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晚清宁夏社会与民族运动

第一节 清朝在宁夏的统治和宁夏社会矛盾

一、清政府在宁夏的统治

清王朝是满汉地主阶级联合专政，实施大一统的专制统治。清初，随着各地反清斗争的平息，清政府在西北的地方统治逐步确立。清政府改变了明代宁夏的卫所制度，废除卫所，改建郡县。今宁夏北部设宁夏府，属甘肃省，下辖灵州、宁夏县、宁朔县、平罗县、中卫县；宁夏南部设固原州和隆德县，属平凉府。

宁夏地方行政建制变化的客观基础在于，清朝满洲贵族与蒙古上层结成了稳定的联盟关系，满蒙联盟是清朝的基本政策。宁夏以北的蒙古族势力已不再是中原王朝的威胁，宁夏地区的军事意义逐渐减弱。因此，明朝在宁夏具有强烈军事特点的卫所制度已不合于形势。这实际上表明宁夏地区经过明代数百年的发展，已经成为稳定的农耕区域，以民户为基础的州县制进一步确立。

但是，西北地区毕竟是多民族聚居之地，民族关系复杂，屡屡兴起民族运动。因此，清政府特别在宁夏设驻防八旗，“设镇守宁夏等处将军都统”，其长官称为“宁夏将军”，领下属官兵三千余人。初期，满营设于宁夏府城东北五里（今银川市红花乡满春村），乾隆三年（1738年）地震被毁，改建于府城西（今银川市新城）。

绿营兵建制在宁夏设镇，隶属于甘肃提督衙门，而陕西提督长期驻扎固原。因此，宁夏南北所驻绿营军队数量较多。

清前期，宁夏社会较为稳定，清政府积极倡导农业垦殖。宁夏巡抚黄图安在《条议宁夏积弊疏》中提出整顿兵饷、渠工、驿递、军训等八项改革措施，其中“化兵为农”和“变兵为民”措施意义重大，一些兵丁转为农民，增加了农业劳动力和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宁夏地方政府亦积极恢复水利，称“河渠为宁夏生民命脉，其事最要”。官府组织农民，先后开凿了大清渠、惠农渠、昌润渠，开辟耕地万顷。宁夏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经济繁荣。文献中记载：“中卫、灵州、平罗，地近边，畜牧之利尤广。其物产最著者：夏、朔之稻，灵之盐，宁安之枸杞，香山之羊皮，中卫近又以酒称。”在此基础上，宁夏的商业、交通均有所发展。而人口数量的增长尤为突出，据统计，清嘉庆年间，宁夏府户口数达到214992户1392815人，较之200年前超过10倍。人口空前的急剧增长，一方面反映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也给生产和社会造成了沉重的压力，严重制约着经济的发展。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小农经济是十分脆弱的，它所能承担的社会需求极为有限。因此，进入19世纪后，宁夏社会经济发展的势头逐渐减缓，转入了生产停滞和萎缩的阶段。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水利设施的失修与废弛。宁夏地区属于中原农耕区与北方牧业区的交界处，雨量稀少，气候干旱，其北部平原的农业依赖黄河水利灌溉，生产条件较好，种植小麦、水稻等农作物，产量比较高，为西北富庶之区。但由于落后的技术条件，各渠道均为人工开凿的土质工程，沉沙淤积与堤岸毁坏十分普遍，需要逐年修整，而这项工程非分散的农民所能完成，它必须依靠地方政府组织才能进行。清前期，政治较有作为，于农业也有所关心，水利尚不致过分废弛。雍正八年（1730年），宁夏水利引起雍正皇帝的关注，特诏谕称：“宁夏地方万民衣食之源在于大清、汉、唐三渠之水利。定例每年疏浚修理，使民田得沾灌溉。闻历年专司之员疏忽怠玩，以致闸道堤岸逐渐损坏，时有冲决，渠身淤泥填塞，日见浅窄。而三渠之中惟唐渠为尤甚，近来其口过低，其梢过高，水势不能逆流而上，多误小民耕种之期……”乾隆后期也因宁夏水利往往失修，特令“嗣后每年培浚，请派府佐、州、县春分前赴各渠点检料物，清明动工，立夏报竣。饬道、府水利同知督办，如有玩误，一并参处……各渠口拨正闸水手一、厅役一，住宿防守”。嘉庆以后，随着宁夏地方吏治败坏，水利不能督修，且成为污吏中饱的渊薮。嘉庆十七年（1812年）陕甘总督那彦成奏报，宁夏各渠“历今二十余年，黄水冲刷日甚，堤岸大半溃裂，淤垫日深，民田难资灌溉，以至连年成收歉薄，民力实形拮据”。因所需经费甚多，民间难以承办，“各渠民纷纷具呈，以民力不能修办，恳请照例借项赶修，分年征还”。宁夏水利二十余年无人过问，农民被迫向宁夏道台吁请借官款修渠。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内忧外患日亟，无暇顾及地方政治，宁夏水利便无人过问，水利的废弛日甚一日。

灾害频仍。宁夏南部山区农业没有水利灌溉设施，屡遭旱灾；北部虽有黄河灌溉之利，农业状况比南部较好，但也经常受霜冻、冰雹、雨涝等多种自然灾害侵袭，加上黄河堤岸失修，两岸农田常被冲毁，农业经常歉收。据《清实录》记载，1801年至1850年的50年间，宁夏南北不同地区遭受自然灾害的年份就有39个，有灾年份占总时间的78%，足见灾害之频繁。今固原地区、盐池、中卫、灵武等旱耕区遭灾较多，且灾害严重。这些地区“多半山田旱地、风高土燥，全赖雨泽庆时，禾苗始能长发。兼之地气苦寒，秋田于夏至之前必须播种，非若他省麦收后尚可再种秋禾”，因此春天受旱，全年遭灾，而夏秋又屡有雹、霜灾害，农民一年劳作，往往收成无几。1810年，宁夏、陇东春天大旱，固原、盐茶、隆德、中卫、花马池等24厅州县“夏禾均已被灾，其秋禾杂粮或得雨较迟，未及补种，或虽补种，尚未长发”，而入夏后，固原、隆德、灵州、花马池又遭冰雹袭击，造成大灾。“被旱灾民缺水乏食，出走四方。”当时的陕甘总督那彦成派员勘察灾情，连续向朝廷奏请拨粮款赈济灾民，并于放赈之前先在各地设粥厂以为应急。“每月开销，大口粮五合，小口粮二合五勺”，煮粥救济。该年10~12月放银粮赈济，固原、盐茶、隆德、灵州、中卫、花马池受赈灾民共1010480人。这样才勉强度过了一次严重的灾害危机。1853年，“宁朔、宁夏、灵州、平罗、中卫等州县因夏秋暴雨，山水陡发，渠流泛溢，淹没田禾，民房并乡仓分储粮石，人畜均有淹毙，复有被雹之处，情形较重”。水、旱、雹灾以外，其他灾害也给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造成很大危害。1852年五六月间，中卫一带“连次地震，经……查明，居民房舍震倒二万余间，压毙男女大小三百余口，受伤者四百余口……居民粮食、衣物、牲畜亦多被压没，糊口无资”。在缺乏社会保障的条件下，每遇灾害，人民往往流离失所。

土地兼并严重。生产条件的破坏与自然灾害，致使广大农民日益贫困，从而给官僚、地主、商人兼并农民土地提供了机会。每遇灾荒，农民“田禾未收，粮价腾贵”，不仅贫困之民典当田产，“即素有营生之户亦苦于贵籴，度日维艰”。官僚富豪乘机巧取豪夺，大批自耕农沦为无田游民。如宁夏将军旺沁班巴尔“倚恃将军职任，护庇属下人等欺压平民，争占地界”。有的官吏“将（农民）畸零地亩指为隐垦私开……以致民力不支，流离潜匿”。农业生产因此遭到严重损害。

二、民族矛盾的尖锐

政治腐败是封建官僚政治不治之症。宁夏地方政治的败坏除封建社会一般原因之外，还有其特殊的原因。第一，清统治者视宁夏为“武备”区，而非“文治”地区。“诸凡建设，或因或创，于武备尚详，而文治独略。”清朝几次用兵新疆，宁夏为军事后备区域，征发粮草、兵夫为宁夏的主要任务。清中期以后，西北回族连续反清，进一步刺激清政府强化宁夏的军事力量。这种特殊的社会环境造成了清朝在宁夏施政以武备为主的传统，即重视武装控制人民而忽略地方建设和文化事业。宁夏不仅驻军很多，且带兵之武将集中。北有宁夏将军率八旗军驻满营和宁夏镇总兵驻府城，南有陕西提督驻固原，而驻扎各地之中下级将领更是难以历数。这些武将往往少文无识，清廷对他们更为纵容，因此肆意横行，欺压百姓，使宁夏政治恶化。第二，历任宁夏将军及宁夏道、府、镇的官员大多数是满洲贵族，而且很多是皇帝的“特简”官员。他们恃特殊的身份和皇帝的恩宠，大胆妄为，加剧了宁夏政治的腐败。如道光时宁夏将军和世泰、副都统存华被查出接受下级克扣兵丁银饷及各项工程费用14400两。他们“片传佐领于月放饷银及马料尾零变价内按名摊扣，又违例接受生辰、婚娶银两”，而这些一、二品大员“俱系简任”官员。

黑暗的吏治环境，造成宁夏贪污案层出不穷。乾隆时揭发甘肃贪污冒赈案，总督以下省道府州县官因贪污被正法、流放者102人。宁夏知府、固原知州、灵州知州、平罗知县、宁夏知县等均属案内之犯。至道光年间，贪污案又屡屡揭发。“固原州知州陈栋接受前任交代，仓库两项各亏短数万；中卫县知县艾椿年接受前任交代，亏空七八万；道光八年（1828年），杨遇春将藩库存银四十余万两，发交州县采买谷石，该提督阅兵时，亲见各州县将预卖之项多半亏短……”1851年，“陕西（甘）总督琦善之胞弟琦龄前在固原州、安定县各任内，亏空甚巨，谎报完缴，率请开复，令各属代为弥补，以致无处不亏。宁夏亏数最多……”贪污已成为宁夏官吏的普遍作风。赋税征收，胥吏任意上下其手。官员“办理开垦，意在见长”，谎报田亩，“其实并无其地，民间受累无穷，地方官枉得钱粮处分”。而“发商生息，为累病民之最甚者”。官员将官银借贷商人，坐取高息。“道府与州县，猫鼠同眠”，其盘剥之术，连历管钱粮的官僚亦叹为：“变幻离奇，不可思议。”

民间资源，官府视为利源，竭力把持垄断。宁夏水利灌溉，官府攫为己有，任意敲诈民钱。“甘肃宁夏水利同知一缺，本系冗员，书吏籍坝水摊钱，侵渔入己官吏视为利薮。而平罗县之灾下游者，水不到梢。吏胥既缘以为奸，民田复因之受累。自前道和祥将民间摊倾之钱，尽交道库，赢余亦为独得；厅中官吏，何肯束手旁观而专听道署支使，遂又有重派分肥等弊。”如此层层加派，农民生产费用不断增加，生产积极性和再生产能力逐步丧失。

盐业为宁夏盐池地区百姓的重要生产行业，清朝对此项利源实行官营，设盐捕厅于灵州惠安堡，为管理盐业生产和专卖机构，所产之盐由户部分配各地“盐引”为凭，由指定的商人行销，当地人民不得生产和销售食盐。由于官府经营不善，盐课沉重和官吏中饱，所产之盐成本过高，盐商往往亏损。及至清后期，盐区百姓自行生产，私自贩盐者日益增多。私盐与官盐相竞争，形成“私贩充斥，官盐不能畅销”的局面。官盐生产难以维持，私盐生产已成难以逆转之势，曾有官员鉴于此情况，奏请清廷放弃官营食盐，许民间生产、贩运，官府只需“设局收税”，但陕甘总督及清廷户部反对此议，坚持官办，命令各地“文武各官严缉”私盐。官府与民争夺盐利，严重地损害了宁夏盐业的发展，私盐被严禁，造成人民生产萎缩和生活贫困。

鸦片战争中的巨额军事费用和对英赔款，在战后都被转嫁到广大农民身上，摊入地丁赋税一并征收。这使本已十分贫困的宁夏百姓负担更为加重。官府压榨，自然灾害，宁夏人民在天灾人祸的残酷环境中艰难度日。那彦成曾指出当地“民鲜盖藏，丰收之年少，歉收之年多，一遇水旱灾伤，不能不筹议赈恤。办理既多，为日又久，不肖官吏熟于其事，不恤灾民之苦，转视为牟利肥已之端”。灾荒之年，官府课税征求如故，民间无力交纳，遂形成宁夏各地赋税“积欠”的现象。逃亡人丁所欠赋税，均摊给当地“活口包赔”，故“积欠”之额有增无减，居民“年年输纳，竟为定例”，农民不堪赔累，“致活户亦逃，熟地亦荒，民难生聚”。

人民流亡是对封建剥削的消极反抗，它推动社会走向动荡，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封建统治秩序，是阶级矛盾逐步激化的表现。由于封建军事镇压势力的强大，宁夏人民还没有形成大规模武装斗争的运动，但零星的反抗斗争已经出现。道光年间，官府虚报垦荒地亩，逼民纳税，“州县催征，鞭扑严急。百姓鸠聚数千人，赴藩司衙门，将农具呈缴，不愿为农，器与屋齐，喧哗雷动，名为垦恩，其实欲与藩司为难”。1859年，“宁夏口外匪徒乘间肆扰”，往往持械反抗官兵。清廷命令宁夏镇总兵会同阿拉善蒙古兵巡查，于各关卡严密稽查，“倘有内地民人私行出入，形迹可疑者，立即严拿审明治罪”。这些所谓“匪徒”多是由宁夏等处流落至阿拉善旗之流民。为维护封建秩序，1852年陕甘总督舒兴阿特制定办理保甲章程八条，要求保甲编户：“宣示教化，互相劝诚”，“各境汉奸宜协同侦缉”。这也反映了宁夏及甘肃社会逐步走向动荡。

阶级矛盾激化的另一表现是清军兵丁闹事，宁夏清军风纪败坏，官长营私舞弊，士兵漫无纪律。“固原提督胡超克扣兵饷，署办戏装、置汰名粮、蓄养优伶……”士兵心怀不满，受检阅时行动迟缓，“校场漫无纪律”。鸦片战争中，宁夏军队调往浙江、天津等地作战，伤亡甚多，加上军饷减少，士兵生活更为困难，因屡有兵丁哗变之事，并与百姓反抗相联络。1856年，“宁夏等处兵丁因请饷滋闹”。士兵“时有出伍辞粮，阳为求饷，阴谋鼓噪之事”。这种现象已十分普遍，“该管官亦无如何”。兵将为“匪”，清廷认为：“设兵无以为养，多兵反足为害，若不及时裁冗，恐有尾大不掉之患”，决定裁兵三分之一。

清中叶以后，在阶级矛盾激化的同时，西北社会内部民族矛盾也日益发展。这一历史变化在宁夏地区表现得十分突出，成为支配宁夏社会运动的一个基本因素。

清朝宁夏社会的一个突出变化，是回族迅速成长和壮大。元明之际，大批回回军屯居西北，到明末清初，陕西、甘肃回民先后发动反明和反清斗争，足以说明当时西北回民数量已十分可观。清前期，随着封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回族人口进入了一个新的迅速增长的时期。早在乾隆十五年（1750年）广西提督窦斌向朝廷密奏：“查固原人悍兵强，甲于全陕，附近多住回民”，表示对此深为忧虑。至19世纪，回族人口愈益发展。当时陕西以回民众多著称，而甘肃“回民聚族而居，倍多于陕”。因此，有人总结回民反清原因时认为：“盖自乾隆以来，重熙累洽，关陇腹地不 兵革者近百年。回民以生以息，户口之蕃亦臻极盛……奸回恃其众也，潜蓄异谋。”用人口的众多来解释回族反清斗争固然片面，但清朝西北回族人口大增是确定无疑的。

回族人口的急剧增长，反映了回族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当时宁夏地区回族人民的生活水平与汉族人民基本一致，且回族更善于经商和畜牧业，形成了独特的经济结构。回族与其他民族，特别是和汉族人民一道，长期共处一地，共同生产活动，形成了回汉民族之间日益密切的关系。然而，回族人口的增加和社会力量的强大，引起了封建统治者的惶恐。雍正、乾隆时期，不断有官员上奏要求加强对回族的控制，说回民“不奉正朔”，“设立礼拜、清真等寺，妄立把斋名目，违制惑众”。这种从文化异己角度对回族的攻击虽然屡屡发生，但富有统治经验的清政府深知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完全禁绝不同的宗教和习俗是不可能的。雍正曾指出：“回民之在中国，其来已久，但既为国家编氓，即皆为国家赤子也。朕临御天下，一视同仁，岂忍令回民独处德化之外……至回民之为一教，乃其先代相沿之土俗，亦犹中国之大，五方风气不齐，习尚因之各异，其来已久矣。历观前代，亦未通行禁约，强其画一也”，对回族的宗教习俗采取容纳的态度。当然，它的前提是回族必须服从其统治，做封建国家的“编氓”。

回族社会封建经济的发展，推动着回族内部宗教政治关系的变化。从清朝康熙到乾隆初期，西北回族宗教门宦制度兴起，从而带来了一系列新的变化。

第一，元明以来回族社会分散的、互不统属的教坊被联系起来，组合为门宦教主为首的宗教组织体系。这样，宗教组织的权力和职能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它通过宗教组织体系自上而下地贯穿到所属的各个角落，其覆盖范围亦即其管理领域。

第二，各门宦所属的回族群众有了自己的宗教领袖和中心机构。门宦教主与以前的掌教阿訇不同，他们的权力具有绝对性，多为血缘世袭。

第三，上述两方面的组织作用，将回族社会的宗教力量、政治力量乃至经济力量汇集了起来，从而极大地增强了回族社会力量。这一有组织的社会力量的增长，为进行民族斗争运动准备了条件。

门宦体系在形成过程中，争夺教坊和教民的事件时有发生，甚至发展为复杂的政治冲突和民族矛盾。回族内部的教派斗争，引起清政府的干预，从而使教派之争转化为回族与清政府的矛盾。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撒拉族、回族由教派之争而发展为反清斗争，三年之后，宁夏海原田五起义，清廷震惊。清政府放弃原来对回族宗教宽容的政策，认为“新教煽惑人心牢不可破，必当净绝根株，勿留余孽”，采取禁绝新教、限制老教的政策。这一政策的转变，大大激化了西北回族与清政府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从苏四十三反清到同治元年（1862年）的八十余年间，宁夏地区回族社会力量的增长和自我管理要求的出现，不仅使清政府的统治面临新的抵抗力量而趋于困难，而且这一变化又促使一系列民族纷争和民族矛盾的发生。清政府极力利用民间纷争来维持其统治，使得民族关系更为复杂。

由于经济的发展，回族中逐步形成了一批地主富豪，并不断向宗教体系渗透。他们一方面以民族代表自居，左右着回族社会，另一方面又与其他民族的地主上层争夺经济利益和土地。在这种经济利益争夺中，回汉地主上层都极力地把它演绎为民族冲突，致使矛盾不断扩大，造成了“间衅数开，结党寻仇，械斗劫杀，往往而有”的局面。

无论在回族与清政府的斗争中，还是在民族纠纷中，作为领导回民的门宦宗教组织，都不可能置身事外。特别是以宁夏地区作为中心的哲赫忍耶门宦，它因率先反清而遭清政府打击压制，但亦因此受到广大回族的拥戴，其势力在嘉庆、道光年间迅速壮大，超过了其他门宦。由于宗教活动的扩大，原来秘密传教的状态已不能维持。1810年，陕甘总督那彦成向朝廷报告“盐茶、灵州等处回民又有倡复新教、念经教徒之事”。官府十分紧张，派盐茶同知、灵州知州、宁夏镇总兵等官员“不动声色，严密查拿”，将念经阿訇牛诚功、马养龙、马诚等逮捕审讯，并晓谕回民“各安生业，毋得疑虑”。此时，正是清王朝统治逐步走向衰落阶段。随着对西北控制力量的进一步减弱，清政府未敢大事株连，激成变故，而是强调回族新、老教派的区别，并极力利用汉、藏、蒙诸民族地主上层力量，来遏制回族反清斗争，从而加剧了民族矛盾。

总之，这一时期内，回族宗教势力的兴起壮大，各门宦的教争，回族与清政府的政治冲突诸因素与民族矛盾相互催动，构成了宁夏近代社会剧烈动荡的历史背景和复杂的民族关系。

第二节 宁夏回族反清运动

一、回民起义的爆发

1851年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爆发后，各地人民纷纷响应。太平军扫荡数省，定都南京，形成与清政府相对立的农民政权。农民革命震撼着清王朝的统治，清廷大为震恐。太平天国起义爆发的第二年清廷急命宁夏、甘肃各地将领“一并遴选”精壮士兵，“迅速启程赴淮扬一带”堵截太平军，而宁夏本地留存之兵既多老弱，且因军饷不继，不断请饷滋事。陕、甘清军已处于兵饷两绝的境地。可见，清政府在西北的统治力量已被大大削弱。

1862年5月，太平军西进至陕西渭河地区和西安附近，与入陕之捻军、四川起义军蓝大顺部联为一气，屡败清军。陕甘清军腐败空虚，清廷急忙命令陕西大办团练，以在籍大臣张芾为全陕督办团练大臣，企图效法曾国藩以团练抵制起义军。

陕西关中地区回族聚集，人口至百余万。官府号召民间组织团练，回汉民族中士绅皆自行组织民间武装。回汉地主士绅各自恃团练，互相水火，进一步增加了陕西形势的复杂和动荡。

不久，渭南仓头镇回民洪兴举旗反清。接着，任武、赫明堂等亦于渭南、华县、大荔各地发动回民武装反清。陕西回族反清斗争正式爆发。清政府蓄意利用民族矛盾，派汉族团练镇压回民军。官府、地主从中鼓动，民族仇杀愈演愈烈。回民军四处出击，关中平原烽火遍地，陕西回族反清斗争迅速走向高潮。

太平天国起义对西北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起了推动和促进作用。太平天国占有江南数省，清政府财源减少，加重了对西北人民的压榨，激化了西北的阶级矛盾；太平天国在军事上取得胜利，有力地打击了清政府军事力量，西北清军之空虚，为回族反清创造了条件；太平军、捻军之入陕则直接导致了西北政治动荡和陕西回族反清的兴起。西北的民族斗争与国内阶级斗争相互促进、互相推动，回族人民的反抗运动与其他民族人民的斗争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陕西回族反清斗争的爆发，给宁夏、甘肃各地广大回族以很大影响。面对陕西团练攻击回民军的事实，宁夏回族迅速行动起来。1862年夏天，陕西回民军“已有传单到甘，且宁夏府属之灵州有回民入境买马、制造军器之事”。同年9月，盐茶厅所属平原所（今同心县豫旺乡）清军回族把总马兆元，“布散传帖，且称奉上司檄，官兵刻期歼除回头（类）”，首先打起反清旗帜。接着固原以阿訇纳三为首，盐茶以王大桂、田成吉为首，平凉以穆生花为首，纷纷发动当地回民武装反清，而“灵州所属之金积堡、吴忠堡两处回民同时倡乱，势甚猖獗”。同年10月，同心回民军攻惠安堡。北部、平罗宁夏（今银川）等处回民亦响应反清，宁夏南北均告事变。持续十年之久的宁夏回族反清斗争爆发。

宁夏回族反清斗争时由马化龙及其子侄组织领导的。马化龙所居之金积堡隶属灵州，两地相距仅数十里。这一带回民大多数为哲赫忍耶门宦教众。举事前，这里的回民入灵州买马制械，官府十分惶恐。灵州知州张瑞珍“曾将马化龙传到，谕以各安生业，勿生事端”。马化龙答应灵州回民不与陕西回民联系，以麻痹官府。而实际上，不仅金积堡、吴忠堡的回民反清是由马化龙直接组织领导的，北部宁夏、平罗，南部同心、固原、平凉等地回族举事亦与马化龙有密切联系。

马化龙（1806年2月13日～1871年3月3日），灵州金积堡人，哲赫忍耶门宦第五代教主。其祖父马达天、父亲马以德为该门宦第三、第四代教主。马化龙承袭祖业，具有才智机谋。在他的领导下，门宦势力迅速发展，家业鼎盛，“富甲一郡，捐有武职”。“西宁、河、狄口外之回皆崇奉之，潜图雄长，非一日矣。既挟巨赀，通贸易于西北各省及蒙古诸部，擅盐、茶、马之利，而京师齐化门外，直隶天津、黑龙江、吉林之宽城子，山西之包头，湖北之汉口，袤延数千里，商之所至，教亦随之。”

由于马化龙及其家庭的巨大影响，金积堡成为宁夏回族反清运动中心。1862年秋冬，金积堡以南之同心、盐茶等回民军北攻灵州和惠安堡，平罗一带回民则南下，攻府城。这一军事方案的目的，一是向金积堡聚集，二是解除金积堡周围的军事压力。这反映了宁夏回民军受马化龙的统一领导，形成较为严密的组织体系。金积堡作为哲赫忍耶门宦的道堂所在地，在反清运动中，由宗教中心变为政治中心；马化龙由宗教领导成为回族政治斗争领袖。回民军在金积堡训练军队，制造武器，购买马匹，组成一支精锐的武装。

金积堡由于“附和者日众，几不能容”，而作为反清中心，大规模战事不可避免，金积堡旧城已不能适应新的情况。1863年春，马化龙决定扩建金积堡，将旧城扩大一倍，周围三里多，筑起坚固城墙，内设大小碉堡，外筑城郭，挖渠水环绕，以为攻守之用，命保曰：“保生寨”。这次扩建加强了金积堡的防卫能力，对宁夏回族反清斗争起了重大作用。

1862年10月，金积堡回民军与马兆元部联合围攻灵州城。宁夏驻防满营佐领隆阿、防御英明率旗兵往援，被回民军设伏击败。12月1日，宁夏道侯云登，在署甘肃提督定安的配合下，解灵州之围，回民军暂退往金积堡、同心一带。清军企图乘胜一举歼灭回民军，遂逼近金积堡。回民军针对敌我力量悬殊，采取智取。12月8日，当清军进至郭家桥时，突然决堤放湖沟水阻淹清军，又乘势发动反攻，清军败退灵州城。

在灵州回民起义的推动下，宁夏府北路的通昌、通贵等上下各堡回民纷纷响应。平罗回民乘胜围攻平罗县城，知县长谦被击伤，满营佐领吉星、防御庆连和署平罗营守备郭宗魁，以及教谕包叶恒等均被击毙。与此同时，宁夏府城亦被回民军包围，满、汉二城同时告急。由于陕甘各地武备空虚，无军驰援，清廷只得急命阿拉善亲王贡桑珠尔默特，调派鄂尔多斯东西两盟蒙古兵数千，出贺兰山口，趋平罗、宁夏救援。

同治二年（1863年），清廷为镇压宁夏回民军，特打破旧制，正式委任文职官员宁夏道侯登云兼署宁夏镇总兵，与宁夏将军庆昀共同负责镇压宁夏回民反清运动。

回民与汉族、蒙古族等民族交错而居，长期以来形成的民族隔阂与矛盾，使回族的反清斗争面临着复杂的问题，交织着多种矛盾与冲突。清政府便极力利用民族矛盾来打击回族斗争。

回民起义后，由于宁夏武备空虚，各地存营清军腐败无力，不能阻止回族斗争的迅速发展。道员侯登云看到军队不足用，即号召各乡地主士绅举办团练。团练对于官府来说，既不需要供应饷银，又能受官府调遣打击回民军；而且各村团练自保，可遍地成军，这不仅给回族反清斗争造成了极大的阻力，而且加深了民族矛盾，导致了大规模的民族仇杀事件发生。马化龙等回民军领导人认识到团练是得到官府的支持和承认的，便设法迫使官府解散团练。同治二年（1863年）初，金积、同心、平罗等处回民军同时“受抚”，并声称解散教下回众。实际上回民军并未解散。马化龙以“恐汉团复仇”为由，迫使官府下令解散团练。宁夏将军庆昀将主持团练的侯登云撤职，清廷亦下令对“汉民之喜事生衅者，亦须随事弹压”。这样，宁夏地区的团练大部分被官府解散。

宁夏地区的第一次抚局，是由官府和回民军各自策略需要而构成。官府一心企图安抚回民军，争取时日，以便调军剿洗回民军。回民军则旨在以抚局换得团练的解散，以求集中兵力打击官府。1863年2月，署陕甘总督恩麟，派新任甘肃按察使杨炳锃到宁夏、灵州、金积堡地区，进行招抚活动。各地回民军首领，如同心的周洁、平罗的马万选、宁夏府城的马明起，以及金积堡的马化龙等，均接受招抚。但各地回民军就抚后，枪械、马匹并未交给官府，堡寨壁垒亦未拆除，随时都可以进行新的斗争；清政府对回民军的求抚，也怀有戒心。因此，命熙麟、恩麟对马化龙就抚后的一切举动，要随时“查明具报”。显而易见，双方都各有打算，所谓“招抚”和“就抚”，都不过是掩人耳目而已。此时，陕西回民军白彦虎、马正和、禹彦禄、马生彦、崔伟、赫明堂、孙义宝，以及虎元帅（即虎麻子）等各部，已进入甘肃，聚集董志塬，号称“十八大营”。清军穷追不舍，调集兵力由陕入甘。马化龙在此形势下，决定策应陕西回民军。他密令在甘肃的大阿訇穆生花，通过泾川、长武一带，与陕西回民军取得联系，利用平凉和宁夏南部山区固原的有利环境，聚众起义与陕西回民军南北遥相呼应，牵制清军北上，同时，又命本教派在云南、贵州的“热依斯”马进麒（云南通海起义首领），派来纳尚邦到穆生花处，协助筹划和指挥反清之事。

1863年秋，马化龙决计打破抚局，歼灭宁夏南北清军。他部署平罗一带回民军围攻宁夏府城，金积堡、吴忠堡一带回民攻打灵州城。12月，马万选、郝文典等带领北部回民猛攻宁夏城，与清军激战二日，在城内回民的配合下，里应外合，于12月4日一举攻克宁夏府城，杀卸任道员侯登云、宁夏知府吕际韶。宁夏镇总兵丰登额等自杀。回民军声势浩大，满营虽近在咫尺，却佯作不知而不敢救援。次日，金积堡回民军占领了灵州城。知府钟兰、守备叶生莲皆被击毙。

回民军南北连获大捷，马化龙率卫队赴宁夏府城会晤各部首领，以作全局部署。马化龙进城之日，“合城回汉悉跪道恭迎，见（化龙）坐大轿，拥卫多人，驰入公署，随传令部置一切，经数日始回金积”。灵州被占领后，马化龙以马占魁“声望素符汉回信仰，乃令其知灵州事，濒行授以六字诀，首曰：‘少杀人’……又曰：‘重农事’”。马占魁遵照马化龙的指示，在灵州不误农时地积极组织生产，恢复战争创伤，赢得了回汉群众的欢迎。

回民军攻占宁夏府城和灵州，标志着宁夏回族反清斗争进入高潮阶段。回民军摧毁了清政府在宁夏的统治，掌握了宁夏地区的政权。金积堡北以宁夏府城和黄河为凭借，东以灵州为屏障，南以平固为前沿，西以黄河峡口为险要，形成了宁夏回民起义的核心区，金积堡基地经过一年多的斗争终于确立了。宁夏北部回民军势力壮大的同时，其南部固原、盐茶、隆德等处回民反清也迅速发展。他们和陇东平凉、清水、秦安等地的回民军联为一片，战斗锋芒直指军事重镇固原和平凉。

陇东回族反清最著名的首领是穆生花。他是哲赫忍耶门宦第二代教主穆宪章的侄孙、马化龙派在陇东的“热依斯”，具有很高的宗教地位。“穆生花与其弟穆四、穆五均为新教阿浑，行教于秦安、清水交界之莲花城一带，与马化龙相首尾。”穆生花以莲花城为基地，打出“抗清复明”的旗帜，发动了陇东回族反清斗争。

当时，回民起义遍布于乡村，同心一带回民以王大桂为首，盐茶厅回民军领导是田成吉，固原回民军则由阿訇纳三领导。同心回民军首先北攻惠安堡、灵州等处。其中马兆元一支，在斗争中与马化龙、王大桂发生了分歧。同治元年（1862年）底，王大桂、马化龙同时向官府求抚。王大桂被平凉镇总兵万年新招抚，致使王家团庄、三营、肖河城、三百户等处回民军或被解散，或被招抚。马兆元不能立足于金积堡，遂南下同心。同治二年（1863年），马兆元率3000余人至王家团庄，被王大桂骗至营垒，捕而杀之。王大桂降清和杀马兆元，与马化龙有密切关系。同治五年（1866年），穆图善向清廷上奏说：“马化龙等设计将马兆元杀毙。”

王大桂降清虽然给回族反清斗争带来了一定的影响，而且原定南北合击平凉、固原的计划成为泡影，但各地如火如荼的回民反清仍呈现出高涨的趋势。回民军占领了固原南部之瓦亭，切断了固原和平凉的交通。平凉东关回民起义，猛攻平凉城。游击张悦等率兵由固原增援，行至白土口被回民歼灭。其他如总兵万年新、吕元、按察使杨炳锃等，各率所部四面出击，以挽救危在旦夕的平凉城，而固原城内则兵备十分空虚。

回民军由四处向固原集结，城内官绅惊恐万状。道员万金镛腐朽无能，只得“传集汉回绅耆入皇庙抱经为誓，两不相害”。同治二年（1863年）二月十八日，农历除夕之夜，回民军与城内回民，里应外合，打开南门，一举攻占固原州城。万金镛向回民军乞怜求生，被回民军枪杀。知州马维岳投降。其他官吏亦被回民军武装镇压。

固原为陇东重镇，陕西提督驻地，它的失陷使清廷大为震惊。清廷赶忙命令：“万不可令贼久踞要地。”但陕西固原提督雷正绾部，此时正在主持陕西西路军务，不能回任。“唯有速催所调延绥及归化城蒙古等兵星速并集，以利攻剿。”署理陕甘总督恩麟调延绥镇兵1000人，归化城兵2000人，由陕西定边驰赴固原。清廷还撤换陕甘总督，由熙麟代替恩麟。

攻克固原极大地鼓舞了陇东地区的回族。固原、平凉回民军声势大振。莲花城回民军主力，也冲破清军和团练的重重阻拦，艰苦奋战，一路歼灭清军和团练武装，击毙秦州牧托克清阿，到达平固地区。张家川回民军攻华亭，屡败清军。同治二年（1863年）三月，驻扎盐茶厅的总部万年新部进军固原，行至固原李旺堡被回民军包围，万年新兵败被杀。与此同时，盐茶厅回民军攻占厅城，杀同知裕崧等。

在一系列武装斗争中，回民军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同年3月，各路回民军集结于平凉城下，开始了攻打平凉城的战役。平凉城防甚严，新任署陕甘总督熙麟驻庆阳，就近调集军队，指挥平凉解围行动。6月，以庆阳知府和英、副将任治国等为首，组成营务处，参将马天祥、何章阿，游击李玉忠，都司范铭等，各率兵勇奔赴平凉。清军行至平凉四十里铺，畏缩不前，遂被回民军包围。回民军奋勇冲杀，清军平凉解围之举以彻底失败而告终。此后，清军再没能组织增援平凉的军事行动。平凉城内清军外无援兵，不得不拼死固守。战役持续了数月之后，城内粮食断绝。9月24日，回民军再次轰陷平凉西南城墙，起义者蜂拥而上，与清军展开巷战。清军四处逃窜，知府田增寿自杀，巴里坤镇总兵吕元被回民军擒获，押至城外杀毙。

回民军攻占固原、平凉两城，沉重打击了官府的军事力量，陇东地区的回族起义达到了高潮。他们的斗争，极大地支持了宁、灵地区回民军和退入甘肃的陕西回民军。

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太平天国都城失守后，全国农民战争走向低潮，但陕甘回民反清斗争方兴未艾。清政府除集中兵力围剿捻军外，调动了陕甘两省的反动武装和抽调直隶、山东、四川、湖南、河北、河南等省清军，企图镇压回民反清斗争。清廷以长江水师提督杨岳斌为陕甘总督，刘蓉督办陕西军务，都兴阿督办甘肃军务，调遣楚军将领雷正绾、陶茂林、曹克忠等，分任甘肃提督和总兵等职，集结西北，重点进攻陇东和宁灵回民军。

雷正绾与陶茂林部入甘后，首先以平凉为主攻目标。同治三年（1864年）五月，在平凉的回民军首领穆生花，命纳三率平凉、固原起义军万余人前往阻击迎战，因步调不一，兵力分散，战斗失利。回民军“元帅”杨自明等及战士数千人血战阵亡。回民军坚守城池，城外层层设卡，城上遍树旗帜，与清军坚持战斗两月有余，最后“弹尽粮绝，援军不继”，于是年7月，平凉失守，同时，军事要隘瓦亭也相继陷于敌手。

当平凉吃紧时，穆生花屡次调请北路起义军支援，但王大桂暗与官军合谋，乘机率所部4000余众诈称增援平凉，途经固原骗开城门，勾结城内外原有官员，煽动原属王大桂旧部千余众内外夹攻，致使回民军将领蓝天祥等八人被俘牺牲，宁夏南路军事重镇固原失守。随后，隆德、静宁两州县围城之回民军闻讯而退。宁夏南路屏障的平、固地区，在清军的压力下，陷于瓦解状态。回民军平、固失守，金积堡压力增大。南路回民军大部北上，庞大的物质供应增加，带来沉重的负担。清军雷正绾攻陷盐茶厅后，立即率军北上，企图一举踏平金积堡。他与曹克忠率部分别由惠安堡、强家沙窝直扑金积堡，会合各军发动总攻。

同治四年（1865年）七月二十四日，曹克忠率部扎营白沙洲。马化龙闻讯后，派四个首领送银1000两，表示不与官军为敌，并呈文约定日期，点名受降，只求官兵毋令入堡骚扰。马化龙此举，并非真的乞降，实乃缓和形势，探听官军虚实。雷正绾认为马化龙软弱无力，并因粮饷已尽，急欲就食金积堡。同年7月29日，雷正绾、曹克忠两军联合攻击强家沙窝等处。强家沙窝回民军坚守阵地，金积堡则派军包抄增援，“势甚凶猛”，将清军包围。清军且战且走。退军二十里，帐篷、银饷均丢失。后几日，雷正绾部连续进攻，但几乎全败，总兵周有贵等3名悍将，均被回民军击毙。后雷、曹纠集全部兵力攻打金积堡东西路关卡，各路起义军埋伏马队万余人，由外围绕道包抄；金积堡内回民军也全部出战，使清军腹背受敌，死伤4000余人，清军的军装、火药、器械、马匹均丢失殆尽。清军供应军需的粮道也全被阻截。于是，清军纷纷溃逃，回民军跟踪追击直至韦州。雷军在败退中，“溃散十余营”，所剩无几，仅余二三百人，全军瓦解。金积堡反击战的胜利，表明回民军有强大的战斗力，声威大震。宁、灵地区的回民军纵横于灵州、中卫之间，并远赴古浪、平番、武威等地活动。平、固一带大部分地区重新为回民军所有。

强家沙窝战役的胜利，是同治元年以来西北回民反清所取得的最大的战果。这次战役摧毁了由陕入甘的清军主力。加上官府饷粮断绝，清军兵败之后，相继溃变。回民军乘机四处攻击，西起肃州，东至陕西，北到磴口，南及陇南，烽火四起，严重动摇了清政府在西北的统治。

二、回民起义的政治目标

强家沙窝战役后，清军主力大部瓦解。固原提督雷正绾部兵溃之后，退至固原，又退平凉。“弁兵籍口无饷，奸掠烧杀。”雷部已“零落不成队伍”。陶茂林部溃散尤为严重，陶即离职。清廷以曹克忠为甘肃提督，专抚洮州回民军。陕甘总督杨岳斌奏称：“现在河狄之贼扰于南，平固之贼扰于东，宁灵之贼扰于北，凉肃之贼扰于西，几于剿不胜剿，防不胜防。臣若株守省垣，则饥军终虞坐困；若出省剿办，则根本时虞动摇。”清政府在甘统治岌岌可危，而在宁夏的统治则已崩溃。宁夏府城和灵州为回民占据两年多，这一带的官府力量早已被回民军扫荡，只有满营一隅未被回民军夺取。宁夏南部，清军溃败之后，从同心至固原皆被回民军所有。宁夏回民军赢得了空前的胜利。

当此之时，宁夏回民军领袖马化龙确定“求抚”方针。1865年10月，马化龙先向清朝督办甘肃军务西安将军都兴阿表示愿意“投诚”。都兴阿以回民军“既不献诚，又不缴械，恐可不信，是以未准”。接着，他又到倾向招抚回民军的清军将领联捷军营“乞降”。是年底，哈密办事大臣联捷派专差佐领德清额带有回人，持函来至都兴阿军营商议招抚回民军。几经交涉后，马化龙改名为“马朝清”。德清额“先到金积堡与马朝清几经交涉后，又到宁郡与贼目相见”。但都兴阿反对议抚，将德清额拘留营中。清廷昧于形势，一再督令都兴阿、穆图善迅速攻克宁夏府城。陕甘总督杨岳斌、宁夏将军穆图善眼见宁夏残破局面，武力收复宁夏府已不可能，便力主议抚。清廷将都兴阿调为盛京将军，由穆图善督办宁夏军务，负责宁夏事务。1866年年初，回民军为达成抚议，同意放弃宁夏府城。1月18日，回民军“将城池圩卡全行撤空，各堡回人俱移往纳家闸一带，缴出枪炮刀矛多件，并陆续呈缴银米，将倡乱之千总纳万有送营正法”。1月31日，清军开进宁夏府城，都兴阿部入城后“焚杀抢掠……宁夏城内火光烛天，居民烧毙者无数”。接着，马化龙又许官府派遣官员入灵州，并亲自到穆图善军营议定抚局。穆图善要求马化龙“前赴各路开导回民”，“宁夏、纳家闸、王家疃、杨和堡等处回民，一闻朝廷宣谕，尽缴军械马匹炮位等项，听候安插”。此路抚议已成，平凉、固原南路“回民均由马朝清代递禀呈乞抚，穆图善拟委曹熙带马朝清驰赴各路相机妥办”。宁夏各地回民军及部分陕甘回民军在马化龙的主持下，均由清政府达成议和协议。宁夏地区进入了抚局时期。

抚局的形成，标志着回民军由武装反抗清政府转向与清政府保持和平。它的形成，在清政府是由“剿”到“抚”的政策变化，在回民军则是巩固武装斗争成果的战略决策。它首先是回民军取得军事优势的结果，是以削弱和驱逐清政府统治为前提的。马化龙等回民军领导人名义上都成为清朝官员。马化龙在抚局中一直升至记名提督，其子马耀邦升为游击，其他部属亦分别被清政府授以官职。这一事实表明，回民军并不要求推翻清政府，而是承认它的中央政权地位。但是，抚局不是投降，它并没有恢复清政府在宁夏的统治。第一，抚局中，回民军仍然保持着独立的军事力量，求抚中所交马匹军械，数量极少，且都为老弱废弃不堪使用者。相反，宁夏回民军在长达4年的抚局时期，不断加强武装，训练军队，以金积堡为中心，东起灵武，西至峡口，构筑五百余座碉堡，形成易守难攻的平原阵地。第二，抚局地区的政权完全操在回民军手中。如灵州虽有清朝官员，但他们不过尸位装饰而已。“地方公事及征收钱粮，向皆马化龙主政。在城文武各官薪粮皆由马化龙发给。回众藐视官长而不受约束，官长坐视回众而莫克如何。”马化龙自任“总理宁郡两河等处地方军机事务大总戎”，下设参领、元帅诸官职，自成一套统治体系，掌握政治、军事、钱粮等各种权力。因此，左宗棠说抚局“名为官抚回，实则回制官”。宁夏回民军在抚局期间大体控制北起石嘴山、南至平凉的广大区域。

总之，抚局反映了回民军反抗清政府是有限度的。一旦清政府在回族地区的统治瓦解，回民军便从斗争转化为妥协，以期保持所取得的斗争成果。通过抚局，回族实现了地方性的自我管理。

三、清政府对回民起义的镇压

清政府只不过是权宜之计，抚局十分清楚，它是官方兵力处于劣势情况下的妥协，“姑令先献城池，不过缓其心志。指日大兵云集，然后一鼓剿除，庶可操必胜之券，岂可真心议抚之理”。因此，在甘肃各地达成抚局之时，清政府积极部署力量，准备镇压回族反清运动。

1866年9月，清政府任命浙闽总督、湘军统帅左宗棠为陕甘总督，不久又加钦差大臣头衔，令其督办陕甘军务。左宗棠认为“方今所患者，捻匪回逆耳。以地形论，中原为重，关陇为轻；以平贼论，剿捻宜急，剿回宜缓；以用兵次第论，欲靖西陲，必先清腹地，然后客军无后顾之忧，饷道免中梗之患”，遂制定“先捻后回”“先秦后陇”的战略方针，其关键是“不令捻回合势”。

当时不仅捻军与回民军不相联系，陕甘回民军亦因门宦教派区别，虽有时互相支持，但并未形成统一的组织与指挥，往往各自为战，分股行动。左宗棠正是看到这一点，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原则，确定“三路进兵之策”，即刘松山率部由绥德西进，直指金积堡，是为北路；周开锡等部由秦州（今天水）进取河州、狄道，是为南路；左宗棠自己率刘典诸军，从平凉北进，是为中路。三路之中，北路为进攻重点，中路协助北路，南路的任务是分割河、狄回民军与金积堡的联系。

从1869年开始，左宗棠率大军西进，并命令雷正绾、周兰亭、简敬临、张福齐四部从固原联合北攻，配合刘松山、张曜和金顺的满汉各军夹击金积堡，妄图全歼马化龙领导的金积堡回民军，以破西北回民军之中坚。刘松山为北路军指挥，先扫清陕北流民队伍，然后进逼金积堡；八旗军都统金顺，由陕北定边进军花马池等地，与率豫军八营的嵩武军统领张曜从北路石嘴子入境，会攻平罗和宁夏；屯驻固原、华亭、静宁一带的雷正绾、周兰亭、简敬临、张福齐等军为中路，沿黑城子、李旺堡进驻峡口，企图夺下宁、灵之后，对金积堡采取三面包围之势。可见，金积堡是清军全部军事行动的主要目标，各路清军却大造舆论说：“官军只剿陕回，已抚之甘回安居无恐。”显然，其目的是挑拨新教与老教的关系，以破坏陕甘回民军的团结，达到各个消灭的目的。

1869年9月，刘松山部进至灵州郭家桥，屯踞下桥。马化龙数次致书刘松山，希望清军暂退，由他招抚陕西回民军。但刘松山派军队四处攻打回民寨堡，马化龙被迫反击，并派兵杀灵州城内官员，断刘松山军后路。宁夏抚局宣告破裂。清绥远城副都统安定上奏朝廷，认为刘松山“轻进滥杀”，“以致降回疑惧，陷城掠粮”。即将卸任的署任陕甘总督穆图善也奏称：“马朝清（即马化龙）实已抚良回，刘松山激成事端恐甘肃兵祸无已时；即将来左宗棠剿而后抚，亦未必能坚回民之信。”由此，也可以说明，马化龙的“抚而复反”，完全是清军暴行引起的。

1869年12月开始，清军发动猛烈进攻。灵州至吴忠一带，陕甘回民军奋力抗击来犯敌人，展开了逐堡逐寨的争夺战。刘松山凭借洋人提供的新式枪炮和优势兵力，对金积堡以东反复突击。同时，马化龙为了牵制敌军，命令部分起义军进驻灵州西南五里之王银栅一带，修筑战堡，准备向灵州发动攻势，并策划前已“投诚”官府的起义首领马万选等在宁夏、昌贵各堡集众应援，迫使刘松山分兵北上和进入灵州防堵。

这时，起义军马正和所部千余进逼豫旺城，围攻李旺堡和下马关、韦州等地。临洮、靖远等地的救援部队也相继抵达盐茶、同心城一带。陕西回民军马朝元部由金积堡出宁条梁进入陕西 州、甘泉、韩城、阳各地；崔伟等也进攻 州、长武一带；马振纲等由三水进军渭北，攻取满城、富平、同州、朝邑等地。一时陕西境内的起义军旗鼓重振，形势突变。河州起义军也先后攻占狄道、渭源，分别出兵进攻巩昌、岷州、漳县、宁远、礼县、成县、微县、两当等地；固原、盐茶、安定、秦安、庄浪、清水、宁州等中路互相联合，不断分股游击，牵制敌军后路，致使清军后路供给恐慌，前线阵地混乱。

金积堡战役中，东面永宁洞和西面峡口最为关键。峡口是秦汉两渠之渠口，永宁洞是山水沟与秦汉两渠的汇合处。清军抢占了这两个地方，对金积堡构成很大的威胁。“刘松山所藉以得手者，在于灵州速进，先据下桥后五里之永宁洞，得以宣泄河渠之水，故能制贼而不为贼所困。”1870年2月，回民军组织反攻，由河西履冰过河，一举夺回峡口，雷正绾、周兰亭诸部清军战数日，伤亡惨重，退往中宁一带。回民军乘胜夺占广武营，截断清军河西粮道。同时，回民军发动争夺永宁洞战斗。回民军占据石家庄、马五寨等堡寨，地近永宁洞，双方展开争夺战。同年2月14日，刘松山急督部众攻打马五寨，被回民军击中重伤而死。

清军先失峡口，又丧统帅，加上军中缺粮，军心大乱，“各营兵丁弃甲夜逃”致使左宗棠曾密议退兵。清廷大为恼火，上谕指诉左宗棠：“自抵甘以后，虽据迭报胜仗，总未能痛剿贼氛，致金积堡一隅之地至今日久未下，逆首稽诛，军务安有了期？竭东南数省脂膏，以供西征军实，似此年复一年费此巨帑，岂能日久支持？该大臣扪心自问，其何以对朝廷？”左宗棠只好一面向朝廷自请议罪，一面任刘松山侄子刘锦棠为湘军统领，重新布置金积堡战役。刘锦棠加强永宁洞防守，又在黄河两岸筑垒，保护河西运道，逐渐稳住了阵脚。同时，左宗棠奏请金运昌部由东增兵宁夏，攻打花马池、定边，打通东路粮道。在粮食供应保证的条件下，清军再次展开进攻。

清军首先将灵州至吴忠堡之间的堡寨逐一攻毁，进而夺取金积堡北面的蔡家桥水口，放水灌淹回民军堡寨。此时，黄鼎、雷正绾率军夺取了峡口，并由西南向金积堡逼近，先后攻占汉渠内外二十余座卡垒，前锋达到金积堡西南至洪乐堡。

回民军在抚局期间围绕金积堡修筑寨堡五百余座。每一座堡寨的四周驻扎回民军及农民，因而战争中形成以堡寨为支点，以四周村庄为辅助的防卫体系。清军每攻一堡，四周回民军则急驰支持，分散清军力量，减轻堡寨压力。金积堡一带回民全民皆兵，村自为战，给清军进攻造成巨大阻力。

随着战争的持续，回民军逐步变为劣势。回民军武器落后，大部分队伍只有刀矛等武器，枪炮很少。而清军已有新式武器，依靠新式大炮的轰炸屡屡攻破寨堡；金积堡屯粮有限，旷日持久的战争使回民军粮食缺乏。因无粮可食，大批陕西回民军离开金积堡，严重地削弱了回民军作战力量。

1870年10月，清军南北夹击，金积堡四周堡寨均被攻毁，并攻破金积堡东关。清军决定掘濠围困金积堡。“湘军由东北起掘东南两面，金运昌军由东起掘正北面。”“雷正绾、黄鼎、徐文秀中路各军，由洪乐堡分营东向，修垒掘濠。”清军合围金积堡告成。

金积堡锁围之后，清军昼夜发动攻击，并于金积堡东门外设两炮台，以炮火轰金积堡。当时金积堡粮草已绝，“陕回之能战及堡贼之守垛者日给粮一斤，近亦渐减。此外皆以黍黠草根杂牛皮死尸为食”。这时陕西回军首领陈林、阎兴春等不得不率回民“老弱妇女八千余人赴黄鼎、雷正绾营外长濠跪求收抚”。金积堡内仅余一千多人。回民军陷入绝境。

1871年1月6日，马化龙亲自到刘锦棠军营，表示“念族众无辜者多，转禀曲宥，仅以罪民一人抵罪，死无所憾”。刘锦棠将其拘留营中，又令马化龙号令部署投降，平毁金积堡寨堡。左宗棠密奏清廷，认为“马化龙乞抚之词，显欲一身塞咎，市德诸回，为要结人心之计，因而诛之亦且坠其术中”，主张利用马化龙解散河西王家疃等处回民军，将回民抚定之后，“马化龙及其父子兄弟亲属伙党，重者诛夷，轻者迁徙，乃收全功”。马化龙、马耀邦向清军交出火炮56门、各种枪千余杆，并写信劝王家疃回民投降。至此，持续近十年的宁夏回族反清运动宣告失败。

左宗棠从维护清朝专制统治出发，看到马化龙以宗教组织回族所具有的巨大作用，认为宁夏回族反清斗争较之陕西回族牢固坚定，其根源更为深远。他说：“此时若稍松手，将来仍是西北隐患……本朝都燕，以九边为肩背，尤不宜少留根 ，重为异日之忧，不比陕回由积衅私斗起事，尚可网开一面也。”不日，刘锦棠以金积堡中搜获“洋枪一千二百余杆”为口实，于3月3日即将马化龙父子亲属二十二人“凌迟处死”。同日被杀害的还有马化龙的族众党友八十多人。金积堡反围剿的战斗，坚持了一年半的时光，悲壮的失败了。它对整个局势的发展影响巨大。分散于宁夏、宁朔、平罗等地及平、庆、泾一带的回民军，因金积堡的失败而先后遭到清军的镇压。许多起义首领如朱万银、李映春、杨大娃子、马元帅等均遭杀害。左宗棠得意地说：“西陲之靖，于今九年，关陇诸回，率视金积为向背，今金积堡破，回势瓦解矣。”“金积事了，关陇之幸，抑不仅关陇之幸。其干净熨帖较之东南诸役尚似信心。”他还将金积堡等处12000多老弱病残之回民迁徙至固原州进行安插落户，陕西回民共九千多人，也流放到化平川一带，拨荒地安置，大力加强对回民的控制和统治。

宁夏回族反清运动的失败，首先，是当时国内政治形势发展的结果。19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相继被镇压，清政府得以集中兵力和财力用兵西北，敌我力量发生根本变化。回民军由优势转化为劣势，在清军长期的围攻下归于失败。这充分说明了回族的斗争与其他民族人民斗争的密切关系。其次，回族反清斗争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限制了其他民族人民加入这一运动，局限了斗争力量的来源和社会基础。在清军围攻之下，回民军陷入孤军奋战的境地。再次，长期的抚局造成了回民军战略上的保守性。当时刘松山部突进金积堡东部时，回民军在战与和的问题上举棋不定，没有积极占领战略意义重大的峡口和永宁洞，而是不断向官府表明当时回民军已成抚局，与清军并非战争状态。这使回民军丧失了战机，导致本来集结金积堡的大批陕西回民军南下，严重削弱了金积堡的军事力量。最后，就整个西北回民军来说，力量仍然很大，但由于回族所属门宦、教派不同，在政治军事上不能协调一致，统一行动。金积堡被围之际，河狄等处回民军虽曾有过支援行动，但终究没有将此提高到战略高度去认识，没有作为坚持不懈的军事目标，遇到清军阻拦即放弃了营救金积堡的努力，致使清军得以分别击破各地回民军。

宁夏回族反清运动在回族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同时也是近代中国各民族反抗清王朝统治斗争的重要一页，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这次反清运动是西北回族发展壮大并为自己的政治目标奋斗的历史运动，是清代中期回族斗争的继续和发展。在这次斗争中，宁夏回族实现了长达数年的民族自主和自治，在十分广阔的范围内驱逐了清政府的统治，解除了长期以来束缚回族的种种压迫和歧视。以马化龙为首的回族反清领导，建立起一套符合回族发展要求的政治管理体系，掌握了宁夏地区的政治、军事权力。这在回族历史上是一次创举。

回族反清运动虽然并不是以推翻清王朝为目标，但在斗争过程中毕竟打乱了旧的封建秩序，给清政府地方统治以沉重打击。尽管这次斗争失败了，但清政府在宁夏的统治从根本上被动摇了。清政府不得不放松对回族的压制，尽管左宗棠奏请禁绝新教，企图恢复乾隆年间的状况，但清廷已感无此能力，未敢采纳左宗棠的建议，并开始在回族上层中培植势力。清政府对西北回族政策变化反映了它对西北的控制已处于力不从心的地步。

宁夏回民军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给予陕、甘各地回族反清斗争以有力的支持。陕西回民军遭清军围攻退入甘肃，面临严重困难。宁夏回民军不断向他们提供粮食、马匹和军械，使其能坚持斗争。其他地区的回族斗争也受到宁夏回民军的支持。因此，左宗棠说马化龙在西北回族反清中有突出的作用，“自灵宁西达西宁、南通河狄，各回民无不仰其鼻息”。这说明宁夏回族反清斗争的意义不仅限于宁夏地区，而且在整个西北的回族斗争中具有中坚的作用。

在斗争实践中，宁夏回民军领导认识到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性。马化龙在抚局期间，采取保护汉民、发展生产的政策，民族矛盾逐步缓和。这一宝贵经验为宁夏回汉各族人民所继承。后来的反洋教斗争和辛亥革命中，宁夏回汉人民携手斗争。因此，民族和睦团结也是回族反清斗争的重要思想成果。

第三节 宁夏人民反对内外统治的斗争

一、封建压迫与外国侵略

西北回民起义失败后，清政府着手恢复其西北地方统治。针对回族社会，大力培植河州回族军事集团，马占鳌、马福祥、马海宴三个家族的势力在清末日益壮大，成为维系西北回族与清政府关系的重要力量。同时，官府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对回族的控制。首先对起义集中地区的回民进行迁徙，以达到“涣其群，孤其势”的目的。其原则是：安插回民之地“须为荒绝地亩，且有水灌溉”；“须自成一片，又使聚族而居，不与汉民杂处”。金积堡的回民老弱男女一万二千余人，迁至宁夏南部固原山区“拨荒安插”；把金积堡的陕西回民万余众，迁至平凉化平（今宁泾原）一带。将马家滩（今青铜峡市中滩）的回民，迁至张家川；将王洪堡的回民，迁至灵州附近；将在固原居住的陕西回民数千人，迁往平凉大岔沟一带；宁夏府城的回民，强迁灵州、吴忠堡等地；还将河州之陕回万余人，迁至平凉、会宁、静宁以及安定（今甘肃定西县）各处；西宁之陕回近万人，亦安插于平凉、秦安及清水河等处。据《重修隆德县志》记载：“自经同治杀劫后，全县属地十庄九空。于是秦安人、静宁人负耒来而。回种各派，则陕西回、河州回，随安插而聚。及编门牌、清丁口，本户十之二三，客方十之七八。”光绪元年（1875年）又将“招抚清水秦安回民七百余户迁插于南乡鹞子、石嘴、王昭、陶家四堡”。

同治十一年（1872年）一月，左宗棠令宁夏道阿斯咏、署宁夏府知府李藻、代理灵州知州王翔等，合力办理金积堡“善后”，在金灵地区进行编审户口，设立保甲制度，并发放门牌，以分别“良莠”。同时，清政府在回民起义地区，决定“增改县治，缩小辖境”，来维护地方封建统治势力。在回民聚居的泾河上游设置化平川直隶厅，将原属平凉府统辖的固原州改为直隶州，州城西南的硝河城是固原县扼要之处，且为回民集聚之地，增设州判一人、千总一人，又将盐茶厅（今宁夏海原县）设为海城县。豫旺地区于下马关新置平远县。在金积堡设置宁灵厅，将原驻府城的水利同知，改为宁灵厅抚民同知，移往金积堡。为加强对回族人民的控制，加强兵力，在化平设化平营，在硝河设硝河营，在金灵添设灵武营，并各置参将一员。

经过连年战争，宁夏经济残破，百姓生计维艰，地方官府财政亦十分拮据。为解急需，官府虽不断铸造铜钱、铁钱，或改行“钞法”，以及加捐加税强征苛派，同时又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清丈地亩和调整税则。根据地形，把土地分为川地、原地和山地三等，其中川地为上等田，原地为中等田，山地为下等田，每等田又分为上中下三级。规定清丈地亩后，须按土地数量和类别，并根据各州县原有田赋总额分摊税收指标。另外，又规定，每粮一石，征银二分一厘一毫，未经清丈的土地，仍旧不变。为增加赋税，官府“广招流亡协助归农”，清赋章程中明文规定：凡是承垦荒地，从开种之日起，第一年豁免全部田赋，第二年豁免一半。这项“招垦”之策对招垦来的贫苦农民，以取得籍贯为诱饵，起到了安定人口发展农业生产的作用。

二是加税征厘。官府恢复统治，于各地开征或加征厘金。大致每府或隶厅州治所，均设一厘局，其余所属地方设立官卡收厘。在宁夏府则设厘局，其下有中卫、惠安堡、花马池、石嘴山、横城堡、吴忠堡等设卡，又在产盐的盐池地区或由盐池运往各地的“要道”设卡，专收盐厘。

据史书记载：同治十年（1871年），宁夏诸军统领张曜，在奉命办理“善后”时统计，今宁夏北部汉民，由于战乱伤亡已达30万人之多，至于回族人民被镇压和屠杀，确切数字更难计算。因此，同治年间，宁夏是“孑遗幸存者，往往数十里村落寥寥，人烟绝无”的凄凉景象。“清初宁夏户口最为繁盛，道、咸以降，迭遭兵燹。同治之变，十室九空”，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就宁夏北部的宁夏府人口来说，根据民国《朔方道志》的记载，清朝后期人口急剧下降。在宁夏各县的方志中，也不乏这方面的记载。

如《重修隆德县志》记载：“迭遭兵燹，远者无论，自经同治杀劫后，全是十庄九空。”宁夏各地百姓妻离子散，四处逃亡，田地荒芜，城乡残破，统治者也不得不承认：“陕甘频兴兵燹，孑遗仅存，往往数百十里人烟断绝……”再加上自然灾害频仍，清政府不仅不能赈灾救济，反而对人民强加“赋外之赋，役外之役”，更使民生凋敝，无以为生。

宁夏地区的自然灾害颇为严重。光绪五年（1879年）八月，关陇地区有30余厅、州县，同遭地震之灾。在宁夏南部山区的固原、海城、隆德、化平各县，都遭到了严重的地震灾害，损失颇大。1860年6月间，大批蝗虫自陇南正飞兰州，同年7月又由兰州进入宁夏地区，“飞蝗蔽天，稼禾大损”。1878年8月，灵州大旱，田土干裂，禾苗枯黄，同年，又遇飞蝗成灾，贫民不得食。1884年7月，水灾严重。化平厅（今泾源县），黑云滚滚，大雨倾盆而降，平地水深5尺多，“牲畜溺死，庄稼漂没”。1885年以后，化平厅又迭遭冰雹暴雨，水似流注，雹如蛙形，农田更受其害。是年9月，金灵地区又逢大地震灾害，房屋倒塌甚多。频繁的自然灾害、连年的战乱以及官府的压迫，使宁夏人民无法生活。当时粮价“每斗易银三四十两”，致以“割人肉为饥，毙者不可胜数，穷民鲜有孑遗矣”。天灾人祸致使阶级矛盾空前激化。

19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之便，将其侵略势力逐渐渗入中国内地，加紧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宁夏石嘴山因其地连内蒙古，扼水路之要冲，处农牧富庶之胜地，蒙汉交错，贸易频繁。帝国主义对宁夏的经济掠夺，即始于石嘴山洋行的设立。约在光绪六年（1880年），天津英商雇佣了一名叫“葛秃子”者，在石嘴山收购羊毛，雇佣船只从石嘴山沿黄河而下，运包头地区上岸，再转运至天津。葛秃子正式与天津英商签订合同，在石嘴山成立“高林洋行”，收购羊毛、羊皮。由于获利丰厚，外国商人也先后来至石嘴山，建立洋行。外商先后在石嘴山开设的洋行有十余家。其中，资本比较雄厚者有六家：仁记洋行、新秦兴洋行、天长仁洋行、平和洋行、瑞记洋行、兴隆洋行，时称“六大洋行”。各洋行的主子，大部分居住于天津英租界，常住洋行的负责人，是外国资本家的“买办”，都是天津人。各洋行均设有经理及副手数人。各洋行在临近牧区的小城镇设外庄，负责联络收购。石嘴山各商行虽然都是中国人经营的，但是它的资本都是外国洋行提供，洋行资本由天津总行向外地分行调拨，谓之“发标”，外地各行互相调拨，称之为“调标”。石嘴山资本最雄厚的六大洋行，通过中国的买办，利用不平等条约规定的特权，逃避厘税，并于封建官府勾结，垄断我国西北地区的皮毛业，长达40年之久。从六大洋行设立的“外庄”来看，他们经营的皮毛业，几乎囊括了全部西北产毛区，这从下列各地设立的“外庄”可以说明：

内蒙古：阿拉善旗、额济纳旗、伊克昭盟各旗。

宁夏：银川、花马池、惠安堡、韦州、半个城、下马关、中卫、中宁、贺兰、平罗等地。

甘肃：靖远、五坊寺、大庙、平番、海原、固原、黑城子。

每至收毛季节，买办商人以最低的价格把牧民手中的皮毛收购而去。洋行从中大发其财，资本积累也迅速增长。他们进行盘剥和掠夺的方式：一是欺行霸市。由于当时宁夏地处边陲，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与内地联系又不十分密切，根本不了解羊毛、皮革价格，洋行乘机施展欺骗手段，垄断货物价格，大肆掠夺牧民的财富。二是欺骗讹诈。一方面以所谓“行情不好”“质量成色太差”为由，以达到他们低价收购、高价卖出的目的。同时还利用实物勒索。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石嘴山各洋行联合起来借口“山西闹义和团，北路不通，停止收毛”，迫使牧民低价卖出。后来，洋行连现款也不愿支付，便用米、面、布、茶、糖等实物，换取牧民手中的羊毛，乘机大打折扣进行勒索。三是残酷掠夺。这是带有普遍性的一种手段。每年年初，石嘴山洋行即派小老板到牧区收购羊毛，美其名曰“货银订毛”，而这个季节，正是牧民急需资金买草买料的困难时期。他们春季贷款，要牧民秋季必须将羊毛给洋行，如不能抵偿预购之银，只好挂账，如此年复一年，牧民就被牢牢地束缚在洋行的合同上，任其剥削。

由于帝国主义洋行在宁夏地区的巧取豪夺，使各洋行资本积累急剧膨胀，其势力发展遍布西北，不仅垄断了西北地区的羊毛生意，同时严重桎梏了当地工商业的发展。宁夏经济的落后，与帝国主义的掠夺是分不开的。随着洋行的建立，外国的毛织品、布匹、火柴、烟、酒、糖等商品，涌入宁夏占据市场，致使甘、宁等地的经济发展更为困难。

二、义和团时期宁夏人民的斗争

面对内外统治者的压迫和剥削，宁夏人民不断进行反抗斗争。在宁夏北部的纳家闸、广武、石崆、牛家营，中部的韦州、红沟窑、田家沟和罗山的谢家段头山区，南部的固原、盐茶一带地区，回族人民的反清斗争，仍时有出现。同治十年（1871年）五月，曾受抚的回民军首领马天发，在宁夏南部山区隆德县城东北乡的野鸡岘，再次举行起义。署隆德县知县周其俊闻讯后，立即率城防兵勇200多人，以及官驿传户运马队队长王有庆、李松林等，前往进剿。清军遭到起义军的英勇抗击，周其俊本人也被击毙。在署平庆泾道魏光焘的剿抚兼施下，才把马天发和六盘山区的各路坚持反清斗争的小股义军分别镇压下去。

1895年4月，甘肃循化、河州等地区再次爆发了大规模回民反清斗争，史称“乙未河湟事变”。这一反清火焰迅速向宁夏蔓延。5月30日，河州回民马海、马匡匡、赵百发等人，在海城县约定西乡百余人举行起义。起义队伍潜入县署，杀死海城县知县惠福，救出关在狱中的当地回民首领李倡发等。清廷闻讯后，立即派兵进剿，马海在与清军激烈战斗中牺牲，余部在李倡发、马匡匡的领导下，退出县城外新堡子一带，集聚千余人，在海城、平远县境内，坚持斗争。海原城的回民海四虎，也率众领导回民起义，杀官劫吏，打击豪绅，声援河州回民起义军。回民反清斗争又有燃遍甘宁青大地之势。清廷大为惊恐，将镇压回民起义不力的陕甘总督杨昌浚、提督雷正绾、河州镇总兵汤彦和等人革职留任，以示警告，另派董福祥督办甘肃军务，率所部立即回甘。10月，董福祥率甘军30营兵力，从北京开往甘肃。他根据甘肃局势，采取分化瓦解回民的策略，迫使宁夏回民数万人由河州返里，使河州回民起义军的力量大为削弱。董福祥率所部抵河州后，剿抚兼施。清政府又令新疆巡抚陶模署陕甘总督，会合董福祥军连续攻破当地起义军所聚的堡寨，起义军被镇压下去了。

清军在镇压回民起义过程中，所到之处，大肆烧杀劫掠，无恶不作，“家搜户索，银钱粮草掳掠一空”，给人民带来极大灾难。清军对起义军实行“先剿后抚”“抚而后剿”的高压手段，许多起义军首领和将士，都在降后被杀害。

宁夏汉族人民也因为天灾人祸，生活难以为继，往往铤而走险，组织反抗活动。光绪十二年（1886年）十一月，宁灵厅哥老会首领赵良才率先领导会众和附近农民开展反清斗争。

赵良才，宁灵厅邵岗堡人（原豫旺城人），曾长期隐姓埋名，活动于韦州和金积堡一带，其人精通医道，群众称之为“赵神仙”。赵良才以医病为名，发展哥老会组织，自光绪九年（1873年）起，赵良才以开粉房设货站或以相面为掩护，于韦州、金积、灵州等地，秘密活动，发展哥老会会友，购买枪械，组织力量，进行反清的准备工作。1885年6月，赵良才于金、灵地区，串联组织近600余人，自称“西烈王”，定于该年十一月间，举事攻打宁灵厅城金积堡。由于举事前事机泄密，宁灵厅同治郭昌猷得知此讯，即严令各乡搜捕哥老会成员。赵良才被迫逃至豫旺城避难，起义计划落空。

光绪十二年（1886年）九月，赵良才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再次组织数百人，举行起义。赵良才率领义军，拟攻占宁安堡（今中宁县城），并以“西烈王开国大将军”的名义，号召群众参加队伍，声势一时大振。此时，宁灵城内的商人、地主、官吏闻此信息后，惊恐万状，推举宁灵厅教授（学官）慕章办理宁灵城防，积极坚守城池。慕章以重资收买赵良才手下的亲信，从内部瓦解起义军。陕甘总督也派参将一员率马队驰援。宁夏镇总兵冯南斌、宁夏道福裕、宁夏知府黄自元均派兵助剿。在此情况下，赵良才率领的起义军，内部出现了部分动摇分子，有的降敌，赵良才被叛徒出卖而被俘遭杀害。赵良才牺牲后，起义军群龙无首，抵抗不力，清军更加猖狂进攻，于是，起义军在节节败退中宣告失败。

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仍有很大影响。它是经过哥老会首领赵良才在贫困农民中组织发动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次起义，是回汉人民反压迫、反剥削，共同参加的反清斗争，具有农民起义的特点。

20世纪初，在义和团运动的影响下，宁夏人民的反帝斗争也逐渐兴起。宗教活动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重要方式。天主教在宁夏的传教，最先由兰州传入。1878年，天主教罗马教廷派遣比利时神甫韩默理主持甘肃省的传教事务。第二年，天主教非法地把甘肃划分为该教会在中国的第二传教区，并在兰州、宁夏、西宁分设三个布道区。后来“圣母圣心会”教派从内蒙古、绥远而来，也在宁夏扩张。1875年，阿拉善亲王贡桑珠尔默特邀请“圣母圣心会”传教士移民开荒。不久，比利时籍传教士德玉明、桂德贞在磴口一带招来汉民挖渠开荒，建立圣母堂。1878年，又于附近三盛公建立教堂。1879年，比利时教会又派教士闵玉清、桑桂仁，由绥蒙地区进入宁夏府平罗县黄河东岸的五堆子、红崖子（今宁夏陶乐县境内）一带，开展传教活动。此为天主教传入宁夏之始。

1891年，闵玉清在平罗下营子村，购买土地1000余亩，建立教堂和住宅，还发展新教徒100余人，下营子教堂便成了天主教在宁夏的第一个据点。外国传教士的活动和天主教堂的建立，将地方游民和无业者发展为教徒，一些不法教民，在洋教士的庇护下，包揽诉讼，收买爪牙，霸占田产，深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痛恨。

1900年，中国北方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这次以农民为主体的反帝爱国运动，对地处内陆的宁夏人民，也发生了巨大的影响。下营子教案，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爆发的。当时，平罗县下营子教堂有两个外国主持：一个是比籍神甫梅布桂，另一个是荷籍神甫彭寿年。下营子教堂隶属三盛公教堂有掌管。当梅布桂、彭寿年两个神甫接到三盛公大教堂“归籍奉教”的指令后，立即派出三名“二鬼子”，向平罗县衙强行要人，要求逃亡在平罗一带的百姓返回河套。这三个人是桂元祥、吴进财和一位姓胡的商人，他们常借用洋教士欺压乡里群众，为百姓所痛恨。

下营子教案举事者龙占海是山东人，1900年参加过义和团反帝斗争。义和团运动失败后，他从山东来至宁夏平罗。另一位是下营子乡民王兰亭。1902年12月，龙占海、王兰亭因教堂勒索妇女，桂元祥等仗势欺人，气愤填膺，会集姚大奇、马跃川等人，在平罗县城“谦益元酒店”结为金兰之好，密谋除掉欺压乡里的“洋人、二鬼子”为民除害。12月23日夜晚，龙占海、王兰亭等19人约定在下营子教堂会合，他们各个手持利刃，冲进教堂，砍了几个专为洋人干坏事的教民，又与两个手持刀枪的洋教士，展开搏斗，“洋教士”梅布桂和彭寿年也丧生刀下。他们拥入教堂，放火烧毁房屋。由于枪炮和厮杀声惊动了官府和教堂武装人员，起事者被围攻，溃退下来。

平罗下营子教案的发生，震动了平罗县和宁夏府。宁夏镇台汤永山闻讯后，亲自坐镇平罗，带领30名兵丁，日夜守护下营子教堂，以保教士的安全。教案发生后，清政府为平息事端，怕得罪洋人，遂将宁夏县知事王树槐及平罗知事、平罗营参将等均革职处分。比利时和荷兰政府闻讯后，也派担任甘肃盐务总办的庆阿前来宁夏助威。陕甘总督崧藩，立即电告京城。清政府严令地方官府缉拿龙占海归案。地方政府官吏大肆搜捕，在短短的几天里，即有30余人受株连被杀。官府收买了龙占海的把兄弟宁夏镇标兵曹东武诱捕了龙占海，于光绪十八年（1902年），在平罗城将之杀害。清政府迫于帝国主义压力，还赔偿下营子教堂损失42000两白银，以阿拉善几百顷土地作为抵押。

下营子教案发生于“辛丑条约”签订之后，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的伟大精神，是宁夏近代反帝斗争的光辉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