在于，对身体或精神方面遇到问题或毛病的人给予精神治疗或特别治疗，甚至对于思想意识方面遇到障碍、犯过错误的人等进行说教工作。萨满在鄂温克族的姓氏家族及部族社会中，除了用精神治疗法或特异功能治疗法等手段医治患者之外，还能够发挥稳定社会、慰安民心、调解矛盾、化解问题等方面的作用。但是，对于办事不公正、办事能力和效力较差、不称职、有问题的部族长，通过召开部族全体成员的会议等，对其进行批评教育或严厉警告，对于屡教不改者要通过姓氏家族或部族大会予以罢免。召开类似会议时，他们还会请来本姓氏家族或本部族的萨满，让萨满通过信仰活动向上天之神和祖先神等诉说部族长的一切不称职行为，并祈求上天之神给予理解和允许，使他们能够找到更好更善良能干的部族长。与此同时，大家在姓氏家族及部族核心成员的指导下，经过商量并以举手形式选出新的部族长。

鄂温克族每个姓氏家族或部族均有各自的特定称谓，还有象征该姓氏家族或部族精神世界的信仰偶像。但是，每一个姓氏家族或部族的信仰偶像都有所不同。例如，在他们的信仰偶像里就有虎、狮、豹、熊、狼、鹰、天鹅、龙、蛇等。另外，每一个姓氏家族或部族都有共同祭祀的祖先神。各姓氏家族或部族对于大家认同的信仰偶像都十分敬仰，严禁对其说不礼貌、不文明、不尊敬的话语，同时不允许恐吓或猎杀它们。他们希望各姓氏家族或部族之间，相互尊敬彼此的信仰偶像。

有意思的是，伴随人类历史的不断变迁和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鄂温克族有史以来固守的姓氏说法与写法也发生着很大变化。而这种变化，与清朝末期，特别是民国时期有关户籍制度的改革，以及户籍登记要求和条件的变化等密切相关。这使生活在农区和林区的鄂温克人受到的影响最为明显，他们受当时户籍登记要求和写法的直接影响，对于自己的姓氏写法进行简缩化，也就是像汉族一样只写姓氏家族的第一个读音或说法。例如，他们把dulaar（杜拉尔）姓氏用汉字简化写成“杜”姓，还将tugdung（涂克顿）、nahatta（那哈塔）、samagir（萨玛吉尔）、haahar（哈赫尔）、gobulu（郭布勒）、zhinkir（金科日）等姓氏分别简化为“涂”“那”“萨”“哈”“郭”“金”等姓。也有的根据部族姓氏的意义内涵来简化称谓。例如，他们把karzhir（卡尔基尔）和aawanqian（阿王千）等姓氏，根据意义内涵分别简称为“何”与“吴”等姓。而生活在呼伦贝尔草原的鄂温克人，由于长期同蒙古族共同生活，并和蒙古族建立了各种复杂的婚姻家庭关系，以及受藏传佛教的较大影响等因素，他们给孩子们起名时多用蒙古人名或藏传佛教的人名。而且，从不在自己的蒙古语人名或藏传佛教的人名前加上本姓氏家族的名称，所以从他们所使用的人名上，根本看不出来他们是鄂温克族哪个部族的人或姓什么等。只有跟他们深入交流后，才弄明白他们的姓氏家族或部族名称。现在的鄂温克族主要姓氏见表1-1，并有各自的简写形式与规则。

从上面的表格，可以看出绝大多数鄂温克族的姓氏都有两个以上的写法，他们习惯于在汉族百家姓中有的姓氏，结合本民族语姓氏叫法的第一音节的读音来转写。结果，他们的姓氏名字都被汉化。例如，dulaar·batu·suke（杜拉尔·巴图·苏克）和tugdung·tuntu·mazhig（涂格顿·屯图·马吉格），这两个人名中的dulaar（杜拉尔）与tugdung（涂格顿）是属于这两个人的家族姓氏。也就是说，这两个人一个属于“杜拉尔”家族，另一个属于“涂格顿”家族；在家族姓氏后面的第二个叫法batu（巴图）和tuntu（屯图）是这两个人的父亲的名字，就是说这两个人分别是“巴图”和“屯图”的孩子；最后的suke（苏克）与mazhig（马吉格）才是这两个人自己的名字。我们把这两个人名，根据刚才的解释进行叙述的话，就会变成“‘杜拉尔’家族‘巴图’的孩子‘苏克’”以及“‘涂格顿’家族‘屯图’的孩子‘马吉格’”。很有趣的事，他们为了简化人名的写法，又考虑到人名中应该包含的一些概念，就会把刚才列举的两个人名dulaar·batu·suke（杜拉尔·巴图·苏克）、tugdung·tuntu·mazhig（涂格顿·屯图·马吉格）简写为d·b·suke（杜·巴·苏克）及t·t·mazhig（涂·屯·马吉格），只写家族姓氏和父名的第一个音和用汉字撰写的第一个字。或者再简化成d·suke（杜·苏克）及t·mazhig（涂·马吉格）等，只写家族姓氏叫法的第一个音，完全省去父亲名字的书写规则。然而，现在完全汉化为“杜克”和“涂格”了。对于鄂温克族如此复杂的人名写法，或者说对于这一书写人名的文化，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认识和解释。当然，许多人认为，这种写名法比较全面和清楚，人们不用多问就从这一较为完整的人名中能够了解到，该人的家族姓氏及父亲是谁等信息。另外，也有人说，由于在鄂温克族里，同姓同名的人较多，比如说姓“杜拉尔”的家族姓氏里叫“苏克”的有好几个，为了区分他们的名字和人，在家族姓氏和人名中间加入了父亲的名字。但是，他们从不在家族姓氏和人名中间写母亲或爷爷奶奶等人的名字。

众所周知，不同的民族，在人名的使用上，都有其特定的解释和说法，也都有着特定的文化内涵。鄂温克族也是如此，他们往往从本民族语言与文化历史中，寻找适合于自己某一愿望或爱好的词语来给孩子们起名。人名不仅是陪伴人一生的符号，而且人名留存于历史长河中的时间比人的一生还要长久。对于鄂温克人来讲，给孩子起名往往被视为至关重要的事情。甚至，在许多民族的传统习俗里，都有盛大而隆重的起名仪式。鄂温克族给孩子起名时，大都选择有特殊意义或体现当时社会文化及意识形态的词语。对于他们来说，任何人的名字都是经过慎重选择的产物，并且他们的人名里往往包含很多与民族学、地域学、自然景观或自然现象以及社会学、宗教学或政治学等相关的内容与要素。从他们的人名结构中，能够从另一个角度了解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形态、不同政治背景、不同经济条件、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文化生活的思想意识，甚至可以看出他们在不同岁月和不同环境中坚守的对于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

前面已提到，鄂温克族有着善于借鉴和包容外来文化的优秀传统文化与文明，这一民族特性不仅体现在他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语言，同时也体现在他们人名的选用上。他们把对未来的美好期待寄托在后代的身上，由此常常选择能够代表时代发展与进步的优秀而具代表性的词语，来给自己的孩子们起名。

鄂温克族早期使用的人名，通常与他们接触和感悟的自然界，以及他们早期的生产生活和生活环境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甚至，一些人名与他们的信仰以及祖先姓氏等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请看表1-2中列举的早期鄂温克语人名。

上述四种鄂温克语早期人名，某种程度上可以了解鄂温克族早期的生产生活，甚至可以看出他们精神生活的一些内容。他们热爱自己赖以生存的山水、树木、花草，珍惜大自然创造的一切生命，崇尚他们的祖先。他们把对大自然、对祖先的感激之情与养育之恩，同他们的信仰融为一体深深地埋在精神世界之中，并把它作为精神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融入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为了永远铭记这一切，永远保持带有信仰色彩的情感，给自己的孩子起名常常使用与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以及与他们早期的生产生活及生存环境，或者与他们的先祖、家族姓氏名称相关的人名。因而，鄂温克族的早期人名中，用本民族语起名的现象占绝大多数。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还查阅了跟鄂温克族有关的历史资料中的人名，资料中的人名进一步证实了我们分析的正确性。在那些清代的资料中，鄂温克族使用的人名基本上都来源于他们的母语。表1-3罗列了一部分在清代鄂温克族世袭章京家谱中的人名。

上面表格中罗列的实例，在鄂温克族早期人名中使用得较多。从中可以看出，绝大多数人名跟他们曾经生活的自然环境，所接触的自然条件，以及遇到的自然现象及自然物等有关。另外，也有不少跟他们的心理、情感、愿望及宗教信仰和家族姓氏相关的名字。再说，我们从这些人名中也能够认识到鄂温克族向往幸福安康的生活，崇尚真善美，崇尚大自然，热爱大自然，热爱家乡的传统美德及文化内涵。

17世纪30年代起，鄂温克族与满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了多层面的深度接触与交流。从此往后，鄂温克族开始广泛接受来自满族的文化，这使他们不但在语言文化方面发生了较大变化，而且在日常生活及意识形态领域也受到很大影响。满族的语言文化以及社会制度等渐渐波及甚至是渗透到鄂温克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使鄂温克人在各方面逐渐被满化。这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鄂温克语和满语属于同一个语族，所以在语音、词汇、语法等语言学领域有着很多共性和同源性。尤其是在那时，这两个语言的共有基本词汇达到70%以上。因此在当时，鄂温克族和满族完全可以用彼此熟悉的母语进行简单交流。如果再学些满文，同满族人接触的时间稍微多一些，鄂温克族人就可以毫无语言障碍地同满族人对话。而且，在那个时代，鄂温克贵族阶层，以学满语、穿满族服装、梳满族长辫为时尚和尊贵，就连普通群众也都崇尚满族人的风俗习惯，极力模仿满族人的生活方式，希望像他们一样生活。在这样的社会潮流之下，鄂温克人用满语给孩子取名的现象逐渐增多，取满语人名成了当时鄂温克社会的流行趋势、时尚标志之一。

我们在这里只是罗列了一小部分，事实上在那时有满语名字的鄂温克人很多。我们通过这些满语人名，从人名文化的角度，可以充分地认识到当时的鄂温克族受满族社会、经济、政治以及语言文化的极大影响。所以，他们尽量选用符合特定心理需求，体现美好愿望的满语词汇来给孩子起名，以此表达他们对未来生活的憧憬与期待，希望他们的子孙后代能像当时的满族人一样兴旺发达。同时，也表现出鄂温克族积极而主动地融入当时的主流社会，能够包容外来文化与文明的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和心理素养。很有意思的是，至今鄂温克族人名中还能见到满语人名，尤其是那些老人给孩子起名时习惯于用满语人名。用鄂温克老人的话说，鄂温克族和满族原来就是一家人，后来孩子们多了才分的家，因此鄂温克语和满语就是一个语言的两个分支，也就是从一个语言分离出来的两个很近的亲属语，用鄂温克语和满语给孩子们起名没有什么区别。

众所周知，自从17世纪后期开始，清朝政府在我国东北地区大范围传播藏传佛教。而且，还在东北人口较少民族生活区域内建造藏传佛教的寺院，同时对寺院内的僧侣实施免税、免兵役、免劳役等各项特殊优待政策。因此，当时一部分鄂温克人为躲避各种不堪重负的税收及兵役、劳役而进入寺院剃发为僧。然而，这种现象竟然延续到20世纪40年代。曾经在寺院里当过僧侣的鄂温克老人告诉我们：“早在1732年的时候，现在的内蒙古鄂温克族自治旗境内就已建造佛教寺院。由于清朝政府大力支持藏传佛教的传播，当时鄂温克人中信仰藏传佛教的人不断增多。藏传佛教给鄂温克人的思想意识带来了较大的影响，很快佛教文化就成为鄂温克族信仰文化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下，鄂温克族给孩子起名时往往选择与藏传佛教有关的名词术语，或者直接起用在藏传佛教的信仰世界里常见、常说、常用的专业术语等。毫无疑问，这使藏语人名自然地成为鄂温克族尤其是牧区鄂温克族起名的主要选择对象。

尤其到了清朝末期，在清政府的大力宣扬和鼓动下，藏传佛教在鄂温克族等东北人口较少民族地区的传播进入了一个鼎盛时期。伴随着藏传佛教的传播，藏族文化也开始在鄂温克人的生活区域内不同程度地传播开来，特别是以就地取材的中草药为主要原料的藏药所发挥的奇特功效，使鄂温克族等东北少数民族感到十分敬佩和仰慕，认为藏传佛教和藏医药是他们的身心也就是他们的物质生命和精神生命所必不可少的。所有这些，跟鄂温克族在精神生活领域受到的影响有关，也和他们善于包容和吸纳外来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内在联系。正因为如此，在历史的某一个特殊时期，在某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和条件下，他们往往用开明、开放、包容的心态面对一切，去积极主动地接触和汲取一切先进的或者是当时主流的文化与文明，从而求得自身的存在与发展。就像在前面提到的那样，他们把这一切传承给后来者，并在后代身上留下应有的历史印记。换句话说，他们给孩子起名时，就会充分地考虑这些来自于现实生活的生存的、发展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以及精神的和物质的众多因素。所以，在鄂温克族的人名中，特别是在清朝末期出现的人名中有大量的来自于藏传佛教和藏语的人名。

受藏传佛教及其文化影响最大的是从事畜牧业生产的鄂温克人。在当时，受清朝政府推行的宗教政策之直接牵连，生活在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上的所谓索伦鄂温克人一面信仰萨满，一面接受藏传佛教。而且，把藏传佛教看成是仅次于萨满信仰的精神产物，并将这种意识在人名的起用上体现了出来。特别是那些有权势和地位的高门贵族，更以起用有藏传佛教或藏族文化色彩的人名，来表现他们的权贵、地位、文化与文明。甚至，有的人不仅给子孙们起藏语人名，连自己的母语名字都改成可以反映藏传佛教文化的人名。例如，他们把原来的本民族语人名变成“小名”“乳名”或者“家用名”，把新起用的藏语人名变成“大名”或“社会用人名”。据史料记载，在清顺治年间，一部分鄂温克人迁徙到嫩江沿岸一带。那时，由理藩院任命扎木苏为鄂温克人的领官，授以副都统官衔并发给他清朝政府的地方官印。“扎木苏”是鄂温克族贵族官员的人名，很显然这属于藏语名字，意思是“大海”。能够成为鄂温克族官方长官的人，应该是当时鄂温克族中的贵族成员。由此可见，藏传佛教在当时的鄂温克族社会文化中所占的重要地位。然而，牧区鄂温克人告诉我们，那时信藏传佛教的鄂温克人有三种：其一是，真信藏传佛教，但也不放弃本民族传统的萨满信仰。这种人占的比例比较少，而且高门贵族中相对多一些。在他们的信仰世界里，认为藏传佛教要比萨满信仰现实和管用。其二是，信萨满的同时信藏传佛教。这类信仰者确实有一些，而且多数是属于八旗官兵或学过满文的中层阶级。在他们看来，萨满信仰和藏传佛教有许多共同之处。对此他们解释说，实际上藏传佛教是同藏族传统信仰ben（苯教）相结合的产物，藏族的苯教就是讲求“万物有灵论”和信“上天之灵”。这些信仰内涵，后来融入到藏传佛教里。鄂温克族的萨满信仰也讲求“万物有灵论”和信“上天之灵”。他们把上天叫bugan（卜干）或buga（卜伽），把上天之神叫bugakan（卜伽勘）或bugada（卜伽达）。后来，bugakan（卜伽勘）的发音演化为bugkan、bukkan、bukkang等。在此基础上他们还提出，藏族传统意义上的信仰ben也有可能同通古斯诸语的bugan（卜干）、buan（卜安）、buen（卜恩）、been（本）有关。其三是，表面上信奉藏传佛教，事实上信的是萨满。这种信仰者，在鄂温克族里一直占绝对多数。在他们看来，自己的民族有萨满信仰，没有必要再信其他民族的宗教信仰。再说，对于他们来说，萨满信仰是最符合人类精神活动和需求的信仰。因为，人类的生存离不开大自然，大自然是人类生存的唯一依靠，信仰大自然以及“万物有灵论”是萨满信仰的核心。他们说，不信仰大自然及自然界一切有灵性的生命，就不能够和大自然和谐相处，就难以从信仰的角度爱护和保护大自然，从而就会给大自然造成无穷无尽的破坏，最后人类就会遇到生存困难甚至灭顶之灾。

鄂温克族在姓名文化方面，也受蒙古族语言文化一定程度的影响。如前所述，鄂温克族与蒙古族间的接触与往来已走过漫长的历史岁月。然而，很有意思的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蒙古族人对鄂温克族人使用过不同的称呼。例如，13世纪蒙古族人称鄂温克族人为“兀良哈”或“林木中百姓”，后来布里亚特蒙古人称他们为“喀木尼堪”等。这些不同的称呼，从另一个方面说明鄂温克族与蒙古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建立的不同层面、不同范围的接触与交流。18世纪30年代以后，鄂温克族与蒙古族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相互间的接触与交流也变得更加频繁。18世纪末，牧区从事畜牧业的鄂温克人开始学习蒙古文。到了20世纪，鄂温克人学习蒙古文已成为他们接受外来文化教育的一个重要渠道。在前面，我们通过分析鄂温克语中的蒙古语借词，阐述过蒙古语言文化在鄂温克语里发挥的作用。同样，从鄂温克族的人名结构及文化特征，我们也能够看出蒙古语言文化对鄂温克族语言文化的影响。特别是从事畜牧业生产的鄂温克族人名中，有许多来源于蒙古语的人名。这些人名不仅涉及老年人，还涉及年轻人及儿童。相比之下，老年人起用蒙古语人名的现象略多一些，而青年人及儿童当中起用蒙古语人名的现象略有减少趋势，起用汉语人名的现象有所增多。

现在，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地区从事畜牧业生产的鄂温克族人名中，起用蒙古语人名的现象及有蒙古语人名的人非常多。特别是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地区的辉河鄂温克人、伊敏鄂温克人、巴彦查干鄂温克人、莫日格勒鄂温克人里，用蒙古语起名的现象比较普遍。不用多说，这完全和这些地区的鄂温克族青少年从小上蒙古语学校，通过蒙古语学习文化知识有关。还与这些地区的干部职工，在日常工作中几乎都使用蒙古语言文字等有密切联系。他们的教材、会议文件、会议通知、会议报告都用蒙古语文字书写。老年鄂温克人，特别是牧区的老年鄂温克人也主要看蒙古语电视节目，听蒙古语播送的广播节目。这一切，自然而然地影响着鄂温克人的语言文化世界。再说，牧区鄂温克族中，同蒙古族建立婚姻关系的家庭越来越多。结果，无论是男方还是女方是蒙古族，这些有鄂蒙婚姻关系之家的孩子，几乎都起用蒙古语人名。对此，他们没有什么太多的解释。只是认为，他们跟蒙古族共同生活在同样的畜牧业经济社会的文化圈里，所以许多方面有了共同的语言和交流的内容。另外，孩子们都上蒙古语文学校，接触到或学到的蒙古语言文化较多，给他们起用蒙古语人名对他们有好处。从另一方面，也表现出鄂温克族善于学习外来语言文化，善于构建和谐文明社会，善于与时俱进的积极的生活态度。

这里还有必要提到，鄂温克族同汉族的接触与往来造成的起用汉语人名的现象。说实话，鄂温克族与汉族往来已有漫长的历史了。或许正是这个缘故，在鄂温克族中有不少用汉语取名的人。而且，我们还发现，起初他们用汉语人名时，大都在本民族语家族姓氏称谓的第一音节后面用汉语人名。也就是说，所谓汉语人名的第一个字是本民族姓氏称谓的简写形式，这等同于汉语的“姓名”中的“姓”，在其后面才使用从汉语借入的人名。例如：

tugdung·deefu（涂格敦·德福），简称为tu·deefu、tudeefu（涂德福）

ulishi·shuugui（吴力西·寿贵），简称为u·shuugui、ushuugui（吴寿贵）

nahatta·fuhai（纳哈塔·福海），简称为na·fuhai、nafuhai（那福海）

awra·chanfu（敖拉·长福），简称为aw·chanfu、awchanfu（敖长福）

dulaar·linshang（杜拉尔·林山），简称为du·linshang、dulinshang（杜林山）

samazhir·shirung（萨玛吉尔·喜荣），简称为sa·shirung、sashirung（萨喜荣）

清朝中期以后，清政府为了开发东北地区，从内地调大批汉族移民东北。随之，汉人带来的汉族语言文化、生活方式、农业生产技术，也融入到鄂温克人的日常生活中。一部分鄂温克人从使鹿游猎生产、畜牧业生产方式转变为农业生产方式，由猎民、牧民变成了农民。当时，这些鄂温克农民中有不少人使用汉语名字。19世纪末，汉族又一次大量涌入东北地区，使鄂温克人起用汉语名字的现象越来越多。这使得他们的汉语名字，在形式上也完全采纳了汉语人名的形式。例如，涂福农、杜田、萨粮田、萨宝田、那小良、吴丰良、涂小农等。20世纪初期，移民到鄂温克地区的汉人变得更多，使鄂温克人更广范围、更多层面地接受了汉文化的影响。许多农区鄂温克人与汉人交流时，都能够使用汉语。在强大的汉语言文化的影响下，鄂温克家族姓氏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农区鄂温克人的姓氏已逐渐被简化为单一音节成分，也就是说，dulaar（杜拉尔）、tugdung（涂格顿）、ulishi（吴力西）、nahatta（那哈塔）等姓氏已分别被简化为du（杜）、tu（涂）、u（吴）、na（那）等。还有，在农业区生活的一些鄂温克人取汉语名字时，有省略本民族家族姓氏的习惯。也就是说，他们在起用汉语人名时，不使用与自己家族有关的姓氏称谓或相关符号，只用从汉语中借来的人名。例如，“福善”“富光”“荣贵”“宝成”“宝荣”“宝柱”“宝山”“常顺”“珠善”“长福”“明德”“明福”“明泰”“贵花”“全福”“来福”“通福”“明宝”等。从这些人名中，我们可以看出像“福”“荣”“贵”“顺”“善”“兴”“宝”之类的汉字使用频率最高。这说明，当时的鄂温克人不仅在语言文化方面接受了汉族语言文化的影响，而且在意识形态、人生价值观等方面也受汉族的影响较大。

20世纪50年代以后，农区鄂温克人的汉化程度更加显著了。学龄儿童读汉语学校的也不断增多，汉语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主要交流工具之一。这一时期，取汉语名字的鄂温克人增加了不少。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鄂温克人的传统文化不但不被重视，而且在强制性策略下不断加快被融合的速度。更可笑的是，有关部门不允许鄂温克人给孩子起本民族语人名，强迫他们取用革命化的汉语名字，例如，“革命”“胜利”“红花”“红星”“红光”“东风”“东方”“东升”“红日”“光明”“国庆”“卫国”“前进”“进步”“跃进”等就是当时最为流行的人名。通过这些人名，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文化大革命”给鄂温克族人心灵留下的伤痕。

不过，从“文化大革命”前后鄂温克族自然起用的汉语人名及其中隐含的意义，能够看出鄂温克族与汉族间往来的悠久历史。因此说，汉族语言文化对鄂温克族语言文化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对现在的鄂温克人来讲，汉族语言文化已成为他们自觉接受外来语言文化的一个重要渠道。就如前面所说，鄂温克族在当今社会中所遇到的现代生活及其产品，包括广播、电视、电脑、手机等一切现代化设备的语言文字主要都使用汉语言文字。从某种意义上讲，当今在中国离开了汉语言文字，在生产生活的许多方面都会遇到麻烦，加上鄂温克族同汉族建立婚姻家庭关系的增多，汉语已深入到牧区农村的鄂温克族家庭生活，他们的孩子也自然而然地起用汉语人名。毫无疑问，所有这些，首先是农业区以及城镇化生活区的鄂温克族语言文化受到汉语言文化的强势影响，已经走向严重濒危状态。其次，生活在林区的鄂温克族语言文化，也已进入严重濒危状态。相比之下，牧区的鄂温克族语言文化被保存得较好，他们的语言文化虽然一定程度上受到蒙古语言文化及汉语言文化的冲击，但还是保存着本民族语言文化的特色与社会环境。

从鄂温克族的人名文化及其发展变化中，我们也能够看到该民族与俄罗斯人接触的一些早期痕迹。不过，这种接触与影响，对于鄂温克族来讲或许只属于局部，应该说其影响面不是太大。我们知道，在我国的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与俄罗斯交界的边境地区，俄罗斯人似乎是从19世纪初就开始推广东正教。结果，居住在中俄边境的所谓通古斯鄂温克人、雅库特鄂温克人一定程度地受到东正教文化的影响。事实上，这些鄂温克族早年在西伯利亚和俄罗斯远东地区生活时期，就受到过俄罗斯语言文化不同程度的影响。用他们的话说，俄罗斯东正教的传教士们，为了让鄂温克族信东正教，首先说鄂温克族萨满信仰的坏话，紧接着就说信奉东正教的好处。与此同时，俄罗斯东正教的传教士们还千方百计地让鄂温克人去东正教教堂做礼拜。就在那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下，生活在中俄边境的一部分人里出现了自觉或非自觉地信奉东正教的人。很有意思的是，这部分鄂温克族只要有新生儿问世，就会把孩子抱到东正教教堂接受洗礼，并且接受牧师为孩子起用的俄语人名。那时，还有一种实际情况是，掌管户籍的俄罗斯人，如果鄂温克人不给其孩子起用俄语人名，就不让孩子入户登册，从而让他们的孩子变成没有户籍的“黑人”，只有起用俄语名字的人才有权利正式建立户籍档案。这也是当时在这部分鄂温克人中，起用俄语人名的现象增多的客观因素。

上表中的人名，也能够从某一方面看出俄罗斯语言文化对鄂温克族语言文化的影响。一直到现在，在被称为通古斯或雅库特的鄂温克人当中，还存在给孩子们起用俄罗斯语人名的现象。对此他们解释说，他们忘不了受俄罗斯统治时期的那段历史。另外，他们还认为俄罗斯名字比较好听，他们喜欢用在语音与语调方面跟俄罗斯语相近的本民族语或蒙古语人名。例如，在女孩子的人名后面经常使用俄罗斯语女孩名中的“娅”“娃”等。这一点，不只是与他们曾经强制性地受到的俄罗斯语言文化的影响有关，与此同时还跟苏联对我国东北地区的文化渗透有密切关系。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与苏联建立了相当深厚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因而两国之间产生了深层次的经济文化交流与往来。当时，大量的苏联古典文学作品、新文学作品以及电影节目被翻译成汉文或蒙古文等，一个接一个地传播到我国，特别是东北地区受到很大的文化冲击。对于我国人民来讲，在那文化生活与精神生活比较缺失的年代，而且过分强调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强国的精神价值与精神文化的特殊时期，苏联的这些作品很快广泛流传于鄂温克族的生活区域。这当然无可怀疑地丰富了鄂温克人当时的精神文化生活，使他们从中获得了应有的精神愉悦与快乐。伴随这些文学、影视作品的不断传入，苏联精神文化很大程度上直接左右着鄂温克族人的思想理念、意识形态、审美观及人生价值取向等。在他们的眼里，那时的苏联文化似乎代表着西方的先进文化与文明。因此，渴望美好生活的鄂温克人认为，给孩子起俄语人名，就是一种思想进步的表现，是追求幸福生活的一种象征。这一思想的惯性，至今还发挥着作用，俄语人名仍然被使用于一些鄂温克族的人名中。

说到鄂温克族使用外国人名的现象时，还应该提一提20世纪30年代初到40年代初的十余年里，日本为了加强对我国东北地区的控制，在东北各地（包括内蒙古呼伦贝尔地区）建立了许多日语学校，派专职教员教日本语言文化，具体实施日化政策。而且，他们给那些鄂温克族学生进行日化教育的同时，还把鄂温克族学生的人名都改成日语名。例如，那时在伊敏、南屯、海拉尔、扎兰屯、牙克石、齐齐哈尔的日语学校里读书的鄂温克族学生中，用日语的hana（哈娜：花）、sakura（萨库拉：樱花）、sora（苏拉：天空）、haru（哈茹：春）、yama（亚玛：山）等起名字的人有不少。不过，那时的鄂温克族学生只在学校里用自己的日语名字，放学回家后就用本民族语人名。再说，虽然在学校里，日本教员不允许鄂温克族学生叫本民族语人名，但本民族学生之间还是经常使用本民族语人名，只有课堂内或教日语的老师在的时候，才使用自己的日语名字。尽管如此，鄂温克族学生包括学生家长们还是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日本语言文化的影响。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鄂温克族生活区域的这些日语学校就相继被关闭，从此鄂温克族学生停止接受日化教育。同时，他们在日语学校使用的日语名字也被废除，几乎不再使用日语人名了。日本语言文化对鄂温克族的影响时间短、范围小，受影响者多为小学生及其家长。

我们也发现，现在的鄂温克族，特别是那些有文化、有地位的鄂温克族起用母语人名的现象较多。但是，属于这一层面或层次的人毕竟不多。另外，现代鄂温克语人名中，体现现代社会及现代人的思想意识的内容也有不少。还有，起用蒙古语人名或汉语人名的实例还是有不少。具体一点讲，生活在鄂温克族自治旗、陈巴尔虎旗等地，从事畜牧业产业的鄂温克族选用蒙古语人名的情况较为普遍，而生活在敖鲁古雅等地，经营驯鹿业及农业、林业产业的鄂温克族选用汉语人名的现象较多。鄂温克族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中，由于长期受来自不同外来文化的影响，所以他们的人名在语音结构及其所承载的意义内涵方面均存在较大区别。再说，农区和林区鄂温克族的现代人名里，使用汉语人名的实例更多一些。与此相反，从事畜牧业生产的鄂温克族中，来自蒙古族语言文化的人名要多一些。我们认为，人名也是人类社会的产物，因而也会反应出当时那一时代的某一结构性特征、社会文化背景、人们的追求与价值取向等。我们从早期到现代的鄂温克族人名变迁中能够看出，鄂温克族在不同历史年代与不同文化环境中，选用不同民族语的词语来给孩子起名的基本情况。我们还可以通过人名文化，了解鄂温克族在不同岁月和不同环境中，同样坚持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并把这种希望以人名形式寄托于未来与后代的基本情况。为此，他们在不同的时代或历史阶段，从那一特定岁月中无可回避地选择富有代表性的语言符号或优秀而进步的词语，给自己的子孙后代们起用人名。从这一点可以看到，鄂温克族在人名的使用上表现出的包容、豁达、超脱、追求美好未来的优秀的民族品质，以及他们所拥有的善于借鉴外来文化的优秀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