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集能人协会联合会纪实

张武

假把势创造新花样

在陕、甘、宁三省的交界处，有个地方叫做“三家集”。这“三家集”，既非名闻遐迩的名胜，亦非生产先进的典型，只是一个小小的山村。“三家集”的得名，是在有了镇的建制以后的事；以前，按照传统的叫法是“小岔子”。

这“三家集”，在旧社会是个“三不管”的地方。因为一些逃荒躲兵、离乡背井的“盲流”，往往看中这个地方落脚，有的干脆扎根住了下来。年深日久，也就聚集了不少有手艺的能工巧匠。如今，小岔子的二百来户人家，至少有半数以上从事工匠手艺劳作。

我们的故事，就先从六级瓦工万生金说起。

万生金的祖上，原是从陕西逃荒过来的庄稼汉，并没有什么特长。到他父亲手里，仍旧是一个精通春种秋收的“老农”，别无手艺。到他这一代，虽然念了几天“戴帽中学”，却未能上高中继续深造。他对此发了大半年的牢骚“师傅不高，教的徒弟拉腰”，认为全是半瓶子醋的老师害了他。如今书没念成，反倒耽误了从小锻炼种庄稼的机会。

这也是实在话。地里的活计他一窍不通，也不愿去学，责任田全推给他那有经验的老爹。他自己则穿着学生服，打扮得整整齐齐，成天在集上晃悠，观看四通八达的汽车，目送南来北往的行人。那天他正在马占胜的馆子里吃羊杂碎，一辆卡车停在门口，下来一伙人，都是和他年龄相仿的小伙子，农民打扮，在这里打尖吃肚子。万生金独具的特点是“见面熟”，拿手的武器是“拣好听的说”。因此不到一支烟工夫，他就和那些人成了朋友。原来那是一伙进城搞“第三产业”的农民，其中也有和他一样的“知识分子”。说在城里给建筑工程当普工：一天可以挣三四块钱，还管饭。他当机立断，连给家里打招呼也没顾上，就上了汽车。在银川城混了一年多，前不久衣锦还乡，穿了一身“麻布”做的西装，脚上是脱了色的尖头皮鞋。要是系上领带，便是一个标准的“业余华侨”。尤其使村里人惊奇的是，他居然揣回来一个“六级瓦工”的红皮执照！有人约他一块包工，给学校盖教室，实际上是想考验一下他的技术，他并不畏惧，只是看不上土木结构的小工程。

“我跟师傅学的是混凝土砌高楼，谁见过用土坯垒墙的！”

人们也不勉强他，只在背地里叫他“假把势”。

万生金不服气。

“我师傅盖过二十四层的大楼，砌五十米高的大烟囱，不用吊线！”

“嗬，这么神！你会吗？”

“师傅灰的墙连头发丝粗的缝子也没有……”

“越吹越玄！”

“信不信由你。有一次，上面来了验收人员，师傅做了个特技表演——往粉刷好的房子里放了五个小蚂蚁，过了一个星期，你们猜，咋样？”

“全跑光啦！”

“变成了六个！”

“吹牛了吧？”

“生了一个儿子……”

大家笑了一气，但仍然不相信他是泥水匠，只叫他“假把势”。

万生金并不生气，脸也不红，反而有理：“你们知道什么！省城里啥也不懂的假把势多的是。他们还在叫不上名堂的协会里当理事，当委员，摇头晃脑地讲经验呢！”

但是一些小青年仍把万生金当作英雄，整天围在他和屁股后面转。那倒不是因为他有多么高超的技术，也不是因为他师傅垒的烟囱高，粉刷的房子严密，跑不出蚂蚁，而是羡慕他“敢想敢干”。你想想，一个人赤手空拳跑到大城市里去，不但混饱了肚子，还挣了钱，捞了个“六级瓦工”，多能耐！他看着有人恭维他，更加洋洋自得。“麻布”西装整天不离身，一个劲儿向热心的听众讲述他在城里的见闻。有几个被他撩拨得心痒难熬，央告他：“带我们进城开辟第三产业去吧！”

万生金只在嘴上应承，却不行动。

正当其时，交通部门决定在三家集设立车辆监理所，有五百平米的工程招标，他抢先抓到了手。请了两个瓦工、三个木工，又把想跟他进城的小兄弟拉了一帮，很快完成了任务。据说，他一下就赚了三千多，就地买了一辆八成新的嘉陵摩托车，兜起风来。可是从头至尾，大家看得明白，他连一块砖也没砌。别人笑话，他却说：“这就是本事！”

本事还在后头。

他骑着“嘉隆”到外面转悠了几天，居然又在附近一家水泥厂承包了建家属楼的工程。回来组织人马的时候，先树起了一个“泥水匠协会”的牌子，毛遂自荐，当了会长，又在哥儿们中间物色了几个知心的，叫他们当理事，跑腿。

两天以后，来了社会舆论：“什么协会，全是一些冒牌货！”

万会长有些着慌。今后外出揽活要靠“协会”这块牌子，要让他们这样说，不就砸锅了么？得采取补救措施。

会长亲自出面，请三家集最有名气的泥水匠石补天当顾问。

这石补天也不是寻常人物。别的不说，先听听这名号——“石补天”，得了？那是他爷爷在他十岁那年，请一个过路的算命瞎子起的名，还花了二升谷子。至于他有没有“补天”的本领，天要不要补，人们却无从知道。但是他从他爷爷那里学来的泥水匠手艺，可是当地无比，三省有名！小岔子解放以来的建筑物，不管是公家的现代化建筑，还是居民私宅的传统住房，全都是他和他的徒子徒孙们的杰作。石补天最拿手的是用石头砌墙——不是石片，也不是加工好的石条，而是毫无规则的圆光石，又不用水泥沙浆，只用当地的黄胶泥。在这年雨量多达四千毫米的山区，他砌的墙，百年永固，不裂不斜。仅凭这一点，谁家盖房敢不请他？只是看他有没有工夫应承罢了。如今这石补天上了年纪，但精神不减当年，走路步履如飞，还能做“金鸡独立”。最有意思的是他在七十岁上又续弦找了个老伴，和儿女分锅另灶，独立生活。只是多年不拿瓦刀了。但水平在那里摆着，威望还在。可是“假把势”成立协会，居然没有他的位子，这不是目中无人吗？

说来也是怪事，这个一辈子没有跨出过小岔子地界的老泥水匠，到了80年代，居然产生了名利思想，有了强烈的当官欲望。多么新鲜呀，泥水匠协会没有他的席位！他气得不得了，坐在家里生闷气，心里一个劲儿地骂：“哼，现在的这些年轻人，全都没有成色！狗屁本事没有，就知道搞歪门邪道！什么协会？依我说，是哥老会！”

正在他骂得起劲的时候，万生金带着一副足以软化冰山的热情笑脸，诚惶诚恐地拜上门来。他先把半块砖茶搁在炕桌上，极有礼貌地说：“二舅爷，你老人家好！”

山里人有这个习惯，喜欢转弯子认亲戚。这“二舅爷”从那里转过来的，无从考证，反正已经叫了好长时间，今天叫得特别亲切、动听。

“二舅爷”心里不痛快，但“有理不打上门客”，又是小辈人带着礼物来看他，只好放下脸来，捋着胡子应承：“老天爷不要命，就这么活着……”

“看二舅爷说的！照你现在的精神，活一百岁也没问题……”

“嗬嗬嗬……”

见老泥水匠有了笑容，万生金急忙转入正题：“那天我们成立协会，因为在晚上，怕你老人家走路不便当，没敢来请。不过大家心里都记着你。今天让我当代表，请你老做我们协会的顾问，这是聘书——”

说着，双手递上一个巴掌大的塑料红皮本本。

石补天用颤抖的手接了聘书，随随便便地看了一眼，心想：这玩意儿，夹个票证之类的小东西倒很合适。他隐隐约约地听说过，原来公社的老书记，后来当了几天镇长的瓦玉印，当了什么顾问，还是二线。这“泥水匠协会”也要顾问，不知是三线还是四线？他没好意思问，胡乱应了：“我这一把年纪，腰来腿不来，还能顾什么问呢？你们看得起我，也是一片心，就放上吧！”

这么一来，“泥水匠协会”就齐全了：会长、理事、顾问、会员，全都很高兴。

但是他们忽略了最重要的一件事——忘了请示上级领导。

镇长周昌义得着信息，亲自下来调查。开始态度很严肃，但当他知道“协会”并没有什么政治背景，也无迷信色彩，充其量和报纸上登的那些杂七杂八的“协会”差不多，也就放心了。并作了这样的口头指示：“搞可以搞，但不要妨碍政策……这个，大家心里明白，我提点提点，不为多余。另外，既是民间群众组织，还要注意团结……”

“那自然。”会长赶忙解释，“村里凡是会砌墙的泥水匠，不管他砌的是土墙、砖墙还是石头墙，院子的围墙还是猪圈墙、茅坑厕所墙，我们全都吸收……”

“那是你们自己的事！”

周镇长摆了摆手，不乐意听这些啰里啰唆的具体事。

万生金聪明伶俐，明白领导的意思，急忙把话锋一转：“还有个事情要请示镇长……”

“什么事？说吧！”

“今天我们协会有活动，请镇长参加，指示指示！”

“政策规定得清清楚楚，我没有什么说的！”

“坐一坐也行，给大家一些鼓励！”

镇长推辞不过，只好出席。

协会活动的地点选在本镇最大的饭店——马占胜的羊杂碎馆子里。未进门的时候，镇长就有些疑心，怕他们吃吃喝喝，但无法拒绝。进门一看，果然不出所料，两张方桌上已经摆好了用羊肚，羊肝、蹄筋、羊头肉拼好的凉盘，还有酒盅。镇长尽管心里不乐意，还是硬着头皮坐了下来。坐在他右手的就是协会顾问石补天。万会长陪在左手，亲自斟酒。周昌义严肃地批评道：“你们这是干什么？难道不知道上面有精神？”

“镇长放心！”万生金笑着解释，“我们不花公家一文钱，全是会员们凑的份子，在一块热闹热闹……”

“这样做，究竟不太那个……”

“让我们为泥水匠协会的光荣成立而干杯！”

会长已经开始祝酒，镇长只好跟着举起杯子。

“让我们为镇领导的健康干杯！”

……

“为老顾问的健康长寿干杯！”

……

那天吃的不仅仅是羊杂碎，还有有民族特点和地方风味的“八大碗”。

酒过三巡，菜让五番，会长又出了新点子：“协会的会员让我当代表，请求周镇长当我们的名誉会长。不知领导肯不肯赏这个面子？”

“要名誉会长干什么？”

“镇长放心！一不要你批钱，二不要你出力，我们活动开会的时候，你抽空来坐坐，讲讲话，给大家长长精神。再一点，有你的旗号在前面，我们泥水匠外出承包工程，牌子亮一些，办事顺当些……”

“哈哈哈。”周镇长的酒已经喝得差不多了，说话也就随便起来，“你这个万能！就会出歪点子！我可把话说清楚：以后，不论你们干什么，都不能打着我的旗号招摇撞骗！名誉会长，我应了！”

会员们赶忙放下筷子，“噼噼啪啪”地鼓掌欢迎。内中有一个年轻会员，还喊了一声“OK”，逗得哄堂大笑。

接下来又轮流给名誉会长敬酒，给老顾问敬酒，给会长敬酒，给理事敬酒，会员之间互相敬酒，整整闹了小半天。

羊杂碎馆子也因此做了一笔大生意。为了给大家敬酒，马占胜还在标准之外，贡献了一盆鲜蕨莱做的酸辣汤。

女主任组织编织会

泥水匠协会成立以后，在三家集引起了很大反响。其他行当也争相取经，蠢蠢欲动。行动最快的要算“编织协会”，带头人是下台的妇女主任梁秀英，村里人习惯称她“大脚主任”、“大脚婶子”、“大脚婶婶”；当然，也有直呼“梁大脚”的。少数。不论怎么叫，梁秀英都热情地答应。她对自己的大脚颇为自豪。早先当主任的时候，到县里参加会议，如果搭不上顺便的汽车，她就步行，翻山的捷径一百二十华里，中午离家，赶到县招待所报到吃晚饭，以脚大腿快闻名于全县妇女界。基层政权改革以后，一切权力归村长，不需要那么多干部了，她自动退下来，重操旧业，搞起了编织业。这是她的看家本领。小的时候，在娘家就学过几天，能做简单的粗活；当了媳妇以后，公公婆婆都是编织能手，耳濡目染，家庭熏陶，加上她本人的聪慧，很快便精通了编织的各样技术。她用柳条编的大漏勺、小漏勺，花样繁多，精致好看，又轻巧又耐用，家庭主妇跑几十里路来定货。用竹篾编的小篮子、大盘子，上面有各式各样的图案，什么“二龙戏珠”、“嫦娥奔月”、“狮子滚绣球”、“孔雀戏牡丹”、“二姑娘担水”……名目动听，样子美观，放在桌子上是个摆设，拿在手里是个用物，赶集去卖，还未等她落脚就一抢而光。

梁秀英从别人嘴里听说，假把势万生金摘了个“泥水匠协会”，很不服气。“小岔子有几个泥水匠？就成立会！我们搞编织的，男男女女加起来，少说也有一个连，反倒没有组织，这成什么话？”

这倒是实情。镇上已经组织了班子编写镇志。据搜集到的资料表明，第一个到小岔子落脚住家的人，就是“靠山吃山”、以编柳条背篼、粪筐、竹席为业的。到了现在，正如下台的妇女主任所说，搞编织的人至少有一个连的力量。可以说，小岔子是典型的“编织之乡”。

编织队伍如此庞大，怎能没有自己的“协会”？梁秀英自觉地认为，她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要把协会串联起来。可她又不知道“协会”是什么样子，有些啥章程，成立起来干什么，她就去找“泥水匠协会”的顾问石补天请教。

老泥水匠是梁秀英的堂叔公公，她平常叫他“二大爷”。人老了，喜欢汤汤水水，好吃。梁秀英做了一大碗优粉臊子面，巴巴地端了去，还没进门，声音先送上去：“二大爷，你老人家牙口不好，我特意为你做了一碗丝罗面，你快趁热吃吧！”

这位侄媳妇的饭菜，老泥水匠是经常吃的，而且喜欢她的烹调手艺。既然特意送来，叔公也就不客气。

“听说你在泥水匠协会里当顾问，咋的个事情？”

梁大脚趁着老泥水匠正吃得香，赶忙把她关心的问题提了出来。

“我也不太清楚，”石补天咽下一口饭，说，“是万生金那个贼溜子搞的……”

“可有什么章程？”

“啥也没有，就嘴上说了说，给我发了个小本本，顺便在马占胜的馆子里吃了一顿，摆的‘八大碗’！”

“好排场！”

“还请了周镇长。”

“哦？”

“周镇长做了我们协会的名誉会长……”

“他乐意？”

“二话没说，喝了个昏天黑地！”

梁秀英探听到了内幕，回家连锅也顾不上刷，就开始联络。那心境，那气势，好像她又重返政界，“复辟”了妇女主任一般。

这位在干部岗位上锻炼了多年的中年妇女，有她自己独特的工作方法。她没有挨门挨户地秘密串联，一个一个地动员，而是像过去那样，沿“街”一声喊。她的嗓门又脆又洪亮，而且带着某种指令性的口气：“大家听着：搞编织的人，不论男女老少，都到我家开会，一个不落！”

那几年，她这一声呼喊，山摇地动，谁敢不服从！只是这二年听不到了。今天又喊起来，人人都感到新鲜。不到一碗饭工夫，人马到齐，满满挤了一院子。

她开门见山、简单扼要地讲了成立“编织协会”的主张和“章法”，却一字不提“泥水匠协会”的事。编织队伍里的泥水匠家属心里自然明白。众人唧唧咕咕，交头接耳，讨论了一阵，带头发言的积极分子说：“既然是老主任的意思，我们拥护。不清楚这协会到底有什么好处？”

“自然有好处！组织起来，加入会，我们搞编织的手工业人，就有了政治地位。还有一个好处，今后我们要定期开展活动，办学习班，互相交流技术。过几天，山神庙建成，给佛爷开光的时候，要办庙会，咱们把各人最拿手的作品集中起来，开个展销会，创创牌子！”

真不愧是当过妇女主任的材料，考虑得这么有条有理，打算得这样长远。要叫“泥水匠协会”的万会长听了，不把他吓傻了才怪！

妇女带头起哄。

“拥护老主任当会长！”

“对，老主任的手艺高，德高望重，当会长能服人！”

“还有当领导的经验……”

“好！”

“同意！”

大家跟着拍巴掌赞成。

“就我一个光杆司令咋成？还得选几个理事！”

“选几个？”

“大家民主！”

会场上又开了锅，吵成一团。

嚷嚷了好一阵，到会五十四人，选“理事”十八人。编筐的、编背篼的、编席子的、编簸箕的，编筛子的、编漏勺的、编笸箩的、编篱笆的、编粪筐的……全都有了代表，而且还照顾到了家族派系。唯有新兴的塑料网兜方面没有人当选理事。他们十分不高兴，当即又吵了起来，要搞分裂。

“你们用柳条，竹篾编的东西是玩意，难道我们用塑料编的网兜不是玩意？”

“是呀，难道你们的柳筐能装洋芋，我们的网兜不能装面包？”

“为什么没有我们的席位？”

“咱们另外成立协会！”……

说着，他们就要把队伍拉走。

要不是大脚主任威望高，一声喊把他们吓住，成立大会几乎被冲散。当然，最后还是以增加“理事”的名额来解决问题。给网兜方面三个席位，共二十一个理事，于是天下太平。

成立大会结束以后，梁秀英从他的产品库房里选了几件精致小巧的作品，用麻绳串了，背着去找镇党委书记赵高建。一是汇报协会的筹备成立过程，二是请赵书记当他们的名誉会长。

赵高建是两年前上台的年轻干部，也是十足的新派人物。他是三家集第二个穿西装的人。不过他的衣服料子要比万生金的“麻布”片子高级得多，是标准的毛哔叽，做工也细，穿在他身上，很像那么回事。再配上时髦的变色眼镜，完全是一个教授派头的知识分子。事实上也是如此。赵高建不仅以亲自动手写讲话稿，起草公文闻名遐迩，还经常给报刊投稿。地区农民报上经常有他的“豆腐块”出现。其中有两篇和三家集有关。一篇是《小岔子的传说》，一篇是《山神庙的来历》。前不久，他光荣地加入了省里的“民间文学研究会”，还有一个蓝皮子的会员证。因此，他熟悉“协会”的掌故，并不像镇长那样大惊小怪，跑去调查。他又是个开拓性的人物，对改革特别感兴趣。他曾花工夫系统研究过历史上的改革家的故事，从而得出结论：所谓改革就是标新立异，搞别人没有搞过的事情。“协会”之举，虽然在北京、在省城、在地区，已经司空见惯，但在农村小镇，还是首创。别处没有，正好抢个“头蜡”。支持他们搞，也算一项别出心裁的改革花样。到县里开会，也有个说头。因此，前妇女主任、现编织协会会长把情况一介绍，又讲了群众的心愿，赵书记连想都没想，就痛快地答应了：“这是好事，我支持！既然会员们看得起我，我就当你们的名誉会长！”

“请你多费心！”

“别的事情干不了，当啦啦队吧！保证吹好喇叭！”

梁秀英不愧是我党的好党员。她既没有摆“八大碗”的席，也没有“清茶一怀”，几句话就把问题解决了，堪称端正党风的楷模。而且她搬来的名誉会长是书记，比镇长高半头，自然比“泥水匠协会”高一格。更难得的是，赵书记会做工作，真正拿名誉会长当回事干。他首先在镇公所召开的基层干部会上讲了一通，接着又在县里召开的什么会的小组讨论会上介绍了一次“经验”，把小岔子的编织吹了个天花乱坠。没过几天，县供销社和个体商业户纷纷来三家集找梁会长订货，“编织协会”的会员们的产品，不出家门就有了买主。大家高兴，赞颂梁会长能干，又说“协会真起作用！”

老镇长不甘寂寞

前面有辙，后面有车。凡是搞过农村工作的人都知道：对于农民，你一味地用行政命令，或者重三复四地讲大道理，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重要的是给他们一个“样板”，什么新鲜事情，都会风靡起来的。成立“协会”，也是如此。

“泥水匠协会”和“编织协会”成立以后不出半个月，又相继成立了“石匠协会”、“毡匠协会”、“羊杂碎协会”（后来因为部分委员和理事抗议，改为“饮食业联合会”）、“养兔协会”、“鹞子协会”（要说全国首创，此会名副其实。因为附近山上出鹞子，有些人捉来驯养之后出售给平原地方的庄稼汉，吓麻雀护粮。）。镇长和书记互相谦让，又一人兼了几个协会的名誉会长。他们便把“协会”工作纳入镇党委的议事日程，定期研究讨论，经常督促检查。逢会就讲，大力宣传，收到了极其满意的效果。

退居二线的老镇长瓦玉印，是个很有地方特色的老同志。他的生活习惯和工作作风，都是以不变应万变。饮食上，春夏秋冬不变样；穿衣也很少更改，长年四季一身灰蓬蓬的黑呢子中山装，领子内里衬一圈白布，但早已被油汗染成黑色，和外表趋于一致。说到工作，他可是有一套成功的老经验。不论你上面有什么样的新套套，他都能用老办法对付过去，就像他用固定的饭谱打发三百六十五天一样。当然，也受过批判。“你有你的千条计，我有我的老主意。”这是一个领导批评他的时候，高度概括的结论。瓦玉印并不服气。会后摇头说：“他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们在自己家门口工作，比不得你们在外面做官，又是下来搞运动，可以为所欲为，惹下麻烦，屁股一拍溜了。我们要长远打算，不能伤害乡亲父老！”

因为憋气，他还特地写了一首诗，抒发当时的心境。这也是老顾问的一大特点。他虽然没有多少文化，却喜欢写诗作歌，咏事抒怀。考其缘起，发端于大跃进年代的人人写诗运动。别人只是应付过关，他却从此坚持下来。每有喜忧，就在工作笔记本上写几句。如果结集，大约也有千百首了。可惜保存的不多。

老镇长参加革命三十多年，仅公社书记的职务就担任了八个年头。而且始终在一个地方，没有挪窝。这山前山后三十上下的年轻人，有哪一个不是他看着长大的？特别是那些“五匠”，哪一个没受过瓦书记的恩惠？极左路线时，他虽然跟着上面的政策精神，大会小会地点名、批判过他们，但谁都明白，那是为了应付“四人帮”，明批暗保，虚张声势，掩人耳目罢了。何曾真的动过他们的筋骨？三中全会以后，是他瓦玉印首先站出来，顶着“凡是派”的逆风，最早落实了这些人的政策，而且放手让他们收徒传艺，发挥能耐。要不，哪有今天的光景？自由自在，随随便便，今天成立这个会，明天成立那个会，哼，你乖乖地参加我的听训会吧！还有现在这些台上的年轻干部，要不是我瓦玉印把你们带出来，推上去，你们能这么摆划！今天照电视，明天上报纸，那么多协会的名誉会长，叫你们垄断了，谁让过我一声，提过瓦玉印的半句好处？太不像话了！

老镇长越想越生气，越想越心口疼，睡不着觉，他便天天跑到镇公所去，不管他们请不请、欢迎不欢迎，他是抱定了主意，逢会必到，到会必讲，讲必称“当初”。总而言之，要而言之，小岔子——三家集没有他瓦玉印，就没有今天的大好形势。至于什么能工巧匠，怕早就有皮没毛，见了阎王。

人们了解他的心境，原谅他的牢骚，不过听听而已，不去理会，而且可供他作讲坛的会，也不是天天都有。待在家里更没情趣，他就跑到集上转市场，坐茶馆，进行“社会调查”。

有一天，他刚走进马占胜的馆子落座，“木工协会”的会长李长旺，“泥水匠协会”的会长万生金，“石匠协会”的会长潘昌，排成长串走了进来。他们是在这里开联席会，商量承包工程的事。见了老镇长，只好把公事放一放，先向老领导问好致意，你争我抢地递香烟，高声招呼马占胜给老顾问泡茶，烩羊杂碎。

瓦玉印也不客气，吃了一碗漂满辣子油的羊杂碎，用手掌抹抹嘴巴，接过李木匠递上的烟，一边吸，一边喝茶，似乎不打算说什么。但当“假把势”问老镇长“忙不忙”的时候，一下碰到了他的痛处，怨气也就随之而来。

“我下台了，能有什么事干！大忙人是周镇长、赵书记他们。你看他们多光荣！都照了电视！嗨，时代不同啦，我们过去当领导，哪天不跑百八十里路？一年四季和社员在一块，操心吃穿，还要参加劳动……现在，嗨！”

“就是，就是。”老木匠讨好地应着。

“你老先前关心我们五匠，大家都记着！”潘昌说。

“可不，”万金生赶忙接上话茬，“我们成立协会的时候，本来想请老镇长当顾问……”

“什么顾问？”瓦玉印不耐烦地顶了一句。

“我们‘泥水匠协会’的顾问。”

“算了吧，我才不稀罕你那个顾问呢！”说着，把老长的半截香烟气狠狠地甩到两丈以外的地方，似乎那就是他“不稀罕的顾问”。

万生金赶忙再递上一支带嘴的。老镇长慢慢地点着，吸了两口，才算平静了一些。

“你们知道，我退了以后，镇上也给我安了个顾问的名义。可又有什么用呢？关键的时候，谁也想不到我这个顾问，大事小事都不让我知道，连你们成立协会这样重要的事，也不给我打招呼！搞封锁。当顾问还有什么意思！”

“可不是吗？上面说得好听，要安排好老干部；到了具体单位，还不是人一走，茶就凉！哪像我的馆子，茶水总是热的！”

“羊杂碎协会”会长马占胜，一面热情地为老镇长续茶水，一面开玩笑。

这个信仰伊斯兰教的老回回，在汉民占多数的小岔子能够独立存在，顽强地生活下来，完全靠了他的独特手艺和高超的应变能力。他身材瘦小，但本事很大。当地供销社每天有五只羊的销售额，他不但包揽了宰杀大权，牢牢地掌握了刀把子，还以优惠价格垄断了全部羊下水，从而保障了他的羊杂碎馆子生意兴隆。对地方长官，他一律采取“笑脸政策”，因此，不管台上台下，都对他存有好感，认为他是“良民”。

“你这个马占胜！哼！如今买卖这样红火，怕早把我忘了！”

瓦玉印也用玩笑的口气，把话说给大家听。

“看老镇长说的！吃水不忘淘井人，我马占胜可不是那种没良心的货！真主保佑，我和婆姨天天念你的好处。”

“哼，你记得就好！”

“老镇长要是不愿意当顾问，就当我们的名誉会长吧！”

万生金提议。

“对，当我们的名誉会长！”

“别拿空头人情哄我，我不是小娃娃！你们的名誉会长不是有了吗？”

“是有这么回事。不过名誉职务不受限制，有多少算多少……”

“你们也懂这一套？”

“上下都一样……”

“不妨碍你们的事吧？”

“哪儿的话！领导都来关心，我们的事业兴旺发达……”

农村的“协会”比城市的“协会”简单，不需要召开什么理事会，委员会，集体讨论通过。他们是会长当权，一人说了算。过去的公社书记、昔日的镇长、现在的顾问，十分高兴地接受了几位会长的邀请，分别任了“泥水匠协会”、“木工协会”、“石匠协会”的名誉会长。至于名列何人之前，何人之后，没有考虑。好在不印文件，不登报公布，也就马虎过去了。

为了表示庆贺，马会长切了一盘肚丝，一盘羊肝，万生金买了一瓶金徽大曲（真假无暇顾及），简简单单地热闹了一下。

从此以后，退居二线的老镇长、现任各大协会的名誉会长，参加会议，不怎么发牢骚了，但还是喜欢讲话。其内容，要么是几条合理化建议，要么是几句顺口溜的“喜歌”，倒也惹人发笑。不开会的时候，他就串门子，转市场，用“社会方式”开展工作。生活上还是老样子：到哪儿吃哪儿。回到家，自然是几十年如一日的老饭谱，但心情舒畅多了。有他自己的“喜歌”为证：

小岔本是无名镇，

突然电视显新闻。

五匠能人露脸面，

“协会”有用今方信。

既然领导说它好，

我也举双手赞成。

难得各会送“名誉”，

老朽定当鼓精神。

虽然无权出大力，

也要吹笛帮个音。

逢会必讲作宣传，

权当我的一片心。

名誉理事

镇上的新旧领导，大小头目，分别被请进各协会做了名誉会长。应该说，该敬的神都敬到了，该烧的香也烧过了，皆大欢喜。会长们可以安下心来，领着他们的会员搞生产，发展事业了，没想到各个行当的老师傅们又闹了起来。

当然，会长们都是第一次搞这种把戏，毫无经验，可以原谅。但老师傅们可不这样认为，而且问题摆在那里，说得过去吗？已经成立的八大协会，除了老泥水匠石补天捞到一个顾问的头衔外，其他都在干滩上晒着，什么也不是，他们心里能舒服吗？这些人都是一些吃饱了饭没事干的老头子。有的并不老，只不过家境优裕，早早摆起老太爷的谱儿，游手好闲而已。有的虽然家里穷，但是孤寡一人，享受“五保”待遇，按月按季领口粮，冬天还发救济衣服，他们也乐得清闲，不去干活，但又闲不住，便无事生非，联合起来造舆论。他们整天搅在一块，冬天就热窝，夏日坐阴凉，交头接耳，说三道四，评头论足，挑“协会”的毛病。开头，他们想请人写一张不属名的状子，投到县里去，把这些可恶的“协会”定个非法组织，全部取缔。可是没等他们商量妥当，镇领导一个接一个地当了名誉会长，他们晓得弄倒这些协会是不可能了，就集中力量，放肆地攻击那些会长，骂他们“没良心”、“水平低”、“过河拆桥”、“目中无人”、“不尊重老同志”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他们的聚会地点不在羊杂碎馆子里。因为有的老太爷是“居士”，不吃荤。而且，马占胜本人就是他们的一个重点攻击对象，说话不方便。他们选了专卖茶水的吴国有茶摊。那里摆了几张破凳子，顾客又少，正好供他们闲谈。

吴国有在历史上有过四个名字。第一个是他爷爷起的，后来被他父亲否定了，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名字，已无从考证。他父亲给他取的名字，上学的时候又被学校的老师否定了。老师起的名字也毫无水平：吴生有。同学们经常取笑他——无中生有，不是好人。后来辍学不念书了，又正好碰上“文化大革命”，他便把“吴生有”革掉，取了“吴国有”这个大号。但终于没有流行起来。因为他幼年得了一种“鬼剃头”的病，头发脱落，东一块，西一块，和他种的责任田有点相似。他怕难看，无论天多么热，总是捂着一顶大帽子。为此，大家叫他“吴臊头”。在小岔子这样五业俱全、能人遍地的优良环境中，他竟然“纤尘不染”，对任何手艺都不感兴趣，又怕出力气，只好在集上摆摊卖大碗茶。平日生意萧条，收不了几个钱，但他扯淡聊天的兴致经久不衰。不管相识不相识，他都能搭上话，一搭上话就没个完。茶馆本来是“自由市场”，他的茶摊更是是非窝子。小岔子的一些新闻、闲话，全从他那里传出。这也正好给失意的老师傅们提供了议论他人的好处所。

经常在这里碰头的，有兜子匠程瘸子，编织匠赵三歪，木匠胡三泉，再加上吴臊头，不过四五个人，但是代表着好几个方面。只没有泥水匠协会的不满分子。在这种地方，就显出了“假把势”的精明之处。他不仅恭而敬之地请石补天做顾问，对其他人也安排得妥妥帖帖，没有差错。他在城里混了一年多，接触过各种机构的各种人物，深知“协会”这种组织的内幕，听起来都是“会员”，但实际水平差得很多，有的甚至是“南郭先生”，纯粹在里面瞎混，又不能不要他。因为这个缘故，万生金就采取开门政策，严格执行周镇长的“大团结”指示，把村里和泥水匠有关联的人都网罗进来，外出承包工程，都让他们参加，只是工资上有差别。所以他的协会安定团结，外出干活，气氛也宽松，和谐。

其他“协会”的不满分子坐在吴记茶摊上，虽然牢骚满腹，都有怨气，但情况不同。程瘸子编了大半辈子的柳条背篼，但仅是背篼而已，其他细活都不上手。梁秀英只吸收他入会，没有安排理事。至于赵三歪，完全是一个老脸厚皮的骗子，连程瘸子也不如。他生性懒惰，既不能上山割柳条，劈竹篾，又不会加工产品，在家里只会训老婆孩子，骂他们是“笨蛋”、“蠢牛”。“笨蛋”们跟着梁秀英学，编出一些粗糙的器具，他拿到集上去卖，还冒充是“梁大脚的手艺”，败坏他人的名声。这样的人品，梁秀英怎好让他当理事？会也不让他入。木匠胡三泉的情况和程瘸子差不多，干木活的历史很长，手艺却不高。他还带过几个徒弟，结果是一代不如一代。胡三泉只取得了会员资格，他的徒弟们，连会也入不进去。李长旺不承认他们是木匠。这些人心怀不满，又说不出口，就让他们的师傅去闹。

“你这样有资格的老师傅，他们连理事也不选，简直没有规矩！”

“你这么大年纪了，怕什么，去和他们闹！”

胡三泉真的什么也不怕，就是说不出整齐的话来，只是打哈哈声。

吴臊头的攻击对象只有马占胜一个。他认为羊杂碎馆子的老板、“饮食业协会”的会长太目中无人了，仗着自己的生意红火，财大气粗，竟然不承认他的大碗茶是饮食业。后来勉强承认，吸收了他做会员，却不安排任何职务，你说气人不气人？吴臊头还有些情绪，就不仅仅是对马占胜一个人了。他坐在清淡的茶摊上冷静地观察了许多天，发现三家集成立这么多协会，而真正“名利双收”的只有马占胜一个人。各协会成立大典，全都在羊杂碎馆子里举行“便宴”，这是多好的买卖！你看镇上的那些头头脑脑，吃得多欢！按理说，中央三令五申，要求“清茶一杯”，他们如果是真正的共产党员，真听党的话，就该把会议带到茶摊上来开。可他们偏不光顾，只想着去吃“八大碗”，这不是用歪风邪气支持马占胜大发横财，对抗中央么？

这几个人凑在一起，便轮流发言，声讨各自的凶恶敌人，用重三复四的话，把那些会长骂成臭狗屎。

渐渐的，他们的骂声和呼声传到各会会长的耳朵里。有的厌烦：这些人不想着发家致富，干正经事情，老是计较这些鸡毛蒜皮，有什么意思！后经“假把势”给他们提点，才明白，这不仅是小岔子一个地方的问题，而是带有全国性的普遍现象。县以上的政权机关都成立了顾问委员会，老同志老有所养，仍能发挥作用。可这小山村里，没有顾问编制，如今普遍成立协会，不正好安排老队长、老师傅，减轻社会压力吗？会长们想通了：横竖不发工资，不过是个虚名，多一个少一个，有哪样关系？

很快，发牢骚的诸公，分别被他们那个行当的协会请去，或当名誉顾问，或当名誉理事，安排了使他们满意的位子，骂声才缓和了一些。

赵三歪一肩挑二“会”

“名誉理事”的普遍设立，使大多数的老师傅和不够“师傅”而有资格的人各得其所，心安理得，协会也得以安宁。只剩下赵三歪一个人晒太阳，“啥啥也没个啥啥”。因为梁秀英根本不理他的茬儿，甚至请了瓦玉印说情，老顾问以名誉会长的身份施加压力，梁会长也不买账，态度十分坚决。

“这种人，只会吹牛，招摇撞骗。要让他入会当理事，我们的‘编织协会’，不就变成耍嘴皮的吹牛协会了吗？不能这样做！”

这一来，赵三歪被彻底关在了门外。

梁秀英之所以对赵三歪采取这种态度，不仅因为三歪不懂编织技术，而且厌恶他的人品。用梁秀英的话说，他的“心术不正”，喜欢给人使绊子，陷害好人，是个名副其实的“三歪黑酸刺棒”。

当初，他那当木匠的爷爷给他起了这个古怪名字，也是煞费苦心、绞尽脑汁的。究其原意，至少有两层。一是从木匠吊线的几何原理出发——取三歪顶一端的意思。第二层意思，就完全是迷信色彩了。正如其他人丁单薄，缺少儿子的家庭一样，为了保住独苗的性命，并使其长寿，便有意取个女孩子的名字，或者冠以“猪”、“狗”、“牛”、“驴”之类，让千人万人地喊“狗娃”、“牛娃”，避邪压魔。他给孙子取“三歪”，也有“以歪就正”的美好愿望。但是，三歪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生阅历的积累，他的心术，也和他的名字一样，歪了下去，毫无正直可言。

赵三歪在旧社会就不大安分，嫌种庄稼辛苦，又不屑于学手艺当木匠，跑出去给税卡上当听差，混饭吃的同时，参加了一个什么组织。新中国成立后，政审发现了那个问题，虽然没有戴帽子，也是一个政治包袱，很长时间处于“半群专”状态，经常当“运动员”，挨批挨斗，日子艰难。应该说，他是个极左路线的受害者，值得同情。可是反过来，他又是一个时时刻刻盯着别人，货真价实的整人分子。开头，人们还原谅他的做法，以为他自己的日子不好过，为了保护自己，不得不装出一个假积极的样子。然而，时间长了，次数多了，才知道他是真积极，一心想整人。有些和他一样入“另册”的人，经常在一块劳动，把他当成同类，说些知心话，自然也是牢骚话，不满言论，他就原原本本地汇报给支书、队长；上会作证，更是添枝加叶，让别人吃苦头。有一回，他和一个地主分子起猪圈的肥，按规定，出去背粪，回来带土。那地主分子说：“咱们是做吐故纳新的工作。”他马上向队里的领导汇报，说地主分子丑化最高指示。结果那个“分子”定了“恶攻罪”，杀了头。三中全会以后甄别冤假错案，给那个“分子”平反，赵三歪又是第一个站出来揭发当时的队长，说他是“四人帮”的爪牙，迫害了革命群众。直到现在，谁也没有追究过他的诬陷罪。原因是他很会迎合新上台的领导。镇上的头头下来，他既非支书，又非村长，却总是跟在干部的屁股后面转，领路认门，介绍情况。歪嘴又能说，深得头头们的喜欢。瓦玉印老顾问，就很看得起他，为他不能加入“编织协会”而惋惜，打抱不平，曾在好几种场合，不点名地批评过梁秀英的“关门主义”。

赵三歪得到了老顾问的支持，也就不把梁大脚放在眼里了。他经过多日思考，精心策划，单枪匹马，成立了一个“编织业学术研究会”，自任会长，与梁秀英分庭抗礼，对着干。为了迎合时尚，装点门面，他又拉了两个青年、一个老头，做他的会员，让大家摊了“股子”，在另一家汉民饭馆里开成立会，还请了老顾问瓦玉印。

在席上宣布：“今天我们的‘编织业研究会’正式成立，请老镇长当我们的名誉会长！”

瓦玉印很高兴，不但满口答应，还作了指示：“你们这个会成立得很及时，很有现实意义。现在有一帮子人，光顾粗制滥造地编筐子卖钱，不研究技术，这怎么行？三歪同志想到了这一点，填补了这个空白，是个了不起的贡献。你们要好好研究，促进生产！”

从此，赵三歪就趾高气扬。他那不长眉毛、胡须的皮球脸上，竟也放出红光来，经常可以看到他站在三家集的编织市场里，对外面来的顾客讲解挑选编织器具的知识，高谈阔论。

老顾问把他树为“样板”，逢会就表扬：“老同志就是老同志，不一样！你们看赵三歪，编织协会不吸收他，他仍然关心编织事业。自己成立研究会，研究技术，发挥余热，大家要向他学习！”

三歪从“余热”二字上得到启发，又跨行业串联，搞了一个“咨询委员会”。条件是六十岁以上的老头儿，少一岁也不行，年龄大的不限。宗旨是：以他们的老资格和宝贵经验，随时干预各个协会的工作，特别是技术方面的问题，不经咨询委员会认可，便是非法！

这样一来，赵三歪就有了两个会长的头衔，谁敢说他是狗屁不通！

当然，也还有人不服气赵三歪。“他那样的人能搞两个‘会’，我们为啥不能搞？”一些闲散的老年人，便秘密串联，分别成立了陕西、甘肃、宁夏三个同乡会。赵三歪说，“协会”、“学会”这些组织和“同乡会”是两码事，风马牛不相及，算不了什么。但是老头们不在乎，仍然在一块抽烟、喝茶，偶尔也聚聚餐，轮流做东，吃吃家乡饭。赵三歪看着有意思，也申请加入陕西同乡会。负责资格审查的人说，他是陕西与河南交界地方的河南人，不好考虑。但在讨论的时候，还是作了让步。老头们怕他像对抗编织协会那样，穷捣乱，闹得大家不安宁，只好接收。进同乡会以后，他竟然越俎代庖，包办了会长的职责。平日，除忙于“编织技术研究会”和“咨询委员会”的“会务工作”外，就混在“同乡”中间，谈天说地，摆龙门阵，成了大忙人。

村长筹建联合会

专业户和能工巧匠纷纷成立“协会”的过程中，遗忘了一个十分关键的人物——村长朱三省。这实在是个不应有的疏忽，甚至可以说是工作中的严重失误。你想想：全国、省、地、县，有那么多“协会”、“学会”、“研究会”、“联合会”……哪一个“会”不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之下？正如石补天发牢骚所说的那样：“这会那会，领导上不支持，你就是哥老会！”

可是那些“会长”们，政策一宽松，他们就得意忘形，不知天高地厚了，以为成立那么个破协会，就可以自立为王，为所欲为，竟然把最基层的革命政权首脑、小岔子的最高行政长官、村长大人也不放在眼里。

开头，朱三省还原谅他们，以为这些协会的会长是山沟沟里的手艺人，从来没有搞过什么社会工作，筹备协会的事情又杂，忙中有乱，乱中有失，不该苛求。他便静静地坐在家里，等他们开会的时候下帖子请他，“便宴”的时候邀他。可是除了“泥水匠协会”的会长单独请他吃过一碗羊杂碎外，别的人谁也没有记起他朱三省，好像他压根儿就不存在似的。这不是有意冷落他么？再说，一人疏忽，两人大意，难道都喝了迷魂汤，吃了蒙汗药不成？

“哼，孙悟空一个跟斗十万八千里，还在如来佛的手心里转。看你们这些匠人（他偏不叫他们‘能人’）折腾到哪里去！”

有一天，他把饭碗一推，愤愤不平地冒出这么几句话，有意让参加“编织业协会”的女儿捎给他们的会长。据他得到的情报，那梁大脚和她的理事们，今天要在羊杂碎馆子宴请名誉会长。他中午就空出肚子，直到晚上也没人来招呼一声。他能不气么？

三年等个闰腊月，朱三省等着“会长”们用着他的那一天。

果然不出所料，“会长”们终于在工作中碰到难题，想起了村长，齐刷刷地跑来求他。

情由得从县佛教协会重建山神庙谈起。

关于山神庙的历史，在这里只能借助镇党委书记、民研会会员赵高建的那篇半文半白的杰作。

“几百年前，小岔子是个三不管的无名小村，山沟里只有数十户人家，多以担柴卖草、编织柳木为业。也有饲牧牲畜者，多为山中虎狼所害，人心惶惶。村中有一老人，梦见山神托梦，要小岔子的百姓在高崖之上为他建庙，否则，便放出更多的虎狼惩罚。于是，老者领头，众人响应，出钱出物，准备盖庙，安慰神灵。但木石齐备之后，如何运上悬崖？工匠束手无策。一日清晨，各家圈中耕牛浑身披汗，围卧栏中，人人奇怪。那位做梦老人手指南山高崖：‘你们看！’百丈崖头，庙宇巍然屹立，始知山神显灵，赶耕牛去运工料。于是举行盛会，庆贺神庙落成。从那以后，虎狼敛迹，山神庙终年香火不绝。”

这不过是传说。但是人们记忆当中的真实情况是：三年困难时期，山神又有过一次不喜欢。原因是天灾人祸，食品奇缺，人都无法果腹，哪有肉食献山神？因此豺狼出没村庄，集体仅有的十几头瘦猪，二十多只乏羊（均系供参观之用），除饿死者外，几乎为豺狼所尽，有几个小孩也被狼叼了去。当时有些不信迷信的愣小子，扬言要砸毁山神庙，但终于没有实行。直到十年浩劫，山神及其庙宇才被当做“四旧”破除，老年人担心山神震怒，但事实上豺狼反而少了，以至绝迹。原因是它们赖以生存的山林日见其少。近几年来，公布了森林保护法，小岔子以南的大小山坡又葱茏起来。狼又出现了，叼了马占胜的一只羊，梁秀英家的两只鸡也被狼当了晚餐。去年有几个研究生态平衡的专家来调查，说这是森林覆盖率提高的好现象。那时，三家集的各类协会还没有成立，老百姓对专家的高论既不敢苟同，也无人反驳，村长请专家们吃了一顿具有地方特色的羊杂碎，恭恭敬敬地送走了。

专家们撤退以后，小岔子的人不安宁了。他们从电视上看到，广播上听到，全国各地都成立了“爱鸟协会”，保护各种鸟，连“四害”之一的麻雀也给平反了，加以保护。谁能担保今后不成立“爱狼协会”？要那样，小岔子可就遭殃了。为此，老年人，不论属于何种协会，全都聚拢，开了一次碰头会，一致认为，还是要祈祷山神管束他的看家犬——狼。要山神喜欢，唯一的办法是重建庙宇，再塑金身。他们公推转业和尚老秦去县佛教协会请求支持。佛协果然赞扬了他们的举动，但不给经费，让善男信女们自己想办法。秦和尚得到县“佛协”的支持，精神大振，信心百倍，首先树起了“小岔子佛协”的旗子，带头到各家化缘。怎奈工匠手艺人一心发家致富，不愿效力，结果是有诚心的没力量，有力量的没诚心，所捐款项不足盖庙的半数。事情还在筹划之中，可是伸头包揽庙宇工程的却有好几个。最先申请的是“木业协会”会长李长旺，接着“泥水匠协会”、“石匠协会”，甚至“编织协会”也找秦和尚。他哪里做得了主。于是，大家想到了村长。一是请他发挥威望，动员众人，出钱出力；二是请村长从公益金里拨些款，把这个最大的公益事业办起来。

意见统一之后，几个会长争先往村长家里跑，唯恐别人把盖庙的工程抓了去。但是朱三省连眼皮也没抬，具体工程更没工夫答应。

会长之中，有人主张求助名誉会长，让他们以镇领导的身份给村长施加压力，促成此事。但是有人反对。理由很简单：盖庙敬神，乃封建迷信之举，虽说上面的政策宽大，但也“解放”不到共产党支持盖庙塑神像的程度，只求他们睁一眼，闭一眼就是。再说，不管你找到哪里，最后皮球还得踢到村长这里来，他这一关非过不可，绕是绕不过去的。

众人急了三天，还是“泥水匠协会”会长的脑袋瓜灵。他一个人跑到“朱家大院”（也有人叫“村公所”），赔着笑脸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叔，我有个想法……”

为了表示亲切，他把“村长”改称为“叔”。

“什么想法？你们的协会不是妥当了吗，还想干什么！”

村长有一副令人望而生畏的连鬓胡，面孔又板，不肯轻易露笑容，尤其和村民谈话的时候，更是脸黑话硬，令胆小的人发颤。

万生金是城门楼上的麻雀，经过阵战的锻炼，毫不畏惧。进一步表忠心：“协会算个屁！只有叔叔这个村长，才是正经官呢！小岔子离了你还成？”

村长笑了笑，吹了吹烟灰，没有吱声。

“这次盖庙，虽然有些迷信，但在咱们山区，也是公众的大事。强行禁止，违了大家的心愿，得罪人。还不如顺水推舟，答应了，由你牵头，总领工……”

“咋个牵法？”

“工程由你包了，你愿让哪个协会干，就让哪个协会干……”

“嗯……”

“这是一。第二，你应该发起一个会，把所有的协会都联合起来，统管起来，你当会长去领导……”

“你又糊弄我！”

“真的。我在城里干活，听得多了！社联、学联、文联、科联、妇联、青联，都是大协会管小协会。”

“人怎么个摆法？你们不是请了镇上的领导当名誉会长吗？”

“那没关系。这种民间组织，并没有高低大小之分，不过是名义上的事情。等联合会搞起来，你也请他们当会长，全都放上，大家都喜欢！”

“让我想一想。”

朱三省不能完全相信“假把势”的胡吹冒聊。为了稳妥，他拦了一辆顺车，到县城去了一趟，找他在县文化馆画画的妹夫，把万生金的“合理化建议”说了一遍，请他拿主意。本来他可以就地找民办教师、诗人李繁求教，但别人的话他信不过，只得舍近求远，专程找妹夫商量。他的妹夫虽说只会画宣传画、招贴画，但仗着在文化馆工作的方便，也混进了省“美术家协会”，又是县文协的理事。他听了小岔子的情况，很是发笑，怎么小山沟里也搞这种名堂？莫名其妙。虽说井水不犯河水，但任何事情，一滥就不值钱。他本能地产生了一种危机感：如果各行各业，狗头猫脑都成立协会，泛滥成灾，他这个“美术家协会”的会员还有什么用处？

但是大舅哥的事情也很重要。他就把自己的经验照实介绍出来，说省里都这么搞，可以大胆效法。还给他看了一些章程，并把诗人李繁推荐给他，必要时可以找他帮忙。

朱三省心里踏实了。不顾妹夫、妹妹的热情挽留，连夜搭便车回到三家集，把各协会的会长通知到家里来，以他惯用的行政命令方式，干脆利落地讲了成了五匠协会联合会的要旨，希望大家同心协力，团结战斗。

有几个不晓事务的犟板筋会长想不通，认为这是因神设庙，叠床架屋，烦琐机构，六指画符，多了一道，不乐意归顺。但也只是私下里嘀咕，没有公开反对。

既然没有异议，就算正式通过。朱村长亲自挂帅，进行紧张的筹备。

忙于起草章程的诗人

朱三省是个讲究规矩方圆，喜欢按章程办事的人。因此，要筹备联合会，第一项紧要工作是起草会章。而欲起草章程，在小岔子这个地方，除了民办教师李繁，再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村长去县城找妹夫讨主意的时候，妹夫就推荐过这个人。其实无须他保举，朱三省早就心中有数。因为李繁是他一手提拔、培养起来的。

李繁是“假把势”万生金的同窗，但他的实际学问要比万会长高深得多。不仅在学校是优秀学生，回家来，也是全村公认的好青年。论才干，当个乡、镇秘书绰绰有余。但他祖辈务农，毫无门路可走。展现在眼前的只有“广阔的天地”，还有重峦叠嶂的大山。他跟着父亲上山砍毛竹，割柳条，供母亲搞编织，又和兄长一块种责任田，有多大力气使多大力气，毫无怨言。村长看他为人忠厚，不像其他念了几天书的年轻娃娃，偷奸躲滑，调皮捣蛋，就把民办教师的职位赏给了他。小伙子是有心之人，感恩戴德，把全部精力用在教学上，学生娃娃和家长都欢迎他。李老师性格内向，不善交际，闲暇之余，喜欢一个人跑到山梁上观山望水看太阳，时时发呆。日落回家，在煤油灯下苦思冥想，写诗作文，积年累月，居然在报刊上发表了几十首诗。有一篇评论文章，甚至把他吹成“诗坛新秀”。“新秀”前不久到县里参加过一次文代会，之后更是野心勃勃，奋发努力，新作源源不断，每隔十天半月，就有一张汇款单送来。虽然都是十块八块，可是接二连三，也顶得上一个手艺人的收入。统计数字的时候，村长把他列入了“写诗专业户”一栏。他自己也很得意。在县文代会上，曾对也是代表的赵书记说了一下：是不是小岔子也搞个“文协分会”（在他看来，这要比其他那些杂七杂八的协会有意思得多）。赵高建没有吭声。李繁以为是条件不成熟。实际上是赵高建怕李繁超过他。你想想，论文化，都是高中毕业；论地位，他是镇上的最高领导，李繁不过区区一个民办教师。可是李繁却发了几十首诗，而且是小有名气的“新秀”。他一个堂堂的镇党委书记，才搜集整理了两则民间故事传说。这是何等的不公平！因此，他宁可兼任“羊杂碎协会”的名誉会长，也不能同意成立“文协分会”。李繁也不敢再提，只是老老实实地埋头于他的诗歌创作。

自从小岔子刮起“协会”风之后，诗人的生活受到了很大干扰。能人协会的会长们，你来我往，纷纷找李老师帮忙，有的请他起章程、写条约，有的请他介绍经验、指点方法。他本来不想管，但是乡里乡亲，面子上推不过，只好耐着性子，把自己了解不多的协会情况讲给他们听。自然，“五匠”们也不能白麻烦他，有送小板凳的，有送洗菜筐子的，还有自愿报名给他家修猪圈墙的……他都一一谢绝。但也防不胜防。有一次，他刚坐在灯下，打算把想好的一首诗落在纸上，“饮食业协会”会长马占胜闯了进来，先把一个冒热气的熟羊肚丢在桌子上，推也推不掉，反而腥了手，污染了他的几页白净稿纸。

“请李老师给我们‘羊杂碎协会’起个公约！”

要说尊重知识，还是山区农村，因为识字的人不多，物以稀为贵，大家都另眼相看，特别是中、小学教师。既然是学生的老师，当然也是学生家长的老师。自从李繁当了“民办”，就没人再叫过他的名字，都以“李老师”称呼。他听着又不好意思，又受用。此时虽然不满意马占胜干扰了他的创作情绪，但一声“李老师”，心马上又软下来，赶忙赔笑让座：“你们究竟是‘饮食业协会’，还是‘羊杂碎协会？’”

“饮食，饮食……不过以我们羊杂碎为主……”

“饮食业的条例，不是卫生部门和工商局一块规定过了吗？”

“那是公家的。我们协会还得有自己的章法……”

“都是什么内容？”

“我说，你写——”……

其他协会虽然没有羊肚可送，但找上门来也是这个程式。如此三番，一个暑假工夫，差不多全消耗在这些无谓的杂事上面，自己的创作倒荒废了。他只盼山神庙早日落成，跑到庙里躲起来，安宁安宁。

正烦的时候，村长又来一道命令，传他“快点去”。

村长是村里的最高行政长官，又是他的恩人，他能不去么？跑去一问，原来也是“协会”的事情。

朱三省办事雷厉风行，不像手艺人那样，心中无数，啰哩啰唆。人事安排，章程条款，他已经想了好几天，成竹在胸，只不过要小李替他落在纸上罢了。

他先从头至尾讲了一遍，然后，故作谦虚地问：“这样写，行不行？”

李繁十分惊奇村长的构思，连声叫好。他听别人说，现在政府机关里有些大首长，不论大小会讲话，都要秘书起稿子，又事先不给个谱，什么提纲要领都没有，就让秘书写。这么对比起来，村长就很不寻常了；要是给他个省长当当，大约也混得过去。

李老师高兴。哗哗哗，一会儿就成了。一共“十二条”，有总则，有细目；有奋斗目标，有组织原则；有权利，有义务；有职能范围，有任期年限……具体周详，十分完备。只是在名称上费了些脑筋。

以村长的本意，既然是以他为中心的会，就叫“小岔子联合会”，既简便，又好记。李繁说“不妥”，应该把“三家集”打出去，和镇的名称一致，同时还要表明“能人协会”，否则，“联合会”没有基础，也看不出特点。朱三省讨厌“能人”这个词儿，又对各“协会”不理睬他耿耿于怀，不想采纳，但又觉得李诗人说得有道理，所以才勉强接受，正式定名为“三家集能人协会联合会”。他自任会长，这是既定方针，无可磋商。然而李繁又有新建议：“联合会比协会高一格，应该叫‘主席’，以示区别。”

朱三省半晌不吭声。他以为“主席”两字很神圣，国家有主席，省有主席，哪有小小的“三家集联合会”也叫主席的？

李繁说：“不是那样。县文协才三个工作人员，就有正、副主席二人。过去不是有村苏维埃主席吗，就是现在的村长。主席不过是个名词，安到谁头上都行，没有大小。”

“这是你说的？”

“没有问题。”

于是，会章上明文规定：联合会设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还规定了顾问，名誉主席、委员的限额。李繁还建议设“秘书长”。但村长坚决不同意。

李诗人自认为是免除了俗念，毫无名利思想的人。可这时居然为“会长”、“主席”的形式替村长操心，又建议设“秘书长”，为自己谋位，可见“文人无行”的话是颇有道理的。

热闹非凡的联合会庆典

章程妥当之后，村长内定了副主席、名誉主席、顾问、名誉顾问以及委员的名单，让李繁写在纸上。他反反复复地看了几遍，认为没有遗漏，这才放心。

接着，召集各协会会长开预备会，筹划活动经费，进行分工。万生金已经知道他是内定的联合会副主席，情绪特别高昂，慷慨捐赠了两千块钱，并且声明：以后事业发达了，工程干大了，他还要贡献。梁秀英也是内定的副主席，但她们的“编织协会”是个空壳子，无钱可捐，便主动承担了布置会场的工作，并且表示，开大会的时候，抽调五个年轻标致的女会员，给主席台上倒开水。村长表示同意。梁秀英是他过去的助手，很会“呼隆”，又有到外面参加代表会的经验，她一定会把这个任务完成得很好。马占胜没有捞到副主席，但热情也不比别人差。他没有捐款，答应以优惠价格承担庆祝大会的“便宴”，还动员了吴臊头，负责大会期间的茶水供应。其他会长、理事，也各有分工，恕不细表。李繁什么会也未加入，但看着村长的面子，还是夜以继日地工作。他别出心裁，用蜡纸刻印了大红请帖，工工整整地写上名字，让未来的联合会主席亲自送给镇上各位领导，不管是一线的、二线的、三线的，人人有份，一个不落。

大会日期选在农历八月十五。因为这天外出的回家团聚，在家的足不出户。会场借用了镇公所的大礼堂。里里外外，挂满了彩旗，贴满了标语，花红柳绿，热烈而隆重。主席台上摆了五排凳子，每排十二个座位。但是只安排了主席、副主席，名誉主席、名誉顾问、顾问、委员、各协会会长和少数来宾，共六十人，再不能多一个。各协会的副会长、理事和德高望重的老师傅，只能屈就在台下。好在台上台下的数目相差无几，而且，台下摆的座位多，到会的人少，中间又有人溜号，反倒稀稀拉拉，宽宽敞敞，比不得台上那样拥挤。

大会宣布开始，放了十分钟的鞭炮，奏乐三分钟。乐队是当地小学校的娃娃乐队，李繁亲自指挥。虽然不够整齐，却也热烈。吹吹打打，吱吱扭扭，延续的时间很长。祝词、致词，讲话、作报告的十八人。村长——联合会主席朱三省不用稿子的长篇演说，十分精彩，博得了阵阵掌声。周昌义代表镇党委和政府祝词，只有三页稿纸，却一连念错了四个字，又不成腔调，好容易才等他读完。但是为了礼貌，大家还是鼓了掌。各大协会的贺词，全都请“民办”的李老师用毛笔写在红纸上，齐刷刷地搭在主席台的头排桌子上，为了节省时间，未能一一宣读。赵高建书记和瓦玉印老顾问，原来准备讲话作指示，也因时间关系，临时取消，各人即席赋诗一首，谓之“喜歌”，以示祝贺。

赵书记的是一首“七绝”：

党的政策真英明，

八仙过海显神通。

能人协会大联合，

团结战斗奔前程。

瓦顾问的是“五律”：

小岔地虽小，

人才可不少。

家家有能人，

工匠手艺高，

如今联合起，

团结更牢靠。

大家同携手。

走向康庄道。

老顾问因为也被列入联合会的名誉主席，兴致很高，虽是小岔子的地方语，但念得铿锵有力，很有感情，赢得了暴风雨般的掌声，从而把会议推向了高潮。台上台下，欢呼雀跃，热烈非常。

诗人李繁以工作人员和特邀代表的双重身份参加大会，坐在台下的第一排座位上。他也为两位领导的“喜歌”鼓了掌。但他不承认那是律诗。虽然押了大致的韵，但平仄对仗不工整，又无“诗眼”，只能算“顺口溜”或“打油诗”。难得的是从领导口中念出，也算难能可贵了。

会议结束，代表们进入宴会厅。可惜羊杂碎馆子小了点，只能容得下主席台上的诸公，其余只好安排在露天。菜都是一样的“八大碗”，外加四个凉盘，一个“全羊”，一盆蘑菇汤。席间，代表们频频举杯，互相敬酒，猜拳行令，好不快活。宴会刚进行一半，多数人已经过量，醉态毕露，洋相百出。影响得上了年纪的老同志无法吃菜。因为他们牙口不好，需静静地细嚼慢咽。

还有一个缺欠，或者说是损失，是联合会主席和名誉主席们所不了解的，他们完全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之中，只有“羊杂碎协会”会长和副会长夫妇俩心里明白，但又说不出口，只好忍个“肚子疼”。

原来，马占胜的羊杂碎，色香味俱佳，三省闻名，吸引了不少过往行人。他还用特别的手腕，拢住了过往长途公共汽车的司机，以物美价廉的饭菜款待他们（实际是白吃），诱使他们把整车的乘客拉到他的饭馆里就餐，哪天也不下一二百人，是一笔相当可观的进项。这天因为有大型宴会，实在无能力对外接待客人，眼睁睁地看着买卖让斜对门的汉民馆子抢了去，他心里十分过意不去。宴会结束，清点碗盏器具，又有不少破损，加上酒菜是按成本的优惠价，实际上，他是做了折本生意。早知这样，还不如像“假把势”那样，明明白白捐两千，倒显得大方体面。

但总的来说，“联合会”的胜利召开，是皆大欢喜，场面热烈。在三家集的居民心里，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立“会”之风方兴未艾

村长当了“能人协会联合会”主席，心里十分受用，飘飘然不知所向。他决定让万生金去城里给他印个名片（“假把势”已经有了，还是进口的法国口香纸做的），把联合会主席和村长的官衔一齐印上，外出拜见人，亮亮牌子。但是名片没有印出来，他的心情又受到破坏，动不动就发火。因为在他的“联合会”之后，又有十多个“协会”要求成立，申请加入他的联合会，简直是瞎胡闹！

打算新成立协会的多数是“五匠”之外，或者在“五匠”家庭但没有什么手艺的人。不过你也不能不承认他们有某种特点，与众不同。比如忌口吃素的居士，多是一些老头、老婆婆。他们吃斋念佛，诚心一片，五日一小会，十日一大会。堂屋里挂着“诵一卷真经通身大快念千声弥陀满口光明”的对联。要论人数，除了梁大脚的编织协会，就属他们人多势重，团结得牢靠。只差“协会”的名目了。还有老年人的“旱烟协会”。现在的青年人，只晓得花钱买现成的烟卷，还带什么“过滤嘴”，一股怪味道，哪能比得上他们自种烟叶，自己加工，自制烟锅，敞开供应的便当。特别是那烟锅，简直是一种独特的工艺品。有通体金黄的雁腿烟锅，白玉般的羊腿杆烟锅，橙黄色的九节竹烟锅，有用子弹壳接起来的真铜烟锅，还有用树根做的龙头烟锅……五花八门，千姿百态。他们立个“会”，谁敢说条件不够？当然，理由最充足的要属种责任田的庄稼汉的“种田协会”。听听他们的宣言吧：“七十二行，庄稼汉为王。没有我们种出粮食来，你‘五匠’、‘能人’喝西北风去！钞票能顶五谷？岂有此理！你们一个接一个地成立会，当会长，当主席，好气派！我们也立会！”

他们推出了三个代表：万生金的老爹，六十三岁，种了一辈子庄稼，最拿手的是撒种子，又匀称又省籽；木匠协会会长的侄子李成，五十岁，退伍军人，虽说半路出家，却是“以粮为纲”的专家；再一个是石匠的儿子潘扬，二十三岁，他坚决不肯继承父业打石头，只好承担全家的责任田。老中青三位代表，排成队找联合会主席请愿，坚决要求成立“种田协会”。

朱三省觉得可笑：种庄稼的也闹协会，这不是开国际玩笑么？再闹下去，恐怕屙屎屙尿也要成立协会了，那还了得！作为一村之长，堂堂的联合会主席，他必须认真地负起这个责任，严格把关。

“那不行。庄稼汉，老老实实种田就是你们的责任，搞什么协会！”

“五匠为什么成立协会？”

“不一样。他们都有一技之长……”

“这是你说的话？”老代表火了，“三年学个泥水匠，十年学不会庄稼汉。你敢说我们没有特长？哼！”

中年代表李成当过生产队队长，说起话来也是斩钉截铁，“中央首长讲了：‘无粮则乱’，你当村长的这么不重视农业！”

“立会和种田是两码事……”

“什么两码一码？连吃斋念佛的居士也要成立协会……”

“谁说的？”

“他们已经开过会了，在石家吃豆腐饭庆贺呢！”

“有这事？！”

“一点不假。回去问问你家老太爷。”

“真是胡闹！”

“也不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你当村长的能组织联合会，我们就不能成立种田协会？”

年轻代表潘扬火冒三丈，不客气地和村长顶撞了起来。

村长咽了一口唾沫，没有和小伙子吵，那样有失身份。他是多年从政的老干部，有很灵敏的政治嗅觉。他从几位代表的谈话态度上，从其他接二连三要求立“会”的事情上，看到了一种隐藏的苗头，一种怪影，在小岔子游荡。究竟是什么样的东西，他还说不清，但必须进行调查研究，弄个明白，制止立会之风。

他给每位代表散了一支“金丝猴”的高级烟，那是开大会的剩余物资。好言相劝，让他们先回去，等他“考虑考虑”再说。

“种田协会”的代表离开之后，他马上行动起来搞调查。首先找的是“居士协会”。老婆婆们只承认他们立会，吃了豆腐饭，却说不出为什么要成立协会。接着又找“旱烟协会”。几个上了年纪的老头，或许是“旱烟协会”的常务理事，也很难说。他们围着脸盆大的一个柳条烟笸箩（自然是“编织协会”的作品），拿着各人的精致烟锅，比赛似的吸烟。村长也加入他们的行列，先过烟瘾，再拉家常，慢慢诱导，终于问出了实情。

“他们说（究竟是谁说的，又说不清楚）北京、省城和县里的那些协会，公家拨经费，叫他们开会，外出参观……咱们这里的协会，将来也要列入计划，国家拨款，一个会一万块钱。要是拨下来，必然拨到联合会，由村长——主席你统管……”

“胡造谣言！”

联合会主席沉不住气了，吼了一声。

“根本没有这回事，别听野狐子叫。你们也不用脑子想想，镇上一年才几个经费。他们日子过不去，还打专业户的主意，摊钱派款，哪会轮到这些不上串的‘协会’？”

心中有数，回家想办法。刚到家门口，就被几个包了山林的专业户和护林员包围了，要求成立“护林协会”。

朱三省觉得这是个“带有普遍性的大问题”。光这么头疼治头，脚疼治脚，好言劝说不行，要从战略上考虑，从总体上彻底解决。

“护林协会”的几位代表走了之后，联合会主席决定召开一个村民大会，来个“一体周知”，当众辟谣，禁绝立“会”。

过去开会敲钟，既省事又灵便。后来一些电影、电视把生产队敲钟作为极左路线的象征，讽刺挖苦，进行批判，他一气之下，把钟当废铁卖了。每次开会，都是他的小儿子挨门逐户地“请”。小儿子怕跑腿，又串联他的小伙伴帮忙，分头去喊叫。时间一长，几个小家伙就形成了自己固定的“片”，责任到人，分工包干，倒也迅速及时。村长从公益金中给他们每人买了一双球鞋，作为劳务费，他们跑得更欢了。

过去开会都是晚上。这次村民大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决定在白天紧急召开。可是小通讯员一个也找不到。他自己去喊，实在没有精神。如果当初采纳李繁的建议，在联合会里搞个秘书长，也可以让他跑跑腿，他又没同意设这个职务。没人帮忙，他急得骂天骂地，骂老婆训女儿，怨她们在家不顶用，连小娃娃也管不住，放任自流，让他乱跑。

老婆很不服气：“你发什么牛脾气？平日他赶牲口上山放牧，你又不是不知道！”

“少啰唆！快把他找回来，让他们那一伙子全部出动，通知各家，开会！”

可是到哪里去找，近处目力所及的山梁上，既不见人影，也看不到牲畜，都跑到哪儿去了？直到太阳落山，他们才骑马坐牛，又说又唱，神仙似的回来。

“你野到哪里去了？”

村长大声呵斥他的小儿子。

“放牛！”

小儿子拧了一下脖子，理直气壮，多一个字也不肯解释。

“放牛不在近处，跑那么远干什么？”

“我们开会了！”

“开会？小娃娃开什么会？”

村长感到诧异。

“我们成立了‘放牧协会’，我当了会长，还要加入你们的联合会……”

“胡闹！”老子不高兴地训斥，“你们小娃娃，不好好放牲畜，搞的什么狗屁协会！”

“向你们学习呀！”

“难道只许你们大人搞，不兴我们小娃娃成立会？”

“耍鹞子的有‘会’，我们放牲口的当然也要成立会——我们人多！”

围上来的小放牧员，七嘴八舌，口齿伶俐，顶得联合会的大主席说不出话来，老半天，才憋出一句：“你们知道‘协会’是干什么的？”

“大家在一块吹牛呗！”

“有了钱，就到羊杂碎馆子里摆席……”

“我们哪有钱摆席，自己想办法……”

“想什么办法？！”村长警惕地追问。在他治理下的小岔子，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多年未出现过偷窃现象，不仅在全县是治安模范村，便是全中国，大约也数一数二了。

“放心！我们不会做小偷！”

“我们捉了一只野兔子，掏了一窝野鸡蛋，烧着吃了，美得很！”

村长哭笑不得！他既不能承认小娃娃的“放牧协会”合法，接纳到联合会里来，又不能切实地找出他们的什么不是，只得长叹一声，临时取消了召开紧急村民大会的决定。

赵书记紧急刹车

朱三省掰着指头仔细计算了一下，短短数月，三家集已经成立起来的各类“协会”有：“泥水匠协会”、“木匠协会”、“石匠协会”、“饮食业协会”、“毡匠协会”、“编织业协会”、“养兔协会”、“鹞子协会”、“编织业技术研究会”，再加上他自己的“能人协会联合会”，共有十“会”，算是官方承认的合法组织。未经批准自行成立的有“居士协会”、“放牧协会”、“抽烟协会”、赵三歪的“咨询委员会”、转业和尚一个人的“佛协会”。正在筹备即将建立的有“种田协会”、“护林协会”、“养鸡协会”、“绣花协会”、“辣面子协会”、“养蜂协会”、“独生子女母亲协会”等十余种。另外还有消息传出，已经建立的协会，下面又酝酿成立“学会”，如编织协会下面要设立“塑料网兜学会”、“竹篾学会”，“柳条学会”、“席子学会”……“饮食业协会”下面，吴臊头力主成立“大碗茶学会”。还有人提出要成立“牛肉拉面学会”、“油炸糕研究会”……

掰完指头，村长——联合会主席生气地骂道：“这么多狗屁协会（朱三省一发脾气就要带出‘狗屁’之类的粗话，已经形成风格，绝难更改），家家设坛，人人拜将，拉帮结伙，不是乱套了么？”

正在思索办法的时候，门外响起了摩托车的声音。原来是万生金给他送名片来了。用小巧的塑料盒装着，整整五百张。粉红色带香味的细纹纸，“朱三省”三个字印在中间，右上方是小字排列的两个职务。越看心里越舒坦，把刚才的烦恼也忘了大半。不料万生金干扰他：“有个情况，我想给你汇报……”

“什么事？”

“最近有好多吃饱饭没事干的家伙瞎起哄，要成立一些莫名其妙的‘会’，你得管管他们！”

“咋个管法？”

“你老多少年的老经验，还能管不住他们！”

看看朱三省的脸色，进一步建议道：“第一，你的联合会不承认他们，叫他干瞪眼。第二，充分发挥你当村长的权力，下一道命令，禁止随便立会。如果没个法度，随便成立，好赖搅在一块，把我们这些正经协会也糟蹋了！”

“让我想想。”

朱三省简单地应了这么一句，就把“假把势”打发走了。他心里骂道：“龟孙子，你倒给我来上课！”

不过“假把势”的建议，还是“英雄所见略同”，只是不能采用。因为后起的各会，他们一定效法前面成立的协会，要请镇上的头头当名誉会长。一旦有了这些领导的撑腰，不要说禁止取缔，便是管一管也不方便。最好的办法还是要求助于镇党委，要禁，也得他们发话。

第二天一早，朱三省以村长和“联合会”主席的双重身份，去给镇党委书记赵高建汇报。

遇的机会不好。赵书记正在生气。不过生气的原因也和协会有关。

“编织业协会”的一批小型竹器编织被外贸部门收购，卖给外国人，受到了赞扬，还说，要大批订购。这么一来，梁会长的名声大了。县外贸局特意争取了两个名额，要梁秀英带一个编织师傅，到广州、深圳去参观学习，开阔眼界。到了镇上，几个人一研究认为小岔子最高水平的编织师傅就是梁秀英，还能带什么人？不如颠倒过来，镇上去一位头头，带着她去参观，岂不省事！可是在谁去的问题上，又产生了矛盾。按照分工，周昌义镇长分管工、副业；赵高建又是“编织协会”的第一名誉会长，也该出去熟悉熟悉业务。正在为难，老顾问瓦玉印也提出要去。理由也很充足：他也是“编织协会”的名誉会长。过去他长期关心编织业，又没有到南方去过，应该照顾他。两个一线的，一个二线的，僵持起来了。赵高建又为难又生气。当他听了朱三省的汇报，更加烦恼。看来，各行各业成立“协会”，再也不是他当初说的什么“新生事物”、“改革之举”了，应该重新认识。

赵书记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认真地讨论了一天一夜零两个半小时。大家乏困得不得了，就到马占胜的馆子里去，一人吃一碗羊杂碎泡油饼的加班饭，回来接着讨论。在大量列举了“协会”成灾的事实，充分估计了形势发展的严重性以后，赵高建以他年轻有为、敢说敢干的魄力，拍板决定：“从今天起，不经镇党委同意批准，任何协会（学会）不准成立，如有违背，以党纪国法论处！”

老顾问稍有异议：“这个决定，措辞是不是强硬了点？不准随便成立‘会’是对的，但要耐心说服。这些人都是有一技之长的人，要在国外，就是专家了，地位很高。咱们也应该尊重，尽可能地用社会方式去说服、劝阻他们，不要行政命令，用衙门作风……”

赵高建并不屈服于他的压力，毅然决然地说：“现在是强调纪律的时候，不搞行政命令怎么行？就这么决定。散会！”

“已经成立的那些会怎么办？”

“成立的就成立了，下不为例。从决定之日起，决不通融！”

这是一个很高明的决策。既有原则，也不伤面子，更不损在座诸公的既得利益。前两年许多地方滥调工资，胡发奖金，近两年又“补办”学历，猛增机构，大批提干。这些好处，三家集镇的干部，谁也没有捞到，等他们知道的时候，已经下来了“下不为例，从通知之日起，一律停止”的红头文件。他们只好望洋兴叹，从而也证明了“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这一真理。如今在“协会”问题上，他们也捡起这个武器，对付那些见事迟，行动慢，后来要求成立会的二痴老呆，叫他们无可奈何。但是，不管怎么说，立“会”之风闹到这个地步，紧急刹车，乃人心所向。镇党委的这个决定，自然是英明正确，无可非议了。

余音绕梁

一切均按“决定”办事，此后再无人敢嚷嚷成立“协会”。已经官方承认的“三家集能人协会联合会”及其所属各协会，仍然合法存在，并受到各位名誉主席、名誉会长的关怀和支持，用“社会方式”开展着各自的活动。

老顾问瓦玉印以“能人协会联合会”名誉主席和“编织协会”名誉会长的双重身份，带着“编织协会”会长梁秀英南下，到广州、深圳参观（路途停留的短期访问不算），又到香港一日游。果然大开眼界，增长了不少见识。回到三家集，被各个协会、学会轮流请去作报告，前后一共讲了二十四场。除了详细描绘所见所闻的新鲜事，大谈自己的心得体会，还鼓动各协会会长、理事、会员，尽量到外面开开眼界。“千万不要闭关自守，”他说，“过去我们守在小岔子巴掌大的地方，画地为牢，坐井观天，外面的花花世界，一概不知道，两眼一抹黑，吃了多大的亏！这一次我才真正相信：我们确实落后，人家实在先进。你们一定要出去跑跑，到不了国外，也到外省看看，学学人家。不要心疼那几个路费。古人说，花钱买经验；拿现在的话说，是交学费——值得！”

赵高建把外出参观访问的机会让给了老顾问，但他仍然很忙。期间，他出席各协会的会议十二次，讲话八次，接待外地来三家集学习“协会”工作经验的代表团二十三次，一百五十四人（次），山神庙落成剪了一回彩同时还主持了编织协会的展销会。最累人的是“泥水匠协会”的两次活动。一次是万生金在水泥厂包建的家属楼竣工验收，不但陪着甲方爬高下低，转遍了四层楼的每一个角落，听任他们横挑鼻竖挑眼，还硬着头皮，参加了验收座谈会和“便宴”。另一次是万生金的新包工程开工典礼，非要他出席不可。他懒得动，万生金就说服甲方，用小汽车把他“绑架”了去。回来晕晕乎乎，好几天头脑不清醒。最近他闭门谢客，什么会也不参加，一个人加班加点，亲自动手总结材料，准备在即将召开的县三级干部大会上重点发言，介绍“三家集能人协会”的经验。

（选自《十月》1987年03期，获宁夏第五届文艺评奖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