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期

张贤亮

一

到80年代初，我已活了五十多岁，才知道有“青春期”这个词。过去只知道有个词叫“青春”，第一次读到它的时候刚刚六岁，不懂得是什么意思。给我启蒙的老师是重庆南岸乡下的一位秀才，但他并不是重庆人，母亲说他跟我们一样，也是从江浙一带逃难逃到陪都来的，被四川当地人称为“下江人”的一类。如今我想起他，就不由得佩服连环画家和影视化妆师再现历史面貌的本领，现在画面中凡出现过去的私塾先生，都与我这位启蒙老师十分相像，包括那顶古典的瓜皮帽，因而也使我总忘记不了他的模样。他只教我家族中的几个子弟，开学就念《唐诗三百首》，不像一般私塾先生以《千字文》、《百家姓》、《幼学琼林》为教材。他好像很喜欢杜甫的诗，我学的第一首诗就是《望岳》“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冷僻的“岱”，让我好久在别处找不着它。一次，他念到“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首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的时候，突然把书本捂住脸痛哭失声，真正“涕泪满衣裳”起来。鼻子擤得訇訇作响，听到那样大的响声，谁都会惊奇此人的鼻孔非同小可。他哭得全身骨头发颤，特别是颔下一绺花白的胡须抖动得更厉害，眼泪鼻涕随手往书案上抹。看到一个大人，又是我们一向畏惧的老师居然跟我们一样也会号啕大哭，下面一群六七岁的孩子哄堂大笑，哇哇乱叫。从此我们也就不再怕他了。

然而，就因为他的启蒙，我自幼就受到诗歌的熏陶，长大后不幸曾当了一回诗人，使我身陷囹圄二十余年。除此之外，我仍久久不忘他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是我自此以后再也没有见过的一位真正会沉浸到诗赋里的读书人，可说是位“诗痴”。不管别人怎么看，毫不顾及自己的行为会给他人造成什么印象，全身心投入到铿锵悠扬的声调中，摇头晃脑地放纵自己的情怀，敢哭敢笑敢于痛快地宣泄自我。虽然他和无数“下江人”一样被日本人赶得离乡背井，穷居一隅，但越往后我越敬佩他仍然保持着精神上的独立；仅以他当着孩子的面痛哭一例，我可以断定他属于中国最后一代有风骨的文士。后来我跑遍中国和世界，再没有见过哪个人有那份凭借某种艺术形式来表达自己心情的真诚，再没有见过哪个人被某件艺术品打动得如此酣畅淋漓。世界不一样了，人心也变硬了，所有自称为艺术家、艺术爱好者即所谓“性情中人”的造作，都不能再打动我。

可是，我仍然没有弄懂“青春”是什么意思，私塾先生向来是不解词的。“蓟北”、“巴峡”、“巫峡”、“襄阳”、“洛阳”这些词看来是地名，其他的我都不甚了了，却对“涕泪满衣裳”，这句诗，从此有了非常形象而直观的理解。后来的几十年我碰到无数场合会催我泪下，甚至要迫使我非痛哭不可，但泪水只要一溢出泪腺，脑海中就会浮现出他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样子，于是在必须哭的场合我反而会破涕为笑。他的痛哭在我童年的眼中始终是不能磨灭的滑稽，我一想到他，即使已到成年、到垂垂老矣，我也立刻幼稚起来，这使我一生受用匪浅；老师的一场痛哭竟然使我能永葆青春甚至会返老还童，不管以后我多么深刻地理解了他精神的高尚，把他与杜甫合为一体，他就是杜甫的化身，但他的痛哭似乎永远是人生的一个诙谑，仍会令我发笑。启蒙老师无意间在我心田里种下了抵御和化解痛苦的幽默感，让我能活到今天。

后来上了正规学校，上了初中，课本里“青春”这个词更接踵而至。可是，哪个老师都不具体讲解“青春”的词义，好像“青春”和“吃”这个动词一样，不用讲人人都会明白的。尤其到上中学，“把青春献给祖国”成了每个年轻人必须奉行的口号。中学生“只缘身在庐山中”，并不觉得“青春”特别可贵，以为大概仅仅是人一生中的一段时间吧。但是，是不是一个人只把人生的这段时间献给祖国就够了呢？到了中年和老年，那光阴就完全属于自己的了？或是祖国不需要你其他时间，只需要你宝贵的“青春”？这些问题也没有哪个年轻人去深究。可是越到后来祖国好像需要得越多，每个中国人的一生似乎都不屑于自己，那么，单单提出个“青春”献出去又有什么特殊意义呢？真的，谁也没有想过。

进入80年代，中国人才突然开始发现还有个“自我”。在政治钳制逐渐松动的社会氛围中，对人本体的认识，也逐渐从“阶级社会”的思想意识形态方面，转移到注意起人本身的心理生理上面来。首先，社会普遍感到在性知识上有补课的必要。于是，除了“青春”之外，报刊上又经常出现“青春期”这个词语并加以反复探讨研究。不管怎么说，“青春期”肯定是最饱含青春的了，尽管有人会“永葆青春”或过了期还能“焕发青春”，也不能不承认他在“青春期”的青春最多最足。可是杜甫所指的“青春”与王维的“狂夫富贵在青春”看来并非我们通常所说的必须献出去的“青春”，更不是“青春期”。读了一些“青年必读”之类的专栏我才大致了解，从生理学角度上说，“青春期”原来是每个人生理发育上的必经阶段，是一个纯自然现象。在这个阶段，每个人除了身体上种种生理变化，在心理上的主要标志好像是开始对异性产生爱慕、爱情或性欲望，用我这个曾长期跟牲口打交道的人的话说，就是“发情”！领导潮流的学者认为“青春期”是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时期，与人的童年时期相同，会决定一个人今后的心理、性格和品质。犯罪学家甚至能通过一个人在青春期受到的挫折来分析一个嫌疑人可能犯罪的深层原因，从而判断这次罪行是不是这个嫌疑人所犯；希特勒变成恶魔和爱因斯坦成为划时代的大思想家，都与他们青春期时的某种特殊遭遇有关。

这引起我自我分析的兴趣，然而自我分析的结果却发现，我不知道自己的青春期从什么时候开始，也丝毫没有觉得什么时候我的青春期就算结束了。好像我一辈子从来就没有过青春期，又好像青春期单薄地平铺在我一生的全过程，所有的日子都像一块青灰色的铁板，坚硬、冷峻而索然无趣，就这么肤皮潦草地过到今天。

二

我想我应该和别的任何人一样都有“青春期”的，我怎么可能从幼年就一下子跨到中年直到老年了呢？不找到人生这段时间，总不太甘心；别人都有唯独我没有的，除非是疾病，那可不是什么值得自豪的事。而有点闲心去寻找那根本不用再去寻找的东西，又说明我其实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老年。

现在回忆，如果算作今天人们常说的“青春期”的萌动，即“发情”的表现，还是应该在我五六岁时与小同伴们玩“猫捉老鼠”那次开始有点迹象。

地点仍在重庆南岸乡下。我的印象是在一所很大的院子中的一间很大的房子，院子和房子都弥漫着旧古的气味，阴森潮湿而庄重逼人。“别梦依依到谢家，小廊回合曲阑斜”，那院子四周果然有一圈小廊，廊檐雕刻着许多线条不清的吉祥图案。后来我发现，凡是后来浮现在记忆中的景物都非常大，连山路旁和小溪旁的苔藓也浩浩荡荡绿成一片。我曾不止一次地到不同地方故地重游，每次都会惊讶地发现所有的东西都比过去小了许多。树木不但再没生长，反而仿佛缩水一般，小了不止一圈。所有的回忆都充满水分，或者说在回忆中一切都那么滋润和丰满，一进入现实就干瘪了。我也曾回过重庆，并虔诚地到南岸去考古般地寻找我青春期萌动的故址，就是那所大院子中的大房子，但所有的东西都失踪了，连泥土都失去了古旧的气息，如同战争的残骸被新建筑替代得那样彻底。一时间我竟迷惑我是不是有过过去，抑或整个人生都是一个幻觉。站在暑热蒸腾的柏油马路边，呼吸着大小汽车散发的废气，我如一片枯黄的落叶般飘浮了起来。

然而，那肉感至今仍十分丰润、温暖而柔软，与阴森潮湿庄重形成强烈的对比。当它贴在我身上，一下子就融进我的肉体，使我感到躯体内好像添加了更多的血和肉，某个部位立即涌动和膨胀。这种感觉从那时就嵌入我作为一个生物人的个体，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并随我一同成长。每当那种感觉像一种腺素分泌出来时，过去，它总是会使我体内某个部位涌动和膨胀，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地从肉体的某个部位蔓延到全身，让我如同喝下一杯醇酒，每一根神经都柔软和温暖。

现在我才知道人的一生多么无奈，那肉体那皮肤的承载者当然是位女性，一个比我大好几岁的小女孩，是我一个应该叫她“姐姐”的邻居，可是，我再怎么绞尽脑汁也想不起她的名字和整体形象，还不如我的启蒙老师给我留下的印象深刻。记忆中所有的人物都渐渐成了符号或代码；时间拉大了现时与发生点的距离，使一切可把握的东西都从手指尖飘飞。启蒙老师不过是因瓜皮帽和胡子组成的符号被一直采用至今而使我仍有记忆，肉感却正因为是感觉，肉体的形象反而淡薄以至于无。这就是人逐渐活到老的悲哀之处，所有具体的东西甚至亲密的人都会无影无踪，最后，连自己也消失了，也成了别人印象中的符号或代码。经我观察，不止是老年人，好像所有的人一进入中年都会逐渐地感染不同程度的健忘症和痴呆症。生活强迫人要倾向佛学所说的“空”。

但毕竟我曾拥有那一刻，曾有过那种感觉。那种感觉决不会是与生俱来的，即使是符号和代码，那也应该在实物之后。我记得她拉着我蹑手蹑脚、急急忙忙而又屏声息气地在几间房子乱串，阴森的房子院子因为有了我们而活跃起来。我们真的像老鼠一样缩头探脑，最后她终于选定那间大房子里的一个大橱柜。

奇怪的是我对橱柜倒记得很清楚，那是紫檀色的，里面有一股浓烈的樟脑的芳香。从此以后我对紫檀色和樟脑味就有了独特的嗜好，紫檀色和樟脑味，这一色一味，总会激起我的情欲。可是，那也同时将我的感情覆盖面限制住了，使我今生今世再不能冲出这种色与味的局限。每一种遇合都是若干次错过，那种特定的狭隘令我后来错过无数次艳遇。

她拉着我钻进橱柜，顺手把柜门一带。天地立刻昏暗下来。整个世界只有她和我两个。由于紧张地屏声息气了好一会儿，松懈以后，我和她自然要喘口粗气，我发觉她的嘴唇紧靠在我腮边，气息烘热而湿润，对我哈出一股既麻又痒的暖流。这样近的距离有一种特别的诱惑力，吸引我非更加靠近她不可，于是我不自觉地在黑暗中向她偎去。后来我当然和其他女人也有过同样危险的距离，但再也追回不了那种蒙眬的、无意的、纯自然冲动的境界，从而使我认为一切有意识、有预谋、有热身过程的行为和语言，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恋爱”，全然没有什么乐趣，有趣的只不过是“发情”。“缘”，实质上都是偶然的、随机的和随意的。

她将两臂环绕着我。外面本来就很炎热的气温在橱柜里面又突然上升，薄薄的一层布衫已等于无。于是这使我“懂事”以后常常去注意纺织品的质地，但再没有见过厚度只等于零的衣服面料。我和她之间如油的腻汗不知是谁身上渗出的，这种腻汗特别润滑和凉爽，仿佛我们正是靠这种黏合剂才合二为一。这决定了我此后的一生再不能与皮肤干燥的女人亲热。由于我们俩都怕被“猫”捉住，我们就结成了一个命运的共同体。我们互相搂抱着。现在回想，我们的姿势绝对很不规范，在黑暗中两个肉体揉搓成一个肉团。大概那仅仅只一刹那时间，而那一刹那我与她完全达到一种不可告人的默契。她的手在我胸前、背上、肩头、小腹反复游走，既温存又有力度，只要游到我身上有肉的部位，那手掌就会自动咬合，并且每次咬合都如鱼得水，恰到好处，让我幼小的心从此体会到“亲切”的“切”是什么滋味；汉字真太伟大了，“切”字真太贴“切”不过！我也完全不自觉地如此回应，像是一种条件反射，又像我们的动作非要像老师教的楹联一样上下对应不可。这时我才发觉人世间有另一种肉和皮肤，抚摸它比自己给自己搔痒要舒畅舒心得多，自己给自己搔痒的舒畅感在皮肤上，抚摸她的舒畅感却深入到心底里，其中有全然不同的体验。

“猫捉老鼠”的游戏规则决定了我们最后不得不分开。怎样分开的及分开以后的事，我全然忘却了。虽然现在我可以虚构和幻想，但任何补充都是多余。抚摸的暧昧或暧昧的抚摸不可告人不可传达不可用语言描述，那种感觉正如自身的血液流动摩擦血管，有谁能说得准确？

或许，那仅仅对我来说是一次“事件”，一个进入青春期的“仪式”，是我为了勉强给自己一生设定一个”划时代”的阶段而烙的精神胎记，而那位“姐姐”却完全是无意识的，她的抚摸纯然出于亲情或热情，既非她的什么“青春期”表现，更与“性”毫无关联。

风无心吹皱春水，春水却因风而皱；水以为与风有默契，而风不过将吹拂当作游戏。但是水因风而皱之后再没有被风吹过，这潭水便成为死水，那一场风，也就永远留在水的记忆里。

三

橱柜里的“仪式”对我非常重要，在于我现在自以为是平生第一次与异性的交流——我被异性抚摸和抚摸了异性，从而使我初次“发情”。如果说那就是我“青春期”的开始，我未免像只小狗似的有成熟得太早之嫌。我在才智上并没有超常之处，更不是一个绝顶聪明的神童，却对异性有过早的敏感，这不但不值得炫耀，还应感到自惭形秽。然而正如上面说的，自那场“仪式”之后我的“青春期”或说是“发情”就长期停滞再没有丝毫进展，像一颗小小的流星一闪即灭，落到一片无人知晓的荒原。又如前所述，那次遇合从此限制我的感情取向，失去了“遍洒雨露”式的广泛性，用营养学的话说就是我这个人比较“偏食”，这样，我对异性的兴趣不仅没有因此升高，反而因此下降。所以，那次幸运实际上是次不幸，是我在童年遭受的一次挫折和压抑，致使我终生再得不到那样自发的热烈的拥抱。

橱柜“事件”以后，异样的感觉并没有保持很久，甚至逐渐淡去了。然而慢慢过了四五十年，那种感觉却苏醒过来而且越来越强烈，现在，每天入睡以后再钻进橱柜里去温习一遍，几乎成了我的功课。人到老年有个绝妙的好处，就是可以躲在一个安静的角落钻到回忆中去，拾取过去遗失的东西。所有过去丢掉的细节哪怕是一针一线，今天在脑海中翻腾出来都会变得非常宝贵，从当年受到父母师长的呵斥中，也能品味出温馨。

人一生下来便不停地向前奔跑，将生命和时间稀里哗啦地丢了一路，像一条脱线的项链，沿途失落掉一颗颗现实的感受，这些感受只有到老年才会发现它们全部是闪光的珍珠。对老年人来说，现实世界上再没有什么能给他强烈的诱惑的了，逝去的光阴才最具诱惑力。于是每个老人就慢腾腾地往回走，在回头路上不停地拾呀拾，腰背大概就是为此而佝偻。

回忆，是老年人对未来的憧憬。

接下来一次，可算作是“青春期”表现或“发情”的，已是七年以后了。七年，听起来是很长一段时间，抗日战争也不过八年而已，但那时我仍只有十三岁，可见得我造孽实在造得很早。想到这次我就会想起一位逝去的好朋友，一个著名作家兼电影编剧。是她使我的回忆始终保持圆满，直到今天我写自己这段卑微的历史的时候，我仍然觉得她非常美丽。她脖子后、发际下那一小块、唯独是那一小块白皙的皮肤，永远在我眼前闪耀着尊贵的象牙色光辉，并且越往后越具有古董的价值，激发我对这个世界和生活的兴趣，使我舍不得轻易将这世界撒手而去。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我们全家回到老家南京。我祖父在南京有一所颇有名气的大花园，是在20年代仿苏州园林的式样建造的，我就出生在那花园中的一个院落。在我出生的30年代中期，楼台亭阁中时时传出六朝古都的遗老遗少骚人墨客的吟唱，一册册装订精美的旧体诗词印刷出一摞又一摞，当然是现在所说的“自费出版”。也好像现在自费出版的书籍一样，一摞摞堆放在家中送不出去，抗日战争爆发后跟我一起从南京搬到重庆，再从重庆搬回南京。我这个“长房长孙”和那堆吟唱的唾沫，在祖父眼中却似乎分量相同，用私塾老师教我的“敝帚自珍”这个成语形容我祖父再合适不过。

回到南京，包括“岱”字在内我已识了一大堆汉字；曾在泛霉味的房间里翻弄过那些曾与我风雨同舟的《酬唱集》，我第一次惊讶如此肉麻的押韵句子也可称其为诗。诗既让我失望又令我充满自信：这个玩意儿我也能玩一玩！诗中有杜甫和我的私塾老师一类人，但更多的是媚上媚俗的小人。从此我敢于蔑视我想蔑视的任何诗词文章，从“反右”、“文革”直到今天，任何对我的批判都不会令我心惊胆战。响应主人号召的“酬唱”，在中国文艺界理论界思想界风行了几十年，历久不衰。在那泛霉味的房间里，我受到的文字污染反而使我获得精神的免疫力，后来无论什么号称伟大神圣的话语都不会使我疯狂。

我被送到一个叫筹市口的地方上中学。名曰“筹市口”，其实并没有什么集市，而是一座长满青草的小山包。学校很威严地蹲在山包顶上，像一只灰色的大老虎俯视着沿小路而来的一群群莘莘学子。这座建筑物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曾把雨伞当作降落伞，撑着它从三层楼跳到凹凸不平的青草地上，结果摔断了腿。我想这也应该算我青春期的表现，因为我的英雄行为只不过是为了引起坐在我前排的一个女同学的注意。但我在家躺了一个多月后再来上学，她似乎并不怎么为我的康复而感到高兴，更没有因我的壮举对我五体投地。这使我以后在任何一个女性面前再不会搞什么鬼花样。女人是彻底的现实主义者，并不欣赏愚蠢的浪漫。然而正是她耳后那光泽的皮肤第一次发掘出我的冒险精神，这种精神不但让我后来渡过重重难关并且一直支配我到老。

这个可能会令我终生残废的女同学总穿一条廉价的黑布衣裳。黑衣黑裤，皮肤却异常白皙。脑后垂着一条黑色的大辫子，长度刚好在腰下一点点，所以辫子的摆动幅度恰到好处。到80年代，黑色又复辟了，成为国际流行色，于是处处都有她的倩影，不时地在我眼前晃动。我从没和她有过肌肤上的接触，所以她的模样直到今天在我眼前仍十分清晰。尤其是她耳朵后沿着发际而下那一曲弧形的脖子，由于发辫被紧束着而好像故意要显露出来一样分外清明。那是一片迷人的三角区，笔直的斜边是洗得褪色的衣领。于是我终生喜欢洗得发白的旧衣裳，果然，三十多年后一种水磨洗布竟成了流行的时尚。

美丽并不需要很多，正如警句妙语，越短小才越显得精彩。单是乌黑发亮的头发还不够美丽，单是白皙的皮肤也不够美丽，美丽的原来是隐藏在乌黑的发根中依稀可见又难见的白皙的皮肤。只有那么一小块，如同一滴牛奶的泅晕。在整体描绘上，那正如画家神来的一抹妙笔似的可遇而不可求。是她，教会我从后面去欣赏女性以至于世界上所有的一切；她使我对《背影》这篇课文理解得比一般同学深刻。并且从此激发起我对任何事物的幕后活动与背景的兴趣，决不会轻易相信表面的形式，用现在流行的话语来说就是喜欢“揭秘”。我常想，我能够“兼听”并且是个“两点论”者，是不是也和青春期时的这个启发有关？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其实并不太多，还远远没有达到饱和的程度，一切一切动植物所谓的“无数”都有绝对数量，唯独秘密在地球上爆满，太多的秘密是宇宙间的另一个“黑洞”。譬如我对她耳后、脖项、衣领构成的三角区的神往痴迷，直到五十年后的今天才公布于众。而在当时，在我摔断腿之前一学期左右，可以说只有那白得耀眼的三角区才是使我天天积极地去上学的动力。父母亲都很奇怪，我每天每堂课都不缺，摔断了腿躺在家里还总惦记着学校，老师也说我在教室里表现得也很用心听讲的样子，而我除了作文课外，却门门学科都不及格，连体育课音乐课也不满六十分。我想，这大概就是我现在勉强当了一名作家的初始原因吧。

那时我一见到她的脖项便激动得想去触摸，或是将那一片小小的三角贴在胸前。她耳后的三角区有如吸引飞机轮船自行往下栽的百慕大三角区，不但使我一举从三层楼上往下跳，还经常让我丧魂失魄，上课铃一响我在座位上落座，等候的不是老师而是她。如果她哪天请假我便神志恍惚，四十五分钟下来我竟不知道刚刚上的是什么课；前面的座位空了我的心也仿佛空了。不过那时我并没有一点橱柜里那种“发情”的冲动，体内某个部位更没有涌动膨胀，因为她那皮肤上光滑得没有一个毛孔，没有一点瑕疵，质地像大理石一般紧密，也像大理石一样冷冷地拒人千里之外。

如今我回忆起来，那可算我平生第一次领略到“爱慕”的滋味，已经比“发情”提高了一个等级，达到一种诗的境界。对白色三角区的神魂颠倒和在雨中玄武湖的心旷神怡相同，都与肉感无关，属于另一类感觉范畴。那隐藏在乌黑的发根中依稀可见又难见的白皙的皮肤，启发了我对杜甫的“香雾支鬓湿”有新的诠释；我自信比稍逊风骚的私塾先生更理解杜甫。她圆润的脖项上方那一小片微有弯度的爬升地带，颜色时深时浅，或白或黑，在我眼中果然雾气蒙蒙，香烟缭绕。所以我认为杜甫的“香雾”并非一般人解释的是嗅觉上的“香”，而是指视觉上如“雾”的朦胧；“湿”也不是潮湿的“湿”，而是触觉上的凉爽和光滑。对女人的鬓发有如此细腻入微的感觉，可见杜甫真是个伟大的女性欣赏家！

这说明我的确比在橱柜里成熟了许多，是符合“青春期”成长的生长规律的。只有这点还可证明我发育正常，我的身体一直很健康大概也得益于此。

四

三十多年后，我和一群作家到南京领一项高级别的文学奖，当作家们晚上聚在一起大谈特谈个人初恋的经验时，我没有别的可以炫耀，便说了这段脖子的故事。在座的朋友们却一个个嗤之以鼻，他们说我并不是跟那个动人的小女孩谈恋爱而是跟“一根”脖子谈恋爱；那算什么“初恋”，只不过是可笑的“脖子情结”罢了！我对他们用“一根”这个数量词非常反感，他们亵渎了我童年心中唯一可以留念的审美对象，使我对这些文学家品位的估量大大降低，怪不得现在在“创作”、“写作”这类高尚的心灵活动前面往往加上个低级的“搞”字。但午夜扪心自问，与他们多彩多姿离奇古怪、温柔缠绵、两相情悦、青梅竹马的初恋相比，我不能不暗自惭愧：我“青春期”时与异性的接触确实少得可怜。如果我能像他们一样交游广泛，视野开阔。当时比那片三角区更加能吸引我的东西一定还很多。可是命运就是如此规定，我的性格决定了我偏爱一些别人不太注意的细节。这大约也是我后来还能靠写小说吃饭的原因。

一棵草的种子在贫瘠的土壤中破土而出，如果再没有其他植物在它周围生长，它便会成为童山秃岭上一株夺目的大树。我对白色三角区的怀恋何尝不是如此。在那耀眼的光芒以后再没有别的发光体照耀过我，于是我也像祖父似的敝帚自珍，在我以后的岁月里从劳改队进进出出，一直怀揣着对她的思恋。那是我缺少异性滋润的贫瘠的心田里的一株树。现在我又回到南京，当然要去顶礼膜拜。

我还记得她家住的地方。我说我造孽造得很早的一个罪过就包括我曾悄悄地跟踪过她。我至今还能依稀地看见她黑色大辫子摆动得合度得体，就是在三十多年前放学的路上发现的。但我并不是有意跟踪而是她主动吸引我，走着走着我不知为什么就会跟着她走。后来我才知道世界上许许多多事情都身不由己。我可以保证此后再没有跟踪过另外一个女人，因为再没有哪个女人有那样的头发。长大后我听说女人的头发长了发梢会分叉，现在很多香波就以解决这个难题做广告。可是那时我认为她的头发绝对是世界上最完美的，每一根都能够单独剔出来做成标本，难怪古人在诗词中把它比作“青丝”。那时我虽然已经戴上近视眼镜，奇怪的是我仍能远远地看见她头发根底白皙的皮肤，那是迷人的三角区的衍化。我第一次跟她到家，以后便轻车熟路了。原来她家离我家很近，她到家后我往前再走二百米也就到我家了。跟踪其实不过是顺路而已。她家在一个菜市场前面，我每天吃的菜都要一一经过她家门口。

和作家朋友们聊了初恋的第二天，我说我要去“寻根”，看看祖父那座大花园现在怎么样了。前面说的那位好友——著名作家兼编剧作为授奖会的东道主之一，发动几个友人跟我一起去。于是大家坐了一辆面包车直奔三十多年前曾经为我的家。按我提供的准确地址：××路××号，司机很容易找到地方，可是我家已经成了一个制造电机的工厂，门牌号却依然没变。早先悬挂楹联的门柱上如今一边是工厂的牌子一边是工会的牌子，倒也很对称。大门已不是原来的大门。我记得原来的门是厚重的木头门，镶着几排铜钉和两个铜环。现在大大缩小了的黑色铁门上莫名其妙地涂着好些红白油漆，大门仿佛成了画家的一块调色板，远看又好像抽象画派的作品。几个作家走近仔细一看，才认读出了褪了色的“大跃进”和“文革”的口号。一时我竟有些眩晕，几个历史时期叠印在一起，压缩了多少人间的悲欢离合！时间便如此无情地匆匆而逝，不管对国家对社会对个人来说多么伟大重要多么惊心动魄的事都会过去，都会变为陈迹。

我的好友是南京的知名人士，对看大门的老头一说老头便领着我们从旁边的小门鱼贯而入。不出所料，曾经为我家的花园早已面目全非，楼台亭阁无影无踪，绿树花草也被雨打风吹去。小溪变成一条平坦的柏油路，看门的老头说路下面埋了条排污管道，那大概就是我记忆中清澈的小溪了；荷花池被压在车间底下，花房改建为一排砖木结构的简陋平房。老头还记得花移出来后都死了：“一棵都不剩！”老头也会发出感叹。看来，人要比花木的生存能力强得多。

老头仿佛是《失乐园》中的维吉尔，一一指点给我看什么什么是什么什么时候改造的。改造真的非常彻底！一家人的生活场所变成了公家的生产场所。但工厂近年也很不景气，竟败落到与抗日战争时期我的大家庭一样，要工人各自去寻找生路，老头说这地方将要被港商买去，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厂房静悄悄的，既没工人也没机器的响声。一堆堆锈迹斑斑的电机半埋在凄迷的荒草中，那大约就是这家工厂的产品了。花园败落了，工厂也败落了。不管是花园也好工厂也好，不管是属于私人公家或是港商，人们在土地上忙来忙去只不过是来来去去往返的风，这片土地还是这片土地。友人们怀疑说你是不是弄错了，又有人开玩笑指着车间里的一泡尿迹说，你大概就在这里落草的吧。我突然想到“落草”一词的含义：既指婴儿出生又指去当强盗，神圣感立即被一种暗示所代替：是不是人生下必须是强者，不然便不能承受以后的命运？

本来这应该是我心中的一所殿堂，可在又脏又乱又破的厂房中我找不到一点令我感动的景象，准备好的一掬泪竟无处可洒。我想我原来就无所谓“根”的吧，生下来就命定和风一样要漂泊天涯。现在的问题倒是应该考虑准备停息在什么地方，也就是说死在哪里；“根”，对我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坟墓倒是我必须思量的前途。所有的过去都把握不住，那么就试试把握现在吧！“自掘坟墓”虽是个贬义语，但换个角度理解那不正是提醒赶往坟墓的老人要把自己的墓掘得舒适合体？一般人的坟墓都由别人来“掘”，“自掘坟墓”者才有精心设计、量体剪裁的自主权。

友人说既来了一趟总得留点纪念，我大致观测一下可能是我出生的院落的地点，站在一处铁皮自行车棚下照了张相，脸上的表情尴尬无奈得变了形。不知情的人看了这张照片一定会发笑：为什么我非要手扶着块“棚外禁止放车”的木牌留影，这有什么艺术价值可言？我还记得林木森森的院中有一棵高大的梧桐树，我母亲在树下怀抱着襁褓中的我的相片，今天正挂在我书房的墙上，而梧桐树却被一堵水泥砌的灰色标语牌替换了：“时间就是金钱，质量就是生命”两行红字赫然在目……所有这一切，都令我能非常高兴地用现在流行的话语跟它们说一声“拜拜”。从此我获得了解脱。既然“时间就是金钱”，我不会再对损耗掉的时间有丝毫怀念。花出去的“钱”再也收不回来，眼前的问题倒是怎样花手中这点不多的“钱”。

这次“寻根”反而激起了我“向前看”的精神，出生地全然颓圮全然消失，等于给了我一个新的起点。我在这所电机厂又诞生一次，活了半个多世纪我有权再得到一次“青春期”。这使我将近花甲时还敢投入商海。

算了，咱们还是去寻那“根”脖子吧！友人怂恿我说可能还会找到她，我当然早已抱着一线希望。于是我把这“根”毅然地抛诸脑后，和大家一起兴致勃勃地去寻那“根”。告别维吉尔，到贝雅特里齐那里去吧！幸亏我还记得她的芳名，这得益于我和她没有过肉体接触。于是面包车又向前开了二百米，来到菜市场门口。

让我诧异的是菜市场还是那个菜市场，三十多年来风貌犹存，污水溪流般地从大门洞往外淌，汩汩地泻进马路边的下水道。市场大门左边卖豆芽的小店还在卖豆芽，仿佛它的豆芽总也卖不完。在这里我倒寻见梦中的情景，真如佛经所说的“不可思议”。白得耀眼的细细的豆芽菜，更令我急切地想看到那白得耀眼的圆润的脖项。我说她就住在豆芽店的楼上，这间赭红色的残破的木板房里。整座小楼依然颇具风情，仿佛是一幅精致水粉画，虽然更加破旧但也更加凝重。窗户面临马路，贴着胶布的玻璃朦胧模糊，使有心的过路人不禁会遐想里面的暧昧。我说我过去就曾在窗下仰望过多次，除了贴上了胶布那窗户并没有变样。好友说你先别进去，让我先去替你打听打听，我们就说是三十多年前的老同学，来看看你有何不可？

好友进去了约十分钟怏怏地出来，连声叫走吧走吧！

在车上，好友说果真有这么一个叫那个芳名的老太婆，你记的一点没错。但哪有什么“美丽的三角区”！我特别注意看了看她的脖子，又黑又瘦皱折里还藏着污垢。黝黑的楼道里摆着个破煤球炉，烟熏火燎地让人没法在房里久待，而她却安然地抱着不满周岁的外孙喂稀饭，头发也已花白并且脏乱不堪；她的形象和她的生活环境再匹配不过，纯粹是菜市场卖剩下的蔫菜叶。我问她你还记不记得有一个叫你这个名字的中学同学，她连想也没想就说想不起来了，一脸不耐烦的表情，可见当年她对你毫无印象，并且对过去所有的一切都不感兴趣。

“算了，你还是把你的梦好好保留住吧，别让现实击碎了它。到我们这把年纪，只有梦是最宝贵的。”

回宾馆的路上作家们个个默默无言。作家这时才像是作家，每个人都有各自由此产生的感慨。别人的感慨我不知道，我可以想象光阴对她和那片白色三角区的磨损，也许这个女人比我受的摧残更多更深。想到这点我不禁心头沉重。我有另一个同期的女同学从美国来看我，她在台湾也有一番挣扎，成了富婆后又描眉又画眼又染发还经过几次整容，但苍老仍然从皮肤下顽强地向外渗漏。被精心掩饰的老态更令人不寒而栗，使我这个旁观的友人也觉得自己又老了许多。

我拍拍好友的膝盖悄悄说了声“谢谢”。我理解他的好意，他让我毕竟还能保留一点美好的记忆，不然我们这代人的经历未免太过于残酷。

他握住我的手背紧紧一捏。对这个世界，我们已心照不宣。

五

不久，我的这位好友就去世了，死时刚过六十岁。肯定他带着许多他有意不去击碎的梦到殡仪馆，将那些梦和他的躯体一起火化：“泥土归泥土，灵魂归灵魂。”梦是他灵魂的核心；是经现实生活过滤又经过病痛的剥离，最后剩下真正属于自己的一点东西。那才是他最好的陪葬品。他珍惜它们到了吝啬的程度，不轻易把它们告诉世人。他的作品不多，留给我们的电影中有一部名叫：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从橱柜里钻出来，又与美丽的白三角告别后，我就只有从小说戏剧中读到爱情和女人。我发现小说戏剧中有关爱情的描写似乎有个明显的界线，爱情只存在于过去的年代，到了新时代就像恐龙一般无缘无故地消失。爱情仿佛是与建设新世纪新社会相抵触的，所有的文艺宣传品都异口同声地向人们宣布：如果在不同阶级之间的男女发生爱情，那注定没有好下场，绝对以悲剧告终，如果男女双方都是革命阶级，那就是同志关系。同志关系是超乎所有的关系之上的最纯洁、最高尚的关系。这高尚的关系将全部人际关系包括两性关系都涵盖无余，男人和女人在这高尚的关系中并没有什么明显的性别特征，都是“革命同志”。“谈情说爱”只出现在主人翁有阶级觉悟之前，有了革命觉悟之后，即使是夫妻也只谈革命，交流学习心得，批评和自我批评，再不会甜甜蜜蜜卿卿我我。“男女作风”，总是与“犯错误”联系在一起，“男女关系”可是个非常严重的罪名，连劳改队的犯人都看不起“乱搞男女关系”的“流氓犯”。总而言之，“男女”两个字连在一起绝对没有好事。

整个社会环境就是这样，怎能使我在“青春期”表现出“青春期”，激起我对女性的爱慕、爱情或性欲望？爱情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情调”，“搞”这种情调的人很可能被划为资产阶级，而我本身不谈爱情已经是个资产阶级分子，再谈爱情更反动得无以复加，并且也没有哪个女同学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与我“谈情说爱”。于是我就成了一个没有任何“情调”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不止是我，几乎所有的中国人的生活与情感都像被制服领子上的风纪扣封得密不透风。千千万万年轻人都不度过“青春期”而一下子跨入中老年，从而使中国人的外表看来一个个都深沉内向、谨言慎行老气横秋。果然，社会环境发展到后来，“恋爱”一词也普遍被“找对象”三个字所替代。一个可能是非常缠绵温馨心荡神移的情感交流过程，被简化成直奔终极目标的繁殖行为。“找对象”不过是动物群体中的“交配”罢了。我在农场放马牧羊喂猪的时候，每到家畜发情期，队长叫我把牲口赶到配种站去配种，他总是手叉着腰站在圈门外这样对我喊：“该给它们找对象了吧！”

整个中国全成了“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在我看来，爱情也只是“发情”罢了！

但是，那时我毕竟到了生理阶段的“青春期”，我“发情”了却找不到“发情”的对象，只好到一些还没有被禁止阅读的中外古典小说中去寻找。一位位佳人淑女在发黄的书页上风情万种，通过我的眼睛抚慰我渴望女性的心灵，当时我以为那只是“饱眼福”，后来才知道那就是所谓的“意淫”。由于整天“意淫”，对学校教的x+y=2以及像天书般的化学分子式等等完全一窍不通，数理化每门功课都交白卷。若干年后中国出了一位著名的“白卷先生”，我想他大概也与我一样是“意淫”的结果。但他远远比我幸运，竟因为交白卷成了革命接班人，而我却因此被学校当成再恰当不过的政治标靶。那时，连普通中学也要开展“忠诚坦白”的政治运动，据说那是知识分子改造的一个必经过程，学校天天开会动员中学生向领导“交心”。我不知道领导要那么多“心”干什么用，十几岁的中学生上交的“心”非常单纯，满足不了领导的需求，于是领导就到家庭成分复杂的学生中搜寻复杂的“心”，我这样家庭出身的学生就首当其冲。但家庭出身不好的其他同学学习都很好，我这个“白卷先生”就成了重中之重。

我倒是很想把“意淫”的内容上交给领导，却又一时难于启齿，正在犹豫不决斟酌词句的时候，一天班主任反而主动亲切地找我谈“心”。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谈“心”的主题是无产阶级必须具备的道德品质。然后和蔼地问我知不知道宿舍里经常丢失私人物品，什么袜子墨水信封信纸邮票钢笔针头线脑等等等等。我说我知道，我自己也丢过一双袜子。班主任说你知道就好，很好！你主动向领导坦白是你“拿”的。我惊诧地问我自己的袜子怎么会自己去“拿”？班主任启发我说：不是你“拿”了自己的东西而是你“拿”了同学的东西。我断然地摇摇头说我从来没有“拿”过同学的东西。班主任说你应该承认你“拿”过，你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生在那种家庭的人天生下来就和无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孩子不一样，有“拿”别人东西的毛病，你承认了，认识了，那种毛病才能彻底改正。我疑惑地说我好像从小就没有那种毛病，那种毛病不就是“偷”吗？班主任不厌其烦地教导我说在资产阶级出身的人身上，那种毛病是不自觉的，再说，“拿”和“偷”不一样，“拿”是偶然性的，“偷”是经常性的。你只不过偶然“拿”过同学的东西罢了，怎么能和“偷”联系在一起呢？这话虽然很有道理但我还是想不通，这比“青春”与“青春期”的区别还难懂。班主任宽容地说你好好想想，想通就老老实实承认下来，又说，承认了对我绝对有“好处”，领导的政策一向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承认“拿”了同学的东西以后照旧读书，就和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

班主任每天至少要找我谈三次“心”，同学们议论纷纷，弄得我整天如芒刺在背，何况，班主任的苦口婆心最终打动了我，觉得再不按他的教导承认“拿”过同学的东西也太对不起老师了。最后我终于低下头问他，您说我“拿”过些什么东西好呢？班主任见我总算被他说服，轻松地往藤椅上一靠，拿出纸笔让我记录，他翻开他的小本子念一件我写一件，什么袜子三双、邮票十张、信封一沓、用过几张的信纸一本、球鞋一双、墨水两瓶、钢笔一支、铅笔四支等等等等。我写完交给他，他一目十行地看了非常吃惊，愤愤地说，一件件东西加起来就不是偶然性地“拿”，而是必然性地“偷”了！又摇头感叹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是多么难教育好。

几天后，学校却宣布将我开除，这就是班主任答应给我的“好处”。过了四十年，这所中学举办五十周年校庆，同时要编一部《同学录》，据说我是母校培养出来的最有成就的学生之一，母校来信向我索取照片及“几句话”，我写了“感谢我的母校给了我一个艰难的起点”寄给她。所谓“艰难的起点”，主要指学校宣布开除我那天竟将我母亲叫到学校，等校长在操场上当众宣布我是“盗窃分子”之后，让我母亲在众目睽睽之下与我见面。这大概是当时学校采取的教育学生同时教育家长的一种方式。我看见母亲慈祥地坐在学校长廊的板凳上迎接我，眼泪不禁夺眶而出，母亲却握着我的手说她决不相信我会盗窃，即使有人教我也教不会！我母亲没有流一滴眼泪，临走时只给我的母校撇下了一个礼貌而蔑视的微笑。

为了母亲，我彻底断绝了“意淫”的恶习。从此我天上地下人间什么都想过，就是没有再想女人。于是我的“青春期”就只能用另一种形式来表现。

我被学校开除不久就进了铁丝网，《唐诗三百首》给我种下的祸根终于茁壮成长并开花结果。那时社会上最危险的职业不是盗窃分子而是诗人，我这个资产阶级出身的年轻人既“盗窃”又偏偏要写诗，写的诗又不是《酬唱集》中的那一类，只能怪我自找倒霉。

所幸的是，据跟我一起劳改的犯人说“坐三年牢见了老母猪赛貂婵”，这话非常形象地刻画出长久见不到女人的男人会变得怎样饥不择食，把母猪都当成美女。我却正因为压根儿没跟女人接触也压根儿不想女人所以毫不感到性压抑的折磨。我见到猪，特别是我能宰杀的猪，一心只想怎样把它吃到嘴。有一年冬天在猪圈除粪，一头乳猪哼唧哼唧地朝我踱来，我估量估量手中磨得锃亮的铁锹再看看它的脖子，锹光一闪它小小的头颅就应声落地。我的手法快得像公孙大娘舞剑器“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周围的犯人还有劳改干部连小猪的叫声也没听见。到收工的时候它的血也淌净了，我一把拎起它揣进怀里，回去和同号子的难友围着火炉大嚼了一顿。

若干年后有一部根据我写的小说拍摄的电影，里面的主人翁在苦难中曾想到自杀，于是很多人以为我也如此想过。殊不知我不但从没想过自杀，天天想的倒是怎样杀死可吃的动物，包括老鼠青蛙癞蛤蟆；我从未想寻死，只想着怎样死里逃生。我曾读过一部革命小说叫《红旗谱》，别的都忘却了唯独记得一句话：“出水再看两腿泥。”

“出水再看两腿泥”！这话说得多好！和“涕泪满衣裳”一样总会激发起我的斗志。这就是没有女人没有爱情的“青春期”的好处。让我能在最艰苦的境地中免除性的煎熬，腾出全部精力充分发挥求生的本领。

没有女人没有爱情的“青春期”更加坚挺，因为这种“青春期”不含一点水分。女人、爱情、夫妻、家庭之类的东西其实是男人的软化剂，在男人的心里滴上一滴柔情蜜意使全身骨质疏松，软弱无力。男人没有异性可以追求，“青春期”就表现为对同性的攻击。而这正是在劳改场所自我保护所必备的条件，你必须睁大眼睛，你不攻击别人别人就要攻击你。在狼群里你必须像狼一般精明、狡黠和阴沉。虽然一同劳改的都是知识分子，绝大多数跟我一样也受过唐诗宋词的熏陶，在社会上一个个衣冠楚楚，风度儒雅，但“互相监督”、“互相检举”、“互相揭发”再加上饥饿劳累，使我们逐渐不自觉地都退化成半人半兽。知识分子一旦有百分之五十一兽性，他们的攻击就更具有策略，那可比真正的兽类狠毒得多。我恰恰在人性的“青春期”羼进些兽性，可说是我莫大的幸运。过了“青春期”的男性犯人即使变成野兽，也只是一头老病的野兽，在“思想斗争”的荒原上别想沾着便宜。不管在天堂或在地狱，不论是神仙老虎狗，谁在“青春期”谁就充满活力。到后来，老弱的野兽斗智斗勇都斗不过处在“青春期”的野兽，一头头在劳改场所心衰力竭致死，剩下年轻的兽类更加伶牙俐齿，咬人都能咬到致命的部位。

今天，我在写这段历史的时候手都发抖。

六

我发觉如今解除了压力的我反而时常感到忧虑、忧郁和忧伤，时时被通常说的“忧患意识”所笼罩。我弄不清楚这是人性的回归还是“青春期”逐渐衰退的现象。现在我感到困扰的时候就不由得怀念过去我的胆大妄为，即使被铁丝网圈住我仍要做困兽之斗。我至今还经常回味一无所有的轻松，深感有一分获得便多一分累赘，凡是我所拥有的全部是我的负担！

自我有效地使用过手中的铁锹之后，我才发现我不但会用笔还有挥舞冷兵器的武林功夫。我以为“青春期”的乐趣并不全在对异性的倾慕，更应该包括每天都可能发现自己内在的天赋，不断有潜力转化为能力。那迷人的三角区虽然对我毫无印象，但我仍然感谢她开掘了我的冒险精神，既然我十三岁时就敢从三层楼上往下跳，到了三十三岁我除了一套劳改服便身无长物，因而也就更加乐于冒险。我之所以没有从劳改队逃跑，仅仅因为那时普遍群众的生活比劳改犯人还不如。后来我多次赞扬过劳改队是当时混饭吃的最佳场所，而且犯人犯了法再无处可送，反而比一般群众安全得多。

我感谢命运在社会的变化中总让我待在最适合我待的地方。

写到这里我就不得不说我砍断一个农民手指的事。后来我投入市场经济创办企业大概得益于我有这份壮士断臂的果敢，而且没有女人没有爱情的“青春期”，也只能以这样的冲动来发泄。

到我三十三岁那年夏天，劳改队长命令我去看水闸门。西北的初夏正是水稻小麦等作物都需浇灌的时节，因为“闹革命”，水利部门也顾不上制定用水的分配计划，黄河灌区的所有农场公社都纷纷群起抢水，哪家人多势众哪家就能独占水源。城市里武斗是为了夺权，农村中武斗是为了夺水。几个十几个生产队经常在渠口混战，为一条渠一股水而拼命的零星战斗此起彼伏，类似旧上海黑社会争夺地盘码头的帮派打斗。水闸，是抢水斗争的第一线，是攻防阵地的桥头堡，劳改农场几万亩农田需用的水就从这个瓶颈淌进来，“看水闸”这个任务关系到劳改队当年全部农作物的生死存亡。临战前，队长对我做了这样的动员：

“你比谁都壮（因为我比谁都会偷吃），又是‘二进宫’（即第二次劳改，这在社会上虽然很不光彩，但在劳改队常当做有经验的工作人员被赋予重任），我看你也不是胆小怕事之辈（说明队长很有眼光），你给我顶住！（口气像电影里的反动军官）谁来提闸门抢水你就给我往死里打！（意思是我哪怕被打死也不能后退，并不是真把打死人的权力下放给我）”。

队长将这个大任降到我身上，所谓“士为知己者死”，我一时间竟豪气冲天，二话没说扛上铁锹就毅然决然上了渠坝。实际上，水闸上如果没有人来抢水，“看水闸”不过就在水闸旁边一坐罢了，什么农活都不用干，会叫你轻松得无聊；平均每天劳动十几个小时，“看水闸”等于休养。然而“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如果有人来提闸放水，那就须看你的真本事。不是说着玩，为抢水打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我在水闸旁的一棵柳树下坐了两天，带着一本《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读得津津有味。劳改队长允许我看马恩列斯毛的书，只不过觉得这一长串书名啰里啰唆，指导我应该多读《为人民服务》。但这书目虽长却是本小册子，倘若平安无事我就能在灌溉期读完。可是附近的农民却不让我潜心研究恩格斯著作，第三天半夜，月亮正升到头顶，成帮结队地来了七八个扛锹的壮小伙，黑黝黝地像堵墙似的往我面前一站。看见只有我一人躺在渠口睡觉，领头的大个子旁若无人地喊了声：“扒！”若干年后我看金庸的武侠小说，看到“华山论剑”一章不禁哑然失笑，当时渠口上那气氛与“八大门派”在华山高峰比武竟相雷同。

我拄着锹慢慢站起来，镇静地向他们说理。我说：“老乡，这几天还不该你们淌水，轮也该轮到我们农场了。今天你们要开闸放水，先得舍出条命来，不是我的命就是你们当中哪个的命。不信？咱们就试试看！”

老乡们七嘴八舌地谩骂，从我祖宗骂到农场的先人，好像我和农场属于同一个血统，劳改队是我天生的家园。现在叫我也无法将那些话一一复述清楚，总而言之是把我这个劳改犯不放在眼里，而他们都是贫下中农的什么什么“造反团”。

我笑嘻嘻地说：“不管你们是啥‘造反团’，也敌不过我这个判了死刑的劳改犯。你们知道队长为啥单单挑我来看水闸？告诉你，就因为下十月我就要被拉去枪毙，今天就是叫我来送死的。死在你们手上我还能给家属挣点抚养费。来吧，今儿个夜里让你们成全了我，砍了我以后你们就放水。”

“造反团”的农民听了一个个面面相觑，啐道：“想不到这狗日的比死人就多了口气！”嘀咕了一会儿，领头的大个子摆出一副宽大为怀的架势说：“我们砍你干啥？你不要自己找死。你就待在旁边别动，你动一动我就叫你死不了也活不好！我们自己干自己的，你当做没看见就是了！”说着，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就抢步上前，下腰想提起水闸的闸门。我说：“我从来就没活好过，活着还不如干脆找死。我可跟你们打了招呼：你们不砍我我可要砍你们！我砍死一个也不能把我再枪毙一次，喂，老乡，你何必跟我一起去死？”

领头的哧哧冷笑：“你狗日的敢？！”

我接着说：“你看我敢不敢！”

他又说：“你狗日的敢？”

我又接着说：“你看我敢不敢”

“你狗日的敢？！”

“你看我敢不敢”

“你狗日的敢？！”

“你看我敢不敢！”

……

我俩就像狗似的对着叫，一声比一声接得紧，一声比一声响亮。这是世界上最简单的谈判。后来我才知道所有国家间外交谈判的技巧不论多复杂，其原始形式不过如此。两次世界大战与无数次局部战争，谈判返回到最原始的阶段就面临宣战。眼看我寸步不让，大个子再不跟我搭腔，连声催小伙子往上提闸门。我估量估量手中闪光锃亮的铁锹再看看小伙子的脖子，发觉那脖子比乳猪的脖子粗得多。我的眼光在他周身游移，打量在哪个部位下手最合适。我想这就是我的“青春期”发作了，胸中陡然涌起一股带血的气，催动我好像非要和女人性交一次不可地非要往什么东西上砍一下才解气，不然我的“青春期”就会受到严重挫折。黑格尔说得对，所有战争都出于领导人的欲望，并不一定是衡量现实利益的结果。

承受着水的巨大侧压力的闸门不是轻易提得起来的，小伙子双手扳着闸门的铁把手使劲摇晃了好几次，一股细小的水流才开始嗞嗞地从缝隙中往外冒。我一声不吭，冷冷地略微将铁锹往上一抬，看准小伙子握着闸门的手，“呼”地闪电般朝下一剁。小伙子大叫一声“妈哟”，一翻身滚进渠沟，在渠水里扑腾着“哎唷哎唷”乱喊。旁边的农民一时惊讶得愣住了：看来真碰上一个不要命的死囚犯！再没有一个人敢上前来提闸门，而小伙子的喊声却提醒他们必须赶快送他到医院。领头的大个子一边招呼其他人手忙脚乱地下渠捞起小伙子，一边扭转头狺狺地朝我吼：“你狗日的等着瞧！你狗日的等着瞧！”

我收起铁锹狞笑着说：“我能跑到哪里去？我等着你，我等着你！”

天一亮我就急忙向队长报告，队长连声夸我干得好，笑着说：“看那些狗日的再敢不敢来！”队长反过去将农民的祖孙八代臭骂了一顿。而按照当时的理论，那些农民应该是他的“阶级兄弟”，和他同一个血统。所以我一直很理解“地方保护主义”，在这种主义的支配下，根本不顾法律不顾政策不顾道理而只顾局部的眼前利益。

我只向队长报告我用铁锹朝农民的手中“拍”了一下。其实，天蒙蒙亮时我在水渠边除了鲜红的血迹还发现一截手指。颜色青紫，像泡透的红枣一般大，没想到断指不但没有干瘪反而会自行肿胀。断面整整齐齐，中间却看不见骨头，只有针尖大一个小孔，但捏捏它还能感觉到肉里有个枣核般的硬块，那大概就是指骨了。指甲乌黑，指甲缝里还藏着从那小伙子家里带来的污垢。我拿在手里把玩了半天，还掂了掂它的分量，猜测它是哪一根手指；又像抚摸女人似的抚摸了一遍我的铁锹，它的锋利就是它的美丽。

剁了人的一截手指，我的“青春期”才得到性发泄似的满足。这天我畅快无比，觉得升起的太阳都比往常亮。若干年后在改革中我见到许许多多不正常的人和不正常的事都会淡然一笑。我们整整一代人的“青春期”就是这样度过的，现在他们已经成熟并且是社会的中坚，但你怎能叫人们立即就变得正常？

我一面读着人类的最高智慧，一面干着最野蛮的勾当，奇怪的是那时我心里毫不内疚。若干年后我才知道，原来这种两面性正是那个时代的主流。奇怪的倒应该是我在任何处境中都与社会的主流同步。

今天写到这里我自然而然地惦念那小伙子。他比我年轻，今年顶多五十岁出头。大半辈子少了一截手指，生活上劳动上一定很不方便。他肯定会经常抚着剩下的半截手指向他的家人朋友一遍遍愤慨地诉说当时的情景。但他不知道那“狗日的”犯人的名字，不知道到哪里去报断指之仇。我也不知道他的姓名住址，即使我现在愿意给予补偿也无处可寻。他那时也处在“青春期”，那次挫折也许会导致他终生冷酷狠毒或是胆怯懦弱。果真如此的话，我就损坏了一个灵魂。世界就是这样，毫不相干的东西毫不相干的人往往会偶然碰撞，彼此改变对方。

在我这方面，社会环境和个人条件一转变，我就经常为过去的所作所为感到歉疚。我真的不像有些人那样心安理得。社会既然不再伤害我，我也尽可能以善心对待别人。我把古堡废墟建成的影视城是当地文明的窗口，我企业的职工享受的待遇在当地也是最好的，为我建影视城而搬迁出去的牧民，我对他们已没有任何义务，但我仍答应只要我活着便会资助他们的教育。为了那断指的小伙子，我也应该替善良的农民做些事。可是在另一些事情上，只要“青春期”一发作，我仍然会说不想说的话，干不想干的事。

譬如，我办的影视城有了效益以后，附近地头蛇式的个别基层干部竟然挑唆一些农民也像抢水渠似的来强占。一天清早，一帮农民雇佣军把我手下的工作人员全部赶跑，由他们来出售门票。在市场经济初期这在全国都是常见的“无规则游戏”。我得知消息后一人驱车赶到影视城，果然看见乌鸦似的三五成群衣衫不整的人在我设计的影壁前游逛，见我到了，一只只就像谷场上偷吃谷粒的鸟雀那般用警竦的小眼珠盯着我。我又感到那股带血的气往上冲，那气就是“青春期”的余热。我厉声问谁是领头的。一只“乌鸦”蹦出来嬉皮笑脸地回答他们根本没人领头，意思是你能把我们怎么样？我冷冷地一笑：“好，没人领头就是你领头，我今天就认你一个人！要法办就法办你！你看我拿着手机是干什么用的？我打个电话下去就能叫一个武装连来！”“乌鸦”听到“武装连”，赶紧声明他也是身不由己，人都是“上面”叫来的。我说，行！既然“上面”有人你就替我给“上面”那人代一句话：我能让这一带地方繁荣起来，我也有本事让一家人家破人亡！今天的门票钱我不要了，赏给你们喝啤酒，明天要是我还看见你们在这里，你告诉你“上面”那个人，他家里有几口人就准备好几口棺材！谁都知道我劳改了二十年，没有啥坏点子想不出来！我冷冷地说完扭头便走，那“冷”的温度与准备砍人手指时的冰点相同。我当然叫不来武装连，更不会使任何人“家破人亡”，但我深知很多违法者并不怕执法部门，却害怕比他更强更狠的人对他采取阴险的法外手段。以毒攻毒不失为一帖疗疮的良方。地头蛇式的干部亲眼看见我把一片荒凉变成一个旅游热点，他也完全相信我有能力叫他吃了苦头还有苦难言。第二天早晨，我手下的人又照常上班，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对非法的事情必须有壮士断臂的果断，在无序的市场中我的“青春期”就时常发作。想不到我该度“青春期”时没有“青春期”，年过花甲以后却常在“青春期”当中，或者说我度过的不正常的“青春期”正好培养了我现在善于对付不正常的事，又一起事件也能说明这点：我的影视城周边很不宁静，还有个别基层干部以家属的名义承包保护区内的土地进行蚕食，企图等影视城发展需要这一地带时他好高价转让。一天，这类“承包户”突然违背当地政府的文物保护通告，在他已失效的承包范围内挖渠植树，类似16世纪的“跑马占地”，将我影视城外围的一面圈了起来。我本来懒得去理他，取缔它无须我动手，那是当地政府部门的职责。但他却扬言雇了几十个农民，人人手拿铁锹，谁动他种的树就砍谁。他很聪明，知道非法占领如无人敢管，慢慢就会成为既成事实而取得合法的形式，大量的国有资产就是这样流失到地头蛇手里。但他失算就失算在扬言有“手拿铁锹的农民”。我一听见有“手拿铁锹的农民”就血脉贲张，刺激出我“青春期”的内分泌，仿佛又来了一次剁人手指的机会，听见这话的第二天清晨，我叫手下人开了辆推土机，我亲自坐镇指挥，不到一小时就将渠和树推得精光。我站在初升的太阳下焦灼地等待手拿铁锹的农民，如同年轻人在公园门口等待跟他约会的女友。

有的男人喜欢和女人亲热，有的男人喜欢和男人肉搏，从我断绝“意淫”后我就变成了后一类男人。我想，“青春期”的乐趣还应该包括“与人搏斗”。多年的劳改生活没让我学会一项娱乐，我的确趣味单调生活无味，既不玩牌玩麻将，也不玩保龄球和高尔夫，好玩的玩意儿我一样也不会，只剩下两样不好玩的项目让我玩，一样是“心眼”，一样是“命”。

归根结底，整个中国的市场经济社会也正在“青春期”当中，瞻前顾后、冥思苦想、拖拉疲沓、犹豫不决、畏首畏尾、投鼠忌器、四平八稳决不是“青春期”的风格，它需要的正是行动的斗志、特殊的活力和敢于迎接挑战的精神。

“出水再看两腿泥”，这话说得多好！

七

我的“青春期”没有女人没有爱情没有性欲。感谢苍天，他老人家为了安慰我或是为了平息我的欲念，竟打发了一对夫妻在我面前过了一次“夫妻生活”，从此更加败坏了我对这种“生活”的胃口，让我以为与女人性交是件很乏味的事，几乎使我终生性冷淡。

60年代末，我剁了人的手指后不久，就从劳改农场释放转到就业的农场。就业的农场与劳改农场只有一渠之隔，鸡犬之声相闻，过一座摇摇晃晃的破木桥就到了，似乎象征着那时的人一不小心就会误入劳改队。

释放了的劳改犯并不轻松，反而又加上两个字，叫做“劳改释放犯”，像古代在犯人脸上施行的黥刑，犯人即使释放了也永远消除不掉个“犯”字，不论走到哪里别人一眼就能认出来。劳改队释放我时，管教干部给我写的鉴定很好“认罪服法，遵守监规，积极改造，世界观和劳动观有明显转变”云云，可见劳改队长并没有把我砍断农民手指当一回事。我以为拿着这样好的鉴定足有资格当个正式农工。可是到社会上一看，大多数人都须脱胎换骨积极改造，大多数人的世界观和劳动观都须彻底转变，大多数人都是形式不同待遇不同的罪犯，一如同基督教原罪论主张的人一出生就有罪。我“二进宫”是因为“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三年后出劳改队又碰上“文革运动”，没料到人是这样难教育，越搞政治运动，犯罪的人越多，我当不当正式农工都无所谓了，反正大家都是犯人。

但无论如何，“劳改释放犯”还是低人一等，我到就业的农场报到第二天，农场革委会就把我分到“群专队”管制劳动。“群专队”全称叫“革命群众专政队”，社会上每一个机关单位甚至街道都有这种组织，实际上是遍布全国各地的小型劳改队，革命群众可以任意把本单位的领导和“有问题的人”揪出来当“牛鬼蛇神”，集中起来统一管制，强迫劳动。十年的“革命”把群众惯出目空一切、无法天天的毛病，这毛病终于渗入民族的精神基因传给后代，致使今天许多有权势的干部成了地头蛇，许多无权势的群众成了无赖。这些人经常使我想起他们的前辈，招惹得我有了一大把年纪还想砍他们的手指。

“牛鬼蛇神”四大类五花八门，什么人都有，从高官显贵到普通百姓，原来地位悬殊的人到了这里一律平等地都是坏人。进了群专队，我才知道我这个“劳改释放犯”比起其他牛鬼蛇神还有一定的优越，而且只有群专队才是我在社会上最适合待的地方。因为我没参加“文革”初期的派性斗争，虽然过去是出名的右派分子，现在却是和哪派都没牵连的中间人物，人称“死老虎”。“死老虎”当然不用再打了，“活老虎”才是革命群众批斗的重点。我身体好，没有思想负担也没有家庭累赘，劳动技能又比那些坐在办公室里吃人的“活老虎”熟练，所以“头头”对我颇为青睐，叫我带领农场的二十几只活老虎干活，令我受宠若惊，干起活来总是以身作则。

我说的这个男人原先是农场的技术员，农民大学生，“根正苗红”，属于天生下来就革命的那一类，不幸的是“文革”中站错了队，也被当做牛鬼蛇神送来“群专”。开始时我还搞不懂“站错队”是什么罪行，后来别的活老虎告诉我说他其实是个“二杆子”，好出风头，在“运动”中爱“反戈一击”，一会儿站在这边，一会儿站在那边，弄得“猪八戒照镜子”，哪派都把他当坏人。日久天长，我看出来他的确是个什么罪都不会犯的窝囊废，最大的罪过大概就因热爱革命而惹人讨厌。一说话吐沫飞溅，凭这点我就不喜欢他。他干活又疲沓得让我冒火，于是就成了我训斥的对象。过去在劳改队，训斥人的机会可不多。现在我不能辜负“头头”给我的权力，我也发现训斥人比挨训斥有趣。只有训斥人才能体现自己高人一等，难怪”革命群众”都喜欢双手叉腰。

我领着这帮牛鬼蛇神干了几个月，越来越体会到我踏入社会的好处：一则我可以当领导，二则我领导的又是社会上原来大大小小的领导，我这个非正式工人一步就跨到干部头上，逐渐就有点得意忘形起来。后来不知怎的形势又有变化，原来革命群众觉得斗这些牛鬼蛇神再也翻不出新花样，斗争重点又转移到自己人斗自己人上面，当时叫做“群众斗群众”，农场的几派革命群众再次操起真刀真枪誓不两立地干仗。“头头”忙着要去“抓革命”，牛鬼蛇神更要加紧“促生产”，“头头”索性把现场的指挥权都交给我，农田上工地上连来也很少来。我的权力无形中更大了，从小被灌输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毒素又不自觉地旧病复发。我看那些被斗得头破血流、妻离子散又被严管了几年的牛鬼蛇神比劳改犯还可怜，就悄悄让一个“叛徒”和一个“特务”见了见他们的家属。这两只皮包骨的活老虎都快六十岁了，全身是病，不让他们跟家庭见个面于心不忍。这说明我并没有得到“脱胎换骨”的改造，劳改队给我的鉴定把我估计过高了。

一个夏日的午后，天空忽然阴云密布，云层中不断爆发出顶天立地的闪电，狂风夹带着粗大的沙砾从乌云那边刮来，一股浓烈的土腥味直扑鼻孔，眼看就要下一场滂沱大雨。我和“二杆子”这天在马圈铡草。这个农民出身的农业技术员却不会最简单的农业劳动。给牲口用手工铡刀铡饲草，入草需有特殊的技巧，使每一刀下去铡出的草不超过一寸，几乎和机械切削得一样齐。掌铡刀把的只需用力气往下铡就行了。我是入草的好手，坐在土疙瘩上将一条腿的膝盖压着草，一入一入地非常有韵律。“二杆子”不会入草，只能腰一弯一弯地用傻力气铡。铡还铡不好，不是一刀铡不到底就是险些铡着我的手，气得我乱骂。两人干的活两人配合不好最费劲，一会儿就惊得我浑身是汗，“二杆子”也被我骂得浑身是汗。雨来得正好，我叫“二杆子”用苫席把刮得乱飞的饲草盖上，两人急忙跑到旁边的一间放轭具杂物的破土房去躲雨。

刚钻进四分五裂的破土房，蚕豆大的雨点就砸了下来。这真是一场豪雨，铺天盖地，从房门向外望去，人眼分不清东南西北。我和“二杆子”肩并肩挤成一堆。“二杆子”连声惊呼“好大好大”，我也连声惊呼“好大好大”。除此之外我俩也无话可说，瞪着眼呆呆地看门外的雨幕。巴掌大的土房虽然快塌了却不漏雨，房里乱七八糟堆了些笼头缰绳还有一个麻袋。我扒开麻袋一看原来是喂马的黄豆，两人就咯嘣咯嘣嚼生黄豆充饥。

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嚼生黄豆都嚼出屁来了，猛然间一个像从水里捞出来的女人出现在破土房门口，像个鬼魂似的吓我一跳，而“二杆子”却高兴地大叫：“你怎么来了？”落水鬼一般的女人说：“我到那边去找你，他们说你在这里，我就到这里来了。”“那边”是群专队另一处干活的工地，“他们”当然是指一帮牛鬼蛇神。我还没有醒过神来，“二杆子”就把女人拉进土房，又是撩她的头发又是全身上下替她擦。女人褴褛的衣裳上每一根破纤维都浸透了雨水，擦下的水全洒在我头上。我以为她是“二杆子”的女儿，“二杆子”看我发愣才介绍说是他老婆。“二杆子”把她擦出个模样来倒也楚楚动人，看上去只有二十多岁，透湿的衣襟大敞开着，白嫩的胸脯挺得很高，中间却有一条很深的壕，这条壕不知怎么竟使我有些恍惚。我怀疑地质问她要比你小十几岁怎么会是你妻子？那时候除了大干部，一般老百姓“找对象”都找年龄相当的“交配”。“二杆子”对我谄笑着说是农村的。所答非所问，但我也不能断定她不是他妻子。我自己违反群专队的纪律偷偷地开了让牛鬼蛇神接见家属的先例，不能不让“二杆子”与他妻子见上一面，只好坐在马脖套上听他诉说家常。

“二杆子”急切地问了他家里所有的情况，老人孩子柴米油盐等等等等，看来确是他妻子无疑。我一边嚼黄豆一边听，既了解到老百姓的困难也领教了有家的啰唆，还不如我光棍一个利落，所谓“一人吃饱了连小板凳都不饿”。“二杆子”这时好像也不惹我讨厌了，破土房里有这样温情的对话，倒也解除了我和他相对无言的尴尬。

他俩亲热地絮絮叨叨说了一会儿。“二杆子”忽然嚅嗫地向我要求，能不能让他们过一次“夫妻生活”。他那眼神从来没有这样可怜，往常我训斥他他总朝我翻白眼，这会儿如果他有尾巴的话尾巴也会摇起来，而且说话时嘴虽然堆满黄豆沫却没有飞溅到我脸上。可是我一时没有弄懂“夫妻生活”是什么意思，难道这家伙要跟他老婆一齐逃跑回家？我怔怔地望了他又望了望那女人，女人低着头绞着手，脸上又羞涩又扭捏的表情，方才让我有点明白。我不禁由衷地笑了起来：我并不是笑他俩要“交配”，而是由此知道“交配”还有一种说法。在劳改队一般用最粗俗的两个词，一个粗俗的动词加一个粗俗的名词；老百姓通常叫“睡觉”；正式用语叫“性交”；《阿Q正传》中叫“困觉”；古典文学中叫“云雨”；稍稍直露叫“行房”或是“交媾”；而我看过的多数小说中只有“事毕”，原来“事毕”还可叫做“夫妻生活”！

就冲他用如此文明的词我也必须让他俩“夫妻生活”一次。可是我为难地说你们过这种“生活”，我好像应该避开的吧，不过你叫我这时跑到哪里呢？“二杆子”听见我答应了，连忙讨好地说：“哪能让你到外面去淋雨呢！你把脸扭到一边就行了。”

我刚把脸扭向门外，脑后的麻袋上就窸窸窣窣响起忙乱的声音，隐隐约约还有女人的呻吟。女人的呻吟叫我挺难受，一定是麻袋旁的铁制轭具碰疼了她，她大老远跑来看她丈夫什么也没得到，说不定还要受点伤，我有点懊悔允许他们过“夫妻生活”了。可是还没有等我分辨出远处隐在雨幕中的黑影究竟是来了个人抑或是棵树，仅仅嚼两颗黄豆的工夫，“二杆子”就长长地叹一声像昏倒似瘫到我背上。

“咦！”我诧异地问，“你们过完‘夫妻生活’了？”

“二杆子”如同刚铡了一大车饲草，疲惫地咕噜一声：“完了……”

我又由衷地大笑：原来“夫妻生活”的时间和牲口交配时间一样，两边一碰就“授精”了。怪不得旧小说中凡描写到这种事一眨眼就“事毕”，叫我这个读者摸不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样说，“云雨”即使如旧小说中描写的“欲仙欲死”，而只当一两分钟的神仙又有什么意思？死那么一两分钟则更加危险！这使我从此以为“行房”也好“睡觉”也好“交媾”也好“性交”也好“夫妻生活”也好两个粗俗的词加起来也好，都乏味透顶。

我当着他们夫妻两人的面痛快地放了个响屁。

八

现在时常有一股悲悯之情，像“青春期”时会从胸中涌出一股带血的气似的从我心底往上泛起。也许这是我已衰老的征兆，过去我可不悲天悯人。但是我的悲悯又不知对谁悲悯，向谁施用心底的悲悯，于是常常仰天浩叹。我周围的人已经习惯了我的叹息，却不理解我为何而叹：看书也叹看报也叹，看见盖起高楼也叹看见大桥变成废墟也叹，听见好事也叹听见丑闻也叹，受到赞扬也叹受到攻击也叹，成功时也叹遭殃时也叹，甚至休息闲散时也叹，到了无事不叹、无病呻吟的地步。我想我弥留时绝对不会有一句完整的话，大概也和“二杆子”过完“夫妻生活”一样，只有长长的一声叹息：“完了！”

但我既不为人而叹也不为自己而叹。我感谢命运对我如此钟爱，凡我遇见的人和经历的事，命运都像拿着个橘子一样在我面前翻来覆去地卖弄，仿佛是让我看清楚却又不让我看清楚；而且命运一会儿把我拉下来一会儿将我抛上去，使我一阵子明白一阵子糊涂。所以最终我仍不能深省人情世故，在我自以为觉悟时我又悟到并未觉悟，一生都在明白与糊涂之间。我开始学书法后常有人向我索字，一次我问一位求字者你想要我写什么话，求字者思忖着叹了口气，说他就喜欢郑板桥的“难得糊涂”，好像他怀才不遇屡遭排斥是因为他明白过度。我听了又不由得大笑，我说，你和我一辈子从来没有明白过，连郑板桥在内都糊糊涂涂过了一生，“难得糊涂”从何讲起？于是我大笔一挥给他写了幅“难得明白”。后来我听说他还不愿挂在墙上，因为很多人自以为聪明，他的所知就是整个世界；又有很多人根本就没想探个究竟，糊涂也是这一辈子，明白也是这一辈子，不明不白最容易过日子。“搞”明白其实是件很痛苦的事，在明白与糊涂之间才是一种幸福的状态。到了老年我才知道这是命运给我的最好赏赐，我的叹息是一种感恩的表现。

前面说过，我跟群专队的牛鬼蛇神每天一起劳动，渐渐地对他们有些同情。他们当干部的时候犯什么错误我不知道，也没看见他们高人一等时怎样颐指气使，压迫群众，只看见今天他们不但在“头头”面前而且在我面前也低眉顺眼，卑躬屈膝，日子比劳改犯人过得还艰难。劳改犯人一回到号子便另有一片天地，一个个蒸、煮、熬、烤从工地捎回的各种野生动植物，然后慢条斯理地一口口享受；劳改犯压根儿不想过去未来，想家也只想家里会给他们送来什么东西。这里的牛鬼蛇神却天天要检查过去、汇报现在、保证未来，还要写揭发材料应付外调人员，仿佛他们的一生都在这里挤压成一堆，所以连睡着觉打着鼾都一副愁眉苦脸。

革命群众对“活老虎”可不留情，折磨起他们来花样百出，心狠手辣。有时晚上也拉只“活老虎”出去耍一耍，被拖回来时肯定头破血流像真死了一样。别的“活老虎”都不管，只有我偶尔起来替半死的“老虎”包扎一下。每到这时我就想起读过的革命小说，那上面描写旧社会革命者蹲监狱的某种情景似乎和群专队有点相仿。我没参加“文革”当然不懂得“文革”的大道理，也没时间拜读那些长篇大论的文章，可是仅凭这点我的感情就倾向挨整的干部，直到发生了下面我要说的这件事。

夏天过了是秋天，秋天过了是冬天，日子就这么过着而我并不觉得难过。若干年后我反而很向往那段时光，劳改队、群专队都常再现于我后来的梦。梦见我又被抓起来我并不会惊出一身冷汗，却有一丝再次获得“青春期”的欣喜，我似乎天生就适应面对挑战。我理解为什么千千万万“知识青年”当年被迫上山下乡到他们不应该去的地方受苦，今天他们回忆起来却一个个高唱“青春无悔”。我和这些老了的“知识青年”有一致的感受，我们怀念的是那段“青春期”中的青春，青春不论放在哪里都是人生中最光彩的一段时期；青春期即使“无奈”，到了中老年也渐渐会变得“无悔”。这大概也是一些人总是偏袒过去的罪恶甚至加以美化的原因之一，谁愿意承认自己的青春耗费在毫无价值的事情上面？

是的，青春期时看到的太阳也与现在的太阳不一样。一次我在美国的印第安那州去游览印第安人保留地，高速公路边突然“哗”的一声巨响，落下一轮巨大的彤红的夕阳，美丽得叫我对她无可名状，我想了半天才想出最贴切的比拟：那就是与我劳改期间在旷野上看到的落日相同！命运恰恰让我的“青春期”逢到那样的时辰，我别无选择，到了老年我对生活的感受都会以那时的体验为基准。

那时，我读的每一页书现在都能记住，现在读了哪怕只是一句短短的警句转眼便会忘掉。老年人容易僵化就在于衰老的大脑再不能容纳新的事物，我们只能是传统的载体。如今叫我复述我昨天干了什么我说不清楚，让我讲三四十年前的陈芝麻烂谷子却会唠叨个不休。

闲言少述，且说日子就这么过到冬天，北方农田里的活计就不多了，农村普遍将这几个月叫做“冬闲”。但革命群众当然舍不得让群专队的牛鬼蛇神闲着，这样驯服的劳动力在世界上再也无处可找，而且只有不停地强迫劳动才能把坏人改造好。田里的活儿少了而居民区附近的活儿还很多，要想找活儿来干，世界上会有干不完的活儿。农场的“头头”把牛鬼蛇神们的工作做了番调整，还命令全体都要写“年终保证书”，主题不外是服从服从再服从，要主动自觉地配合革命群众对自己的管制和监督。别的牛鬼蛇神分的活儿都较重，甚至一会儿叫把这里的土坯搬到那里，一会儿又叫把那里的土坯搬回原处，来回折腾人和土坯。我至今也参不透这种重复的简单劳动怎能改造人的思想，而据说猴子就是通过来回搬运土坯慢慢进化成人的。

分配给我的活儿却是打扫厕所。别以为打扫厕所是件肮脏的差使，那可是革命群众对我最信任的表现，因为其中有一个厕所在原来的干部家属区，如今那里住着新上台的“头头”又称为“革干”的及他们的家属。那一带平时绝不让牛鬼蛇神们出入，说是要严防坏人投毒暗害、伺机报复、拉拢革命后代或者偷听“小道消息”、“最新指示”等等。但我每天上午、下午都能扛着铁锹镐头在那禁区出出进进，铁锹镐头在那时都被看作凶器，居然没有一个“革干”或他们的家属孩子过问我。革命后代还喜欢跟我玩耍，常用木头小手枪瞄准着我“嘎嘎”地射击，他们的母亲见了也并不阻拦，好像我已经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我既感到革命群众的温暖又感到自豪，用当时写在保证书上的话说：“决心在革命群众的监督下，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攻克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通过打扫厕所改造自己腐朽的世界观，让革命群众无后顾之忧，全心全意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

农场的厕所美其名曰厕所，其实都是土坯砌的三面墙加一顶芦苇棚。男女之间也只用一推就倒的土坯墙隔开，每边挖出七八个蹲坑，一堆堆粪便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每天早晨每个坑都堆得冒尖，常使我不禁猜想人的屁股要撅多高才能排泄，粪便掉下来一定跟炸弹一样。幸亏是冬天，臭味还能让人忍受。但我以那种激昂饱满的热情去打扫它，即使臭气冲天我也不会叫苦，何况既来去自由还不受风吹雨打。我一进到厕所就像工人进入车间，甩开膀子就大干起来。掏厕所的工艺流程很简单，用铁锹将粪便一一从粪坑中铲出挑到厕所外的土堆上，再用土把粪便们盖住，一层层往上加，让它们发酵后就成了最好的农家肥。然后在粪坑中均匀地薄薄地撒上一层细土，一间厕所的作业便告结束。

居民区共有五个厕所八十几个坑，这使我懂得怎样去测算一个机关单位的人数，后来我访问过许多国家地区的许多机关单位学校，我一上厕所便能大致知道这座大楼里有多少人活动。所以我不同意说中国知识分子的知识素质较差，中国知识分子积累了任何其他国家知识分子所没有的经验。同时我也的确体会到“思想”的威力与它对“促生产”的重要作用，干了几天我就达到很高的专业水平，能分辨出“革干”的粪便与工人的粪便、大人的粪便与小孩的粪便、男人的粪便与女人的粪便、身体健康的与患有疾病的粪便等有何不同。遗憾的是这种知识始终未被学术界承认，不然的话我可以就此写出好几篇论文。

可是，十几天下来有一个现象越来越让我迷惑不止。从我第一天打扫就发现有的粪坑里有带血的医用绷带和各种纸张，血色有的鲜红有的深紫，而且这些带血的物件只出现在女厕所这边。刚开始还没有引起我十分注意，然而每天都有每次都有则不能不令我感到惊异。在这种“大好形势”下我只能想到这不知又有谁挨了打，难道这农场除群专队之外还有另一个关押“活老虎”的秘密地点，而且关的是活的“母老虎”？虽然这并不关我的事却激起我的好奇，弄得我每次去打扫厕所都目光叵测，两眼像贼似的四处瞄来瞄去，想发现带伤的妇女从何处来、回何处去。但来上厕所的女人们都没有异常的表现，只不过有的矜持有的还没进厕所就开始脱裤子。出了厕所一个个都一脸轻松，有的女人还哼哼唧唧地唱革命歌曲，回去也只回自己的家。

我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余毒真无药可治，解开这个谜成了我每天打扫厕所的主要目的，好像侦察员负有某种特殊任务，打扫厕所不过是一种伪装。虽然我并不能去解救谁，但我想我还是可以表达一点小小的同情，眼看女人如此大量流血怎能无动于衷？对这些带血的物件我也进行了仔细研究。研究的结果如下：一、少数是医用绷带和烂布片，多数是各种纸张，有旧报纸、毛边纸、草纸甚至还有农场的信笺、学生的课本作业一类废纸；二、所有带血的物件都有折痕，血色在中间突起的折叠处最深，看来受伤的部位在肢体的夹缝之间；三、受伤的妇女不止一人，但受伤的部位却完全相同。最让我奇怪的就是这第三点。革命群众折磨雄性“活老虎”总是劈头盖脸不加选择，经常弄得“老虎”们全身是伤，为什么打起女人来却专打一个地方？

后来我常常为自己的无知羞愧，也觉得自己的幼稚可笑，但再后来我便渐渐能用一种平静心情对待一切，因为再后来不断发生的事使我终于领悟到人们的一生都处于无知和幼稚的状态。当时觉得非常重要紧迫非常担忧或非常可笑可喜可乐的事，事后都会发觉全部是“空自悲”或“空欢喜”。人像无知的木偶一样总是被命运所拨弄，在人生的舞台上跳上跳下跳来跳去。即使活到一百岁的人也是幼稚的小孩。领悟到这点，就能够面对现实任何状况处之泰然，不过面对现实的这种镇静平静却是让你吃饱的最后一口馒头，你不经过情绪的所有波动波折，决不会把人生这顿饭吃饱吃腻。

感到忧虑的并不值得忧虑，感到愤怒的并不值得愤怒，感到苦恼并不值得苦恼，感到高兴的并不值得高兴……所有一切都是虚幻而非真实，连自己的存在也如一片浮云，于是我便达到一种境界。然而，到此时，我同时知道了我的“青春期”已到了尽头。

但是那时我还在“青春期”当中，被带血的物件弄得心烦意乱神魂颠倒又一直侦察不出原因，我终于再也忍耐不住告诉了牛鬼蛇神，想调动起大家的聪明才智共同查找另一处神秘的群专队。据说那天晚上的一瞬间是中国“文革”史上牛鬼蛇神开怀大笑的顶峰，后来得到解放他们的“最高指示”时也没有那份高兴。能给牛鬼蛇神营造如此欢乐的气氛，是我对“文革”的一大贡献。全体二十几只“活老虎”笑得前仰后合，姿态千奇百怪，笑声鬼哭狼嚎，有两只“活老虎”还笑出了“老虎”的眼泪。等他们笑停当了我才知道那是妇女每月要来一次的“月经”；同时也知道了那是从女人哪个部位流出来的。原来，旧小说中常有的“身子不干净”、“身子来了”或“流红”等等就是指这件事。“流红”虽然与月经很接近，但谁能将“花落水流红”这样艳丽的词语与污秽的粪便联想在一起？旧小说那样隐晦真是害人匪浅！我们现代小说写得如此直露倒是文学的一大进步。

我也惭愧地跟着笑。“叛徒”说我的疑问是他一辈子听见的最可笑的话，他将来一定要传给子孙后代，不能让这样可笑的事轻易埋没；“特务”说难怪要把我反复改造，因为我充分印证了“高贵者最愚蠢”这句至理名言；老“地主分子”笑得差点断了气，在草铺上咳得死去活来；“反革命分子”非说我是装傻充愣，不过夸我表演得很逼真，“笑一笑十年少”，谢谢我使他能多活十年；“二杆子”又把唾沫飞溅到我脸上，但因为我让他和他老婆过了一次“夫妻生活”所以极力维护我，说他相信我确实是无知不是我装傻，还举出他们村里过去有个秀才活到三十多岁也不懂得“夫妻生活”来证明“读书无用论”。

接下来牛鬼蛇神们便讨论起我看到的那些带血的物件。乱七八糟杂乱无章，什么软性材料都有，有经验的人士认为这对他们来说倒是件新鲜事。据他们说，一般妇女都用布缝制成一条专用的带子常备着，“身子来了”就在带子上垫上草纸夹在阴部，他们还诲人不倦地用火柴棍在泥地上给我勾画了幅草图，让我明白哪根布绳跟我们男人的裤带一样缚在腰上，带子又怎样与腰上的布绳相连，草纸垫在什么地方以及怎样使用等等，等于给我上了一堂妇科知识课。我一边听一边觉得女人的生活比起男人来既复杂又麻烦，怎能让妇女跟男人一样劳动？但他们说新社会的劳动妇女有权每月享受一次叫“例假”的三天假期，这就是对劳动妇女的照顾。我点点头说这还算是人道主义。而他们又说劳动妇女虽然享受到“例假权”却丧失了起码的讲究卫生的权利，因为“抓革命”抓得社会上连草纸也供应不上了，如今只有上山下乡的女“知青”回城探亲能带些草纸来，农场农村的普通妇女只好手头有什么就用什么。那医用绷带肯定是医务室的小王小李撂下的，除了她们，别的女人哪有那样方便？

说到这里，“走资派”忽然皱起眉头说应该揭发检举，这是一种严重的假公济私行为。医用绷带属于国家财产，怎能让个人随便拿去垫月经带？小王小李从护士学校毕业分配到农场，当年是他批准转正的，现在却一个个参加了“造反派”，可恨可恨，“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欢快的气氛一眨眼就变得非常气愤而严肃，牛鬼蛇神一个个咬牙切齿，用当时的话说是“露出了他们的真面目”，果然不仅是“老虎”而且还活着。原来任农场政治处主任的“叛徒”深思地说要好好研究研究，从这里我们可以“找到一个突破口”。那间厕所是“革干”和“头头”们专用的，如果发现他们家属用印有“最高指示”或伟大领袖照片的报纸当月经纸，就是非常严重的政治事件，可以与“恶毒攻击伟大领袖”联系起来，当时为这事被枪毙判刑的男男女女可不少。这个创意很快得到号称为“叛特反资”的牛鬼蛇神们的响应，个个都赞扬此计大妙大妙！

可是谁去发现用印有领袖头像或“最高指示”的报刊书籍纸当月经纸的“恶攻”罪行呢？当然只有我才有这个机会。于是“叛特反资”们一齐动员我去“收集材料”，说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务”，“文革”是一场深刻的“政治斗争”，我作为一个改造好了的右派分子应该积极投身到这场运动中来将功赎罪。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作出应有的贡献。我迟疑地问这种事情是不是太下流？“叛特反资”一致说“政治斗争”就要这样不择手段，你没看见他们把我们整得遍体鳞伤？这说明他们执行的是“形左实右的反动路线”，我们和他们之间已经是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必须下定决心排除万难把“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夺回来。他们东一嘴西一嘴七嘴八舌说了许多，我一时也不能领会得很深刻。总而言之这个任务非常光荣，接受它就是接受“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洗礼”。“走资派”还许愿说等他们将失去的权力夺回来以后，要把我当做“人民内部矛盾”看待。

一个难题解决了又来了更大的难题。我不参与他们的“政治斗争”就是不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不忠于“无产阶级专政”，而参与政治斗争的第一个光荣任务竟然是去检查月经纸！我不知道带血的报纸是什么东西还可以接受，知道了它的来龙去脉后真有点不堪入目。但原政治处主任即“叛徒”用深沉的炯炯目光盯住我说，这可是对一个右派分子的政治考验，不要看那些“造反派”现在张牙舞爪，对你还假惺惺地表示信任，但他们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取得最后胜利，大好河山仍然会回到无产阶级革命干部手里，何去何从，希望我三思。

原政治处主任不愧为政治处主任，擅长于做思想工作，口齿伶俐引经据典，富有逻辑性及说服力。见我低着头不作声以为我默许了，于是教给我具体的步骤方法：第一步，查看女厕所内有没有这种月经纸，如没有，下一步就密切注意哪家的家属上了厕所后留下这种东西，如果有了，就能够肯定是哪个妇女使用的。然后我把它捡回来交给他们，由他们写揭发信向更高一级的“军管会”检举。到时候月经纸是重要的物证而我是一个重要的人证，被月经玷污的领袖头像和我一起将作为呈堂证供。我必须挺身而出坚决捍卫伟大领袖，将那个罪该万死的“革干”家属送去枪毙，株连着那个“革干”就被拉下了马，这是我千载难逢的立功机会！一番话既是战斗动员又是战斗布置，与当时流行的“反特影片”如出一辙，听得我五内翻腾全身发冷。没想到人心如此险恶复杂，政治斗争这么残酷肮脏，还不如待在劳改队安稳。

第二天清晨我扛着铁锹扫帚昏头涨脑走进女厕所，果然有不少月经纸在等候我检查，果然与往常一样多数用报纸当草纸。这又给我增加了一条学问：从用什么材料代替草纸上可以推测出这位妇女的生活水平，也就是她在农场的社会等级。知道了血污的报纸是作什么用的我竟生出一丝怜悯，哪个妇女乐意把这样硬的纸夹在两腿之间？来回走几趟肯定会被磨得表皮出血。

我铲出粪便时稍稍留意了一下，血污的报纸上并没有什么“最高指示”或领袖头像，可见得革命妇女的谨慎小心与对伟大领袖的热爱虔敬。但报纸上不论是新闻还是文章，连篇累牍都有“为人民服务”，几乎每隔一两行就会出现这五个字。当时规定毛主席语录在报纸上全部要用黑体字印刷，“为人民服务”虽然是毛主席的话，可是在文章中这五个字并没有用黑体字排版，这能不能算作是“最高指示”拿去检举揭发？我盯着“为人民服务”颇费了番思量，看来牛鬼蛇神们的“突破口”很难找到，我立功赎罪的机会也很渺茫。那时，打人的人民与挨打的人民都和乡下老太婆念诵“南无阿弥陀佛”一样同唱“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就这样被月经的血污所浸泡。

我打扫厕所从来没有恶心过，这天早晨却忽然对着带血的“为人民服务”呕吐起来。

人啊，你叫我怎能怜悯你！

九

若干年后，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采访我的节目，主持人要我用一句话概括“名人下海”几年来的感受。酸甜苦辣，感觉良多，事先没有准备却限定我用一句话来表达，我哪有本事在瞬间精炼浓缩？然而面对着摄像机我自然想到电视屏幕，由电视屏幕又联想到屏幕上出现最多的广告，我就不假思索地说出平时看见某种广告时的感慨，我说：“要实现个人的最大利益，必须首先把别人的需要放在第一位，所以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为人民服务’的经济。”

节目播出后很多人都认为这句话非常精彩，提炼出了市场经济的本质，不少报刊还转载引用，但观众读者肯定想不到我这话是怎样临场发挥出来的。前面说过，到了老年我对生活的感受都会以当年的体验为基准。当年我的无知及血污的报纸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如今我每看到电视上妇女卫生巾的广告，那些血污的“为人民服务”必定又会在我眼前浮现。我惊叹于现今妇女卫生巾的品牌繁多规格不一，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大概可以全部满足妇女们在各种场合的需要。坦率地说，任何商品供应的丰富对我的感触都不如小小的卫生巾令我感动。妇女们不再受硬邦邦的报纸折磨，“为人民服务”也终于摆脱月经的血污恢复它原本的意义；中国目前需要社会改革及改革的困难，就因为过去开出的“为人民服务”的空头支票太多而今天又必须兑现。

由此我常想：赚钱当然是每个商人的首要目的，而要能赚到钱就必须时时刻刻考察、研究、试验并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只有迎合人们的需要、满足人们的需要才能把钱赚到手。商业活动实际上是一种互为满足、相互服务的活动。在市场经济中每个人都具有双重身份，既是买方又是卖方，一次成功的商业活动就是我为你服务你为我服务。表面看来人人都只顾自己，客观上却是人人都在享受别人服务的同时为别人服务，在为别人服务的同时享受别人的服务。每个人获利的多少决定于他能多大程度满足别人的需求上，不能很好地为人们服务，他个人立即会受到损失。任何个人如想最大限度地追求到自己的利益，就必须最大限度地把别人服务好。商人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争取比对手为顾客服务即“为人民服务”得更好，竞争一方的失败及损失，却会在宏观上使顾客即人民与社会得到更大的利益，提升人民的享受水准和社会的进步程度。甚至可以说，提高人民享受水平和促使社会进步，必须要以一部分商业活动的失败为代价。但在商业活动中失败者并非固定的，而每个人都天生有趋利避害争强好胜的本能，于是便激发出每个人的竞争性从而无限度地激起人与社会的活力。这就是市场经济社会的“生物链”。这样，“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就真正落实并贯彻于所有的链环当中。

虽然生活把人情颠来倒去让我观察，从而使我觉得人不值得怜悯，但生活又颠来倒去地让我感到人还是应该有怜悯之心。因为后来我偶然遇见一个女人，她用她的怜悯最终将怜悯深深根植在我的心里。使我后来在某些时候即使明知会上当受骗，也不愿放弃一次可能帮助别人的机会。

幸亏我没有完成“叛特反资”交给我的光荣任务，没找到带血污的印着“最高指示”或领袖头像的报纸，也就是说没有参与什么“政治斗争”，到第二年开春，农场的革命群众开始一个个解放牛鬼蛇神，第一个得到解放的竟然是我这只“死老虎”。

毕竟我与“叛特反资”一起劳改了一年多，我出群专队时牛鬼蛇神们都依依不舍地与我话别。“走资派”夸我确实改造好了，将来他一定派我当农场所有的“劳改释放犯”的队长，让全体“劳改释放犯”都向我学习。虽然我没有把哪个“革干”家属送去枪毙，原政治处主任即“叛徒”并不计较，仍真挚地握住我的手鼓励我出去以后还要好好改造。“二杆子”唾沫飞溅地说他最终发现“五类分子”中也有好人，以后他继续革命时一定要注意掌握毛主席“区别对待”的政策。还有的请我给他的家属带话，说他很快就能回家。他们的热情弄得我也热泪盈眶。

出了群专队还不是正式工人，只不过以被管制的右派分子的身份和正式工人一起劳动。在群专队我大小还是个领导，跟正式工人一起劳动我反而成了众目睽睽下唯一的监督对象，革命群众对我的宽大倒使我更加难受。从劳改队到群专队再到正常社会，在我身上体现的是每况愈下，于是几乎在我意识里种下了“劳改情结”。

可是出乎我意料的是革命群众掌权的农场“革委会”居然批准我回北京看望我的母亲，凭这件违反当时常规的事我至今仍认为即使把社会搞得再乱，人与动物还是有区别的。况且这次探亲假还不是出于我的请求，只不过大伙儿在田里劳动时一个小“头头”跟我聊天聊得高兴了偶然说了句：“你还是可以回家探亲的嘛！”我赶忙问探亲假需要什么手续，他漫不经心地说你打个报告交给我就行了，说这话的时候还给我挤挤眼睛。我不懂他挤眼睛的意思，我观察他并没有挤眼睛的习惯，可是他为什么偏偏说这话时向我挤眼睛？他的动作使我苦苦思索了很长时间，想搞清楚他有什么暗示或弦外之音。待我若干年后神经正常了，才知道世界上大约有一半以上的动作是无意识的，因而世界上也有一半以上的思索是无意义的思索。

探亲假的报告很快便获得批准。我只有三十几块人民币就爬上火车。这点钱还是“叛特反资”们凑起来借给我的。在劳改队我曾听说现在坐火车不要钱，可是上了火车才知道“大串联”的好时光已经过去，一节节车厢像拎着肠子捋油似的查流窜分子和不喜欢买车票的“知青”，可见待在劳改队、群专队听到的消息总是姗姗来迟。但我虽然没有钱却有“青春期”，列车员不停地将我查下去我不停地向上爬，一千多公里铁路我乘了七天火车也终于到达北京，有六晚上都是睡在免费的候车室。有“青春期”的好处就是没有钱也能跑遍世界。

下面要请读者原谅我不写我怎样与母亲见面。在我另一部题为《习惯死亡》的小说中我曾有过一点点叙述，即便在那本书里我也不愿写得太多。我与我那位死去的好友相似，要把对于自己来说最珍贵的东西留给自己。一个作家总要有完全属于个人的私有精神财产，在一生的情感与一生的遭遇中，有些东西是和自己整个生命紧紧相连的。那是我安身立命的根本，是我生命的根系，如果将根暴露在外面，我便不能再很好地吸收土壤中的营养。哪一位作家如果把根系刨出来出卖，说明他已江郎才尽，即将枯萎了。我大半生经历的生活已经丰富得过于沉重，我的母亲是我利用这些丰富得沉重的生活的动力。现在我将我母亲抱着我的照片悬挂在书房的墙上，她的微笑鼓励着我不断写下去。

她从一个贵妇人沦落为在街头靠手工编织毛衣糊口的老太婆，仍始终保持着高雅的风度。我想，只有受过旧社会高等教育的妇女才经得住人生的反复折磨。她虽然身材矮小骨瘦如柴却是一个文化的载体，即使变成化石也令人敬仰；她好像是一座贵族文明雕塑出的塑像，专门留给后人瞻仰那过去的永不复返的时光，并且时间越往后越会放射出古典的光泽而日久弥新。她老人家和我刚在一起享受了三天愉快的天伦之乐我就被“小脚侦缉队”抓去。我以为“小脚侦缉队”这个词语应列为中国“文革”词典中重要的条目之一，那是无孔不入的专制统治下的一个范例。一群大字不识的“居委会”老妇少妇居然在堂堂的首都有权抓任何她们认为可疑的人，而那时可疑的人又源源不断抓不胜抓，迫使她们像会说话的警犬似的白天黑夜兴致勃勃地挨家挨户搜查。抓住后就交给派出所，派出所既是她们的总部又负责收集她们的捕获物。而堂堂首都的派出所竟然将被抓来的男男女女可疑者不分青红皂白地关押在一起，首创了世界监狱史上男女混合关监的记录。

关我的派出所位于北京最繁华的区域，两进华丽的四合院原先是清代一品大员的官邸。这应该是集中体现中国城市文明的地方，可是在偌大的院子里派出所只拨出一间不到三十平方米的平房，关进四十多名男女。四十多名男女嫌犯都往一个马口铁桶里排泄大小便，满了后才让值班的嫌犯提出去倒进后院的厕所。我至今也弄不明白派出所是因为房屋紧张还是有意如此安排来作践人的尊严，或是要在男女差别的观念上来一场“彻底革命”，以便加快实现伟大领袖发出的“男女都一样”的号召。幸亏牛鬼蛇神们给我上过一堂妇女卫生常识课，不然的话我看到女嫌疑人当我面换月经纸肯定会大惊小怪。女嫌疑人在这里哪顾得上羞耻，要么将前面对着众人，要么将后面对着众人，而前后两面都是女性最隐秘的部位，只好索性大大方方地彻底公开。值得一提的是四十多名嫌犯中有七八个十四五岁未成年的孩子，每当女嫌犯大小便时这些孩子们都从始至终观赏到底，现在想来他们的青春期肯定会受到严重影响。

我想尽快结束这一段落。我与一些不喜欢揭露“文革”的人士一样，不喜欢暴露那些丢中华民族的脸却又不应由中华民族集体负责的事。但我想我还有权利写自己。简洁地说我在臭烘烘的牢房待了五天，没有人来提审也没有人来问你是谁，每天早晨男人看女人解手女人看男人解手以后，由一个女“工宣队”指挥嫌犯们合唱《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女“工宣队”严厉地规定人家都必须看她指挥而她却没有起码的音乐常识，大概她在指挥合唱中深深享受到指挥人的乐趣，她指挥错了总责怪男女嫌疑人唱错了，不时地用指挥棒敲打人头，人头仿佛成了她的打击乐器，弄得人人都紧紧张张地抱着脑袋眼睛盯着她唱。男男女女关在一起同在一个桶大小便的牢房里却从早到晚歌声不断，让不知情的外人听见还以为这群男女在欢快地干什么风流韵事。

我是母亲的灾星而母亲是我的救星，她老人家总是出现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我母亲每天提着饭盒给我送两餐饭。我吃着红色的高粱米饭加几条青菜和几丝榨菜，她就在窗外安详地等着，仍与那天我被开除时一样。那几条青菜和几丝榨菜在红色的高粱米饭上每一餐都摆放着符合欧陆西餐的拼盘规格。这时她仍保持着西方上层社会的礼节，即使对儿子也不盯着看我吃饭，目光镇静地看着在派出所进进出出的各色人等，那君临一切的气度俨然她是这旧日官邸的女主人。

直到今天我也想象不出她在窗外对一个已三十多岁却身败名裂陷入囹圄又孑然一身的儿子作何感想。但我肯定这是她生产我的时候绝对没有料到的。当她第一次看见我带着她的血的面孔。她一定对我的未来有非常高的期望。而她的坚强就在于她能很平静地对待她完全预料不到的事，她接受恶劣的命运就像接受贺卡，拆开来看看便无所谓地放在一旁。对我被开除被劳改被群专直到被“小脚侦缉队”抓走，她就像看婴儿学步的妈妈早知孩子一定要摔跤跌倒才会走路似的，毫不惊慌更不责怪我。我从来没有听她老人家发过一句牢骚，她实际上很希望国家富强因而很拥护革她的命的革命。革命革得这样糟糕也是她老人家没有料到的，但她还是无言地将这一切当作意外地接到了一张陌生人寄来的贺卡收下。她常在窗外嘱咐我说被遣返回农场以后要尽快安置妥当，她准备来农场跟我一起过“劳动人民的生活”，她说她自小生长在水乡所以喜欢养鸭子，如果可能的话再养一只猫。她非常天真地以为农场是世外桃源。我当然不去扫她老人家的兴，告诉她那里既有“活老虎”也有“死老虎”并且更多的是打“虎”的英雄。

后来我才知道我所以被关了五天是派出所等我母亲筹钱买火车票。所以我不同意说“文革”给国家造成了多大损失，损失其实都分摊到老百姓头上，譬如关押人要家属送饭，遣送人要家属买票，枪毙人要家属付子弹费等等，国家举办这次“革命”付出的成本还不如举办一次运动会多。当母亲凑到二十一元八角人民币在一天下午交到派出所，派出所第二天凌晨就派了四个臂膀上佩红袖章的革命小将押送我去著名的北京火车站。那会儿大街上只有扫街的清洁工，路过我母亲住的房屋后窗我看见灯还没有亮。我在穿军服扎武装带佩红袖章的革命小将们的押解下悄然走过，我想让她老人家多睡一会儿，谁知这就是我与她的最后一别，她要到送饭时才会发现我已被遣返走了。然后她又回到这间房里，去想象将来养什么样的鸭子及什么样的猫。

啊！那寂寞的后窗……

十

接下来，那个女人就要出场了。在她出场前后，我的“青春期”连续发作了两次。

且说两男两女革命小将把我押到北京火车站时天刚蒙蒙亮，一男一女拿着劳什子证明进票房一会儿就办好了车票。四人又不辞劳苦地要亲自押我上火车。我们走进地道的时候还没有一个旅客，灯光通明的地道里空荡荡地弥漫着一种不祥的阴森。我走在前，小将们走在我后面。到了半途我听见四个小将嘀嘀咕咕不知商量些什么，随着响起叮叮当当解武装带的声音。我以为几个小家伙中间有谁要在这无人的地道上恶作剧地撒泡尿。那时见人有什么异样的动作我总与人要大小便联系起来，可能是因为看人大小便看得太多的缘故。谁知还没等明白过来后腿就遭到皮带猛烈的抽打，疼得我趔趄了一下腿肚子马上一片麻木。

遭到突然袭击我的“青春期”突然爆发，我急速掉转身去敏捷得像头豹子。这时一个小将正把皮带举在半空两个小将在跃跃欲试一个还手脚不麻利地解着皮带。等那举在半空的皮带快抽到我头上，我一把将皮带抓过来顺手一拧，皮带一眨眼就到了我手上。我冷笑着说：“伙计，要讲打，你们四个绑在一起我用一只手就能把你们都打翻！你们信不信？你们知道我是谁？我是个反革命，专反你们这些革命的，不信，咱们就在这里试试看。”

小将们见我手里也有了皮带并且运用得比他们还要熟练，四人异口同声地耍赖：“谁打你啦谁打你啦！你‘丫挺’的！你看见谁打你啦你看见谁打你啦！你‘丫挺’脑袋后面长了眼睛啦‘丫挺’脑袋后面有眼睛？你‘丫挺’好好走你的不许乱说乱动！‘丫挺’要好好走甭乱看！”

革命培养出这样的后代实在让我伤心，连强词夺理都软弱无力，皮带被人抢走了也没勇气夺回来。又要我走又不许我动，“丫挺”一词作何解释我也莫名其妙。这四个小将最大的不超过十八岁，最小一个顶多有十四岁。一个小姑娘还长得很清秀，胡乱地扎着两条羊角小辫更显得稚气可爱。见我盯她她马上将目光躲开，小嘴噘噘地好像要说些辩解的话。看她的面子我也就算了，不看她的面子我也只能算了。我说：“我好好走我的，你们也好好走你们的。这样大家都好，谁也不伤谁。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被打成反革命？就因为我一个人打伤了像你们这样大的八个娃娃。今天我急着上火车，不想再把人打伤了。走吧！”

四个革命小将垂头丧气地跟我走出地道口，一边走一边仍暗中嘀嘀咕咕个不休。到了有人的站台我随手将皮带还给那个抽我的小将，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这时闸门打开了，旅客们如同大难临头拼命逃窜似的向各个车厢拥挤。我是第一个到的当然有座位让我挑选，我就找了个靠窗口的座位坐下。奇怪的是小将们仍不走，在我背后的座位四散地坐着，好像他们也准备长途旅行。等车厢里坐着站着挤满了人还有人爬到行李架上躺着的时候，四个小将忽然凑在一起喊了声“开始！”接着，那个清秀的小姑娘英姿飒爽地站起来一脚蹬上她的座位，高高地挥舞着“红宝书”清脆地喊道：

“旅客同志们旅客同志们，大家注意了大家注意了！我们现在学习一段毛主席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你们看见这个坏家伙没有？”

她居高临下地在我背后用一根稚嫩的手指在我头上狠狠地戳了几下：“你们大家看看这个坏蛋的丑恶嘴脸，这坏蛋是个地地道道的反革命！恶毒凶狠得很！他一个人就打死了八个无辜的革命群众！前些日子他偷偷流窜到伟大首都来企图破坏我们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幸好及时被革命群众抓住了，使他的阴谋没有得逞。今天我们大家要押他回他来的地方叫他去受应有的惩罚。革命群众必须提高警惕，人人都有监督批判他的革命权力！大家要擦亮眼睛，严防他在列车上又拉拢群众，阴谋破坏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常秩序。大家听清了没有？”

看不出这个面目清秀的小姑娘还真伶牙俐齿并且会编故事。这样的话她连说了几遍，特别把语气的重点放在我打死了八个人上面。开始念毛主席语录的时候车厢里乱哄哄没有几个人注意，但听见我一个人打死了八个人全车厢二百多人突然鸦雀无声，都将惊讶的目光盯着我，远处的人还学她的样子踩上座位伸出长长的脖子，力图看清我的嘴脸如何丑恶，同时发出一片“呀呀哦哦”的恐慌议论。小姑娘宣布完了，小将们又齐声高呼了几句“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毛主席万岁！”之类的口号便昂首阔步扬长而去。他们留下的空座位立即引起一阵争夺，革命群众又互相对骂。列车开动后车厢终归于正常，我就成了旅客们旅途中议论的话题。有的说听那些“小崽子”的！他要是打死了八个人早就枪毙了，还由他一个人大摇大摆地坐火车？有的说“小崽子”可都戴了红袖章，说的话总有点来头，不会无缘无故冤枉好人，你没见这家伙一个屁都不敢放。有的说最好离他远点，你没看他脸色铁青，没准什么时候他又犯横打人。有的主张告诉列车员，车厢里有这么个打死了八个人的危险家伙对大家都是个祸害。于是人们又纷纷埋怨革命小将，一致认为他们应该通知列车员而不应把看管的责任推给旅客，万一发生问题由谁负责？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妇女悄悄地和她同行的男人换了座位，那男人实在无处可逃只得心惊胆战地用半个屁股挨着我坐，一路上连看也不敢看我。

我又可气又可笑又可悲，没料到“小崽子”们会想出这样的诡计，偷击不成便在大庭广众中糟蹋我，叫我对他们无可奈何。难道我能站起来为自己辩解说我是个诗人？诗人同样是危险的坏蛋。难道我能说那些“小崽子”在说谎？小将们可都身穿军装佩戴红袖章，那是一个拥有特殊权力的符号，在政治上占绝对的优势。人们猜测得对，总不会一点原因都没有，我至少是个“劳改释放犯”，不管我怎样辩解都等于放屁。

但我有更多可想的，那就是我的母亲。想起她老人家我也就由人们去说吧，我想这时候她老人家应该知道我已离开了北京。

后来我每到北京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小崽子”，在当时的首都街头有不少这类年轻人，他们无书可读成天在派出所进进出出，经常与“小脚侦缉队”密切配合干些抓人押人的勾当。算来他们现在也有四十多岁了，已成熟为我们社会的主要力量。他们现在是不是也认为“青春无悔”？他们是不是和我一样也觉得那时的阳光比现在灿烂？那个革命年代可能是他们一生中最风光的时候也是他们的“青春期”，那样的“青春期”会给他们终生留下什么影响？他们从小就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学会横行霸道、耀武扬威，仗着人多势众用阳谋阴谋对付强者，学会脸不变色心不跳地编造谎言，最大的本事就是用时尚的语言蛊惑人心。到了新时期这些“小崽子”及“小脚侦缉队”突然销声匿迹，难道他们真的就在世界上消失？他们对中国社会的转型会作何感想？

当然那时我并没有想这么多，只是暗自懊悔这次回北京倒给母亲增添了许多麻烦，遥遥的思念尚是一种安慰，见了面徒然增添伤悲。我决心回农场申请一间土房，将母亲接来养她的鸭子，再去抱一只小猫。既然我能够请探亲假，那个挤眼睛的小“头头”也会帮我实现这个理想吧。

虽然无端地在稠人广座中受了侮辱，让一个小姑娘用手指在头上戳戳捣捣，但从北京返回去不再害怕查车票了。小将们离开车厢时倒没忘记把车票摔在我脸上，让我能够不中断地坐到目的地。可是凌晨我出发时连水也没有喝一口，中午列车员推着小车卖盒饭，我才发现全身连一个钢镚儿都掏不出来。到了晚饭时间令人垂涎的小车又推来了，我又只好在座位上饥肠辘辘地看旅客进餐。与母亲不辞而别再加上被抽打、被侮辱、被猜疑、被监视又加上饥饿，百般折磨反反复复，怎能用“痛苦”一词表达得尽！我想，命运如果是考验我，如此种种考验也应到了极限，生活究竟是要将我铸造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还是有意与我开玩笑要把我揉搓成一团废物？我真想和十字架上的耶稣一样仰天哀叫：

“上帝，你为什么要抛弃我？”

我端坐在座位上无法入睡，不眨眼地凝视着窗外。所有的景物都在我眼前飞奔，不知道这世界急急忙忙究竟要去何处。但列车毕竟还有个明确的目的地，我却独个儿前途渺茫甚至毫无前途可言。我感觉有一种外力抽空了自己，生命已离开躯体，只有视觉是整个世界。可是这个世界不知什么时候一下子暗下来，我看见自己丑恶的面孔突然映在车窗上，还有团团黄色的灯光。为了避开我自己的丑恶面目我把目光收回到车厢，才发觉已到了夜晚。

这时我感觉到面前的小桌板下有一个东西有意在轻轻触碰我的膝盖，我才看见一直坐在我对面的少女一对大眼睛。那一对眼睛像温柔的湖，强烈地吸引着我要向里纵身一跃，那湖水深处才是我最佳的避难场所和歇息的地方；这对眼睛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属于这个世界。它与母亲的目光一样却又羼了些忸怩，那份忸怩使我感到她和我之间的平等；她对我的亲切是另一种亲切，她那份关怀是另一种关怀。这种天外来的目光推我为之一震，无须她作什么暗示我就伸手到桌下去摸那触碰我的东西。原来她在小桌面的遮掩下给我递过来一个塑料纸包的圆面包。

她的眼神鼓励我吃下去。她和母亲不一样，她要全心全意地看着我一口口吃。我吃着，她的眼睛就随着我的吃而越发开朗明亮。在柔和明亮的目光的安抚下，我从来没有吃得这么满意和开心，后来我走遍世界也吃遍世界，但是再没有一次比她的圆面包更令我吃得满意和开心。这样幸福的吃，一个人一生中只能有一次。我吃完后直起腰挺起胸坐得像座钟似的端正，被抽空的生命又返回来并且我的躯体反而更加结实。这时她对我莞尔一笑因此这世界刹那间变得异常美丽，在这样美丽的世界上还是值得活一活的。她的笑靥使我的“青春期”突然爆发，我又一次觉得那股气在我体内涌动并使某个部分膨胀壮大，破天荒地我想要与女人也就是她过“夫妻生活”，不论“夫妻生活”如何乏味我也要永远与她每日每夜不停地过“夫妻生活”！

可是我的吃却惊醒了旁边那个胆怯的男子。那男子第一次敢看我而且立即提高了革命的警惕。虽然他一动不动但我已发觉他在严密地监视我。乐于监视揭发的人天生就有一副老鼠相，目光就是它探索动静的胡须，我脸上感觉到了它的胡须不断扫来扫去。我知道他不敢碰一个打死了八个人的人却会与那些小将们一样在大庭广众中吱哇乱叫。我连用我的眼神向她表示一下感谢都不能，那样做很可能会牵连到她也挨骂或被怀疑。于是我吃完面包后非常郑重仔细地将包面包的塑料纸折叠成整齐的小方块，像它是一封珍贵的信一般装进我胸前的口袋。她深情的目光一直注视着我动作的全过程，在我放进口袋又抚摸着口袋时，她羞涩地低下了头好像我在抚摸她，并只有我才能发觉到她的头轻微地点了点。

飞！飞！飞！有什么能阻挡住我！我不断向上升！向上升！向上升！有她的笑和她的面包，我要凌驾于这世界之上并拥抱这个世界！

“出水再看两腿泥”，咱们走着瞧！

人啊！我怜悯你们！

十一

她在我的目的地前几站下了车，于是我终生记住了一个叫“五原”的地方。列车每到一站车厢里照例是一片慌张忙乱，有人提行李下车有人提行李上车挤来挤去大呼小叫，而那胆怯的男子却镇定若素。在昏暗的车灯下始终不放松对我的监视，见我没有和她一同下车似乎还有点诧异。她一手拎个拉链包一手提个网线袋，磕磕碰碰地好不容易走出座位。到通道时她还回过头匆忙地与我的目光对接了一下，但这世界上唯一的亮光仅仅一闪烁便被后面挤来的人扑灭。从此她随着人流涌入茫茫人海，我再也找不到她的眼睛及同她的眼睛一样的眼睛。

虽然在列车上她将男人的活力赋予了我，激发起我想与女人过“夫妻生活”的冲动或说是“发情”，但与真正的女人过了半次“夫妻生活”却是在几年以后。

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政治口号下几年以后形势确实有了很大变化，农场的群专队早已解散，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又上了台，那时叫做“恢复工作”。如今被管的人又管人，管人的人又被管。这种无须通过投票选举的轮流执政据说是“无产阶级专政下才有的真正民主”。想起来当年要在月经纸上去“找突破口”真毫无必要且非常可笑。“走资派”又当了场长，他也没有借口私自用“国家财产”代替草纸而报复医务室的小李小王。“走资派”没有“斗倒斗臭”却被斗怯斗怕了，经过“锻炼全体干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锻炼，他决不会再坚持原则主动工作，所以我也原谅他没有专门成立个“劳改释放犯”的小队叫我当队长。有时他回到原先群专队的所在地也就是我劳动的生产队来视察，见了我不过点点头而已，不再夸奖我已经改造好了。当然我还不至于傻到去问他为什么失信，人一当官马上就忘了他过去说的话。

不过凭良心说我的处境毕竟有很大改善。因为革命群众失势后再也不热衷革命，才发现生活上不可缺少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对他们来说大大超过革命的重要性，而那时的社会主义怎么也“为人民服务”不好这“开门七件事”，劳动妇女仍然用印满“为人民服务”的硬邦邦的报纸垫月经带，反正那种政府宣传品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于是革命群众开始大发牢骚，上工不干活，干活不出力，在田里拄着锹三五成群地讲“怪话”。那些“怪话”的反动性大大超过1957年的右派言论，我这个右派分子也就被他们看作是自己人了，革命群众亲昵地称我为“老右”。

本来我是可以申请到一间土房的，然而母亲还没有等到我把自己安置妥当便在偌大的北京孤独地去世。这一段请让我略去，我有权和那些有意回避“文革”的人士一样极力回避会使自己崩溃的历史。他们以为叫大家少谈“文革”，“文革”就会在民族的记忆中慢慢淡忘，果然，今天的大学生已经不太了解“大跃进”及“文革”真正的历史面貌，大学高中初中往下依次递减，以至于毫无所知，一个后人无法超越的一贯伟大正确的神话，就在患有失忆症的民族中树立了起来。那么，是不是我尽量不谈母亲，母亲也会在我的记忆里逐渐消失？为了我的精神免受痛苦，我倒想试一试。

在农场，没有家庭的单身农工过日子比较简单：两个饱一个倒，家里连个油瓶子都没有，扯床被把一家都盖上了，炕上又没个女人等他×，这样的人不叫他干活他还闲得慌。所以生产队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好像单身汉一定要比拉家带口的工人干得多。凡是遇上加班加点的工作或繁重劳动，队长组长总是叫单身汉去。革命群众虽然在政治上已把我当作普通人，但一致认为我是个特殊的劳动力，过日子又简单劳动又好又没女人等我×并且遵守纪律，叫干什么干什么，使用起来得心应手，这样我就几乎成了大家的工具。和我过了半次“夫妻生活”并给了我很大启发的女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遇到的。

我的生产组长是个复员军人，我从来没有看见他和别人一样扛着铁锹走路，总是把铁锹拖在地上来回跑，让铁锹拍打着地面，他走到哪儿哪儿就叮叮当当响成一片。春夏秋冬他都不系上衣纽扣，个子又矮又瘦，过大过肥的衣服老是敞着两襟一扇一扇地像长出了一对翅膀，于是他就获得了“麻雀”的外号。“麻雀”既玩世不恭，喜欢用政治语言开玩笑，又对人从不曲里拐弯耍心眼，说话直来直去。一天他对我说他要想法把他老婆从别的组调到他管的这组来跟我一起干活，我问他为什么，他毫不隐讳地说为了好让我多干他老婆少干。我说你他妈的真会占便宜，他说有便宜不占白不占，当官的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我这个小官也要趁有权的时候使唤使唤你这个好劳力。

不久，“麻雀”真的鼓捣队长把他老婆调到我们这组来了。第一天上工他就当着全组工人宣布他老婆和我结成“一帮一的对子”。“一帮一一对红”、“开展谈心活动好”、“要斗私批修”等等都是那时的流行语言，顺便他还说了句：“这样也便于监督这个‘老右’嘛！”说完又连忙向我打躬作揖：“玩笑玩笑！你‘老右’别放在心上。”“麻雀”老婆坐在田埂上纳鞋底，一面笑着骂“麻雀”“婊子养的”一面瞟了我一眼。“麻雀”老婆不超过三十岁，模样长得很端正眼睛也很大。她瞟我的一眼好像给我猛地一击，使我想起列车上遇到的她。后来我才知道她也是“五原”一带的人，出生在乌拉特前旗一个叫“白彦花”的地方。她还给我说过那个地方出美女。“脸盘鼓鼓的，眉毛弯弯的，腰杆细细的，肚子平平的，奶子撅撅的，屁股翘翘的”。她介绍到哪个部位便用手揉搓她身上的那个部位，带动她全身都扭动起来因而使她的介绍非常生动具体。她自己就完全符合她的介绍，所以她的介绍实际上是一种炫耀。她介绍时我暗自想列车上的她大约与她的身材相当，遗憾的是列车上的灯光太暗，若干年后“三围”成了女人身材的时尚标准，但那固定的机械的数字怎能体现出女人珠圆玉润的灵动的美丽？从此她的身材便成了我看女人的特殊规格，后来我在巴黎用这种眼光看所有的模特与她相比都黯然失色。

可是刚开始的时候她确实是我干活的累赘，譬如小组集体挖沟开渠，每人按二十公尺分一段，“一对红”是四十公尺，这四十公尺全靠我一人吭哧吭哧地挖，她只是铲铲浮土修修渠道而已，多半时间无精打采地拄着锹站着东张西望，没干两下就急不可耐地问现在啥时候了为啥还不吹哨收工。中间休息时，却好像刚刚苏醒过来开始活跃了。她爱唱一种叫“二人台”的地方戏，确切地说应该是“哼”而不是“唱”，因我从没听她唱过一首完整的曲子，她大概也不记得一首完整的戏词，所以至今我回忆起她只听见那悠扬婉转的哼哼却不知道她究竟哼了些什么。她哼的音调淳朴自然，节奏富有弹性，有很强的跳跃感，带有黄土高原的开阔意境，给人极为悠远而又欢快的感觉，听腻了革命歌曲听她哼哼倒也新鲜而动听。

有一次我说你哼得挺好听，不过到底唱的是什么词你能不能给我说一说，她说啥意思都没有就为了给自己解“心焦”（心烦），唱词是现编的，想到啥就唱啥。我说我在替你干活你在旁边看着你还“心焦”，你说我“心焦”不“心焦”？她说你要是“心焦”我就给你唱一个吧。说着她笑嘻嘻地唱道：

哥哥你好好干

妹妹在旁边看

哥哥要心焦

妹妹给你干

快把锹撂下

咱俩玩一玩

一身白肉肉

随你上下看。

她随唱随笑，我也跟着笑。我说真拿你没办法，你就“旁边看”好了。她笑着弯下腰，又唱：

不干白不干

不玩干瞪眼

不玩你就得干

哥哥你哟好可怜！……

如果是两人干“零活”，我就干得更多了。“零活”包括很多农作项目：灌溉、起肥、打畜草、扬场及其他只需一两人干的零散杂工。我俩一“打零活”，她从不按时到工地，我几乎干了定额的一半，她才扛着铁锹或拿着镰刀慢腾腾地走来，到我视线以内就小跑几步，在我跟前就装出气喘吁吁的样子总能说出一套理由，不是要给“麻雀”做饭就是孩子病了要去医务室。后来经我证实多半也是真的，她大大小小有三个孩子，难怪“麻雀”要设法减轻她在生产队的劳动，好让她腾出手干家务活。我也看出来她走到我视线以内开始小跑其实是对我表示尊重和因来晚了而内心不安，如果她像一般群众那样摆出高我一等的“革命”派头，来晚了就来晚了，根本无须在我面前装模作样，我又能把她怎么样？

有一次她来晚了的理由非常特别，那是在马圈起粪，大清早我已经将马圈的粪起了一半，太阳也升到房顶上，她才扛着铁锹疲惫地拖拖拉拉到工地。我埋怨说：你倒好，活还没干一锹倒乏了，一早晨你干什么去了？她笑了叹道：“你哪知道！‘麻雀’每天早晨要×个起床×，不×不起床。唉……”

这个×分别代表两个词，前面一个是动词后面一个是名词，是劳动人民包括犯人常用的语言，绝对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我也笑了，学她的口气说他要×你你不会不让他×，是干活重要还是干那件事情重要？她脸上一副无可奈何而又心甘情愿的表情，又叹了口气说：

“唉！有啥办法？给男人当女人男人啥时候想×就得给男人支上让男人×。”

这使我突然理解了“二杆子”的老婆，“二杆子”介绍“她是农村的”实有深意，怪不得“二杆子”要当着一个陌生人的面和她过“夫妻生活”她也只好顺从，乖乖地就往麻袋上一躺，给她男人“支上”。

汉语的语境经过“文化大革命”有了很大的变化，最大的变化就是粗鄙化，所有传统观念中“非礼”的动词名词口语俗话方言及“国骂”都登堂入室，甚至大大方方地成为文学语言与官方语言，如“放屁”、“狗屎堆”等等，所以怎能怪一般老百姓的口语越来越直言不讳，越来越不堪入耳。我想，这大概就是孔夫子说的“礼崩乐坏”的局面吧。我与她在马圈的对话还算是“文明”的，并没有公开详细深入探讨干的全过程。那时在农村农场工厂，干活的时候，除了柴米油盐酱醋茶，性也是劳动人民主要的话题，拉家带口的农工聊起来无不绘声绘色，常常还伴有动作表演，让如我这样的单身汉垂涎欲滴想入非非。

平时她来晚了还可原谅，孩子病了当然应该去找医生，一家五口人吃早饭也够她忙的，可是今天我一个人大清早在马圈埋头苦干是因为“麻雀”睡在炕上要练他的早操，不由得我有一肚子牢骚，于是就骂“麻雀”混蛋王八蛋，说他跟马圈里拴的牲口差不了多少。她拄着锹靠在马圈的柱子上，张开轮廓秀媚的嘴唇打了个大大的哈欠，一面揉眼睛一面就像说日常的柴米油盐一样平淡地为“麻雀”辩解：“也不能完全赖‘麻雀’要×我嘛，我一大早也骚得想要‘麻雀’×，有时候还是我鼓着他来×呀？”我听了笑得差点倒在马粪堆上。我说：“我服了你了！”她放下揉眼睛的手诧异地问“你服我啥？”我说我服了你惊人的坦率。她把“坦率”当作大批判中常用的“坦白”，笑着说：“‘坦白从宽’嘛，抗拒才‘从严’哩。我跟你坦白为啥来晚了你也应该‘从宽’了嘛。再说，你多干点也不吃亏，你闲着也是闲着，要不你干啥去？要不你也找个女人来×？”

我与她的对话全部是诸如此类的话。她善于把什么事都与性事联想到一起，譬如我们干的活儿需要我爬高的，她在下面仰着头会这样警告我：“小心掉下来把你的求摔断。”“求”指的是男性生殖器。或是：“小心你屁股摔成八瓣！”好像我受伤的部位总是身体的下半部分。如果铁锹把或镰刀把没有修刨光滑，用起来不顺手，她会埋怨说：“还不如捏着一个 求舒服！”或是：“细得跟个求一样！”我俩放水浇灌小麦，泥沙淤积在渠口里致使水流不畅，她会说渠口“小得跟×洞一样”、“水流得跟尿尿一样”。今天我写到这里，眼前又出现了她在田埂上飞跑的身影。一次我和她两人灌麦田水，一截田埂被水冲了个缺口，我一人堵不住，不得不着急地扯开嗓子连声喊她来帮忙。她在远处向我跑来，胸前两个如她所说的“撅撅的”乳房在破烂的纱线背心中颤动得如同两大坨圆圆的果冻，我一时竟忘了堵缺口，手拿铁锹站在激流中呆呆地望着她甩动的前胸。到了近处她发现了我傻瓜般的神态，便故意连跑带跳让乳房颤动得更强烈更欢畅，还随乳房的颤动有节奏地笑着大声喊叫：“噔噔噔！噔噔噔！……”好像乳房的颤动会发响，又像给飞旋的乳房伴奏的节拍。我俩堵缺口时我向她胸部瞥了一眼，发现她乳房间的壕比“二杆子”老婆的壕还深，乳房随着她铁锹的挥动不住地抖动，弹性十足！突然间，她既让我心慌意乱，又使我产生一股想用一根或两根手指顺着那道壕向下插进去的强烈冲动。我俩好不容易堵住了缺口，她还偏过头笑着问我：“有意思啵？”

“有意思啵？”是她说“骚话”（这是她常用的方言）或表演她的肢体动作后总要向我补充的发问。当然我会连声回答：“有意思有意思！真有意思！”我的确逐渐觉得和她在一起干活“有意思”，非常“有意思”！即使跟她一起干活会加重我的负担，加大我体力的支出我也心甘情愿了。这样便无形中调动起我劳动更加积极，每次都能完成甚至超额完成任务，于是我俩经常受到组长“麻雀”与生产队长的表扬。“麻雀”一次还装模作样地在“小组毛泽东思想讲用会”上说我俩“一帮一一对红”真正使两人都有了进步，两个人都“红”了，这是组长即他自己“落实了伟大领袖最新指示的结果”。

倘若遇到难得的休假日，我一天见不到她反而感到寂寞难耐，有时还躺在炕上猜想她现在在家正干些什么。第二天上工，她一定会详细地告诉我前一天她所做的家务事：洗衣烧饭和煤饼带孩子缝缝补补等等。她与别的女人不同，从不抱怨生活的艰难和供应的短缺，却会尽可能地寻找生活资料的替代品。一次，她利用休假日将日本进口的尿素口袋拆开来当布料，缝制成小汗衫及裙子般的半长裤穿来上工，满身散发着尿似的骚味，我笑着讽刺她说你说你“骚”，今天当真“骚”了，就跟刚从厕所里跑出来一样。她咯咯地笑了起来，两手拎着半长裤的两边在我面前得意地旋转，而且极为自然地跷起脚尖。那时中国还没有T型台更没有时装模特，她可能就是中国时装模特的先躯了。

几年以后我在一份杂志上看到有文章介绍说，那种专用作包装材料的化纤纺织品对皮肤极为有害，会使人患上皮癌，但她穿着薄薄的尿素袋缝的衣裤却更加飘逸，更加突显了她的身材，至少在我俩分开时她丝毫没有患皮癌的症状。那时我还不知道怎样形容她的身材，进入80年代我才知道应该用“肉感”和“性感”之类的词。与此同时，那种裙子般的半长女裤竟被称为“裙裤”，开始在西欧成为时装并立即流行到中国，让我处处都能看到它因而常令我心酸。

不过，那时她穿着日本化肥袋做的半长裤在我眼中却非常滑稽，“日本”两个字正好缝在她屁股蛋上，一边是“日”，一边是“本”。但她连“日本”两个字都不认识，显然不是有意的。她做时装表演的时候我发现了“日本”而大笑她却以为我笑的是她屁股，便停下来弯下腰把屁股朝我面前一撅，笑道：“你看你看你看！让你把女人的屁股蛋看个够！”

于是“日本”在我眼前更大大地膨胀起来。

平时，聊完了家务事，她决不会忘记叙述她怎样和“麻雀”过“夫妻生活”。当然她不会像农业大学毕业的“二杆子”那样用文明的词汇，而是直截了当地用一个动词加一个名词来表达。她说她有时也觉得“心焦”，“‘麻雀’瘦得跟铁锹一样，硌得我骨头疼。”“麻雀”又爱喝酒，喝那种用白薯干酿成的劣质高度酒，她皱着眉头形容：“嘴巴臭得跟大粪坑一样！”我觉得这似乎就是她最大的“心焦”了，除此之外她永远快乐。譬如我俩割畜草或者割麦子的时候，蚊子牛虻马虻满天飞，朝人们劈头盖脸地扑来，连耳朵里眼睛里鼻孔里嘴巴里都会钻进蚊子蠓虫还有一种叫“小咬”的飞虫，叮得人满脸是包，全身红肿，这是我最害怕最“心焦”的事了，恨不得旁边有条水渠让我跳进去把全身淹没在水里。而她却好像毫不在乎，一面像扑蝴蝶一般扑打一面还笑嘻嘻地喊：

“蚊子喜欢我，苍蝇喜欢我，老鼠喜欢我，麻雀也喜欢我！……”

在她眼里世界上好像没有不喜欢她的人与动物，似乎她也喜欢世界上所有的人与动物，她是我所见过的唯一活得潇洒的人。又譬如，她刚刚叙述了“夫妻生活”，还没把喜欢她的“麻雀”骂够，便会立即欢快地扭起秧歌。一瞬间她能变化出七十二种表情。

她不止爱哼“二人台”并且爱扭秧歌，每次要扭得上气不接下气瘫倒在地才肯罢休。我想，“尽情”这个词大概就是专为她而创造出来的。她的舞台是田埂、渠坝、割了麦子的麦田、割了牧草的荒地甚至在马圈、羊圈、猪圈、厕所旁边。总之，只要是我俩“打零工”的时候她一高兴便会扭起来。我汗流浃背地干着活，她在一旁扭秧歌，秧歌扭倒在地上还要喘得哈哧哈哧地笑着问我：

“有意思啵？”

她扭的秧歌我从来没有在别处见过，尽管我不是内行但也看出她的舞姿绝对不符合规范，像一具全身各处的关节都是用线连接起来的木偶被耍木偶的人举着摇晃一般，如果换另一个人来扭肯定是丑态百出，而她扭起来却显得活泼可爱，天真烂漫，脸上还带着调皮的笑容，同时嘴里发出“噔不仑噔呛！噔不仑噔呛！噔不仑噔呛！噔不仑噔呛呛呛……”的乐器伴奏。她曾洋洋得意地说她不需要别人来用乐器为她伴奏，自称“我自己就自带狗皮弦子”。我至今也不知道是真有一种民间乐器叫“狗皮弦子”，还是她自贬的一句玩笑。她其实非常擅长表演，一会儿拣根树枝当旱烟杆衔在嘴上装扮成老头扭，一会儿撮起嘴唇驼起背装成老太婆扭，一会儿挺起“撅撅”的胸脯变成雄赳赳气昂昂的小伙子扭，变化多端，花样百出，她的“自带狗皮弦子”始终不停地“噔不仑噔呛！”

虽然我觉得“有意思”，但也常常笑骂她有扭秧歌的力气还不如多干些活。当然她决不会听从我的，仍旧照扭不误。

十年后我去著名的巴黎歌剧院观看轰动巴黎的后现代派芭蕾舞《天鹅湖》，才发现原来她就是西方后现代派舞蹈的鼻祖：全部动作都是反舞蹈传统的，在舞台上不应该怎么跳便怎么跳，举手投足完全随演员此时此刻瞬间的兴之所致，肢体动作纯粹出于天然，这种舞蹈的审美价值大约只有真正后现代人或真正原始人才能体会得到。

看完后现代派的《天鹅湖》，我没有招出租车也不去乘地铁，一直徒步走到蒙玛特高地，这里是巴黎公社社员战斗的最后地点。我在著名的“白教堂”前面的台阶上坐下，整个蒙玛特已空寂无人，连咖啡店也打烊了。白天艺术家们聚集在此作画，夜晚纷纷融入沉沉的黑暗。我突然感到无边的寂寞。“有意思啵？”“是的，真有意思！”仰望巴黎的星空，淡淡的丝丝缕缕的云正向东方飘浮。“意思”在哪里呢？一切的一切忽然变得丝毫没有“意思”。巴黎躺在我脚下平淡如水，唯有月光中的她浮出水面……

“有意思！真的非常有意思！”她也是来自另外一个星球的，完全真诚，什么是人的天性？一次，她带了一些炒熟的黄豆到田间来我俩一起吃，虽然她从不刷牙牙齿却洁白坚实，那口利牙把黄豆嚼得咯嘣咯嘣乱响，浓郁的黄豆香味从她嘴里不断向田野扩散。她见我嚼得很难便自告奋勇说我替你嚼。但嚼好了怎样递到我嘴里倒成了难题。她伸出她的舌头“呜呜”地要我去接，舌尖上有她用舌头裹成的一团黄豆泥。我笑着不知所措，而她却一把便将她舌尖上的黄豆泥捋在手掌上往我嘴巴里塞，我也只好却之不恭地咽到肚里。

十二

小麦很快就成熟了，小麦很快就收割了，麦捆很快就搬运到麦场上，小麦很快就被脱粒，金黄的麦粒在谷场上等待着人们将它扬出来装包运走。扬场是手工农业劳作中需要有一定技巧的农活，我已经被改造成农业劳动的多面手，这种高技术的手工农活当然离不了我，于是我和她就被派到场上去扬场。麦场上堆放着一堆堆麦粒与麦秸、秕子、杂草等等的混合物，我要拿木铣一铣铣把它们扬向空中，让自然风把它们分离开去。重的麦粒落在近处，较轻的麦秸、秕子、杂草等等就随风飞散飘远了。她拿着竹子捆扎的扫帚“扫堆”，“扫堆”就是将风没有吹走落在麦粒堆上的细麦秸、秕麦子、杂草等等拂扫掉。我必须交代清楚这种即将进入历史博物馆的北方手工农业劳动，不然现代读者便很难理解下面发生的故事。

我想读者通过我的交代大概知道了扬场最需要的是自然风。没有风，有多大的本事也没办法把麦子与杂草秕子等等分离出来。风来的时候扬场的人必须“抢风”，拿出全身力气拼着命干，没风时就站着坐着休息聊天，队长组长看到也不管。一天下午，天气闷热，广袤的田野上一丝风都没有，杨树柳树槐树白杨树连茅草芨芨草狗尾巴草全部一动不动，树叶草尖齐齐地指向天空，天空也没有云，天地之间凝结成静止的雕塑。我俩只好守在麦堆旁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被太阳烤，因为天气酷热，她也不再扭秧歌了，慵懒地躺在麦堆上，我拄着木铣像士兵站岗一般，等候风一来便动手“抢风”。因为闲得无聊，我注意看了看她的脖子，她没有什么“三角区”更不是白色。她的脖子直到肩膀都裸露在烂线背心外面令人一览无余。从头部到脖项再到肩膀的各处曲线都是一段段自然生成的弧形，像谷穗的下垂，像大葱的根茎之间或葫芦的腰，又像瓜藤在地面自由地左左右右延伸，从下颏到女性无喉结的颈部呈一条抛物线，没有一处给人尖利感觉的锐角。她褐色的皮肤紧密而有光泽，冒出的细汗像太阳洒在她身上的雨。于是我忽然发现她真正可以作为“自然人”尤其是女人的标本。

就因为我在那时曾经看过真正的女人，所以后来在灯红酒绿中遇到许许多多浓妆艳抹的女人再没有一个能使我动心。

闲待了一会儿，她忽然坐起来张口问我：“老右，你是不是真的没结过婚？”

因为前一段时间我经常作为“死老虎”陪斗，陪那些“活老虎”站在台上受革命群众批判，被斗之前每个牛鬼蛇神都要自报家门，那是“批斗会”上一个必不可少的节目，所以“老虎”不论死活都没有隐私可言，我的履历全农场人几乎都能背得下来。我说我怎敢对革命群众撒谎，我就是没结过婚，这还有什么真假？她又问那么你想不想女人？我思忖着回答有时也想，那多半是吃不饱的时候。她说你说的是假话，男人吃饱了求才会硬，没吃饱咋会还想女人？我说没吃饱就想有个女人给我做饭，跟你的“麻雀”一样，那有什么好奇怪的？她想了想觉得我说的话也对，点了点头又说我可怜。她经常说我可怜，还把可怜的我编进她的“二人台”，而我却不知道我在她眼里哪一点显得可怜，我自以为比拉家带口的“麻雀”日子还好过一些。她又问，不过，没结婚不一定没碰过女人，你给我说实话，你碰过女人没有？我断然地说没有，从没碰过！她调皮地笑了起来，停了一会儿，她在扫帚上撅了根竹节在地上画，画好了自己笑嘻嘻地又端详了端详，随后招手叫我过去看。

我左看右看看不出是什么名堂，既像是一只熟透了的桃子，又像是一只闭着的眼睛，更像中间有个1字的一对括弧，难道她懂得某种神秘的符号？那是不可能的！这时麦场边正有只牛在偷吃麦子，我笑着打趣地回答说：“是只瞎牛眼睛吧？”她听了陡地笑得乳房抖动个不停，全身像扭起了秧歌。最后笑瘫在麦堆上，眼泪居然也笑了出来。我也陪着她笑，但不知究竟有什么可笑。可是到我老年越来越体会到“青春期”的可贵时，我方才认识到那就是我平生收到的第一封情书。她的情书比世界上自古到今人类书写的所有情书都直截了当，并且比任何情书都出奇地深刻，让收信人会刻骨铭心地牢记到死为止。

她稍稍收住笑后又坐了起来，仿佛很严肃伤感地连连摇头，还不住地叹息道：“可怜可怜！老右你这个哥哥好可怜！”这里我又须诠释一下，她这个“哥哥”是方言词，除了在“二人台”中有感情色彩，用在其他地方就与“同志”、“先生”、“师傅”一般是当地女人对男人的统称。队长有时跑到工地来大发威风，她会说“这哥哥疯了！”向别人借东西，她会这样问：“哥哥你有没有火柴？”有人割麦子割破了手，她会喊：“哥哥哟你小心着点！”跟我干活的时候更是“哥哥”长“哥哥”短，所以我并没有因她叫我“哥哥”而想入非非。但我还是不明白不认识她画的符号就有什么可怜之处。因为看过“二杆子”表演的“夫妻生活”从而使我对性毫无兴趣，更因为我自少年时就断绝了“意淫”，我又怎能想到那个奇异的符号代表的是女性生殖器？何况那时候叫我苦思冥想却又想不通的事情也太多太多。

等她笑够了，她手搭凉棚在眼睛上遮着阳光，仰起头望着我半认真半调侃地问：“老右，你想不想×女人？”

我说：“那有什么好×的？又费劲又危险，吭唷吭唷地一眨眼就完了，还不如躺在炕上看一会儿书。再说，哪有现成的一个女人等着我去玩？”

她声调忽然有点变化，甚至有点沙哑，与往日的顽皮嬉笑不同，她用一种少有的温存语气对我说：“老右，你要想×女人一下，我舍了我的身子给你玩一玩。好不好？”

我仍然以为她在开玩笑，说：“谢谢你吧，你有这份好心，我还没有这份大胆，让‘麻雀’知道了，那可真是不好玩了！”

她又嘻嘻一笑，却有些腼腆地说：“没关系，‘麻雀’明天要到城里拉化肥，晚上不回来，你明晚上偷偷到我家来，我把门给你留下。嗯？啊？”

她见我没有吭声又连续“嗯？啊？”了几次，一次比一次声音低，她的“嗯啊”是希望得到我明确的答复。我从来没有见过她如此害羞的表情，她一贯是奔放坦荡没有什么不敢说的。看来她这次的邀请完全出于真诚。我又像上次看她乳房那样呆呆地盯着她，她抱着膝盖坐在麦堆上的肢体被阳光照得通明透亮，使我直到如今才突然发现她方方面面里里外外都与我不同，与这个可恶的世界不同。她是另一个与此全然不同的世界在向我呼唤，是我常常做的进入另外一个世界的梦想。她略向上扬起的头到她下面高耸的乳房再到下面平坦的小腹，再后面却又突出了一个圆弧形的臀部，阳光在这条自然的曲线上如此灿烂！她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死的标本，她新鲜得令人无法抗拒地要去触摸，而且她还正召唤我去触摸，霎时间我竟意乱情迷，摇摇欲坠，像被阳光和热情所熔化，陡地失去了自我。我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时何处，只感到咽干口渴焦躁不安，猛地又产生出非要砍人手指或与女人性交一场不可的冲动。她好像是炎炎烈日下的一块冰，只有搂着我才能凉爽熨帖安宁。扑上去，扑上去！这个声音在我心里嘶喊，一定要扑上去将她全身抚摸个遍也看个够。

可是这时突然来了一阵风。

这一晚我破例地失眠了。身下是冷而湿的炕，我隔着一条薄薄的被单摸索到了土坯炕面的粗糙，多少年来我一直跟印度的苦行僧睡在钉床上一样睡在这扎手的土坯炕面上，日久天长已成了习惯，然而今夕何夕，泥土的冷峻却从地底冉冉升起，我的肉体第一次感到需要另一个肉体的温暖。这样，我跟她一起劳动几个月的情景就一幕幕地在我脑海中重现。我发觉我为什么会觉得她“有意思”、“非常有意思”，为什么一天不见她就寂寞难耐，完全出自我已经对她产生了“某种”情感。可是这种感情是不是“爱情”呢？我在我所读过的所有文学作品中都没有见过，因而使我不能把握；这样的女人难道算可爱的女人？因为书中从来没有描写过这样的女性也使我难以确定。我一一检点我头脑中的妇女形象，不是19世纪的淑女佳人便是20世纪的巾帼英豪，要么扭捏作态要么气壮云天，最令我心醉的是俄罗斯沙皇时代“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对一个政治犯来说，有那样的女人陪伴在身旁即使流放到天涯海角又有何妨？可是她们一个个是那样温文尔雅，绝不会公开谈论“夫妻生活”，连私下也不会谈论，更不会把“夫妻生活”称做“××”。

文字使我退化，书本使我软弱。吟诗作赋必需的“推敲”衍变到我对什么事情都要反复推敲，于是我想什么问题都不会彻底，做什么事情都不会成功。但生理上毕竟有一种难忍的冲动，既然我已发现了另一个世界所以我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去游历一次。可是因为我第一次失眠，才发觉周围还睡了好几个单身汉，这又提醒了我现在是什么身份，我不得不考虑这是不是一个圈套？是不是众人因为无聊而让她出面耍的一个恶作剧？还有，如果被人发现了呢？……稍一大意都会把我再次送去劳改：人们眼里的“死老虎”忽然变成了“活老虎”，随后人们当然会又一次把我打成真正的“死老虎”，这就成了这个可恶的世界给我开的最大也是最后的一个玩笑。

第二天一清早就开始刮五级风，这样的风最适合扬场。队长把全队所有略懂扬场的劳动力都抽调来了，天作怪的是风还持续不断，大家一齐“抢风”，连稍事休息的时间也没有。我们全班人马干得昏天黑地，头上的汗水都来不及擦，但我俩在偶尔的一瞥中都感觉到双方正在积蓄力量。反常的是今天我一看她便有性欲望，下腹部位好像有一股带血的气在发胀，在滚动，在向外喷，我这时才体会到牲口“发情”是什么感受。这天她看我的眼神也与往常大为不同，往常她说“骚话”时都带有笑意，为的是给这无味的世界增添一些味道。平时她无论是谈性也好扭秧歌也好摇摆肢体也好，绝对没有一点挑逗的意味。她天生是个快乐的人，因为不会用别的方式快乐只得在自己身上寻找快乐，而一个人的身上只有性与肢体属于自己，其他全部“社会化”了，如果她像那些淑女佳人一样受过高等教育，她也会以琴棋书画来自娱自乐或取悦于人。既然她会自编自唱“二人台”，谁敢说她不会成为民间艺术家或民间歌唱家？而今天她的眼神却反而像淑女的眼神，更像是女艺术家或女歌唱家，性的要求及性的欲望都隐藏到瞳孔后面去了，在外表上只透露出期待、渴望、幽怨、婉转与忧伤。何止是七十二种表情，女人啊，你叫我怎能理解你！

到黄昏时分，一辆拖拉机咚咚咚地辗过麦场边上的大路，朝进城的方向开去。拖拉机后面还拉着拖斗，上面站着好几个农工。“麻雀”果然威风凛凛地扶着拖车围栏，敞开两片衣襟飞呀飞地往城里飞去。当“麻雀”几乎是从我们旁边擦身而过，这一刻她和我都不自觉地交换了一下目光。她的目光有力地中止了我的犹豫，最终把我钉在她的身上。

决定了以后我就急不可耐地等待夜晚，既然小时候就敢从三层楼往下跳敢砍猪头敢砍人手指就说明我天生有一副冒险的性格。当我发现她是个女人后，为她冒险也心甘情愿了。天一黑下来我就变成罗密欧，命中注定非要到阳台下去见朱丽叶。跟单身汉们躺在炕上假寐的时候我精心地策划了一番，设想遇到昨晚考虑到的情况万一出现我该怎么办。这样办、那样办、这样办、那样办……想着想着就想到过“夫妻生活”不但费事还要费尽心机，这种事究竟值得不值得去做？于是我暗中警告自己只此一回，仿佛今晚的举动纯粹是为她而去。我不能辜负她期待的渴望的目光，使她高兴似乎成了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待同宿舍的农工都睡熟了，又如往常那样鼾声四起，我装着要去厕所悄悄爬起来走了出去。好亮好亮的月光！这样的月夜适宜做任何事就是不适宜去偷情。谁知这使得我今后的大半生都不断地追求月亮，月亮从此成了我灵感的泉源。第一次踏上美洲大陆正碰上那样的月亮，我不禁又热泪盈眶。一向自以为是的美国朋友以为我因到了美国才如此激动，我说：狗屁！不是，是你们的月亮叫我想起了一个中国女人，仅此一点就证明世界上的月亮都一样。中国的月亮美国的月亮及无处不在的月亮，触发了我写《习惯死亡》。

就在那样的月亮下我走到她家的门口，她家邻近厕所这时显出更有一层方便，倘若有人看见了我，我可以装着去撒尿。但四周连条狗也没有而且鸡也不叫，整个生产队死寂得像空无一人。月亮虽不是个适合偷情的月亮，夜晚倒是一个适合偷情的夜晚。我敲她家门的时候并没人发现却发出吓了我一跳的响声。她马上在门里低声叫我“进来”。我一推门，门立即随手而开，她当真如她说的那样把门早就给我“留着”了。

我进屋后她嘘嘘地催促我说门后有把铁锹赶快把门顶上。我知道农场所有的人家都用铁锹当顶门杠，于是顺手一摸很熟练地就照她的指示将门顶了个牢靠。这仅是瞬间发生的事，想不到我就这样轻易地站在了她的面前。第一步非常顺利但下一步怎办我却茫然不知，土房虽然不大我也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只好呆呆地立在门口。这时炕上传来她耳语般的笑骂声，骂我是不是要向“世人”宣布我到了她家。“世人”是她的方言，意思是“世界上所有的人”。原来她是埋怨我不该敲门，“咚咚咚地乱捶，捶得隔壁人家都听见了！”今天却真的应验了她那时的话，这部小说远远比敲门的声音要响亮。而那时我结结巴巴地辩解说敲门是个礼貌嘛，哪有不敲门就直接推门闯进人家的道理？她又低声嘻嘻地笑了起来：“说啥‘礼貌’，要讲‘礼貌’你就不应该来。滚得远远的去吧！你跑来干啥？你跑来×人家老婆来了！你这瓜子来×人家老婆还讲‘礼貌’不‘礼貌’！”

接着又骂了我几声“瓜子瓜子！”她骂得我也笑了但心里羞愧得无地自容，她虽然没有学过哲学却比一般哲学家还善于一针见血地揭示出事情的实质，也由此教会了我怎样一针见血地看透虚伪并且教导我永远要一针见血地讲话。

因她的骂，我才发现她已睡在炕上，与她并同睡的还有她的三个孩子。那张大炕占去半间土房的面积，她靠一边墙，孩子靠另一边墙，中间空出足够睡两个人的地方。孩子一溜儿整整齐齐地头朝外，让人分辨不出哪个大哪个小。

我还站在门口手足无措。她笑够了也骂够了便连连柔声地唤我“来呀来呀”。我向炕边移步过去，她从被窝里伸出赤裸的手臂拉住我的手，另一只手掌软软地拍拍炕叫我坐下。我忐忑不安地照她的话用屁股尖沾在炕沿上。这时我感觉到了她手指的抚慰，她的抚慰紧迫得力度极大。她一根手指一根手指地捋我的手指，然后她的手指与我的手指交合扭结在一起，一握一握同时又一撇一撇地使我的手指骨节都觉得疼痛。她灼热的手掌渐渐地让我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温暖，暖意从手掌传遍全身并渗透进每一个毛孔，使我的眼睛也湿润了。可是我似乎总听见“麻雀”的铁锹在门外叮叮当当地响成一片，于是我的心又像被泡在冰水中似的颤抖起来。那是真正从心底里抖出来的，抖得前胸的肌肉也开始痉挛，最后连我的牙齿也打战了。剧烈的颤抖迅速发展到手指上让她感觉到了，于是她一把掀开被子叫我赶快进来暖一暖。

她将被子掀得很彻底，我猛地看见白晃晃的一丝不挂的她直挺挺地全部展露在我眼前。她像是从月亮中下来的，是月光的一部分，是月光沉淀出的结晶，月亮在她身上闪闪发光。为了这一刻，我才认识到不管冒多大的危险也值得。

后来我曾在多瑙河上、密西西比河上、塞纳河上、泰晤士河上及我国长江三峡中泛舟，也曾多次乘船出海，每一次我都能感受到她剧烈的波浪，所以我乘船时总默默无言却又心潮澎湃。那一刻，我确实与乘船相仿，她整个身躯上下起伏得强烈而有节奏，进退有如江涛海潮。她又像我婴儿时睡的摇篮，将我整个包裹着摇呀摇。她的摇晃令我昏眩也果真把我摇到另一个世界，那是个超凡脱俗的世界。由此使我领略了什么叫“欲死欲仙”。在那个燃烧着的世界中我和她都全身滚烫。这样滚烫的拥抱，人的一生中也只能有一次，绝对不可能再有一次，否则人就会被燃烧殆尽。我三十九岁初识女人才认识到女人是如此可爱，世界上如果没有女人便不是世界；如果我在摇篮中发现这个世界没有女人我一定在摇篮中就自我窒息而死。

我贪婪地将她曾给我介绍过的“鼓鼓的、弯弯的、细细的、平平的、撅撅的、挠挠的”所有部位都抚摸个遍。当手上的感觉成为记忆之后，手便是我身上最宝贵的肢体。我死后愿意将全身都捐献给器官移植唯独要保住我这两只手，我要留下遗言嘱咐医生把它们浸泡在福尔马林中，作为这个世界毕竟是美丽的证明。我抚摸她的时候她也像“二杆子”老婆那样不住地哼哼，我才知道那不是什么铁制轭具弄疼了她而是女人感到舒畅。我当然也有从未有过的舒畅体验，这种体验激发了我全部的“青春期”，三十九年积累下青春的欲望此刻爆发出成为一团乱麻般的疯狂。她也同样地疯狂但一会儿她忽然在我身下大叫了一声便风平浪静，像穿过惊涛骇浪的船终于停泊到港湾。我从她的波峰陡然跌落到她的波谷，一下子在地身上塌了下去，坠落到一个无底的深渊在空中飘浮。

可是她的叫声却惊动了她最小的一个孩子，孩子懵懵地翻身时她还不忘以她特有的方式表现她的快乐，她低声笑着用嘟嘟嚷嚷的语音这样安抚孩子：“好好睡好好睡，你叔叔在×你妈呢！”

我听了这“有意思”的话忍不住笑出声来，但这一插曲使我的兴致戛然终止。其实，我并没有如我在劳改队生产队从劳动人民那里获得的性知识所宣示的那样进入她的身体。不管我怎样努力她怎样努力我都折戟沉沙而灰飞烟灭。于是我慢慢地从她身上爬起来坐在炕上，低着头表现出我功败垂成半途而废的懊丧。我有充足的青春却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肉体的力量不听从情欲泛滥的内心的指挥。我不知道毛病出在哪里但肯定哪里出了毛病，才不能让我把快乐推到极致。这种不到尽头的快乐将我悬在半空中，并且仿佛永久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地悬在那里，于是我突然焦躁不宁惶惶不安，使我比不过“夫妻生活”还要难受。我弓着腰坐在她的炕头上，连连发出“喷喷”的惋惜和“唉唉”的叹息。

一会儿，她也爬起来在我背后将手臂环绕着我，多么像我六岁时在紫檀木橱柜中曾被一个小女孩搂抱着那样，四周也是夜色沉沉。但她的乳房是赤裸的，紧贴在我赤裸的脊梁上。她的脸偎着我的脸也如那小女孩似的亲切安慰我说：“没啥没啥，你别在意，别在意好不好？我已经很舒坦了，你不信你摸一摸。”

说着她把我的手拉到她的下身。我至今仍然极其悔恨当时我以为她跟孩子一样尿了床，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宁可减少十年寿命也要把时光扳倒回去领受她当时的体贴，因为那时我不知道我摸到的那一片尿似的潮湿究竟能向我证明什么？那尿似的潮湿不仅没有使我得到丝毫心理安慰，反而令我产生了些微反感，于是我赶忙穿上衣裳与她匆匆告别。

临走时她对我说了一句决定了我今后一生的话，她说：“哥哥哟，你的心先怯了！”

是的，当我在月光下懊丧地返回集体宿舍怏怏地躺在冷炕上，仔仔细细地揣摩我为什么会失败时，我才悟到那叮叮当当响成一片的铁锹声是我折戟沉沙的主要原因。这就是你说的“怯”意了，而“事毕”证明根本无须“怯”。“心先怯了”连“夫妻生活”都只能过半截，还能做成功什么大事？我在你身上的失败从此激起我开辟前途的勇气，你的话成了我的座右铭，在我以后的生活中总不断提醒我“怯”，是人生道路上的最大障碍！“魔障”都是从自己心里产生的，现实中并不存在恐惧，恐惧都是“境由心造”！

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还曾对他女儿说过人所具有的他都具有；高尔基说人要力争成为“大写的人”，这与释迦牟尼一出世所说的“天上地下唯我独尊”有一定的相通之处。这些先哲的教导无非要人雄心勃勃顶天立地，自信自强自尊，在宽容性中包含斗争性，永远以进取精神面对现实。你虽然不是哲人却让我彻底排除了畏惧犹豫，启发我完全无须胆小怕事地想象些困难来自己吓唬自己；你使我今后的一生都勇往直前；你的坦荡自在与无所顾忌，感染了我修炼出“事来则应，事过即迁”的心态。我要把你的潇洒化为我的潇洒。我的感情和肉体在你身上已遭到最大失败，那次“青春期”的严重挫折让我将以后所有的失败都看作小事一桩，于是，世界上就没有什么我不敢做的事！

而这种心态正是“青春期”的特征：不知道什么是“怯”！不懂得什么是“怯”。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我虽然没有过生理上的青春期，但要在有生之年永远将心态保持在“青春期”当中，一辈子做一只长不大的“初生牛犊”。只要我记住你，我就能做到这一点。

人们说“无私才能无畏”，我在你身上把这个世界该给我享受的都享受过了，物质享受对我还有什么意义？“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早已把我所拥有的一切都看作负担，面对现实我又有何畏惧？我到死的那一刻也决不拖泥带水，在大喊一声“完了”的同时还要在空中画一条优美的弧线再栽倒在地。

啊，我的“白彦花”！……

（获宁夏第六届文艺评奖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