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互联网是查询人名和日期这类问题的难得的信息源，但除此之外，往往很难区分哪些是事实，哪些是臆想或趣闻。如果互联网上的一些文章提供了重要信息但没有注明来源，我会尽量核查原始出处，或至少在采用前将之与另一些资料进行比较。这样做时，我发现“China Vitae”是一个有关在世的中国官员的十分有用的英文网站。
和邓小平一起工作过的官员所写的回忆文章可谓汗牛充栋。三卷本的《回忆邓小平》是这类文献最好的文集之一，类似的文集*中译本：《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两卷本），[英]麦克法夸尔著，魏海平、艾平等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同书另有北京：求实出版社1989-1990年本。——中文版编者注**中译本：《毛泽东最后的革命》，[英]麦克法夸尔、沈迈克著，关心译，唐少杰校，香港：星克尔，2009年。——中文版编者注还有三卷本的《邓小平人生纪实》。《炎黄春秋》和《百年潮》这两本出色的杂志发表了很多与邓小平一起工作过的人撰写的文章。
《炎黄春秋》是由既了解内情又有改革意识的前任高官主办的刊物。从正统派官员邓力群所写、出版于香港的《十二个春秋，1975-1987》，以及他在当代中国研究所——这个由他建立的研究所，为研究建国后重大事件的很多历史著作提供了条件——的未发表的讲话中，可以看到另一种观点。
还有很多有关这个时期的所有关键人物——包括陈云、谷牧、胡耀邦、万里、叶剑英和赵紫阳——的文献，往往是出自优秀的记者之手，他们提供了各不相同的视角。最出色的记者所写的有关邓小平的著作是杨继绳的《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开放20年纪实》。官方历史如《陈云传》，虽经过精心编辑，仍是以文献资料为基础。朱佳木谈陈云的书（朱佳木、迟爱萍、赵士刚著：《陈云》）虽然简略，却得益于他为陈云当过5年助手的经历和他本人的细心研究。除《邓小平年谱》外，还有一些官方为陈云、周恩来、叶剑英以及其他一些与邓小平有密切工作关系的高官编订的年谱。
另一部极有价值的文献，是有关1949年后中国历史的十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简称《国史》）。该书已出版七卷，仍有三卷待刊，由中国大陆的学者撰写，包括高华（已故）、陈东林、韩钢、沈志华、萧冬连等人。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由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出版，为这个时期客观全面的学术研究树立了新的标准。
虽然中国政府已大大放宽了人们的写作空间，但大陆一些知情的局内人所写的东西仍被认为争议太大，无法在大陆出版。香港的出版业则比较开放，因此很多这类著作在香港出版。其中信息最丰富的是邓力群、胡绩伟、杨继绳、赵紫阳和宗凤鸣的著作。在写过回忆录的改革派官员中，有《人民日报》前总编胡绩伟，他写了《从华国锋下台到胡耀邦下台》一书。
中国大陆没有出版胡耀邦的年谱，但他大陆的朋友在香港出版了两部篇幅浩大的年谱，一部是盛平编的《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另一部是郑仲兵编的《胡耀邦年谱资料长编》。还有张黎群等人所写的三卷本《胡耀邦传》，其中二、三卷迄今仍未出版。胡耀邦的朋友汇编了四卷本的文集《怀念耀邦》，编者为张黎群等，在香港出版。在大陆方面，胡耀邦的女儿用“满妹”的笔名发表了《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
赵紫阳1989年后记录下了他的个人经历和观点，并被译成英文（Prisoner of the State：The Secret Journal of Premier Zhao Ziyang）出版，编者是鲍朴、蒋悦磊（Renee Chiang）和殷阿笛（Adi Ignatius）。1989年之后，与赵紫阳交谈时间最长的局外人是宗凤鸣，他根据回忆写了一本书。赵紫阳并未授权宗凤鸣写下这些回忆，但他授权出版并亲自审阅了与记者杨继绳进行的三次主题集中的谈话记录，该记录发表在《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中。
我还观看过记录邓小平的讲话、会见、出访以及与家人休闲的纪录片。我的研究助理还应我的要求翻译了一些俄文文献。
除了上述有关邓小平时代的一般性著作，我还使用了很多与本书某些特定问题相关的专业文献（见注释及英文、中文和日文文献的在线目录http：//scholar.harvard.edu//ezravogel）。
除了多次在中国的短期访问外，我也有数次在北京较长时间居住的经历：2006年住了五个月，2007年一个月，2008年数周，2009年一个月，2010年数周。这使我有机会采访到三类知情人士：党史专家、高干子女和在邓小平手下工作过的干部。除了几位会讲英语的中国人选择用英语交谈，其他访谈都是直接使用汉语，没有翻译在场。具体而言，我受益于同朱佳木、程中原、陈东林和韩钢的深谈，他们都是专治党史的杰出历史学家。我也采访过邓小平的两个女儿（邓榕和邓林）、陈云的两个子女（陈元和陈伟立）、胡耀邦的两个儿子（胡德平和胡德华）。此外我还采访过陈毅、纪登奎、宋任穷、万里、叶剑英、余秋里和赵紫阳的子女。他们都是聪明、有头脑的人，出言谨慎且深怀孝心。他们的具体回忆令人感受到他们的父母及父母的同事的气息。
我采访过的前任官员中既有邓小平的仰慕者，也有他的严厉批评者，后者认为邓没有充分支持胡耀邦和知识分子，悲剧性地丧失了推动政治改革的良机。有些人是曾与邓小平共事或在邓手下工作过的著名官员，包括前外交部长黄华、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前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锐、前副总理钱其琛和前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所有这些官员都已退休，这使我们之间的交谈可以比他们在任时更为放松。
我还受益于对一些有才华的退休官员的采访，他们曾为邓小平工作过，其中有些人现在还在给《炎黄春秋》写文章，如杜导正、冯兰瑞、孙长江、吴明瑜、杨继绳和已故的朱厚泽。有些人因敢言而一时受到过批评或警告，但大体上他们享有表达意见的自由。此外，我也有机会采访中国一些研究机构和大学的学者。与那些曾在邓小平手下工作过的党政干部相比，即使是身为党员的学者一般也不太了解党内的事情，但他们往往有机会认识一些要人，有些人阅读广泛并仔细研究过可以看到的文件。
虽然一些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都在研究党史，如中央党校、几所大学和当代中国研究所，但是研究人员最多、文献最丰富、接触党内资料最便利的部门，还是中共中央委员会辖下的中央文献研究室。该机构的大约15名工作人员编写了《邓小平年谱》。此外，目前还有大约15人正在编写官方的邓小平传，预计将在未来几年内完成。
多年来，我在哈佛有机会与诸多来访的中国官员和学者交谈，他们中有些人十分熟悉北京的政局。其中有一批异见人士。我也跟较年轻的前官员，如吴国光、吴稼祥（后来回到北京）和郁奇虹进行过交谈，他们都曾在中央机关工作过。我也从在北京和哈佛结识的经济学家尤其是樊纲、卢迈和钱颖一那里深受教益。除了以上提及的这些人外，我还采访过鲍朴、储百亮（ChrisBuckley）、陈方安生、陈广哲、陈昊苏、陈开枝、陈伟力、陈先奎、陈小鲁、陈元、陈知涯、郑在浩、邓英淘（已故）、杜芬（John Dolfin）、德赖斯代尔（Peter Drysdale）、杜蒲、杜瑞芝、杜润生、高华（已故）、高尚全、高西庆、龚育之（已故）、顾汝德（Leo Goodstadt）、何方、何理良、胡晓江、黄平、黄仁伟、纪虎民、江绵恒、金冲及、刘遵义、冷溶、梁振英、李德全、李捷、李君如、李普、李盛平、李慎之（已故）、李向前、林京耀、柳述卿、刘亚伟、陆恭蕙、龙永图、卢跃刚、罗援、马立诚、马沛文、马诚礼（Charles Martin）、狄迪（Dede Nickerson）、彭定康（Chris Patten）、皮尼（Mario Pini）、沙祖康、单少杰、申再望、宋克荒、宋一平、孙刚、曾荫权、万叔鹏、王建、王军涛、王雁南、王毅、吴敬琏、吴南生、萧冬连、熊华源、严家其、杨成绪、杨启先、杨天石、叶选基、叶选廉、叶刘淑仪、余晓霞、曾彦修、翟志海、章百家、张国新、张显扬、张星星、张新生、张颖、张蕴岭、赵树凯、郑必坚、郑仲兵、周明伟、周牧之、周琪和朱启祯。我感谢所有帮助过一个外国人理解中国的中国朋友和熟人。不过他们对我的任何观点都不负有责任。我的看法是我本人根据所接触的各种资料而做出的最佳判断的产物。
为了更好地感受邓小平经历过的环境，我去邓小平一生中的重要地点分别小住过数日，包括他的出生地四川广安县，他打过八年游击战的山西太行山，1949年到1952年他担任西南局负责人时的基地——重庆和成都，以及1930年代初他生活过几年的江西瑞金。我还走访过上海近郊陈云的出生地青浦。每到这些地方，当地学者和干部会向我深入讲解博物馆里的资料和实物，有助于我在当地的环境中理解邓小平的角色。
我曾前往新加坡与前总理李光耀交谈，他对邓小平的了解大概不亚于对其他外国领导人的了解；我也访问了前总理吴作栋、前中国沿海经济开发区顾问吴庆瑞和总统纳丹（S.R.Nathan）等官员。我还与一些学者进行过长谈，尤其是王赓武、黄朝翰和郑永年。在香港，我会见过杨振宁和郑维健，后者与其岳父包玉刚同往中国大陆时，曾多次见到邓小平，而包玉刚这位香港船王跟邓小平见面的次数多于中国大陆以外的任何人。